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骨之辨

　　在唐代画家中，韩幹以画马享有盛名。“天下一统，西域大宛，岁有来献，诏于北地置群牧。筋骨行步，久而方全，调习之能，逸异并至，骨力追风，毛彩照地，不可名状，号木槽马。……时主（玄宗）好艺，韩君间生，遂命悉图其骏，则有玉花骢、照夜白等。时岐、薛、宁、申王厩中，皆有善马，幹并图之，遂为古今独步”（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但杜甫在《丹青行赠曹将军霸》这首诗中，却对韩幹画马流露不满之意：“幹惟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对此，后人曾有过不少争议。在这两句诗中，杜甫将“骨”与“肉”作为对立的审美概念提出，确是一个值得玩味的问题。
　　《世说新语·言语》：“支道林（晋高僧支遁）常养数匹马。或言‘道士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古代诗人画家，常借助表现马的神骏来抒写自己怀抱，而能否表现马的神骏，也成了咏马画马是否成功的标准。前人一致认为，杜甫的咏马诗使人叹为观止。确实，杜甫对马的神骏有着分外深刻的认识。他笔下的马，耳如批竹，蹄似削玉，毛为绿缥，眼有紫焰，逸态萧疏，高骧纵恣，侧身注目，迥立生风，顾影骄嘶，势可万里，沙场看血，猛气思战，意态雄杰，倜傥权奇，从内在气质、外在形态等各个方面，将马写得雄骏绝伦。“厩中皆肉马，不解上青天”。“向前敲瘦骨，犹自带铜声”（李贺《马诗》）。肥胖的躯体，常给人留下迟钝、笨拙的印象，倒是瘦劲的身骨，能使人产生矫健、腾骞的感觉。杜甫笔下的骏马，也只有那种瘦骨锋稜、神气清峻的形体才相称。“顾长康（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世说新语·巧艺》）而马的神骏，则全表现在筋骨之中，就像伯乐所说的那样：“良马可形容筋骨也。”（《列子·说符》）杜甫深悟此理，故他的咏马诗屡次通过“骨相”来传神写照：“胡马大宛名，锋稜瘦骨成。”“骕骦一骨独当御，春秋二时归至尊。”“矫矫龙性含变化，卓立天骨森开张。”“腾骧磊落三万匹，皆与此图筋骨同。”
　　唐代韩幹所绘《牧马图》
　　肉、骨之辨，并非始于杜甫。重骨轻肉，自六朝以来，在社会风尚、艺术评价方面，一直占着主流地位。王羲之说：“凡字多肉微骨，谓之墨猪书也。”（《字书》）杜甫论汉代书法，也说：“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李潮八分小篆歌》）南齐谢赫论绘画六法，第一是“气韵生动”，第二是“骨法用笔”（《古画品录》）。但到了唐代，新的历史文化环境，要求在艺术领域出现一种能体现盛唐风貌的新风格。颜真卿的字、韩幹的马，都变瘦劲为肥厚，正是对传统审美观的突破，开创了一种更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新的艺术风尚，故深谙艺术之道的苏轼，对颜书韩画，作了极高的评价。从这上面看，杜甫的审美趣味，与颜真卿、韩幹、苏轼等人大不相同。不过，骨肉之辨，不仅可看出杜甫的审美趣味，同时也反映了他的审美理想。杜甫从不曾将马看作一头普通的牲口，仅仅供人坐骑而已。马在他的笔下，始终是一种象征，一种理想人格的象征。
　　六朝重骨轻肉的审美趣味，和当时的人物品藻有着密切的关系。据《世说新语》载，王羲之曾叹支遁“器朗神俊”，言祖约“风领毛骨，恐没世不复见如此人”，称刘惔“标云柯而不扶疏”，见陈泰“垒块有正骨”；而当时人又认为阮裕“骨气不及右军（王羲之）”，嘲笑韩康伯“似肉鸭”“将肘无风骨”。神韵超逸、风骨隽朗集中体现了人的内秀外美；而大腹便便的形象，则常使人同脑满肠肥连在一起。前人认为杜甫咏马重骨，实是将马拟人化，是从品鉴人物上着眼的。如明末王嗣奭说，《天育骠图歌》中“卓立天骨森开张”这一句诗，“分明描出豪杰模样”。杜甫批评韩幹画马，“非失于肥，盖取姿媚以悦人者，于马非不婉肖，而骨非千里，则‘骅骝丧气’矣”（《杜臆》）。至于清初金圣叹所言，则更加直截了当：“从来佳士，必不以肉重也。”“画肉不画骨，箴贬世人不少！”（《杜诗解》）不过，人们的生活环境、审美情趣并不尽同。俗马多肉，自有俗眼赏识，脑满肠肥常被看作是富贵特有的象征。相马失之瘦，相士失之贫，始终是失志之士对世俗轻薄势利的慨叹。“始知神龙别有种，不比凡马空多肉。”“凤臆龙鬐未易识，侧身注目长风生。”（《李鄠县胡马行》）这几句诗，写出了英雄未遇、磊落自负的光景。看到这些，对杜甫重骨轻肉说也就能有一个更加深刻和全面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