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怀》与《北征》

　　“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这是明代旅行家徐霞客留下的名言。游览过黄山的人，很难说出山上什么最使他留恋：是波涌浪翻的云海？别具风韵的奇松？还是千姿万态的怪石？但说起黄山主峰，则非天都、莲华莫属了。同样，读过杜诗的人，也很难说出他最喜爱哪一首诗。杜诗山峙海涵，千汇万状，排天斡地，穷高极远，无论抒情、记事、写景、咏物，都已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但说起杜甫的代表作，历来一致的公论是《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邵子湘说这两首诗“皆杜集大篇。子美自许沉郁顿挫，碧海鲸鱼，后人赞其铺陈排比，浑涵汪茫，正是此种”（郭曾炘《读杜札记》引）。杨伦说“尤为集内大文章，见老杜平生大本领。所谓巨刃摩天，乾坤雷硠者，惟此种足以当之”（《杜诗镜铨》）。而《唐宋诗醇》更断言这两首诗“具备万物，横绝太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自有五言古以来，无此大文字”。
　　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杜甫自长安赴奉先（今陕西蒲城）探亲，途经骊山，耳闻目睹了玄宗、杨贵妃等人荒淫无度的宴乐，回到家中，又见到幼子饿死的惨状，悲愤异常，写了《咏怀》。肃宗至德二年（757）八月，杜甫自凤翔（今属陕西）回鄜州（今陕西富县）探亲，一路都是荒凉萧瑟的景象，回到家中，更觉凄苦不堪，百忧交集，写了《北征》。这两首诗集中体现了杜甫的思想认识、艺术修养水平，将安史之乱前后社会各方面的情状，和杜甫当时所经历的种种可伤可悲之事，上自朝廷政事，下至百姓生计，大自整个国家的艰危，小至一个家庭的不幸，都浓缩在其中，誉为“诗史”，确非虚美。
　　清人朱庭珍认为：“少陵大篇，最长于此，往往叙事未终，忽插论断；论断未尽，又接叙事；写景正迫，忽入写境；写境欲转，遥接生情。大开大阖，忽断忽连，参差错综，莫测端倪。如神龙出没云中，隐现明灭，顷刻数变，使人迷离。此运《左》《史》文笔为诗法也，千古独步，勿庸他求矣。”（《筱园诗话》）在表现手法上，这两首诗都抚时叹事，感慨身世，或赋或兴，或开或阖，忽正忽反，忽离忽合，若整若乱，若断若续，中间忽自叙，忽叙人，忽言情，忽写景，忽记事，忽立论，如山出云，如水赴壑，起伏转折，波澜层叠，过接无痕，照应有情，极排荡顿挫、纵横悠肆之奇。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当杜甫作《咏怀》之时，肝肠如焚，五内俱热，胸中愤积，不能自遏，惟借诗一豁郁勃之气，故高歌慷慨，激昂淋漓，可与屈原《离骚》、司马迁《报任少卿书》鼎足而三。“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诗人积忧如山，蓄愁似海，通篇所写，就是个人的忧愁、家庭的忧愁、百姓的忧愁、国家的忧愁。宋代文论家严羽说“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沧浪诗话》）。以议论为诗，一直被看作是诗歌创作的一病，这并没有什么错，只是不可一概而论。杜甫有“诗圣”之称，同时也好在诗中议论，如《咏怀》就以议论为主。但这些议论，既非卖弄才学，更非泛泛空论，使人看了，只觉有一股热情扑面而来，而不是枯燥的、冷冰冰的说教，故其议论真挚恳切，奇警动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关社会贫富悬殊的话，从先秦开始，不知有多少人讲过，但一入杜甫之诗，便成石破天惊之言。
　　“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和《咏怀》一样，杜甫作《北征》，也是出于他一片忧国深心。但在表现形式上，则不像《咏怀》那样愤气横溢，摩荡苍弯，而是就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心中所感，信笔直书，掀起波澜。“家国之感，悲喜之绪，随其枨触，引而弥长”（《读杜札记》引查慎行语）。情之所至，别具笔墨，意境独到，兴象最佳。清人张上若说：“每于忙处借一无紧要事写得极情尽态，反觉意趣无穷，此惟杜老能之。”（《读杜札记》引）这种技巧，在《北征》中表现得最成功、最突出。诗中有一段，写旅途景状，在“靡靡逾阡陌，人烟渺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和“鸱鸟鸣黄桑，野鼠拱乱穴，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中间，插入“菊垂今秋花，石带古车辙，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于奔走危险、伤痛恻怛之际，忽然写出可喜可悦之状，夭矫变化，令人称奇。这些词句，写景入微，但非大手笔，决不能道。《咏怀》写归家情状，词短意厉。而《北征》“对儿女妻孥，非悲非喜，非哭非笑，非吐非吞，非闲非忙，口中难言，目中如见”（王嗣奭《杜臆》），将真情实事，信笔写来，极夫妻儿女之情、家室曲折之状。特别是其中写小儿女的痴情娇态，画不能到。但在“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的景况下，这种对儿女情态的描写，就包含着许多辛酸苦涩的滋味。诗人通过描写小儿“见耶（爷）背面啼”，反映出战争留在儿童心灵上的创伤（更不必说成年人了）；通过描写小女衣裳“海图拆波涛，旧绣移曲折”，反映了家中的贫困。诗人将家庭的苦难，同国家的灾难紧紧结合起来，从而使这些琐细的描写，包含着特有的社会内容和历史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