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塔

　　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子李治为追念其母文德皇后的养育之恩，在长安东城晋昌坊修建佛寺，名为“慈恩”。建成之后，特请赴印度取经回国的高僧玄奘主持寺务。高宗永徽三年（652），玄奘在慈恩寺西院建造一座塔，用来存放从印度带回的佛经，原名慈恩寺塔，即现在坐落在陕西西安市南的大雁塔。关于雁塔的得名，并非因为塔形似雁，据《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载：中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有个佛寺，一天，众僧饿着肚子，看见一群雁从头上飞过，就打趣说：“菩萨应该知道我们没东西吃吧。”飞在最前面的雁，应声摔到地上。众僧认为这雁是菩萨的化身，十分感动，于是建造一座塔，把雁埋在下面，以作纪念。玄奘曾到这座塔下致礼，所以他自己建造的佛塔，也称为大雁塔。
　　塔初建时为五层，高十八丈，武则天长安年间，重新修建。代宗大历年间又改建成十层。后经战火破坏，现存七层，高达六十多米。由于寺庙规模宏大，塔身雄伟壮观，故成为长安的游览胜地。自中唐以后，新科进士，都要到雁塔下题诗留名。至于吟咏塔的诗篇，就更多了。据说白居易、元稹曾到塔下烧香，忽然看到章八元的诗：“十层突兀在虚空，四十门开面面风。却怪鸟飞平地上，自惊人语半天中。回梯暗踏如穿洞，绝顶初攀似出龙。落日凤城佳气合，满城春树雨濛濛。”（《题慈恩寺塔》）为之赞叹不已，于是叫人把其他诗都拿走，只留下这一篇。也许是由于元、白扬之过甚，难副其实，反招来后来张戒、王士禛等人的非议。而人们在批评章诗时，又必然会举出杜甫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以作比较。
　　大雁塔
　　玄宗天宝十一年（752）秋，杜甫和高适、岑参、薛据、储光羲等人，同登慈恩寺塔，各有题咏。和杜诗相比，章诗不仅没有那种高远的韵致，更缺少阔大的气魄。“高标跨苍穹，烈风无时休。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起首四句，即情出物表，神游象外，将穷高极远之状，可惊可忧之意，一并写出。拿章诗与杜诗相比，就像小山与乔岳争高。即使同游诸作，也轩轾易见。仇兆鳌认为：“岑、储两作，风秀熨贴，不愧名家；高达夫出之简静，品格亦自清坚。少陵则格法严整，气象峥嵘，音节悲壮，而俯仰高深之景，盱衡今古之识，感慨身世之怀，莫不曲尽篇中，真足压倒群贤，雄视千古。三家结语，未免拘束，致鲜后劲。杜于末幅，另开眼界，独辟思议，力量百倍于人。”（《杜诗详注》）
　　像这类登高凭眺之作，描写眼前景象，作奇伟语容易，抒写心中情思，作性情语实难。岑参诗“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五陵北原上，万古青濛濛”诸句，气象恢弘，笔力雄健，不让杜诗。但最后却说“净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生消极厌世之想，令人有前后不称之感。而杜诗下半首“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四句，写山河破碎，一望苍然。以兴起“最是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之意。“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上二句思古，以虞舜苍梧，比喻太宗昭陵；下二句伤今，以西王母在瑶池宴饮，比喻杨贵妃在华清池作乐。自张九龄罢相之后，朝廷贤臣，相继被排斥，在朝大臣，大多尸位素餐，故诗人最后以“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君看随阳雁，各为稻粱谋”结束全篇。当时杜甫凭高远眺，百忧翻腾，意识到朝局日变，天下将乱，而玄宗方耽于逸乐，不恤国事，岌岌乎有飘摇崩析之惧，于是追想国初政治之隆，预忧日后荒淫之祸，通过吟咏眼前之景，写出国事杌陧之象，将胸中郁结，尽情吐出。
　　唐太宗所作，褚遂良所书，藏于大雁塔内的《圣教序》（局部）
　　《资治通鉴·唐纪》玄宗天宝十一年载：“上（玄宗）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之寤也。”此诗以忧患意识，写出时代缩影，身世之感、家国之思，无所不包，但又只写塔上所见，句句说时事，语语是登临。胡舜陟、钱谦益将通体都看作比喻，未免过于穿凿。唯其如此，故全诗能“自首至结一气，横厉无前，纵越绳墨之外，激昂霄汉之表”（黄子云《野鸿诗的》）。苏轼《登常山绝顶广丽寺》诗：“西望穆陵关，东望琅玡台。南望九仙山，北望空飞埃。相将叫虞舜，遂欲归蓬莱。”在语句上摹拟杜诗，只是由于缺少杜甫那种深切的忧患、深沉的感慨，那种发人深省的内涵，因此也就没有杜诗那种深远的意境、深刻的揭示，以及那种动人心魄的力量。而这正是杜诗高出侪辈、擅誉千古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