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争的夹缝中

　　元和三年（808），年轻的举子牛僧孺、李宗闵考进士，把当时宰相李吉甫的政策狠狠讥刺了一番，弄得李吉甫又恼又怒，便到唐宪宗面前哭诉一番，唐宪宗拗不过面子，只好下令把牛僧孺、李宗闵等新科进士搁在一旁，不授给实际官职，还把录取他们的主考官杨於陵等人发放到外地去当地方官。从此两批士大夫就结下了仇怨，开始勾心斗角。
　　十几年后，即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另一次科举则使两批士大夫的矛盾公开化。当时杨汝士、钱徽主持贡举，等发榜时，人们发现，和杨、钱一伙人的亲戚，像李宗闵的女婿、裴度的儿子、郑覃的弟弟、杨汝士本人的兄弟都考中了进士，而与他们意见相左的李绅、段文昌等推荐的人却名落孙山。于是，段文昌就向皇帝告了一状，说杨、钱二人取士不公、营私舞弊，而当年早与牛僧孺、李宗闵有怨气的李吉甫之子李德裕也在一旁帮腔，因此唐穆宗下令重新考试。结果原来考中的那批人都落了第，而主考官钱徽也被罢官。这一来，牛僧孺、李宗闵一派便与李德裕一派更加势同水火，彼此党同伐异，“各分朋党，更相倾轧”，沸沸扬扬地闹了四十年，连皇帝也无可奈何，只能叹气，说：“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
　　在这个史称“牛李党争”的数十年里，两大派官僚在窝里死斗，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使得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文人几乎没有人能摆脱这种争斗漩涡，而这一争斗漩涡的变幻无常，又使他们的宦海生涯不时出现变化，时而升天，时而坠地，时而荣华，时而衰落，就像一叶飘荡在狂涛中的小舟。
　　本来，杜牧与牛僧孺的私交是很不错的，大和七年（833）杜牧到扬州就是应当时淮南节度使牛僧孺的邀请去当他的节度府推官。牛僧孺对杜牧很够朋友，甚至连杜牧私生活中诸多不检点处都给予庇护。据说，大和九年杜牧离开扬州时，牛僧孺曾劝告他，不要因为风流韵事而伤了身体，当杜牧矢口否认时，牛僧孺便令侍儿取出一个书簏，倒出上百封“平安帖子”。原来，杜牧在扬州经常出入歌楼妓院，而牛僧孺不放心，便派士卒穿便服暗中保护，如无事便写一份“平安帖子”，于是杜牧恍然大悟，自然对牛僧儒感激不尽，这种感激之情一直保存在杜牧心灵深处。
　　那么杜牧是不是像有些学者所说是“牛党才人”呢？也不是，他虽然与牛僧孺交好，但他的政治理想却和李德裕相近，他拥护李德裕对藩镇用兵、对抗回纥吐蕃、清理江贼、贬斥佛教等政策。在他于武宗会昌三年（843）所写的《上李司徒相公论兵书》和会昌四年（844）所写的《上李太尉论北边事启》、《贺中书门下平泽潞启》中可以看出，他不仅给李德裕出谋划策，还对李德裕抱有感恩戴德之情，一再说“某受恩最深”，并称赞李德裕“庙算深远”、“文德素昭，武功复著”、“上符神断，潜运庙谟”；据说李德裕也很赏识他的才干，并采纳了他的一些建议。
　　和杜牧一样，李商隐虽然与牛党中的令狐楚关系极深，但他却很难算是牛党中人。这里有一桩公案必须辩明，历来史学家、文学史家都认定李商隐先受知于令狐楚，但后来却受李党的王茂元器重，当了王茂元的掌书记，又娶了王茂元的女儿，所以被牛党认为是背恩负义，连他少年时的朋友、令狐楚的儿子也指斥他“忘家恩，放利偷合”，于是“共排笮之”。其实这是错的，王茂元既非牛党也非李党，他和李德裕、李宗闵两方都不错，李商隐为王茂元代写的书札中，既有给李德裕的信，称李德裕“顾遇特深”，“早蒙恩异，获奉辉光”，“早尘下顾，曾奉指踪”（《为汝南公上淮南李相公状》，均见《樊南文集补编》卷二），又有给李宗闵的信，称李宗闵对自己“早蒙恩顾，累忝藩方”，“某早蒙奖拔，得被宠荣”（《为濮阳公上宾客李相公状》），可见王茂元和牛、李两派都保持着良好关系，而李商隐入幕王氏，娶王氏女，自然也不至于引起牛党的嫉恨。
　　然而，李商隐对李德裕似乎更佩服一些，李德裕和牛僧孺、李宗闵比起来在政治上更有建树些。他在会昌年间执政时，平定了泽潞藩镇刘稹，限制了宦官的权力，在大和年间任剑南西昌节度使时抗击回纥、吐蕃，帮助武宗灭佛以治理经济，限制科举中门生座师间的请托作弊。所以，作为一个一心希望大唐王朝重新振作的文人，李商隐和杜牧一样，一直是对李德裕的所作所为抱赞赏态度的。
　　可见，杜牧、李商隐都不是牛李党争中的人物，虽然他们与李德裕、牛僧孺、李宗闵这些“党魁”都有来往，却不曾卷进那种纵横捭阖的政治角斗中，至少在一段时间中比较超脱。
　　但是难处在于：中国的文人从来不曾是一个独立的阶层，早就有人轻蔑地把这些文人称为“毛”，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文人不能不靠在某张“皮”上。中国古代社会中一个很可悲而又很普遍的现象恰恰就是政治和党派总是连在一起，正确和错误的界线又总是以人头划分。“胜者王侯败者寇”，几乎很少有坚定而公正的理性标准，多数是偏执而不公正的感情界限，翻翻史书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一朝天子一朝臣，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看看现实也可以明白这一点。在剧烈的政治角逐中很难容忍一个人保持独立人格，尽管出淤泥而不染是中国文人的理想，但若然如此便必然失去在社会实现抱负的机会，因为这毕竟只是遗世独立的幻想，而不是入世济世的哲学。你要不投靠某个政治集团，就必然失去政治靠山，因为别人结党营私而你却刚正不阿，你就成了“异己”，“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箴言不但可以用于民族之间也可以用于党争之中。你不依附一个派别就有吃里扒外之嫌，更别说你和我的对头眉来眼去了，那岂不是“胳膊肘子朝外拐”吗？所以，当唐宣宗即位（846），重用牛党的牛僧孺、李宗闵、崔琪、杨嗣复、李珏、令狐绹而贬斥李德裕时，一个重大难题就摆在了杜牧和李商隐面前了：究竟是坚持自己原来偏向于李德裕的政治主张而失去升迁擢用的机会，还是放弃自己的立场以求新得势的当权者青睐？
　　理性和现实使四十四岁的杜牧选择了后者，在大中三年（849）为牛僧孺写的墓志铭中，他一反过去的态度，说李德裕一心想杀牛僧孺，而当李德裕被贬过汝州时，“公（牛僧孺）厚供具，哀其穷，为解说海上与中州少异以勉安之，不出一言及于前事”（《樊川文集》卷七），似乎李德裕是个无耻小人而牛僧孺则是坦荡君子。如果说他这样写是顾念旧情、回护死者，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大中五年（851）写的《祭周相公文》中“会昌之政，柄者为谁？忿忍阴污，多逐良善。牧实忝幸，亦在遣中”，则不顾当年的事实，把自己也说成李德裕执政时的受害者，就有些过分了。
　　作为一个不通世故、感情执着而又生活在幻想中的诗人，三十四岁的李商隐却选择了前者，就在李德裕失势的大中元年（847），他还替郑亚写了李德裕《会昌一品集》的序文，称他是“成万古之良相，为一代之高士”。他又替郑亚起草了致李德裕的信，称赞他“有大手笔，居第一功”。当李德裕贬到崖州时，他又情不自禁地写了《李卫公》、《旧将军》，前一首叹息李德裕的命运和处境说：“绛纱弟子音尘绝，鸾镜佳人旧会稀。今日致身歌舞地，木棉花暖鹧鸪飞。”后一首再次称颂了李德裕的功绩：“云台高议正纷纷，谁定当时荡寇勋。日暮灞陵原上猎，李将军是旧将军。”当李德裕去世，他更写了《漫成五章》来追忆李的政治军事方略。
　　我们不必指责杜牧，作为一个一心要在政治舞台上一展雄才的文人，他不能不用这种人格的代价来换取机会，这是中国文人的悲剧。我们也不必过分赞美李商隐，作为一个诗人，他毕竟感情执着得有些迂执，他这样做只获得了“放利偷合”的恶名与“一生襟抱未曾开”的命运，这也酿成了他自己的悲剧。只有把这两种悲剧合在一起，才能体会到中国文人的悲哀，独立不阿是行不通的，苟且附合也不一定行得通，一切都要视当权者的脸色，他们仿佛身处在一个“夹缝”之中，社会的丑恶与内心的道德律使他们左右为难，像一颗生长在这夹缝中的小树，他们生活得那么艰难，只能曲曲弯弯地在夹缝中挣扎。由于杜牧和李商隐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信念，多少表现了一下自己的内心，于是他们都为此付出了代价——
　　当牛党得势后，“凡（李德裕）所薄者，必不次拔擢之”（《旧唐书·马植传》），用杜牧的话来说，是“逐者纷纷，归轸相接”，而唯有杜牧“远弃，其道益艰”，被外调到更远的桐庐，直到大中二年。这是无意的遗忘还是有意的惩罚？虽然后来靠了哀告周墀终于返回长安，但这一命运的玩笑却已经使杜牧磨消了志气，“自笑卷怀头角缩，归盘烟蹬恰如蜗”（《朱坡绝句三首》），他再也经不起争斗漩涡的颠簸与捉弄了，两年不到，他便又请求离开京城。当他即将离开长安时他登上乐游原，看看昭陵不由叹道：
　　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欲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
　　　　　　　　　　　　　　　　　　　　　　　　 《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
　　李商隐也未能重新赢得令狐绹等的信任，尽管他屡次写诗文向令狐绹陈情，令狐绹却始终不肯帮忙。尽管他为牛僧孺写了漂亮的奠文，并赢得了牛党的称赞，但牛党并不把他当自己人，于是他只好依托于卢弘正、柳仲郢，辗转于徐州、梓州等地，一直到死，仍沉沦下僚。在他大中十年（856）最后一次在长安客居时，他也去了乐游原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登乐游原》
　　显然，这时的杜牧已不再是英气勃发风流倜傥的小杜了，李商隐也已不再是当年向往“上青云”的李生了，险恶的政治风云与平庸的宦海生涯已经磨尽了他们的理想。在这两首情绪灰暗的诗里，可以体会到他们一生的苦衷，感受到他们当时的满心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