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谒

　　“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对杜甫这两句诗，后人始终激赏不已。此外，诗人还以凤凰、高马自命：“凤凰从东来，何意复高飞。竹花不结实，念子忍朝饥。”（《述古三首》）“高马勿捶面，长鱼无损鳞。辱马马尾焦，困鱼鱼有神。君看磊落士，不肯易其身。”（《三韵三篇》）以喻其志节操守。而王夫之则根据《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这首诗，指责杜甫：“陶公‘饥来驱我去’，误堕其中；杜陵不审，鼓其余波。嗣后啼饥号寒、望门求索之子，奉为羔雉。……”（《薑斋诗话》）在这首诗中，杜甫极言当时在长安的穷困潦倒之状：“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东汉向栩生性卓诡，有时骑驴入市，乞丐于人，但这只是佯狂之状，而杜甫则正像颜之推所说的那样，不幸在当时有些称誉，以至“见役勋贵，处之下座，以取残羹冷炙之辱”（《颜氏家训·杂艺》）。不过杜甫写这首诗，并不是效穷途之哭，而是在干禄求进，想以此博得韦济的同情，获得推荐汲引而已。这和他“独耻事干谒”之语，确实大相径庭。但若像王夫之那样，说这是诗人心术、气量败缺处，则未免厚诬前贤了。
　　潘德舆认为：“少陵酬应投献之诗，不尽符其平素鲠直之谊，盖唐人风气使然。”（《养一斋诗话》）不仅杜甫，就是倜傥不羁的李白、生性倔强的韩愈，集中都有干谒之作。韩朝宗喜欢识拔后进，曾向朝廷推荐崔宗之、严武等人，所谓“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致“使海内豪俊，奔走而归之”（李白《与韩荆州书》）。可见当时干谒风气之盛。韩愈言：“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杂说》四）尽管马有千里之才，但只有先得到“伯乐”赏识，然后才能得到社会承认。故有进取心的士子，热中干谒，也就不可避免了。一方面为维护操守，以干谒为耻；另一方面为施展才能，又不得不走干谒之路。正是这种社会现实，造成诗人矛盾的言行。
　　“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为邻。”在此，杜甫自言学优才敏，足以驰骋古今，并得到韦济的赏识：“每于百僚上，猥诵佳句新。”但是，杜甫不甘以词人自居，而有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怀着“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的希望。可是事与愿违，“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回首驱流俗，生涯似众人”。始终不遇于时。诗人向往的是一个“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世界，但实际上却落入“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的境地，以致发出“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的悲愤之声。满腹牢骚，满腔愤激，冲口而出。看来，韦济对杜甫的“真知”，也只是赏识其诗而已，并无引荐之意，于是杜甫产生了怨望：“窃效贡公喜，难甘原宪贫。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踆踆。”并出现离开长安，从此摆脱羁縻、不问世事、遨游江湖之上的想法，故结句说：“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
　　河南巩县一窑洞，相传杜甫在此出生
　　董养性认为这首诗“篇中皆陈情告诉之语，而无干望请谒之私，词气磊落，傲睨宇宙。可见公虽困踬之中，英锋俊采，未尝少挫也”（《杜诗详注》引），未免誉之过甚。如果再联系同时所作的其他干谒诗一起看，更觉其言不实。正像赵翼所说的那样，杜甫在困居长安这一时期，“几于无处不乞援”，“若不胜其乞哀者”（《瓯北诗话》）。其中有些诗（如《投赠哥舒翰开府二十韵》《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等），词语卑下，情隘意慼，有不少违心之言。不过，前人对此往往采取谅解的态度，认为士当穷困之时，急于求进，干谒贵人，在所难免。如王嗣奭说：“是时李林甫、陈希烈当国，忌才斥士，无路可通，（哥舒）翰独能甄用才俊，不得已而欲依之以进也。”（《杜臆》）仇兆鳌也表示了同样的看法：“少陵之投诗京兆（鲜于仲通），邻于饿死；昌黎之上书宰相，迫于饥寒。当时不得已而姑为权宜之计，后世宜谅其苦心，不可以宋儒出处深责唐人也。”（《杜诗详注》）但像哥舒翰那样的人，其攻伐吐蕃，明明是杀人邀功，逢君之恶，杜甫在《兵车行》中曾作过尖锐的揭露批判，而在投赠诗中却极力称颂其功绩，待到日后安史叛乱、潼关失守后，又加以指责，前后乖戻未免太甚。白璧之瑕，众目共睹，这是谁也无法为贤者讳的。其实杜甫本人对此既不讳隐，也不辩解，置之集中，不加删削，这比起后来某些人文过饰非，篡改史实，欺世盗名，格外显得可贵。杜诗能成为诗史，杜甫能成为诗圣，有着众多原因，这应是其中不应忽视（但却常常被忽视了）的一个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