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鹃

　　在众多禽鸟中，也许要数杜鹃最富于传奇色彩了。据扬雄《蜀王本纪》、常璩《华阳国志》等书记载：过去有个男子，从天而降，自立为蜀王，号称望帝，教民务农。当时发生了洪水，望帝无能为力，就派宰相（《蜀王本纪》称作鳖令，《华阳国志》称作开明）治水，消除了灾患。望帝感到惭愧，自以为德品才能不及宰相，于是主动禅让，隐居西山之中。
　　望帝这种不计个人权势、举贤让位的行为，从国家和百姓利益考虑，理应如此，但事实上却极其罕见。在惯见贪得无厌的现象之后，在久经争权夺利、殃及无辜的苦难之后，这种理应如此的行为，反倒使人感到不可理解，正常变成了反常，因为罕见而引起了多怪和怀疑。曹丕逼迫汉献帝刘协退位后，在登极大典上说：“舜、禹（禅让）之事，吾知之矣。”刘知几也说：“观近古有奸雄奋发，自号勤王，或废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则示相推戴，终亦成其篡夺，求诸历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载一揆，斯则尧之授舜，其事难明，谓之让国，徒虚语耳。”（《史通·疑古》）尧、舜、禹都是古代大圣，尚且不能见信于后人，遑论其他。于是关于望帝的故事，也就添了一个凄惨悲切的尾巴：当望帝离开的时候，正是二月时分，满山杜鹃悲鸣，声声啼血，蜀人听到杜鹃的啼叫，就想起了望帝。后来更说成是望帝魂魄化为杜鹃，在暮春悲啼，声声在说：“不如归去。”似乎望帝不是主动让位，而是被逼离宫，对那已失去的帝位始终难以忘怀。这些有关望帝的传说，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有着极大的影响。杜鹃啼血，已经成了失位帝王的象征。
　　据《资治通鉴·唐纪》肃宗上元元年（760）载：玄宗喜欢兴庆宫（南内），自蜀中回长安后，就居住在里面。宦官李辅国对肃宗说：“上皇（玄宗）居兴庆宫，日与外人交通，陈玄礼、高力士谋不利于陛下，今六军将士，尽灵武勋臣，皆反仄不安，臣晓谕不能解，不敢不以闻。”七月，李辅国以肃宗的名义，凭借武力，逼迫玄宗迁居大明宫（西内）。同时将玄宗贴身宦官高力士流放巫州，原来负责禁卫的大将军陈玄礼被免职，甚至连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也被逼出居玉真观。“上（肃宗）更选后宫百余人，置西内，备洒扫。……上皇日以不怿，因不茹荤辟谷，浸以成疾”。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杜甫、元结、颜真卿等人，都对此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黄庭坚的《书摩崖碑后》诗，颇能道出当时的情状：“抚军监国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为？事有至难天幸尔，上皇跼蹐还京师。内间张后色可否，外间李父颐指挥。南内凄凉几苟活，高将军去事尤危。臣结春陵二三策，臣甫杜鹃再拜诗。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赏琼琚词。”而洪迈在《容斋五笔》中说得更加明白：“唐肃宗于干戈之际，夺父位而代之，然尚有可诿者，曰：欲收复两京，非居尊位，不足以制命诸将耳。至于上皇迁居兴庆，恶其与外人交通，劫徙之西内，不复定省，竟以怏怏而终，其不孝之恶，上通于天。……杜子美《杜鹃》诗：‘我看禽鸟情，犹解事杜鹃。’伤之至矣。”
　　其实洪迈所提到的那首《杜鹃》诗，作于大历年间杜甫寓居云安（故城在今四川云阳县东北）之时，指责当时蜀中的叛将，如段子璋、崔旰、杨子琳等，不知君臣之礼，连禽鸟都不如，和玄宗并无关系。有感于玄宗失位而作的，是杜甫于上元二年（761）在成都作的一首《杜鹃行》（“君不见昔日蜀天子”）。此诗咏物写怀，推见隐微。如“业工窜伏深树里，四月五月偏号呼”，即影射玄宗父子暌隔，因而自伤孤立；而“尔岂摧残始发愤，羞带羽翮伤形愚”，则借喻高力士、陈玄礼等玄宗亲近被罢黜流放，玄宗由此悒悒成疾；“发愤”“羞带”四字，将一个失位君王的窘迫、愤懑，全盘托出。“虽同君臣有旧礼，骨肉满眼身羁孤”，是后人时常引用的两句诗。王嗣奭认为：“骨肉满眼，身实羁孤，其意可思。……杨妃死，高力士逐，虽千人侍御，犹孤居也。此情虽千言说不出，而七字说透，何等笔力！”（《杜臆》）至于诗人最后的喟叹：“苍天变化谁料得，万事反覆何所无！”更是拓开一步，凌空起慨，从玄宗个人遭遇，进而联想到最高统治集团内部永无休止的争斗、人事的变幻无常。
　　在表现手法上，这首诗明显受鲍照《行路难》（“愁思忽而至”）的影响。但和鲍诗相比，杜诗有着更加复杂的历史背景，也有着更加深刻的揭露，更加深切的关注和更加深沉的慨叹。望帝原为蜀王，而玄宗的没落，也是从逃奔蜀中开始的；蜀中多杜鹃，而杜甫当时又正寓居于此。这种境遇上的巧合，使杜甫能在蜀言蜀，就鹃说鹃，使这首十分敏感、难以措手的时事诗，写得既含蓄，又贴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