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邪正论曹操

　　中国小说和戏曲中不胜枚举的历史人物里，恐怕没有比曹操更被丑化得厉害的了。大白脸、三角眼，一出场便抽搐着面颊一阵奸笑，无论哪个剧种的哪本戏里，曹操差不多都是这副德性。将好端端一派盛唐气象弄得一塌糊涂的唐明皇，在舞台上每每博得人们欣赏同情；而将北方的大半壁江山由汉末大乱中解放出来的曹操，却被形容成这副模样，如此厚此薄彼，实在令人感到莫名其妙。
　　俗话说：“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以成败论英雄固然是人们一种普遍的心态，然而往往容易被忽略的是，同情弱者也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普遍心理。曹操败于赤壁，终于未能一统天下，而相对于吴、蜀来说他又是个处于进攻态势的强者，这不尴不尬的地位大概在很大程度上驱使后世民众的心理天平倾向于吴、蜀一边。三国之中，刘备的蜀汉最弱，他又沾了姓刘的光，自称上继汉统，符合中国人的正统观念，于是自然而然成了最为民众所同情乃至歌颂的对象，而成为他对立面的曹操自然越发不齿于人。
　　一种冒充公允的评价是：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评价表面上不否认曹操之“能”，其实仍裁决他为“奸”。这种评价的形成，宋代大理学家朱熹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朱子语类》中《论文》有云：“曹操作诗必说周公，如云‘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又《苦寒行》云‘悲彼东山诗’。他也是做得个贼起，不惟窃国之柄，和圣人之法也窃了。”更可笑的是同书另一段话：“诗见得人。如曹操虽作酒令亦说从周公上去，可见是贼；若曹丕诗，但说饮酒。”连曹操诗不单说饮酒而提到周公，也成了他是“贼”的明证！
　　说曹操是“奸雄”、是“贼”，无非认定他窃取了汉朝之国柄，挟天子以令诸侯，建立了魏国的政权。然而平心而论，这说法是极不公允的。汉朝的灭亡，桓帝、灵帝时的“党锢之禁”就已种下了祸根。经黄巾军起义到何进召董卓入京，董卓废少帝立献帝时，东汉实在已经倾覆，“国柄”早已丧失。“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各地军阀纷纷拥兵割据，广大中原地区实际上已经分裂为彼此攻伐、互相吞并的许多大小不等的政权。割据淮南的袁术则干脆自立为帝，建国号为“仲”。若不是曹操迎取献帝，又先后挫败袁绍、袁术、刘表等等强大的割据势力，那么汉朝早已连表面上的维持也得不到了。这情形正如曹操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说的：“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连作为曹操政敌的袁术，在他归帝号于袁绍的书信中也这样说：“汉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门，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与周之末年七国分势无异，卒强者兼之耳。……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续绝命救已灭乎？”可见在当时曹操政敌的目光中他也是存亡继绝的功臣，而不是窃取国柄的罪人。
　　《三国演义》中许多渲染曹操酷虐变诈的细节，其原始材料大多出自与曹魏对立的吴国某佚名文士所著的《曹瞒传》。战争状态中敌国之人为对方当政者之祖作传记，有多大可信性，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就是在那篇《曹瞒传》中，也记载着曹操在刚入仕途，任洛阳北部尉时的政绩：“太祖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悬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京师敛迹，莫敢犯者。近习宠臣咸疾之，然不能伤，于是共称荐之，故迁为顿丘令。”他以小小一个县尉，竟敢因犯禁杖杀当时灼手可热号称“十常侍”之一的蹇硕的叔父，其不避权贵、刚正不阿的胆量气魄，在那人心浇漓的末世，无疑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严于律人者，往往并不能严于律己。然而曹操的节俭自律在历代统治者中也是十分突出的。他的后宫侍御，衣不锦绣，履不二彩；所用帷帐屏风，坏了就补缀一下；嫁女儿时用皂帐，从婢不过十人；自己临终时，预制送终的衣服，仅四箱而已，并且遗命：“金珥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
　　曹操
　　曹操的知人善任、豁达大度，在历代统治者中也堪称翘楚。以武将而言，他擢于禁、乐进于行伍之中，取张辽、徐晃于俘虏之间，都位至大将。以文士而言，他更是网罗俊彦，领袖文坛，建安七子尽出邺下，“次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钟嵘《诗品》）。七子中的陈琳，在投奔曹操前为袁绍典文章，曾为袁绍作檄文骂曹操是“赘阉遗丑”。袁绍败亡后，他归曹操，曹操仅责备他说：“你以前为袁本初作檄文，只表明我的罪状就可以了，声讨恶人止于恶人一身，何必牵连到他的父祖呢？”后即任以记室之重，军国书檄多为所作，且数加厚赐。于此可见曹操的度量。
　　曹操的多才多艺也令人吃惊。他除了是卓越的军事家、杰出的政治家和伟大的诗人，还是一个优秀的建筑师和工程师。凡“造作宫室，缮治器械，无不为之法则”，而能尽如其意。不仅如此，据稍后的张华《博物志》记载，与曹操同时，安平的崔瑷、崔寔父子，弘农的张芝、张昶兄弟都以草书著称于世，而曹操的草书仅次于他们；桓谭、蔡邕以善于音乐闻名，曹操却在音乐上足与他们匹敌；冯翊山、王九真、郭凯等善于围棋，曹操的棋艺却也不下于他们。以一个南北征战的军事统帅，一个日理万机的执政者，他竟能精通那许多伎艺，并且处处出人头地，这样的一个天才人物，实在是古今中外所罕见的。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评》中称之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确非溢美之辞。
　　就是在对曹操充满偏见的《三国演义》中，写到曹操身亡时，也情不自禁地引《邺中歌》一首叹曹操云：
　　邺则邺城水漳水，定有异人从此起。雄谋韵事与文心，群臣兄弟而父子。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没岂随人眼底？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文章有神霸有气，岂能苟尔化为群？……向帐明知非有益，分香未可谓无情。呜呼！古人作事无巨细，寂寞豪华皆有意。书生轻议冢中人，冢中笑尔书生气！
　　自古英雄多寂寞，但也很少有人像曹操那样以不世之杰而赢得千秋骂名。还望明眼君子，毋追随这首《邺中歌》所谓的“书生”，厚诬古人于泉下。充满矛盾的怪杰
　　作为具有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的个体，每个人身上也许都难免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矛盾的地方。然而，即使如此，历史上也罕见像曹操那样集诸多强烈矛盾于一身的人。
　　古今中外，有不少诗人上过战场，品尝过金戈铁马的军旅生活；也颇有一些军事统帅在征战之余舞文弄墨。但是在这些已经可算是出类拔萃的人中，真正能像曹操那样兼军事家和诗人的称号而不愧的，却是凤毛麟角，少而又少。这里的缘故是不难想见的，作为一个优秀的军事统帅，最重要的品质是冷静镇定，不动感情；而对诗人来说，即使不多愁善感，其感情的奔放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极难同时并存在同一个人身上。然而在曹操身上，这两种矛盾的境界却奇妙地统一在一起了。曹操从初平元年起兵讨伐董卓，大半生多在鞍马劳顿的军旅中度过，正所谓“身亲介胄，务在武功”。就是在那腥风血雨、出生入死的征战生活中，他“息鞍披览，投戈吟咏”（晋袁瓖《上书请建国学》），并且写出如此感人至深的诗篇，那简直是有些令人不可思议的。他在军旅中，“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昼夜之间简直判若两人。
　　曹操的严谨和通脱，也都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曹操治事的严格是出名的。他在任洛阳北部尉和济南相时，以执法严厉而使豪强敛迹，属吏震怖；治军时的令出必行也声名素著，他割发代首的故事至今传为美谈。除了治下之外，他律己也很严格，所用的帷帐屏风，坏了就补一下再用，临死前坚决禁止以金玉之类陪葬，这对古时的一个统治者来说简直是英国“清教徒”式的了。然而就是这个“清教徒”，却又“佻易无威重”，“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并且“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一个执法严厉，并且在有些地方也律己甚严的人，却又通脱佻达，不拘形迹到这种程度，也是有些令人难以想像的。
　　在对待人才方面，曹操无论在诗歌中，在一再下的求贤令中，在招致人才的实际行动中，都表现出对人才的重视和爱惜。然而同是这一个爱才重才的人，却又毫不手软地杀掉了孔融、杨修、边让、崔琰等等对他有所不满的名士才子，因而又博得一个“妒才”的名声。其中孔融的死，最令人不平。只因他拥护汉朝，多次讥讽曹操，被强加上一个图谋叛乱的罪名处死。后来为了平息舆论，曹操又再次宣示他的罪状，这次不提叛乱了，而是说他有不孝的言论，“败伦乱理”，所以虽已处死而“犹恨其晚”。可是他又太健忘，在几年后自己亲颁的《举贤勿拘品行令》中却又命令有司在举荐人才时不要遗漏了“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不啻是拆穿了自己假借不孝之罪来除去孔融的西洋镜。后人说曹操“妒才”也许有些冤枉他，但他绝不允许属下对他心怀不敬却是毫无疑问的。在他《与和洽辩毛玠谤毁令》中强调萧何、曹参对汉高祖“恭顺”，“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后世也”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他有度量“不念旧恶”，甚至延揽“不仁不孝”的人，却不能容忍不恭顺的人，这也实在有些奇怪。难道在他心目中身有傲骨比不仁不孝更可恶吗？因为不仁不孝的人必然不忠，而统治者都首先要求臣民对他忠心不二，故向来提倡仁孝。此外，有睿智大才的人，对事物往往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使他远比一般人更难成为驯服的工具。曹操对人才采取那样的态度，无疑是十分矛盾的。
　　曹操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措施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之处。曹操从他初任洛阳北部尉起，直到他执政的四十几年中，他的政治措施始终表现出鲜明的法家倾向，正如陈寿《三国志·武帝纪评》所谓“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而法家思想的核心就是因时制宜，不守故常，所以反对复古。用韩非子在《五蠹》中所说的话来讲就是“今有美尧、舜、鲧、禹、汤、武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之为备”。然而，曹操的政治理想，从他在《度关山》、《对酒》等诗篇中所发的议论来看，却正是要反璞归真，回复到尧、舜时十分原始的社会。虽然诗里也提到“黜陟幽明”即赏善罚恶，但那仅是保证“忠良”、“礼让”的辅助手段。诗中还以“嗟哉后世，改制易律”的话，直接抨击了改变先王遗法的行为。在其他诗篇中他也一再表示出以“仁义”为宗旨的政治理想，以儒家所推崇的周公、伯夷等为自己的榜样，显示了与他执政时“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截然不同的倾向。从他临终前所下遗令中“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的话来看，曹操是将申、商、韩、白的奇策法术作为乱世中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来施行的。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执政者，限于时世，不得不施行与自己政治理想背道而驰的政治措施，他那种矛盾痛苦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引起曹操内心痛苦的，还有在事业上出入进退的矛盾。从他在建安十五年（210）所发布的《让县自明本志令》来看，他始举孝廉时的志向只是“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而已；后来被征为都尉去平定黄巾军农民起义，他的志向更大了，但也不过“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而时世的变化非人所能预料，董卓之难、袁术称帝，一连串的事变使他欲罢不能，终于使他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天下霸主。到了这一地步，他确实已骑上虎背，有进无退了。“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他已不得不继续扩张自己的势力来自保了。“奈何此征夫，安得去四方？戎马不解鞍，铠甲不离旁。冉冉老将至，何时返故乡？”（《却东西门行》）他深深怀念着自己曾经“秋夏读书，冬春射猎”的故乡。“心恬淡，无所愒欲。闭门坐自守，天与期气。”（《气出唱》）他也向往闭门潜修长生术的隐士生活，然而这一切对他来说都只能是幻想。他清楚已成为众矢之的自己已经不可能像所羡慕的飞鸟那样“比翼翔云汉，罗者安所羁？冲静得自然，荣华何足为”（《善哉行》）了。
　　然而，在诸多的矛盾中，最使曹操苦恼的也许还得数他的宏图大略与他人生短促的感受之间的矛盾了。国难未已，他的政治理想根本无法推行，更不用说实现了，然而他的生命却在“戎马不解鞍”的征战中渐入衰迈。纵然他“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但是在这“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的形势下只能以“圣贤不能免，何为怀此忧”来宽慰自己。然而，“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即使他能超脱于生死的忧虑之外，却又堕入政治抱负难以实施的忧患之中。即使功业成就又怎么样呢？“会稽以坟丘”，功业赫赫的大禹不还是“终为土灰”了吗？那么人“爱时进趣，将以惠谁”呢？这样他最终还是难以从生死的忧虑中自拔。在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的冲突下，他陷身于这两种对立思想构成的漩涡中痛苦地挣扎着，然而就像“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难逃乌江之厄一样，“超世之杰”的曹操也终究摆脱不了这人类命定的悲剧。
　　《麦克白》是英国莎士比亚最著名的四大悲剧之一。英国的莎士比亚研究者赫士特，分析剧中主角麦克白的内心“是猛烈的极端感情的会合，是你死我活的对立天性之间的战争。……每种强烈的感情都引来伴随它的、与它相反的感情；各种思想像在黑暗中那样互相推来挤去”。通过内心种种思想和感情的矛盾冲突，莎士比亚将这悲剧人物的悲剧色彩渲染得淋漓尽致。曹操虽然与麦克白有根本的不同，但身上却同样具有激烈冲突的矛盾，当他将那些矛盾的思想感情通过诗歌宣泄出来时，就自然而然使他的诗歌带上了悲凉怆楚的音调。这也是构成曹操诗歌苍莽悲凉风格的主要因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