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穷而工与隐而工

　　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在给他的朋友梅圣俞的诗集所写的序中，曾提出了一种“诗穷而后工”的观点，他说：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颠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宾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欧阳修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这样：人们常常说诗人都是命运不好，仕途往往不顺利，以至经常穷困潦倒，欧阳修认为，历史上所流传下来的诗，却恰恰就是这些人的作品。为什么呢？欧阳修解释说：这些人处境穷困，心中都怀有一定的抱负不得实现，所以往往寄情山水，“自放于山颠水涯”，他们目及那些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于是借情于此，利用比兴手法，抒写自己心中的郁积，从而能够写出人的真感情，写得深刻。所以欧阳修解释说，并不是因为会写的就一定要穷困，而是正是因为他“穷”，所以诗才写得好。
　　欧阳修这段话很有意义，它提出了中国文学思想史上一个著名的“诗穷而后工”的观点。这种观点，在当时就受到不少人注意，在后代还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致不少人对此观点有解释，有阐发。这种观点有一定的思想渊源，在历史上司马迁曾提出过“发愤著书”的观点。大意是说，人由于怀有一定的抱负，不得实现，往往会发愤著书，通过著书的方式来倾吐自己内心的郁结。在唐代，韩愈基于此，还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观点。在《荊谭唱和诗序》中他还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所谓“易好”，也就是“易工”的意思。这些都是欧阳修提出“诗穷而后工”的直接基础。
　　“诗穷而后工”的观点揭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创作规律，它的意义不仅是说创作要有真感情、真实感受的问题，而且，还包含了创作要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问题，这个观点是十分有价值的。然而，就是本着这一观点，明代文学家吴宽利用类比思维（或曰逆反思维）提出了一个“诗隐而工的问题。他在《石田稿序》中说：　　
　　诗以穷而工，欧阳子之言。世以为至矣。予则以为穷者其身厄，必其言悲则所谓工者，特工于悲耳。故尝窃以为穷而工者，不若隐而工者之为工也。盖隐者忘情于朝市之上，甘心于山林之下，日以耕钓为生，瑟书为务，陶然以醉，翛然以游，不知冠冕为何制，钟鼎为何物，且有浮云富贵之意，又何穷云？是以发于吟咏，不清婉而和平，则高亢而超绝。　　
　　吴宽认为：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的观点倒是对的，但是这种“工”，写出来的大多是悲苦之音。这其实牵涉到作品的特色问题。所以他认为，“穷而工”的诗不如“隐而工”的诗好。这是为什么呢？他认为，所谓隐者，已经完全忘却了世间的功名、利禄、富贵，他们甘心居于山林之下，“日以耕钓为生，瑟书为务，陶然以醉，翛然以游”。已经对官场仕途完全陌生了，把富贵看得像浮云一般，这样高的情趣，这样超世脱俗的精神境界，当他们用诗歌来表现的时候，那么就是“不清婉而和平”，则“高亢而超绝”。所以，比“穷而工”的诗好。
　　吴宽说的话也很有道理，其实，他和欧阳修是各自揭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他们一个是讲关心现实社会生活，抒写心中郁积；一个讲离开现实社会，不被那些富贵权欲等等名缰利索所缠绕，讲求内心情操的高洁，精神的超脱；一是讲对于社会生活的把握，并结合个人身世；一是进入一种澄怀忘象的审美。因此这两种创作就表现了两种不同的风格。一是以“悲苦”为主要特点，一是以“清婉而和平”、“高亢而超绝”为突出表现。对于吴宽来说，他只不过是偏于喜好后者。其实他讲的“隐而工”的诗和欧阳修所讲的“穷而工”的诗并没有什么优劣之别、高下之分。从根本意义上来说，他们各自揭示了古代文学创作的两种不同的现象。如果我们结合古代文学创作的实例来说，那么，东晋诗人陶渊明和唐代诗人杜甫就很能代表这两种现象。陶渊明常沉浸在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境界里，而杜甫身置骚屑兵戈之中，辗转漂泊，却常常是“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他们都在中国文学史上显示了自己创作的独特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