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的文气说

　　曹丕的《典论·论文》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句出于皇帝金口的名言，使历代文人引以为荣，纷纷用它来提高自己的身价，使它的名气越来越响。其实，曹丕说这句话，既是拾王充《论衡》之牙慧，又别有用心，并不值得如此揄扬。在这篇文论中，真正对后世文艺理论有很大贡献而值得重视的，乃是它所提出的“文气”说。
　　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他用演奏音乐来作譬喻，说明文人因先天所禀的清浊之气不同，即使所用文学体裁和艺术技巧相同，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仍会有很大的差异。曹丕在文中还具体地用此说来评论同时文人的作品，说刘桢文章“有逸气”，徐干“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云云。
　　气，在中国古代实在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中国自古以来有一个金、木、水、火、土五行说，可是其中的“金”是指金属，显然不是石器时代所有的概念，因此英国的著名汉学家李约瑟认为在五行说之前，中国上古时代也曾经有过一个气、水、火、土的四大元素说，与古印度和古希腊哲学一样。中国学者庞朴，也通过将八卦所象征的天、地、水、火、风、山、泽、雷八者以类归并，而得出上古曾有四大元素说的结论。即天、风归并为气，地、山归并为土，水、泽归并为水，火、雷归并为火。既然在五行说之前有一个四元说，那么原来四元说里那个“气”跑到哪里去了呢？原来它的地位已经进一步提高了，它已不再与水、火、土并列，而上升为宇宙万事万物的唯一本原，它原来的位置则由金、木两行替补了。
　　气既已上升为宇宙万事万物的本原，那么人类的生命自然也来源于这种神秘的不可捉摸的东西，故《礼记·乐纪篇》说“气盛而化神”，《列子·天瑞》说气之“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冲和气者为人；故天地含精，万物化生”。这也就是庄子在《知北游》中所说的：“通天下一气也”，“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
　　气既是人的生命本原，那么人的聪明才智自然也与气的盛衰有关。所以孟子在《公孙丑》中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把气之浩大与他的辩才联系起来，并且认为气是可以通过培养来使它壮大的。那么怎样的气才是“浩然之气”呢？就是“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这里孟子把气的盛大与儒家的仁义道德联系起来，认为两者间是相辅相成的。
　　汉末魏晋，品评人物的清议之风大为流行，气的刚柔强弱自然也成为一个广泛地用来评骘人物容貌、体质、性情、贤愚等等各方面的一个重要概念，那就是所谓“人禀气于天，气成而形至”（王充《论衡·无形篇》），“人禀气生，性分各殊”（刘劭《人物志》）云云。
　　到此为止，所谓的“气”虽然包括了人外在和内在的所有特征，但还仅限于人物自身，到了曹丕手上，他又依据气所原有的循环、流动的特点，将气的概念进而引申到人类的创作领域。他的“文气”说，实际上就是将人的创作活动视为人的禀赋的投射或外置，因此正如人以气为主一样，他所创作的文也是“以气为主”的。
　　现在我们可以对中国古代所谓的“气”有一个大致的认识了。气是世界万物万事的本原，它分为阴阳，化作万物。人的形是“气之粗”者化成，人的神则是“气之精”者化成。在化生万事万物后，气本身仍以一种流质的状态存在，成为沟通和变化万物的媒介和载体。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中述及北美印第安人有一种叫作“瓦康”的概念，他说：“可以把瓦康比之为一种循行于一切存在物中，并作为一切生物的生命和力量的神秘本原的流质。”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之所谓“气”，与北美印第安人所谓的“瓦康”颇为接近，只是比它在概念上更加博大精深而已。
　　理解了“气”之为物，我们也就可以领会创作领域里的所谓“气”是什么了：它是作者本身的内在素质（包括性情、品德、思想、意志、体质等等）外化于作品中所形成的特征。曹丕认为，它是构成作品风貌特点的核心。
　　曾丕的文气说一出，由于符合传统的统摄型的思维模式而在后世文艺界引起很大的反响。南朝齐人谢赫将此说引申到绘画理论上，在他提出的绘画“六法”中，第一条就是“气韵生动”；与他同时的刘勰则在《文心雕龙》里将此说大力拓展，形成较有系统的“风骨”论。
　　刘勰的“风骨”，亦即“气骨”，他自己也常称之为“气骨”。这里，“风”或“气”大致相当于曹丕的文气，而“骨”则侧重于指通过作品结构、修辞等形式上的特点所表现出来的气，故所谓“风骨”实际上是侧重面有所不同的一个东西。因此他在《风骨》篇中着重指出：“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宋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
　　既然诗文“以气为主”，那么在创作上，养气的功夫是作家的首务，就如宋代大诗人陆游《次韵和杨伯子主簿见赠》诗所谓：“谁能养气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霓。”至于养气的方法，则后世诸家所说颇有异同。宋代文豪苏辙认为：“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上枢密韩太尉书》）元代的郝经则不同意这一观点，认为学司马迁不必学其“外游”而只须学其“内游”，即“身不离于衽席之上，而游于六合之外；生于千古之下，而游于千古之上”，由此而“吾之卓尔之道，浩然之气，嶡乎与天地一，固不待山川之助也”（《内游》）。元代的陈绎曾则兼顾内外，在他的《文说》中说，养气之法“宜澄心静虑，以此景、此事、此人、此物默存于胸中，使之融化，与吾心为一，则此气油然而生；当有乐处，文思自然流动充满而不可遏矣”。这种主张融汇内外的养气方法，在传统文论中也许是最有代表性的。
　　直到现代，我们在评论作品时仍常持“文如其人”的观点，仍常用“气势”、“气魄”、“气韵”等等词语，推其本源，也还是肇始于曹丕“文气”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