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湫记异

　　相传西周末期，周幽王在骊山（地处今陕西临潼东南）北麓修建骊宫。山有温泉（汤泉）。但那时的温泉，上无尺栋，下无环墙，沐浴时可见星辰，名为“星辰汤”。直到秦始皇，才在这里砌石起宇，名为“骊山汤”。唐玄宗天宝六年（747）在此大举扩建，将汤井改建为池，环山建造宫室，更名为“华清宫”，因宫在汤泉之上，又名“华清池”。华清池是唐代帝王游乐的别宫，天宝年间（742－755），玄宗在每年十月，都要携杨妃姊妹来这里，直到年底或第二年暮春三月才回长安。其间还要驾临汤泉东面的灵湫致祭。有感于时事危急，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夕，写了《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这首诗。
　　《淮南子·精神训》：“月中有蟾蜍。”高诱注：“詹渚，月中蛤蟆，食月，故曰蚀于蟾蜍。”古人将蛤蟆看作是蚀月之物。月是阴精，为后妃之象。据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载，禄山自请为杨妃养子，入朝必先拜杨妃，出入宫中，不受禁止，浊乱宫闱。诗中说“坡陀金蛤蟆，出见盖有由”，正是以蛤蟆蚀月寓讽刺之意。李白《古朗月行》：“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羿昔落九乌，天人清且安。阴精此沦惑，去去不足观。忧来其如何？凄怆摧心肝。”语意与此相似。《资治通鉴·唐纪》玄宗天宝十三载：杨国忠言安禄山必反，且曰：“陛下试召之，必不来。”玄宗使召之，禄山闻命即至，并见上于华清宫。由是益信禄山，国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知禄山必反，言于玄宗，不听。加上杨妃同安禄山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也决不肯加罪于他。唐人好以西王母比杨妃，故诗中说；“至尊顾之笑，王母不肯收。”
　　华清池
　　又据《安禄山事迹》载：“尝夜宴禄山，禄山醉卧，化为一黑猪而龙首。左右遽言之，玄宗曰：‘猪龙也，无能为者。’”，这固然出于后人的编造，荒诞不经，但唐玄宗对安禄山的轻信、放任，确已到了昏聩的地步。安禄山被遣归范阳，无异纵虎归山，就像猪龙僭拟真龙，蛤蟆变为长虬，其叛逆之势已成，不可制服了。故诗中说：“复归虚无底，化作长黄虬。”王嗣奭道：“禄山当如阴虫伏处，今一旦凭藉宠灵，窥窃神器，妄自意为夭矫飞天之物，岂非蛤蟆而黄虬，上下失位者乎？”（《杜诗详注》引）深中此诗肯綮。
　　当杜甫作诗之时，安禄山反信未至，而逆迹已萌，但有言禄山反者，玄宗皆缚送禄山，由是人皆知其将反，无敢言者。诗人出于对形势的忧虑，不敢不言，又不敢显言，故用“始以蛤蟆忽之，终为长虬难制”立意，作曲笔之讽，写得迷离恍惚，变幻莫测，奇奇怪怪，不可方之。但只要弄清有关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传闻异说，就不难理解了。
　　赵翼论“蹉跎金蛤蟆”以下几句，引唐人陆勋《集异志》语：“高宗患头风，莫能疗。有宫人陈姓者，世业其术，帝令其合药。方置药炉，忽一蛤蟆跃出，色如黄金，背有朱书‘武’字，帝命放之苑池。”言“《集异志》本小说家，而少陵用之，想是实事”（《瓯北诗话》）。杨伦《杜诗镜铨》引钮琇《潇湘录》所记，与此相同。清人张上若则认为“湫龙移宅当时或有其事，至金蛤蟆则全是寓意，公故做幻笔以实会虚，使读者不测，亦定、哀微词也”（郭曾炘《读杜札记》引）。杜甫写这首诗，所依据的究竟是当时的实事还是传闻，其实并不重要，一定要说其中某某是实事，反致刻舟求剑、胶柱鼓瑟之诮。就杜甫来说，只是想以此警悟玄宗而已，是将传统的“天人感应”说，用诗的形式表现出来。
　　钱谦益《钱注杜诗》引《长安志》：“贞观中，乘舆将自东门入，时（汤泉）水暴涨平岸，见物状如猪，命有司致祭，其物因失所在。开元八年冬，乘舆自南入，至半城，黑风从东北角起，倏忽满城，从官相失。上策马逾城，下至渭川，云气稍解，怅然还宫。时翰林学士王翰作《答客问》上之：“龙跃汤泉云渐回，龙飞香殿气还来。龙潜龙见皆云应，天道常然何问哉。”王翰之言，力破当时的迷信传说；反之，“天人感应”说则利用（甚至编造）一些迷信传说。不过，君王大多是些与科学的知识格格不入的人，他们不相信自然的力量，任何通情达理的解释和规劝，都不可能影响他们不合理性的想法和行为；但他们又都敬畏天地的意志，崇拜超自然的力量。故古人在上谏时，往往借助“天人感应”说，就是想凭藉神灵的权威来制约君王的行为，尽管这种制约作用实在很有限，并不能起到预期的效果。就这一点而言，“天人感应”说的意义，还不能说是完全消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