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战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往日本，目睹当时日本社会的各种情状，认为“日本国俗与中国国俗有大相异者一端，日尚武与右文是也。中国历代诗歌皆言从军苦，日本之诗歌无不言从军乐”（《自由书·祈战死》），并举出杜甫的《兵车行》，作为中国古代非战诗的代表作。
　　王嗣奭、王道俊认为这首诗作于天宝八年（749），当时哥舒翰穷兵吐蕃，损失惨重。黄鹤、钱谦益认为此诗作于天宝十年（751），当时鲜于仲通出征南诏，兵败泸南。其实，唐玄宗晚年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边衅既开，海内骚然，国家凋弊，民不聊生，故诗人完全可能假托征人自诉之词，抒写愤激之情。如果局限在某一件事上，反而抛却了作品深刻的现实意义。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剑各在腰。耶孃（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首段瞥然而起，但写行色，不言其事，如风起潮涌，一气喷薄。前面以人哭开始，最后又以鬼哭呼应：“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清人方东树说：“结与起对着，悲惨之极，见目中之行人，皆异日之鬼队也。”（《昭昧詹言》）驱民锋镝之祸，一至于此！更可悲的是：“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元人吴师道说：“寻常读之，不过以为漫语而已，更事之余，始知此语之信。盖赋敛之苛，贪暴之苦，非无访察之司，陈诉之令，而言之未必见理，或反得害。不然，虽幸复伸，而异时疾怒报复之祸尤烈，此民之所以不敢言也。‘虽’字、‘敢’字，曲尽事情。”（《吴礼部诗话》）役夫不敢申诉的怨恨，以更加悲愤的感情、更加震撼人心的力量，在杜甫诗中表现出来。
　　对于这种向外扩张的战争，清代诗人王昙曾持肯定、赞美的态度：“西域河沙古未开，氂牛徼堠接轮台。扫空瀚海长城外，断得匈奴右臂来。和议终非中国计，穷兵才是帝王才。守文弱主书生见，难与英雄靖九垓。”（《汉武帝茂陵》）但实际情况并不像王昙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文、景之治，决不会有西汉前期国势的强盛和繁荣；如果没有文帝、景帝这些“守文之主”留下的巨大财富，“穷兵帝王”武帝决无力量对外发动战争。但其北讨强胡、南伐劲越的结果，是海内虚耗、人口减半、民变蠭起、国家危殆，就像一个好在外面惹事生非的败家子，将祖宗辛辛苦苦积下的一点家业差点败光。武帝晚年，深感前非，对群臣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资治通鉴·汉纪》武帝征和四年）杜甫在诗中，称唐玄宗为武皇，就穷兵黩武，将一个强盛的帝国引入危机四伏的衰败之路这上面看，两人确有极其相似之处。“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正是当时社会真切、形象的写照。受到战争伤害的，不只是数万、数十万无辜牺牲的士兵，而是所有的百姓，从边地刮起的凄凉肃杀的阴风，已经吹遍了各地。连年不断的战争，使农桑尽废，不仅将人逼到难以生存的境地，同时也大大削弱了国家的实力。即使没有“安史之乱”的冲击，当时的唐帝国也已经陷入困境之中。
　　据史载，天宝八年（749）玄宗命哥舒翰率兵六万三千，攻吐蕃石堡城，吐蕃只以数百人守之，唐士卒死者数万。天宝十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大败于泸南，士卒死者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杜甫晚年作诗追忆往事，曾说：“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将收西域，长戟破林胡，百万攻一城，献捷不云输。组练去如泥，尺土负百夫。”（《遣怀》）为了迎合玄宗的心意，哥舒翰、杨国忠等人，报喜不报忧，献捷而掩败，驱使百万之众，攻打一城，以数万人的生命，换取弹丸土地。只因“武皇开边意未已”，致使“边庭流血成海水”。在“非战”还是“尚武”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个更为尖锐、实际的问题：君王个人的欲念、虚荣，和广大百姓的生命、利益，究竟哪个更重要？亿万生灵，难道只是君王的工具，还有没有其独立的人格？以数万生命，攻取一个城堡，是否值得？除了让君王一时高兴，于国何利？于民何利？“苍苍烝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足如手？谁无夫妇，如宾如友？生也何恩？杀之何咎？”（李华《吊古战场文》）只要同意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句话，必然也会同意他另外两句话：“有人曰‘我善为陈（阵），我善为战’，大罪也。”（《孟子·尽心下》）“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孟子·告子下》）
　　天宝年间，正是唐代边塞诗最兴盛的时期，其代表作家高适，当杜甫作《兵车行》之时，正在哥舒翰的幕府任书记，杜甫曾赠高适诗，里面颇含讽劝之意：“崆峒小麦熟，且愿休王师。请公问诸将，焉用穷荒为？”（《送高三十五书记》）在高适、岑参等人的边塞诗中，虽然也写了征戍之苦，但往往只限于相思离别、环境险恶上面，缺乏像杜甫那样的勇气和识见，那种批判现实的精神，因此也就不能将战争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危害，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其作品也就缺乏杜诗那样的深度和力度。
　　最后该提一下的是：当安史之乱爆发后，尽管当时百姓的困苦比天宝年间更甚，但杜甫还是坚决主张平息叛乱。可见杜甫“非战”，只是反对对外侵略战争，反对统治阶层内部的残杀，并非对战争一概持否定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