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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鹃

  在众多禽鸟中,也许要数杜鹃最富于传奇色彩了。据扬雄《蜀王本纪》、常璩《华阳国志》等书记载:过去有个男子,从天而降,自立为蜀王,号称望帝,教民务农。当时发生了洪水,望帝无能为力,就派宰相(《蜀王本纪》称作鳖令,《华阳国志》称作开明)治水,消除了灾患。望帝感到惭愧,自以为德品才能不及宰相,于是主动禅让,隐居西山之中。
  望帝这种不计个人权势、举贤让位的行为,从国家和百姓利益考虑,理应如此,但事实上却极其罕见。在惯见贪得无厌的现象之后,在久经争权夺利、殃及无辜的苦难之后,这种理应如此的行为,反倒使人感到不可理解,正常变成了反常,因为罕见而引起了多怪和怀疑。曹丕逼迫汉献帝刘协退位后,在登极大典上说:“舜、禹(禅让)之事,吾知之矣。”刘知几也说:“观近古有奸雄奋发,自号勤王,或废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则示相推戴,终亦成其篡夺,求诸历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载一揆,斯则尧之授舜,其事难明,谓之让国,徒虚语耳。”(《史通·疑古》)尧、舜、禹都是古代大圣,尚且不能见信于后人,遑论其他。于是关于望帝的故事,也就添了一个凄惨悲切的尾巴:当望帝离开的时候,正是二月时分,满山杜鹃悲鸣,声声啼血,蜀人听到杜鹃的啼叫,就想起了望帝。后来更说成是望帝魂魄化为杜鹃,在暮春悲啼,声声在说:“不如归去。”似乎望帝不是主动让位,而是被逼离宫,对那已失去的帝位始终难以忘怀。这些有关望帝的传说,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有着极大的影响。杜鹃啼血,已经成了失位帝王的象征。
  据《资治通鉴·唐纪》肃宗上元元年(760)载:玄宗喜欢兴庆宫(南内),自蜀中回长安后,就居住在里面。宦官李辅国对肃宗说:“上皇(玄宗)居兴庆宫,日与外人交通,陈玄礼、高力士谋不利于陛下,今六军将士,尽灵武勋臣,皆反仄不安,臣晓谕不能解,不敢不以闻。”七月,李辅国以肃宗的名义,凭借武力,逼迫玄宗迁居大明宫(西内)。同时将玄宗贴身宦官高力士流放巫州,原来负责禁卫的大将军陈玄礼被免职,甚至连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也被逼出居玉真观。“上(肃宗)更选后宫百余人,置西内,备洒扫。……上皇日以不怿,因不茹荤辟谷,浸以成疾”。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杜甫、元结、颜真卿等人,都对此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黄庭坚的《书摩崖碑后》诗,颇能道出当时的情状:“抚军监国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为?事有至难天幸尔,上皇跼蹐还京师。内间张后色可否,外间李父颐指挥。南内凄凉几苟活,高将军去事尤危。臣结春陵二三策,臣甫杜鹃再拜诗。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赏琼琚词。”而洪迈在《容斋五笔》中说得更加明白:“唐肃宗于干戈之际,夺父位而代之,然尚有可诿者,曰:欲收复两京,非居尊位,不足以制命诸将耳。至于上皇迁居兴庆,恶其与外人交通,劫徙之西内,不复定省,竟以怏怏而终,其不孝之恶,上通于天。……杜子美《杜鹃》诗:‘我看禽鸟情,犹解事杜鹃。’伤之至矣。”
  其实洪迈所提到的那首《杜鹃》诗,作于大历年间杜甫寓居云安(故城在今四川云阳县东北)之时,指责当时蜀中的叛将,如段子璋、崔旰、杨子琳等,不知君臣之礼,连禽鸟都不如,和玄宗并无关系。有感于玄宗失位而作的,是杜甫于上元二年(761)在成都作的一首《杜鹃行》(“君不见昔日蜀天子”)。此诗咏物写怀,推见隐微。如“业工窜伏深树里,四月五月偏号呼”,即影射玄宗父子暌隔,因而自伤孤立;而“尔岂摧残始发愤,羞带羽翮伤形愚”,则借喻高力士、陈玄礼等玄宗亲近被罢黜流放,玄宗由此悒悒成疾;“发愤”“羞带”四字,将一个失位君王的窘迫、愤懑,全盘托出。“虽同君臣有旧礼,骨肉满眼身羁孤”,是后人时常引用的两句诗。王嗣奭认为:“骨肉满眼,身实羁孤,其意可思。……杨妃死,高力士逐,虽千人侍御,犹孤居也。此情虽千言说不出,而七字说透,何等笔力!”(《杜臆》)至于诗人最后的喟叹:“苍天变化谁料得,万事反覆何所无!”更是拓开一步,凌空起慨,从玄宗个人遭遇,进而联想到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永无休止的争斗、人事的变幻无常。
  在表现手法上,这首诗明显受鲍照《行路难》(“愁思忽而至”)的影响。但和鲍诗相比,杜诗有着更加复杂的历史背景,也有着更加深刻的揭露,更加深切的关注和更加深沉的慨叹。望帝原为蜀王,而玄宗的没落,也是从逃奔蜀中开始的;蜀中多杜鹃,而杜甫当时又正寓居于此。这种境遇上的巧合,使杜甫能在蜀言蜀,就鹃说鹃,使这首十分敏感、难以措手的时事诗,写得既含蓄,又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