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贼本王臣

　　代宗广德元年（763）十月，吐蕃率吐谷浑、党项、氐、羌共二十余万人入侵，直逼长安，京城震骇。代宗束手无策，只得逃离长安，出奔陕州（治所在今河南陕县）。吐蕃进入长安，纵兵烧掠，长安成为一座空城。郭子仪将四千士卒，虚张声势，以迷惑敌军，吐蕃疑惧，全军退出长安。十二月，代宗返京。当时杜甫正在阆州（治所在今四川阆中）、梓州（治所在今四川三台），由于地处僻远，直到第二年春天，方才得到确切消息。吐蕃虽已退兵，但致乱因素尚在，杜甫心怀忧虑，作了《有感五首》、《伤春五首》等诗，以期惩前毖后之效。这些作品，评述时事，如同奏疏，言辞恳至，针砭痛切，伤今追昔，忧深思远，一时感触，千载常新，“在公生平为大抱负，即全集之大本领”（《杜诗详注》引黄生语），“皆救时之硕画，报主之赤心，自许稷契，真非窾语”（《杜臆》）。
　　就在广德元年春，史朝义穷蹙自杀，安史之乱终于平定。征讨叛军的唐朝将领仆固怀恩，为培植党羽，奏请朝廷以史朝义部将薛嵩、田承嗣、李怀仙等为河北诸镇节度使。代宗只求苟安一时，竟然答应了。这些降将，各据一方，不修职贡，反使朝廷接连派遣使者，前去慰谕。对此，杜甫深为忧虑：“幽蓟余蛇豕，乾坤尚虎狼。诸侯春不贡，使者日相望。慎勿吞青海，无劳问越裳。大君先息战，归马华山阳。”（《有感》其二）诗人认为，唐王朝对国内的藩镇尚且不能节制，又怎么可能抵御吐蕃等外族的侵扰？正是代宗的懦弱姑息，养痈成患，致使国威不振，朝野不宁。以后河北各镇，俨然成为国中之国，山东、江淮，也都仿效，藩镇割据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五代十国，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杜甫当时的忧虑。
　　因拥立代宗有功，宦官程元振深得宠信，专权跋扈，忌功害能。吐蕃入侵，边将告急，程元振竟将消息封锁。代宗向各地征调援兵，诸将因痛恨猜疑程元振，无人奉诏。代宗返京后，太常博士柳沆趁这非常时机，上疏请斩程元振，斥退诸宦官。由于柳沆的话代表了天下的公意，代宗被迫削去程元振的官爵，放归乡里，但却不肯严加惩办。“不成诛执法，焉得变危机？”（《伤春》其三）这种曲徇私情、不顾公义的做法，又怎能平息民愤，使将士戮力，转危为安呢？因能得到帝王的庇护和支持，那些宦官更是有恃无恐，总揽国柄，淆乱朝纲，和藩镇割据一里一外，成为扼杀唐王朝生机的两个恶瘤。
　　由于代宗在朝中纵容宦官为非作歹，在外又听任藩镇骄横跋扈，对他们赏赐无度，恩宠备至，结果必然是加剧国家的动乱，加重百姓的负担。“天子多恩泽，苍生转寂寥”（《奉赠卢五丈参谋琚》）。这两句诗，对代宗的昏聩，作了极其辛辣的讽刺。还在肃宗乾元二年（759）任华州司功之时，杜甫就已看到，战乱之后，凶荒继起，民不聊生，变为“盗贼”：“万人尚流冗，举目惟蒿莱。至今大河北，化作虎与豺。”（《夏日叹》）在他晚年，更是多次表达了对官逼民反的忧虑：“恐乖均赋敛，不似问疮痍。万里烦供给，孤城最怨思。绿林宁小患，云梦欲难追。即事须尝胆，苍生可察眉。”（《夔府书怀四十韵》）希望朝廷能深悉民情，防患未然。但是，唐王朝于此却似乎毫无认识，对遍地哀鸿非但不加体恤，反而变本加厉，进行榨取。“石间采蕨女，鬻市输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闻见事略同，刻剥及锥刀。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索钱多门户，丧乱纷嗷嗷。奈何黠吏徒，渔夺成逋逃”（《遣遇》）。可见官府视民如同莠蒿，刻剥无所不至，全不顾已经“征求贫到骨”的百姓如何承担。这种掠取渔夺，最终只是将百姓逼入绝境而已。杨伦评这首诗说：“贼盗皆从聚敛起，而下之贪纵亦从上之好货来。古来积弊，数语道尽。”（《杜诗镜铨》）与杜甫同时的元结，作《贼退示官吏》，指出当时官府对百姓的征敛欺压，比“盗贼”更加厉害：“城小贼不屠，人贫伤可怜。是以陷邻境，此州独得全。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今被征敛者，迫之如火煎。”由于杜甫对官府草菅人命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对元结的诗，赞赏不已。
　　杜甫认为，百姓变成“盗贼”，并非甘愿如此，实因官府所逼、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莫取金汤固，长令宇宙新。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其三）。在这疮痍满目、诛求方急之时，最迫切的事是君王能行节俭之德，减轻百姓的负担。对大多数士民来说，都是“抚我则后，虐我则仇”。高城深池，实不足恃，只有朝廷修德改行，才能使天下太平，宇宙长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