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马

　　唐太宗贞观十年（636），文德皇后长孙氏去世，诏令当时著名画家和工艺家阎立德设计营造昭陵，并雕刻“昭陵六骏”，列置于昭陵北麓祭坛内。其中两骏（拳毛□、飒露紫）后被盗往美国，存费城大学博物馆，其余四骏（白蹄乌、青骓、特勤骠、什伐赤），现都陈列在陕西省博物馆内。这些石刻骏马，线条简洁有力，造型栩栩如生，神态矫健遒劲，望之生气勃勃。“昭陵六骏”能在唐代出现绝非偶然。据史载：“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地广千里。”（《新唐书·兵志》）“六骏”都是曾随唐太宗南征北战的骏马。至唐玄宗开元年间，牧马尚有四十余万匹，所谓“南山之下，汧渭之间，想见开元天宝年，八方分屯隘秦川，四十万匹如云烟”（苏轼《书韩幹牧马图》）。在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咏马、画马、刻马，也就成了一时的风气。
　　清代方南堂说：“咏物题极难，初唐如李巨山多至数百首，但有赋体，绝无比兴，痴肥重浊，止增厌恶。惟子美咏物绝佳，如咏鹰咏马诸作，有写生家所不到。贞元、大历诸名家，咏物绝少。……元和以后，下逮晚唐，咏物诗极多，纵极巧妙，总不免描眉画角，小家举止。”（《辍锻录》）确实，摹形写状，绘影描神，刻划逼真，形容痛快，尚非咏物诗的极致。杜甫的咏马诗，所以能精湛卓立，独步千古，全在气魄雄伟，寓意深刻，感慨淋漓，神气勃然，都从大处着笔，不落纤巧家数。
　　杜甫笔下的马，都有着鲜明的个性、深沉的感情，都带着他的现实感慨，寄托着他的理想抱负。咏马，实际上是诗人表现自我的一种形式，是在为自己写照。如早年作的《房兵曹胡马诗》，前半写马骨相非常，格力不凡，后半言其骁腾无比，显出一副血性，落笔有飞行万里之势，一望可知是年少气盛之作。杜甫前期的咏马诗，其根本精神都集中在“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房兵曹胡马诗》），“此马临阵久无敌，与人一心成大功”（《高都护骢马行》），“一闻说尽急难才，转益愁向驽骀辈”（《李鄠县丈人胡马行》）这几句诗中。有横行万里之志、越涧注坡之能，临阵无敌，所向辟易，急人所难，拯危脱险，生死不负，以建奇功。这既是诗人所赞颂的马德，也是他理想中的人格。明人张□说：“凡诗人题咏，必胸次高超，下笔方能卓绝。……如此状物，不唯格韵特高，亦见少陵人品。若曹唐《病马》诗：‘一朝千里心犹在，曾敢潜忘秣饲恩。’乃乞儿语也。”（录自《杜诗详注》）确实，唯有杜甫才有这样的气质，才能写出如此矫健豪纵、神旺气足的诗句。
　　“有能市骏骨，莫恨少龙媒”（《昔游》）。尽管杜甫以天马自居，抱负不凡，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一直蹭蹬不遇，致使骐骥伏枥，空负千里之志。“雄姿未受伏枥恩，猛气犹思战场利”。“青丝络头为君老，何由却出横门道？”（《高都护骢马行》）这几句诗，写得悲怆不已，奇横无匹，充分表现出杜甫困居长安时的境遇，以及欲展其能为国效力的强烈愿望。在结束《天育骠图歌》时，诗人抚图兴叹：“年来物化空形影，呜呼健步无由骋。如今岂无腰褭与骅骝，时无王良伯乐死亦休！”这些诗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中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不公正现象，深切地表达了诗人身处困境，却又不愿沦没的愤激之情。“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以后韩愈正是受了杜诗的启发，加上自己的切身感受，写了《杂说四》这篇名作。
　　安史之乱后，杜甫逃出长安，只身潜奔肃宗的行在凤翔（今属陕西），授左拾遗，不久就因疏救房琯触怒肃宗，从此一跌不起。在这种情况下，他看到道旁被遗弃的瘦马，不禁凄然伤神，赋诗咏怀：“士卒多骑内厩马，惆怅恐是病乘黄。当时历块误一蹶，委弃非汝能周防。见人惨澹若哀诉，失主错莫无晶光。天寒远放雁为伴，日暮不收乌啄疮。”（《瘦马行》）“见人”二句，写马对人的依恋，何等深情。“恐是”一句，则又暗示此马本是良马，不应抛弃，而竟被人抛弃。人之无情与马之有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正由于杜甫咏物，结合着自己的身世，浸渍着自身的情感，故“每遇废弃之物，便说得性情相关，如《病马》《除架》是也”（《杜诗详注》录申涵光语）。“苍茫风尘际，蹭蹬骐驎老”（《奉赠射洪李四丈》）。杜甫晚年，贫病交加，常常发出英雄末路、夙愿未遂的慨叹。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在生命的尽头，从他的咏马诗中依然能够听到这种深沉的呼声：“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江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