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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之跃

  传说,鲤鱼跃过龙门可以变成龙,于是便拼死拼活地在龙门跳啊跳啊,一些跳过去的,就成了可以变化、可以升天的神龙,大多数跳不过去的,就筋疲力尽地相继死去。
  唐代科举的意义恐怕不会比鲤鱼跃龙门小,自从文人的前程要由考试来决定,这科举就成了文人性命攸关的一道关口。考上了的,自然日后一路顺风;名落孙山的,则今后一生倒霉。因此,文人幸与不幸往往系于科举。从“不遂青云望,愁看黄鸟飞”(钱起《下第题长安客舍》)中,可以看到落第文人的伤心;从“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朱庆馀《近试上张水部》)中,可以看到考完尚不知消息的举子的急切与卑微;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孟郊《登科后》)中,可以看到新科进士的狂喜。不仅如此,一试而中和屡试方中者,心理反应也不同,徐夤《赠垂光同年》中两句:“丹桂攀来十七春,如今始见茜袍新”,那喜中有悲、悲中有喜的神情,怎能和少年得意一举中进士的意气洋洋相比?
  杜牧是个幸运者,也许是他出身名门的缘故,大和二年(828)他去参加进士考试,就有一帮人争先恐后和他攀交情,据杜牧自己回忆,当时“先进之士……争为知己者不啻二十人”(《投知己书》),而一个太学博士吴武陵更直截了当地找到主考官崔郾,说:
  向者偶见太学生十数辈,扬眉抵掌,读一卷文书,就而观之,乃进士杜牧《阿房宫赋》,若其人,真王佐才也。
  然后抑扬顿挫地念了一遍《阿房宫赋》,并要求崔郾答应给杜牧第一名,可崔郾早已把一至四名走了后门,所以只好约定为第五名。后来果然杜牧以第五名及第(唐王定保《唐摭言》)。
  偏偏是好事成双,平时不常有的制举也在这年三月举行,杜牧赶早不如赶巧,又是一举成功,得到了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的职位,这年他二十六岁。“弱冠成名,……制策登科,名振京邑”(《本事诗》),少不了洋洋得意,有一首写于科举刚刚结束、制举尚未开始时的《及第后寄长安故人》,很能表现他此时此刻的心情。
  东都放榜未花开,三十三人走马回。秦地少年多酿酒,即将春色入关来。
  可是,李商隐在这道龙门面前就没有那么顺利了,他和杜牧同一年参加科考,但直到开成二年(837)才考中进士,中间经历了十年之久。据他自己《上崔华州书》等文的记述,一次是被贾□排斥,一次因病不能赴考,一次被崔郸贬抑,这使他有时想起来就气得恼火,常常写诗作文发牢骚。《送从翁从东川弘农尚书幕》说:“鸾皇期一举,燕雀不相饶”,这还说得客气,另一篇《别令狐拾遗书》说:“尔来足下仕益达,仆困不动……真令人不爱此世而欲狂走远飏耳”,就有些要骂人的姿态了。按他的说法,考不中的原因似乎是主考官总和他过不去及他未曾向当权者送行卷(《与陶进士书》),但根本原因是他后台不硬、靠山不大。唐代人考进士,常常后门比前门宽,没有人不通过各种渠道巴结权贵、结交名人来疏通主考官的,认识的人名望越大、地位越高,中进士的机会就越大。所以,当开成二年令狐绹极力向高锴推荐李商隐后,他终于考中了进士,在他的《与陶进士书》中曾直言不讳地写到了这次中试的缘故:
  夏口主举人(即高锴)时素重令狐贤明,一日见之于朝,揖曰:‘八郎之友,谁最善?’绹直进曰:‘李商隐者。’三道而退,亦不为荐托之辞,故夏口与及第。
  中了进士自然应该高兴,可是十年折腾,十年反复,他好像已经高兴不起来了。在及第后写的唯一提到中举的诗《及第东归次灞上却寄同年》里,竟看不出多少欢喜的模样,反而有些淡淡的愁容:
  芳桂当年各一枝,行期未分压春期。江鱼朔雁长相忆,秦树嵩云自不知。下苑经过劳想像,东门送饯又差池。灞陵柳色无离恨,莫枉长条赠所思。大雁塔。
  唐代风习,考中进士者必游此塔。
  杜牧中进士二十六岁,李商隐中进士也是二十六岁,看上去差不多,但实际上却大不同。杜牧出身贵族,是根本不着急应考,李商隐出身低微,是急于要考取功名;杜牧一试而中,根本不花力气,李商隐却考了十年,苦不堪言,所以杜牧的心理上充满了自信、骄傲与自豪,这使他一辈子都有一个高朗洒脱的性格,而李商隐却在心理上留下了伤痕,一种急迫、激奋、压抑的情绪使他一生都常笼罩在心理阴影中,这恐怕也是他们的诗风在后来呈现相异之处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