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闻哀痛诏

　　清人黄生认为：“七律之《诸将》，责人臣也。五律之《有感》，讽人君也。然此虽讽人君，未尝不责其臣……公平日谆谆论社稷忧时事者，大旨尽此五首。”（《杜诗详注》引）杜甫认为，对唐王朝来说，在藩镇割据、奸佞擅权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祸患，那就是君王的心术不正。在《伤春五首》中，他多次提出：“贤多隐屠钓，王肯载同归？”（其三）“敢料安危体，犹多老大臣。岂无嵇绍血，沾洒属车尘？”（其四）“得无中夜舞，谁忆《大风歌》？春色生烽燧，幽人泣薛萝。君臣重修德，犹足见时和。”（其五）在这国难当头之时，还有着郭子仪那样声誉卓著的大臣，有着像嵇绍、祖逖那样忠君爱国的义士。问题在于君王能否摆脱群小的包围，像周文王用车去接吕望那样，谦虚地寻访国士；像汉高祖那样高歌《大风》，真诚地思求猛将。如果君王不思奋发，那么臣下即使忠勇善谋，又有何用？言下颇有“有臣无君”的伤叹。
　　在古代的社会中，帝王素有“天子”之称，是上帝在人世的替身。君权神授，不可违抗。杜甫否定了这种说法，指出：“英雄割据非天意，霸王并吞在物情。”（《夔州歌十绝句》其二）即帝王之兴，并非“天与”（天命所属），全在“人归”（人心所向）。杜甫认为，当此群凶肆虐、疮痍满目，能否取得军民的信任和支持，君王敢不敢正视现实，愿不愿承担责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故《有感五首》最后以“愿闻哀痛诏，端拱问疮痍”作结，希望代宗能下罪己诏，以体恤百姓，感动将士，与民更始，共图中兴大业。
　　黄生认为《有感》“末首通结数章之意，而归本于主德，所谓君仁莫不仁，君正莫不正，而惟务格君之心者，具于此见之。读此五章，犹以诗人目少陵者，非惟不知人，兼亦不知言矣”（《杜诗详注》引）。杜甫这种看法，起于儒家经典《大学》。《大学》提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个纲领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作为统治天下的准则，并将君王个人修身的好坏，看作政治成败的关键。后来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道学家，对此尤其重视，认为端正君王心术，整饬朝廷纲纪，乃是为政最紧迫的事。说杜甫同韩愈一样，是宋代道学的先驱，似乎有些不妥，但仅就政治主张而言，他和朱熹等人确有相通之处。
　　迫于当时四海艰险、朝野含怨的状况，代宗在广德三年（765）正月，改元永泰，下罪己诏。但这一纸诏书，仅仅只是为了欺哄一时。代宗虽有自咎之言，却无悔过之心，更无维新之行，依然宠信奸佞，猜疑忠良，姑息藩镇，诛求百姓。时隔一年，就已把他信誓旦旦的诏书忘得一干二净。“十月乙未，上生日，诸道节度使献金帛器服珍玩骏马为寿，共值缗钱二十四万。常衮上言，以为节度使非能男耕女织，必取之于人，敛怨求媚，不可长也，请却之。上不听”（《通鉴·唐纪》）。像这样的君王，即使许下再多的宏愿，又怎能指望他有所作为？
　　“受谏无今日，临危忆古人”（《遣忧》）。这是杜甫在祸乱平息后产生的忧虑。但是代宗显然没有接受教训，而杜甫的忧虑却再一次得到证实。“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复临咸京。失道非关出襄野，扬鞭忽是过湖城。豺狼塞路人断绝，烽火照夜尸纵横。天子亦应厌奔走，群公固合思升平。但恐诛求不改辙，闻道嬖孽能全生。江边老翁错料事，眼暗不见风尘清”（《释闷》）。吐蕃入侵，代宗出奔，豺狼塞路，尸体纵横，这都由程元振一手造成。遭逢如此大劫，君臣理应悔祸，但代宗却极力庇护程元振，致使嬖孽全生，群小无忌。由于战争不息，加上代宗本身的贪婪骄淫，这巨大的费用，除了进一步诛求百姓，又能从何处得到？又怎么谈得上“俭德”二字？其人之昏聩，其事之舛谬，真出乎常人意料之外。这样，天下何时才能太平？百姓又怎能不变为“盗贼”？
　　真像杜甫所忧虑的那样，没多久，唐叛将仆固怀恩又引诱吐蕃、回纥入侵，京城再一次陷入惊慌失措之中。因仆固怀恩中途得暴疾死去，加上郭子仪在回纥军中的威望，回纥反戈，才击退吐蕃，挫败了这次入侵。只因无视前车之覆，不思自振，致治无术，祸乱相仍，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内，继玄宗、代宗之后，德宗建中四年（783），唐朝君臣逃离京城的事，又一次不可避免地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