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冠多误身

　　唐太宗以盖世之才，率精悍之师，南征北战，打下江山。但他深知能在马上得天下，不可在马上治天下，即位不久，就设立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给以优厚待遇，在空闲之时，一起研究学问，商议国事。贞观二年（628），下令将各地读书人大批送到京城，在朝廷任职。同时增建学舍，广收学生，多次亲往国学听讲。当时文教繁荣，盛况空前，对促成贞观之治，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武则天矜尚权变，任用酷吏，当政期间，学校隳废，世风沦丧，但她对真有才华、有学问的文士，还比较尊重，而且由于太宗遗风尚在，当时朝中群臣，仍以读书人居多。
　　杜甫自称是西晋大将、经学家杜预的十三世子孙。他的童年，正逢唐开元盛世，当时玄宗即位不久，任用文儒，讲学宫中，励精图治，颇有太宗之风。因此，诗人自小就以儒自命，希望通过“学而优则仕”之路，能有所作为。他曾向玄宗自陈世德：“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在祭杜预时，又表示：“不敢忘本，不敢违仁。”（《祭远祖当阳君文》）但当诗人“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奉赠韦左丞丈》）之时，玄宗已经失去了早先的英武气概，罢黜张九龄等直节之臣，以老奸巨猾的李林甫、轻薄无行的杨国忠为相；治国的雄心，经不起女色的诱惑，已经销磨殆尽；对学问的兴趣，也完全被轻歌曼舞、斗鸡观马所取代。当时达官贵戚、公子哥儿侵吞民财，穷奢极欲；就是玄宗宠爱的乐工歌伎，也一曲千金，声价显赫；甚至连不足挂齿的斗鸡小儿，居然都锦衣玉食，门户生辉。惟有像杜甫这样空怀学问、没有靠山的文人学士，处境极其艰难。“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奉赠鲜于京兆》）。尽管诗书满腹，依然饥肠辘辘。这种本末颠倒的社会现象，迫使诗人发出了这样的愤激之声：“德尊一代常坎轲，名垂万古知何用。”“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皆尘埃。”（《醉时歌》）
　　开元十九年（731）三月，令两京诸州各置太公（吕尚）庙，以张良配享，选古名将田穰苴、孙武、吴起、乐毅、白起、韩信、诸葛亮、李靖、李□以备十哲，致祭孔子。玄宗热衷边功，鄙薄学问，于此已开其端。安史之乱后，重武轻文，更成了时代风尚。“此邦今尚武，何处且依仁”（《寄张十二山人彪》）。“时清疑武略，世乱跼文场”（《遣闷》）。至肃宗上元元年（760），更追谧太公望为武成王，选历代名将为亚圣十哲。连续的战乱，正是武将大显身手之时，文人连同其学问，在血腥的残杀中似乎已经毫无用处。“兵戈犹在眼，儒术岂谋身”（《独酌成诗》）。“文章扫地无”，“时危弃硕儒”（《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读书人的生活景况，当然也就更加贫困：“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闻斛斯六官未归》）“文章差底病，回首乱滔滔”（《赴耗城县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由此，在杜甫后期的诗中，常以“腐儒”自称：“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粝腐儒餐。”（《宾至》）“天下尚未宁，健儿胜腐儒”（《草堂》）。“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江汉》）。这里有自嘲，更多的是自悲。
　　但是，这些诗句正像王嗣奭评《醉时歌》所指出的那样：“总是不平之鸣，无可奈何之词，非真谓垂名无用，非真薄儒术，非真齐孔、跖，亦非真以酒为乐也。”（《杜臆》）其实，诗人并没有改变他的初衷：“甲卒身虽贵，书生道固殊。”（《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峡》）仇兆鳌释这两句诗：“此时武夫得志，儒术不尊，岂知出群历块，吾道固堪济世乎？”（《杜诗详注》）这在杜甫临终那年所作的一首诗中，集中表现出来。
　　代宗大历五年（770）夏，湖南兵马使臧玠杀观察使崔瓘，杜甫为避兵乱，自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长沙）入衡州（治所在今湖南衡阳）。应衡山县陆宰的邀请，诗人前去观看了衡山孔庙新办的学校，写了《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这首诗。“金甲相排荡，青衿一憔悴。呜呼已十年，儒服敝于地”。安史叛乱后，干戈遍地，学校荡废，人尽弃文就武，读书人的地位极其低下；但无论在什么时候，要使王业中兴，决不能抛弃经世之学：“周室宜中兴，孔门未应弃。”这两句是全篇的点睛之笔。“衡山虽小邑，首唱恢大义。”衡山虽是荒僻的小地方，但就重视文教这一点说，已走在前面，起了带头作用。“何必三千徒，始压戎马气”。“耳闻读书声，杀伐灾仿佛”。诗人认为，文教之兴，足以销弭兵气，何必学生众多，就是在这深山密林之中，一听到读书之声，也能使人产生杀气渐渐衰息的感觉。虽然时逢战乱，没人前来采访，但眼前的盛事，理应传之于世，进行表彰。故诗人愿用“诗史”之笔，将此弦歌情景，记载下来，希望各地能够一听，共同振兴文教：“采诗倦跋涉，载笔尚可记。高歌激宇宙，凡百慎失坠！”这是诗人的希望，是他作这首诗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