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李龟年

　　前人论杜诗，有疾徐纵横无施不可之说，但绝句实非其所长；即使他入蜀后所作的一些小诗，清峭瘦劲，跌宕奇古，以俗为雅，别饶风致，为宋人所宗，终究只是别调，不能看作绝句正声。对此，前人有的认为杜甫以涵天负地之才，作此小诗，不能尽其所长；有的认为杜甫作诗拘于对偶，汩于典故，以律为绝，缺乏风神远韵，故难擅场。在他现存的一百三十多首绝句中，能使人低回想像、玩味无穷的作品，实在不多。不过其中有些诗，如“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赠花卿》）讽刺当时蜀中牙将花惊定恃功骄恣，僭用帝王礼乐，似谀似讥，含蓄不露，风华流丽，顿挫抑扬，即使和王昌龄、李白的绝句相比，也无愧色。而压卷之作，则为诗人去世那一年所作的《江南逢李龟年》。
　　李龟年在开元、天宝年间为梨园乐师，与其兄弟彭年、鹤年三人在当时都享有盛名，深得玄宗宠爱。“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尤妙制《渭川》，特承顾遇。于东都大起第宅，僭侈之制，逾于公侯。宅在东都通远里，中堂制度甲于天下”（郑处晦《明皇杂录》）。可见他当初声势的煊赫。“一从鼙鼓起渔阳，宫禁俄看蔓草荒。留得白头遗老在，谱将残恨说兴亡”（洪升《长生殿·弹词》）。玄宗入蜀后，李龟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美景，便为人歌数阕，曾在湘中采访使筵上唱王维《相思》诗：“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歌毕，满座莫不惨然涕下。
　　代宗大历五年（770），杜甫在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长沙），碰见同样流落到此的李龟年，写了这首诗：“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岐王李范为睿宗第四子，玄宗弟弟。据史载，他“好学工书，雅爱文章之士，士无贵贱皆尽礼接待”（《旧唐书·睿宗诸子传》），崔九即殿中监崔涤，甚得玄宗宠爱。据《旧唐书》本传，他“出入禁中，与诸王侍宴，不让席而坐，或在宁王之上”。二人均在开元十四年（726）去世。北宋黄鹤认为：“开元十四年，公止十五岁，其时未有梨园弟子。公见李龟年，必在天宝十载后，诗云岐王，当指嗣岐王珍。”（《杜诗详注》引）南宋江季共也提出相似的看法，认为杜甫当时还小，不可能在“岐王宅里”、“崔九堂前”，听李龟年歌唱，怀疑这首诗“非甫所作”（姚宽《西溪丛语》引）。仇兆鳌根据黄鹤的说法，认为诗中所说的“崔九堂前”也只是指崔氏旧堂罢了，岐王、崔九死时，还没有梨园，因此，李龟年不可能和他们有来往。对此，浦起龙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尝考《明皇杂录》，梨园弟子之设，在天宝中。时有马仙期、李龟年、贺怀智，皆洞知律度者，是则龟年等乃曲师，非弟子也。曲师之得幸，岂在既开梨园后哉！明皇特举旧供奉，为宜春助教耳。则开元以前，李何必不在京师？又公《壮游》诗云：‘往者十四五，出游翰墨场。’开元十三四年间，正公十四五时，恰是年少游京之始，于‘岐王’、‘崔堂’，更复暗合。世有细心读书人，请无信后人之臆解，疑作者之原文也。”（《读杜心解》）浦起龙这段话，也存在不少问题。（《资治通鉴·唐纪》玄宗开元二年正月载：“上精晓音律，以太常礼乐之司，不应典倡优杂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乐，命右骁卫将军范及为之使。又选乐工数百人，自教法曲于梨园，谓之皇帝梨园弟子。又教宫中使习之。又选伎女置宜春院，给赐其家。”据此，至开元十四年，梨园已创办十多年了。浦起龙说它建于天宝中，是沿袭了前人的错误。至于用杜甫《壮游》中的诗句，作为其出游“岐王宅”、“崔九堂”的依据，也缺乏说服力。其实，“寻常见”、“几度闻”，只是说李龟年当初经常在李范、崔涤这些王公大臣的住宅内演唱而已，未必一定与诗人本身有关。
　　清代方东树说：“古今兴亡成败，盛衰感慨，悲凉抑郁，穷通哀乐，杜公最多。”（《昭昧詹言》）这首诗和《丹青行》、《剑器行》所表现的都是这同一主题。晋室南渡，“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座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涕。”（《世说新语·言语》）诗末两句，即从中化出。李龟年为一代乐师，当初声动长安，如今以劫后残生沦落江南，荣枯顿殊，握手黯然。回想当初歌舞升平之况，更增国破家散之恨，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心中怅恨，真不知从何说起。此诗仅短短四句，但今昔之感，盛衰之悲，世事的变迁，人情的聚散，年华的迟暮，已尽在言表，见风韵于行间，寓感喟于字里，包孕着一种深沉的哀思，蕴藏着无数辛酸的眼泪。在表现手法上，此诗也颇有特色。它虽不像《剑器行》、《丹青行》那样淋漓顿挫，豪宕感激，但低回吟咏，余味深长，“言情在笔墨之外，悄然数语，可抵白氏一篇《琵琶行》”（《唐宋诗醇》）。白居易的《江南遇天宝乐叟歌》，写相同情事，化费不少笔墨，但还没有杜甫这首小诗那么巨大的动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