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稚珪其人其诗

　　披阅南朝史籍，看到有些文士，为人处事，不循常检，表现出强烈的个性。比如张融，刘宋时入仕之初，任新安王刘子鸾的参军。这位刘子鸾是宋孝武帝刘骏的小儿子。其母殷淑仪宠冠后宫，子鸾也就爱冠诸子。他封新安王时，年方五岁。凡是刘骏看得中的人，当时全都被选为子鸾僚属。张融因为早有令誉，所以也被选中。可是他对此顾遇似乎毫不在乎。殷淑仪逝世时，刘骏悲痛异常，大做佛事，为之立寺，即以子鸾所封的“新安”为名，称新安寺。于是子鸾僚属纷纷借此机会表示忠悃，大家施舍钱财，多者上万，少者也不下五千。只有张融偏偏只出一百。刘骏怫然不悦，说：“看来张融实在是穷，该给他个美差！”于是把他打发到遥远的封溪县（今越南河内西北）去做县令。当时到那么僻远处做官，简直无异于流贬。而张融还是不在乎，渡海时还做了一篇《海赋》，描绘大海的奇伟。
　　张融擅长草书，常沾沾自喜，自负其能。齐高帝萧道成对他说：“卿书法很有骨力，可惜没有二王（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法度。”他答道：“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又常常叹息道：“不恨我不见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见我。”在事事崇古的时代风气中，这是多么强烈的个性！南宋大词人辛弃疾就很欣赏这句话，将它化成自己的诗句：“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贺新郎》）表达了那种孤高愤激的心情。
　　张融的《海赋》语言风格颇为奇特，有如其人。其诗仅存四首，难以窥见其作风。这里且谈谈他表弟孔稚珪的《白马篇》，那是一首有声有色、豪健挺拔的作品。
　　孔稚珪为人与张融有相近之处，二人情趣十分相投。他是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少时即有美誉，故太守王僧虔请他担任州主簿之职，那时他大约是二十来岁。宋末萧道成为骠骑大将军，特地请他为记室参军，与江淹对掌辞笔，起草重要文件。南齐时官至太子詹事、加散骑常侍。但他不乐世务，而致力于经营自己宅中的园林山水。常常凭几独酌，酣畅之际，便吟咏寄意，自得其乐。庭院里杂草丛生，也不加芟治，因此夏日便有蛙鸣阵阵。有人问：“您这是学习陈蕃吗？”（东汉名士陈蕃居处芜秽，自称“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他笑道：“我将此蛙声当作两部鼓吹乐，何必学陈蕃！”当时皇帝已不轻易将鼓吹乐队赏赐臣下，若有所赐，便是非常的恩典了。尚书令王晏得齐明帝宠任，获鼓吹一部。他来孔家拜访，便随带这支乐队吹吹打打而来。听到蛙声，便嫌喧闹聒耳。孔稚珪说：“我听鼓吹乐声，还不如这蛙声呢！”可知他也真是有个性的人物，既不屑以古人自拟，也决不对那些摆阔气搭架子的权要低声下气。
　　他的《白马篇》虎虎有生气。一开首写将军雄姿道：
　　骥子跼且鸣，铁阵与云平。汉家嫖姚将，驰突匈奴庭。少年斗猛气，怒发为君征。雄戟摩白日，长剑断流星。
　　骥子是良马驹，跼是被拘束之意。这匹生气勃勃的马驹被勒紧了缰绳，掉头长鸣。诗人写马，意在写人，读者可想象骑士勒马顾盼的英姿。“铁阵与云平”写己方阵势的坚强壮大。第三句才直接写到马上的少年将军。嫖姚，劲疾貌。汉代名将霍去病少年时曾为嫖姚校尉。接着写经过急速行军，来到前线。
　　虏骑四山合，胡尘千里惊。嘶笳振地响，吹角沸天声。
敌人众多，敌情严重。“嘶笳”二句真使人有惊天动地之感。笳，最初是胡人卷芦叶而吹，后以竹为之。角是牛角，也有以竹、皮革或金属制者，其声凄厉。敌人虽强大，但将军把他们打得七零八落：
　　左碎呼韩阵，右破休屠兵。横行绝漠表，饮马瀚海清。陇树枯无色，沙草不常青。勒石燕然道，凯归长安亭。
　　呼韩指呼韩邪，是汉代匈奴单于名号。休屠也是指匈奴，汉代匈奴有休屠王。瀚海，指极北边的湖泊，霍去病北征，临瀚海而还。用一“清”字，喻形势已平定。“陇树”二句画出塞外荒寒景色，并以战后空阔寂静的境界、气氛反衬战斗之激烈，颇可寻味。唐人王昌龄《从军行》：“战罢沙场月色寒。”杜甫《悲陈陶》：“野旷天清无战声。”都与此有某种相似的韵味。将军刻石纪功于燕然山上（东汉窦宪曾有此举），奏凯归京。最后，诗人还歌颂了将军公而忘私的高尚品德和昂扬的意气：
　　但使强胡灭，何须甲第成？当令丈夫志，独为上古英。
《汉书·霍去病传》说，汉武帝因去病征伐匈奴屡建大功，要为他修建宅第，他说：“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但使”二句便是用此典故。
　　这首《白马篇》虽是用乐府旧题，诗中出现的是汉代的人物、典实，但体现了诗人渴望良将扫清塞垣的思想感情，恐与当时现实颇有关系。孔稚珪生活的宋、齐之世，曾与北魏多次交战。宋时魏太武帝拓跋焘曾直趋瓜步（山名，在今江苏六合东南），扬言渡江。齐高帝萧道成初即位，数年之间，北魏频频犯境。齐明帝建武元年（494）至五年，魏孝文帝雄心勃勃，屡次南寇，两度亲征，号称大军三十万、一百万。曾南渡淮河，沿淮东下；又曾攻拔沔（今汉水）北五郡，齐室大震。因此，这首豪迈的诗篇，或许正与王昌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出塞》）的诗句一样，豪放中还包含着深深的感慨及对于良将的期待。
　　建武年间，魏军大举南侵之时，孔稚珪正在南郡（治江陵，今属湖北）太守任上。襄、汉战事吃紧时，他是十分关心的。当时他见战祸连年，百姓死伤惨重，军费支出浩大，乃上表提出处理与北魏关系的建议。那就是一方面征集甲兵，广张兵势，东起于海，西至江汉，占据险要，多设疑兵，巩固边防；一方面遣使携币，北上寻求和议机会。不过，其建议并未被采纳。表中批评当时朝臣认为请和便是示弱的意见，主张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当以深谋远算制之，不可“肆天下之忿，捐苍生之命”。还说“百战百胜，不足称雄，横尸千里，无益上国”。这些话看起来与《白马篇》中的豪气截然相反。诗是情感激荡的产物；而遇到现实中的具体问题时，却不能不理智、慎重地对待。孔稚珪对于边境战争的态度，从《白马篇》中只能窥见一个侧面，须与其上表合而观之，并体察其所处时势，才能全面了解。古人以为读其诗、诵其书，必须知其人、论其世，确实是不错的。
　　从孔氏上表中，也可知道他虽然为人疏放，但对待国家大事，倒并不随心所欲，草率从事，而是认认真真地研究的。有时一个人身上会有种种矛盾现象，因为人的性格很多时是复杂的。
　　孔稚珪并不以诗名。使他在文学史上名声显赫的是那篇骈文《北山移文》。其诗存者寥寥，可这篇《白马篇》还是值得一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