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比稷契

　　一部杜诗，最能体现诗人心迹的是《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在这首诗中，能够集中体现诗人心迹的又是这两句：“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
　　杜甫一生坎坷不遇，从政时间极短，官职又甚卑下，惟一引人注意的事，是任左拾遗时上疏营救房琯，就政事而言，与稷、契实难并论。《新唐书》本传说杜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对此，宋代葛常之、周必大等人都表示赞同，认为从政非杜甫所长，自比稷、契，未免“儒者大言”。但李纲认为杜甫政事不为人所知，是被诗名遮盖的缘故，称赞杜甫“孤忠无与施，但以佳句写”，“作诗千万篇，一一干教化”（《杜子美》）。陆游作为一个同样不得志的诗人，深为杜甫未能一展其才而可惜：“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万不一施。空回英慨入笔墨，《生民》《清庙》非唐诗。”（《读杜诗》）不少宋人认为杜诗并非吟咏情性的作品，而是“经”，这种看法，对后世的评价，有很大的影响。如清代吴乔认为杜诗“不置之六经中，何处可置？窃谓朝廷当特设一科，问以杜诗意义，于孔孟之道有益”（《围炉诗话》）。顾炎武也说“四书”、“五经”之后，有几部书可以治天下，其中一部就是杜诗。不过这些都是从教化的角度着眼的。杜诗有助教化，不等于说杜甫政事可观，如果以此来肯定杜甫自比稷、契，仍难使人心服。
　　明代王嗣奭正是有感于世人对杜甫政事的轻视，极力为其辩解：“杜陵自许稷、契，人未必信。今读其诗，当奔走流离，衣食且不给，而于国家理乱安危之故，用人行政之得失，生民之利病，军机之胜负，地势之险要，夷虏之向背，无不见之于诗。陈之详确，出之恳挚，非平日留心世务，何以有此？”（《管天笔记外编》）而仇兆鳌对杜诗更是推崇备至：“按公《登慈恩寺塔》诗：‘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知天宝之将乱也。《悲青坂》诗：‘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猝’，知收京在次年也。《收京》诗：‘杂虏横戈数，功臣甲第高’，知回纥生衅，藩镇跋扈也。《秦州》诗：‘西征问烽火，心折此淹留’，知吐蕃寇边，不能安枕也。此诗（指《剑门》）云：‘恐此复偶然，临风默惆怅’，知蜀必有事，而深忧远虑也。未几，段子璋、徐知道、崔旰、杨子琳辈果据险为乱。公之料事多中如此，可见其经世之才矣。”（《杜诗详注》）在杜甫诗中，确有一些灼见形势，可作“筹时条议”看的作品，至于说他能运筹决胜、料事如神，则未免言之过实。这种赞美之词，在当时或许只有李泌一人才受之无愧。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孟子·离娄下》）。看一个人（包括杜甫）能否成为稷、契，关键是看他有无“己溺己饥”之念。这种看法，起于宋人，而王嗣奭讲得最明白：“人多疑自许稷、契之语，不知稷、契无他奇，只是己溺己饥之念而已。伊尹得之而念廑纳沟，孔子得之而欲立欲达，圣贤皆同此心。篇中业已和盘托出，而东坡乃引‘舜引十六相’、‘秦用商鞅’之诗为证，何舍近而求远也？”（《杜臆》）只要有了“己溺己饥”之心，就一定能上忧国难，下悯民穷，就能“挺身艰难际”，“临危莫爱身”。杜甫有两句诗，可以作为他自比稷、契的说明：一是“致君尧舜上”，一是“下悯万民疮”。而“致君尧舜”，最终还是为了“济斯民于涂炭”。正是这种忧国忧民、己溺己饥之心，使杜甫在《赴奉先县咏怀》这首诗中，能透过当时社会表面的繁荣，看到已经四伏的危机，从而发出“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心声；能指责最高统治者恣情淫乐，挥霍无度，为苦难中的百姓呼喊：“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能大胆、深刻地揭露社会贫富悬殊的现象，发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震铄古今的警世之言；能在面对幼儿饿死的巨大悲痛时，想到那些比他更不幸的人们：“岂知秋未登，贫窭有仓卒。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浦起龙评这首诗，说：“其稷、契之心，忧端之切，在于国奢民困。而民惟邦本，尤其所深危而极虑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则其所谓比稷、契者，果非虚语。”（《读杜心解》）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有一段千古名言：“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杜甫就是这样的仁人，杜甫的心，就是这种仁人之心。当那些大小官员同流合污，心安理得地尸位素餐，恬不知耻地狗苟蝇营，如黄雀一般但营口食，如蝼蚁一般但求其穴，杜甫这种身在穷困、心忧天下的精神，显得格外可贵。自比稷、契，也就不能看作是一种高自称许的大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