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悲哀

　　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洲。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鶵竟未休。
　　这是李商隐著名的《安定城楼》。人们从“永忆”、“欲回”两句总是看出“淡泊恬退”的安静来；笔者却从中体味出一种悲哀。人们从“不知”、“猜意”两句总是看到“傲岸清高”的胸襟，笔者却在其中感受到一种无可名状的苦涩。江湖、扁舟用的是春秋时代范蠡的典故，范蠡辅佐勾践灭吴雪耻，于是在功成名就后“垂扁舟浮于江湖”，但李商隐却始终沉沦下僚，“一生襟抱未尝开”，他凭什么归江湖入扁舟？所以这只是他想像中的幻境而已，而他只能靠幻境来自我满足，可说是十分悲哀。腐鼠、鹓鶵则用的是《庄子》中的故事，惠施当了梁国的宰相，却怕才能高于他的庄子来夺相位，于是庄子嘲讽他说，鹓鶵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怎么会把鸱的臭老鼠当美味来争抢呢？可是李商隐却没有那么清高，九品官也要做，幕僚也要做，他的真正理想并不是当高雅的隐士，而是当人世的英才，所以这两句诗未免有些酸溜溜的悻然和无可奈何的自我解嘲，当然还有一种对现实的愤愤然，当一个人不得不这样的时候，心境是十分苦涩的。
　　《红楼梦》里写晴雯有两句话叫“心比天高，身为下贱”，移在诗人身上再合适不过，诗人读得几本书，识得几个字，心里便装进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的念头，满脑子便是“仰面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的狂想。其实，孟子说“舍我其谁”不过是吹吹牛、遮遮羞而已，帝王诸侯决不会因为少了一两个文人便当不上帝王诸侯。陆贾说汉高祖可以在马上得天下，不能在马上治天下，也不过是吓唬一下这个暴发户而已，谁也不曾因为少了礼乐文治而丢失了政权。所谓“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章碣），那些不读书的王侯对于这些死读书的文人其实是从心底里瞧不起。司马迁说皇上对文人“俳优畜之”，意思就是把文人当戏子一般养着，像养几只金丝雀，可是天真的文人却在一边儿起劲地作着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清秋大梦。
　　就是中国文人这种过了头的社会责任感与理想主义给自己浇铸了一副枷铐，半块是理想，半块是现实，中间是一个仅容下脖颈的圆孔，咔嚓一下就把自己夹在中间，动也动不得。特别是那些爱动感情、成天生活在幻想里的诗人，他们总不觉察“此身只合是诗人”的命运，偏要把自己设想成周公、诸葛亮式的良相，辅弼君主治理天下——却从来不曾像刘邦、项羽那样有过“大丈夫当如此（秦始皇）”、“彼（天子）可取而代之”的念头——偏要把自己的理想定格在总理衙门日理万机、千里沙场运筹帷幄或茅舍榻前纵论天下三分，好像不这样就不足以实现自我价值似的。李商隐就是如此，他急切切地呼喊“更谁开捷径，速拟上青云”（《商於新开路》），盼望有人能提携一把，使自己有大展雄才的机会。他也直率地剖白“但问琴书终一世，何如旗盖仰三分”（《漫成五章》之三），不甘心以诗人之身了结一生，总期望有明主慧眼识英雄把自己请出来建功立业。直到晚年，他还吟唱“如何匡国分，不与夙心期”（《幽居冬暮》），抱怨时命不济。
　　李商隐一生都在关注现实政治：天子把公主嫁给藩镇以求平息战争，他要插上一嘴：“事等和强虏，恩殊睦本枝。四郊多垒在，此礼恐无时。”（《寿安公主出降》）皇家不重视文化，他要喋喋不休：“建国宜师古，兴邦属上痒。从来以儒戏，安得振朝纲。”（《赠送前刘五经映三十四韵》）朝廷整治几个鲠直的大臣，他要多嘴多舌：“有美扶皇运，无谁荐直言。已为秦逐客，复作楚冤魂。”（《哭刘司户二首》之二）他一会儿说“又闻理与乱，系人不系天。我愿为此事，君前剖心肝。叩头出鲜血，滂沱污紫宸。九重黯已隔，涕泗空沾唇”（《行次西郊作一百韵》），想象自己为了国家冒死上谏，好像朝廷不相信他的忠言就要垮台似的；一会儿又说“几时拓土成王道，从古穷兵是祸胎”（《汉南书事》），他也管得太宽了些，好像皇上真能听两句诗就好生恶杀了似的。不仅如此，他还要借古讽今，写一篇又一篇的咏史诗说这说那，大发议论，说些什么“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之类的大道理（《咏史》），可是又有谁会理他的碴儿，把一个诗人的话当真呢？这正应了南唐元宗的名言：“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其中意思仿佛说，天下事归我管，干你诗人什么事，真是多管闲事。
　　后人读古人的诗集，总不免要误解他们的生活，以为他们生活得多么浪漫、多么富有诗意，好像诗人不是生活在风流倜傥的温柔乡里，就是生活在山光水色的诗情画意中。其实，古代诗人常常也要为柴米油盐奔波，也要为公文案牍烦恼。就如李商隐，他当过幕僚，整天给大官起草毫无文学味道的章奏书表；当过九品县尉，整天要管理治安处治罪犯；一会儿要埋头公文案卷，一会儿又得审理案件，泡在这种“俗务”中，有什么浪漫可言？更何况他考个进士也得仰人鼻息，考了十年，靠了别人通融才勉强得中；中了进士又通不过吏部试，被人排斥，好几年才得实授官职。当了官之后又屡经挫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只当芝麻绿豆般的小官，真可谓“一生襟抱未尝开”，心境又怎能轻松？特别是当时朝廷混乱，党争激烈，内耗不绝，上上下下一派衰颓气象，他又怎么可能一展宏图？这现实与他的理想相去太远了。
　　如果他能够吹牛拍马拉关系倒也还好，可惜他不会，他与牛党一派人关系不错，却赞赏李党的政治主张，他要靠牛党谋取功名，却总是不能出卖原则，于是鲠直就使他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如果他是个贵胄子弟或有硬靠山的人倒也罢了，可他偏偏不是，尽管他自称“我系本王孙”（《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但实际上谁也不承认，他只是个沦落小官的子弟，压根儿挤不进贵胄子弟的行列，于是只好辛辛苦苦地在下层苦干以求升迁。如果他是个善于自我平衡心理，能够随遇而安、自得其乐的人倒也罢了，可他却不是；尽管他热衷于佛道，但他却不曾清净恬退；他羡慕的是“贾生游刃极，作赋又论兵”（《城上》）式的生活，但他生活的穆、敬、文、武、宣五个皇帝的朝代，政治都一塌糊涂，根本没有给他一丝一毫实现抱负的机会。所以，他的理想就成了五彩肥皂泡，正直的良知反而使他徒增心理负担，心中空空荡荡，像悬在半空，眼睛望着天，脚又踏不着地，而远大的理想又使他无法平静地面对现实，心中焦灼烦恼，像身处夹缝，一面是梦幻般的理想境界，一面是严酷的现实世界，他仿佛愿意永远沉浸在梦境中，但现实却又总不停地使他醒来。
　　理想越高，失望越甚，所以他不得不哀叹自己的命运，不得不自我解嘲：在并未功成名就时，就幻想功成名就之后的“江湖归白发”；在并未手握权柄腰悬印信时，就假想他人嫉妒提防与自己不屑一顾“腐鼠”的模样。这里面的悲哀、苦涩难道还少了吗？在饱尝了这种滋味后，他写了一首《有感》，诗中说：
　　中路因循我所长，古来才命两相妨。劝君莫强安蛇足，一盏芳醪不得尝。似乎他参透了这个社会，看透了世态炎凉，学会了因循苟且，明白了才分与命运的矛盾，所以他说“才命两相妨”，才气越高，理想越高，命运就越要捉弄他，让他彻底失望，彻底幻灭，所以应该安分守己，免得画蛇添足，好高骛远，连那杯该到口的“芳醪”也丢掉了。
　　可是，他毕竟是个诗人，诗人又总是生活在想象的世界里，永远看不透这世情冷暖，他那种社会责任感使他像穿上了红舞鞋，总是幻想着在社会大舞台上作淋漓尽致的表演。所以，在他写了《有感》以后，他并没有真的学会“中路因循”，也没有像他说的那样“仰眠书屋中”（《自贶》）、“倚坐欹眠日已中”（《假日》）、“脱衣置笏，永夷农牧”（《与陶进士书》）。因此，他便陷入无穷无尽的痛苦之中，心灵缠上了一道又一道的绳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