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眉才子刘三娘

　　刘令娴是刘孝绰的妹妹。刘氏一门都有文才。兄弟子侄七十人都能作文，连妇女也是如此。孝绰有妹三人，最小也最有才名的一位，便是令娴，人称刘三娘。她丈夫徐悱在晋安郡（今福建福州）做郡守，卒于任上。她作祭文一篇，凄怆动人。徐悱之父徐勉也是文章名家，本打算为儿子作哀辞的，及至见了媳妇所写祭文，乃搁笔不作。刘三娘文才之妙，由此可见一斑了。
　　可是刘令娴诗今存不多。这里先看她的《光宅寺》诗：
　　长廊欣目送，广殿悦逢迎。何当曲房里，幽隐无人声？
光宅寺在建康，梁武帝萧衍舍其旧宅所建。此诗本事不可考，据诗意，当是男女相悦之辞。据学者考证，南朝时的佛寺，或竟成为幽会之所。例如梁元帝萧绎的妃子徐昭佩，（成语“徐娘半老”，即由这位徐妃而来）便会与所悦者相会于普贤尼寺，还写诗于白角枕上，互相赠答。又如吴声歌曲《欢闻歌》云：
　　艳艳金楼女，心如玉池莲。持底报郎恩？俱期游梵天。
所谓梵天，即指佛寺。“俱期游梵天”即相约幽会于佛寺中。（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因此，刘令娴这首《光宅寺》诗，当是描写一位女子在寺中见到意中人时的心情。她的意中人，或竟是寺中僧徒，也未可知。
　　刘令娴写这样的诗，可以说是相当大胆。当然这也是时代风气使然。魏晋以来，儒家思想的力量减弱，礼法的纲维不振，堤防已坏，人的本能欲望便容易得到满足，也比较能得到公开的表现。东晋历史学家干宝在《晋纪总论》中痛心疾首地说，晋代妇女“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逸之过，不拘妒忌之恶。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刚柔，有杀戮妾媵，有黩乱上下。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这便是礼教衰颓在妇女身上的反映。对于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现象，该怎样看待，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加以全盘肯定或否定。事实上古代统治者鼓吹儒家礼教，是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有非常虚伪的一面。就男女关系而言，皇帝就不知有多少淫乱浊秽的行为，而无数青年男女的纯真爱情却牺牲在礼教的刀子下面！从这个角度说，南朝诗人大胆地写男女之情，客观上是有冲击传统礼教罗网的意义。女诗人也这样写，尤其使人觉得不平常。
　　再看刘令娴写给女友的两首诗。《摘同心栀子赠谢娘因附此诗》云：
　　两叶虽为赠，交情永未因。同心处何限，栀子最关人。
　　摘下洁白芬芳的花朵相赠，已是多么有情味的韵事。何况那花儿并蒂同心，更象征着深深的友谊。同心栀子成为后人诗词中习见的典故。如唐人刘禹锡《和令狐相公咏栀子花》：“且赏同心处，那忧别叶催？佳人如拟咏，何必待寒梅？”唐彦谦《离鸾》云：“庭前佳树名栀子，试结同心寄谢娘。”宋人梅尧臣《种栀子》云：“同心谁可赠，为咏昔人诗。”谢娘也因之成为青年女子的代称了。
　　又《答唐娘七夕所穿针》：
　　倡人效汉女，靓妆临月华。连针学并蒂，萦缕作开花。孀闺绝绮罗，揽赠自伤嗟。虽言未相识，闻道出良家。曾停霍君骑，经过柳惠车。无由一共语，暂看日升霞。
　　据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载，七月七日牛郎、织女相会之夜，妇女们用彩色丝线穿七孔针，又在庭院中陈设酒脯瓜菜，名为乞巧，就是向织女娘娘乞求一双巧手的意思。大约其俗始于荆楚一带，刘令娴此诗说“倡人效汉女”，“汉女”即荆楚女子。由此可见当时这风俗已传到建康一带了。唐娘出自良家，但不知怎么成了倡女。她与令娴本不相识，但托人将她乞巧所穿的针线、所绣的并蒂花儿赠给令娴，表示友好，令娴乃作此诗以答。从“孀闺”一语看来，这该是三娘守寡后的事。她称赞唐娘的美貌如朝霞般灿烂夺目，光彩照人。霍君指西汉霍光，为人非常严谨。柳惠即展禽，号柳下惠，是春秋时人，以不好女色著称。唐娘的美貌令霍光、柳下惠那样严肃的人都心动了。最后两句是说与唐娘无缘相见。上一首《摘同心栀子赠谢娘》说“交情永未因”，似乎与谢娘也是未曾见面的。
　　顺带再欣赏一下令娴之姊、王叔英妻（其名不详）的《赠夫》：
　　妆铅点黛拂轻红，鸣环动佩出房栊。看梅复看柳，泪满春衫中。
以艳丽的色彩写悲愁之思，音节跌宕，含蓄深远。刘氏诸妹，果然多才。这也是当时风气比较自由解放的一种反映。如果女孩子只能执箕持帚、低眉顺眼的话，恐怕这种一门之内有好几位扫眉才子的现象是不容易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