但卡伯里还没有找到新的工作。他不愿到陌生人那里推销自己。然而，最重要的是，他的朋友们不太相信他会扔下米尔肯案而抽身退出。他正在进行一场执法行动，这场行动可能重塑华尔街，重整全国金融市场。米尔肯是这场调查案的核心人物，当卡伯里一开始获得利文合作的时候，可能就开始下定决心将米尔肯这样的“塔顶”人物缉拿归案。现在他怎会扔下此案不管？
做出辞职决定后，卡伯里抓紧时间找工作。8月份，克利夫兰一家大型全国性律师事务所——琼斯、戴、里维斯和波格律师事务所与卡伯里联系，要他在该事务所驻纽约办事处开办白领辩护业务。卡伯里甚至不知道琼斯、戴、里维斯和波格律师事务所有一个纽约办事处。他飞往克里夫兰，与他未来的合伙人见面。他不想再找来找去了，所以没有考虑其他机会就接受了该事务所的邀请。10月，卡伯里离开了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他本来应该功成身退，这下却似乎更像是退却。
吉尤利安尼快速行动，任命布鲁斯·贝尔德为反证券欺诈处主任，试图以此积聚动力，重获主动。贝尔德是吉尤利安尼的高级助手之一，多年前与吉尤利安尼在司法部共事过。他1980年加入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后，成功办理过一些有组织犯罪案件，包括科伦波案。他先是担任反毒品处主任，后转任刑事处主任。他在戴维斯－波尔克和沃德威尔律师事务所工作过，对证券法有所了解。戴维斯－波尔克和沃德威尔律师事务所是一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现正与凯、斯科勒律师事务所一起做弗里曼的代理。
贝尔德与卡伯里从外形到性格都没有共同点。卡伯里身材肥胖，有幽默感，而贝尔德又高又瘦，为人严肃，而且说话乖巧。贝尔德是美国中西部人，毕业于威斯康星州立大学。他的办案方针比卡伯里的更强硬。由于他在最棘手的执法领域工作过，所以他对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被逮捕和被当众上铐并不感到不妥。他的是非观非常鲜明，这一点与吉尤利安尼很相似。
当吉尤利安尼提出要贝尔德担任反证券欺诈处主任时，贝尔德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知道，他将要在外界的注目之下主持本办事处的两起最重要的案子，即弗里曼案和米尔肯案。他明白，这两起案子的结果可能影响本办事处的信誉和吉尤利安尼的政治前途。他必须赢。
然而，当他接手工作的时候，胜利的可能性似乎很遥远。由卡洛尔和法德拉负责的对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调查好像停滞了，对弗里曼的调查也没有新的进展。华尔街的人抱团对付政府的调查。
贝尔德立即注意到，这些内幕调查案与他办理过的黑手党案具有相似性。像有组织犯罪者一样，华尔街上的嫌疑犯视沉默和忠诚高于一切，把讲真相和根除金融腐败的义务弃之一旁。比如，如果戈德曼和塞克斯公司的某位合伙人参与了违法活动，那么他宁愿自己坐牢也不把公司的其他参与者牵涉出来。还有，在有组织犯罪案的调查中，有许多连锁案，但没有足够的侦查人员来追踪所有的线索。贝尔德画了一个图表，写下嫌疑者的名字，并把名字用方框框起来，然后按照连锁关系把这些方框连在一起。整个图表完成后，贝尔德画出了近二十个方框，大致连成一个圆圈。并非所有的线索好像都能查到结果。米尔肯位于顶端，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接近中间位置。
12月，贝尔德和同事们偶然发现了米尔肯案的一些有价值的证据。调查人员在检查有关布斯基交易的所有文件时，在布斯基的个人文件中发现了一个标记为“ＤＢＬ计划”的文件夹。这个文件夹显然是由布斯基的秘书保存的，里面的内容看上去正是由穆拉迪安整理、后来又按布斯基的吩咐销毁的账表。卡洛尔立即让穆拉迪安前来辨认。
“就是它！”穆拉迪安看到这个文件时大叫道，“这就是我在佛罗里达休假时整理的东西。”布斯基显然忘记了，他在把这份德莱克赛尔的购股记录原件交给穆拉迪安备案以前，让秘书把这个记录复印了一份。
现在，穆拉迪安可以不用重补这份文件了。政府不仅有了实际的原件副本（这份证据更有价值），而且上面的数字确证了穆拉迪安凭记忆告诉他们的证言。
此后不久，检察官办事处又在米尔肯案和弗里曼案上取得了另一个突破。贝尔德就任反欺诈处主任后，马上与卡图西耶罗和麦坎尼开会研究弗里曼案。由于此案给检察官办事处造成了负面影响，吉尤利安尼明确要求工作人员把它作为当务之急来办理。卡图西耶罗和麦坎尼说过中止的起诉只是冰山的一角，发誓要找到更多的证据。他们必须兑现誓言，因而压力很大。去哪儿找更多的证据呢？
卡图西耶罗记得，西格尔在供述过程中说到他在斯托勒收购案期间与弗里曼的一次对话。弗里曼向西格尔透露说，科尼斯顿投资合伙公司正在积聚斯托勒股票，准备“认真”促成一笔大交易。西格尔问弗里曼是怎么知道这个消息的，弗里曼回答：“我与替科尼斯顿投资公司买股票的人关系很近。”
卡图西耶罗认为西格尔提供的这个情况很重要，因为它表明弗里曼除西格尔之外还有其他的内幕消息来源。但是，西格尔记不起弗里曼所说的与他关系很近的那个人的名字，而且怀疑弗里曼是否向他提到过那个人的名字。卡图西耶罗通过快速调查，弄清楚了这个疑问。科尼斯顿投资公司是通过一个名叫奥克利－萨顿的公司购买斯托勒通信公司的股票。奥克利－萨顿公司的人员与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的人员是同一班人马，负责人是詹姆斯·里根。里根是弗里曼在达特茅斯学院上学时的同窗好友。当然，他就是向弗里曼提供科尼斯顿公司积聚斯托勒股票一情的消息者。弗里曼被捕和西格尔认罪后大约两个星期，里根和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被传讯。交易记录揭示了斯托勒股票的预期交易情况，而电话记录表明，里根和弗里曼在这起交易期间经常通电话。
贝尔德认为，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可以深入调查的目标。或许该公司的那些负责人与弗里曼是同谋，他们本身就可以证明检控的正当性，或者他们可以与政府达成认罪求情协议或求得豁免，以此为条件向政府提供弗里曼犯罪的证物和证言。但是，贝尔德需要更多的信息，他不想让该公司知道它已成为政府调查的目标。因此，贝尔德计划采用一种传统的调查方法——找一个与该公司有矛盾的雇员盘问，这种人往往是前雇员。不久，他找到了这样一个人。
在弗里曼案的压力下，卡图西耶罗把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雇员们的交易记录都收集过来，挨个儿进行检查。这项工作虽然单调乏味，但终有所报。检查中发现，该公司一个名叫威廉·黑尔的雇员在本调查案涉及的一项交易中有内幕交易嫌疑。当检察官们锁定黑尔（也是达特茅斯校友）时，得知他已不在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工作了。他被该公司解雇了。
检察官办事处向黑尔发了一个传票，但这种方法没有奏效。黑尔说他不会与政府合作。他雇了一位律师，检察官们打算通过他的律师达成某种协议，暗示检察官办事处希望黑尔提出一个价值预估，特别是提供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其他人员的违法情况。黑尔的律师回话说，黑尔拒绝向政府提供任何种类的价值预估。无奈之下，检察官们决定采用最后一招，即在大陪审团面前讯问黑尔，迫使他在获取豁免的条件下作证。这样做是有风险的。他们知道他们可能想晚点检控黑尔，但觉得别无选择。
1987年11月，黑尔前来作证。他是个身材颀长的年轻人，头发深黄，面部棱角分明。他看上去不感到紧张。贝尔德亲自提问他。不出他所料，由于黑尔避重就轻，闪烁其词，讯问没什么结果。然后，贝尔德转向一个好像无关紧要的问题，问黑尔为什么离开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黑尔只稍稍犹豫了一下就如实回答道：“不是我离开，是我被解雇了。”
“为什么？”贝尔德接着问，本能地抓住黑尔突然现出的坦率。黑尔接下来的回答令人震惊，大大出乎贝尔德的预料，在他作为检察官的职业生涯中，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出乎预料的事。
黑尔的回答是：“我不能忍受他们正在犯的种种罪行。”
黑尔谈起了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的违法活动，贝尔德简直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出现这种情况让检察官们喜出望外。看来政府不仅可以获取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及其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违法活动的证据，而且，根据黑尔所述，该公司的主要同谋者不是别个，正是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贝弗利山分部。突然间，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的活动看来使反欺诈部两个最大的案子之间有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