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诗的用典

　　据说，獭到河里捕鱼，先不吃，一一摆在身边，人远远看去，像獭在祭鱼。于是，后人便将过分的罗致铺排称为“獭祭”或“獭祭鱼”。李商隐诗文中由于较多地陈列典故，所以宋人杨亿《谈苑》里就说他是“獭祭鱼”。
　　本来，在模拟李商隐诗歌风格的杨亿的话中，“獭祭鱼”也许并无贬义，据说杨亿曾“得义山诗百余篇，至于爱慕而不能释手”（《韵语阳秋》卷二），他的诗友刘筠更是“画义山像，写其诗句列左右”（《中山诗话》），但此后诗坛风气一变为质朴晓畅，这种用典方式就很被人蔑视。宋代黄彻《?溪诗话》卷十说李商隐诗“好积故实”，并挑了两个例子来批评，这算比较客气的；宋人范晞文《对床夜语》卷三则说他是“点鬼簿”，是“因事造对，何益于诗”，未免有些刻薄，而惠洪《冷斋夜话》卷四更说“诗到李义山，谓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涩，时称西昆体”，这就不太公平了。“西昆体”是宋初馆阁诗人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模仿李商隐诗风而成的一个诗体的称呼，画虎不成反类犬，骂犬可以，总不能把虎也骂倒。据说宋初有优人（演员）扮成李商隐，衣衫败敝，逢人便说“我的衣衫被馆阁各位诗人扯成了这个样子”，以此来讽刺模拟抄袭李商隐的人，看来把李商隐与西昆体绑在一块儿骂倒的人，见识竟不如这位扮演李商隐的优人。
　　用典究竟好不好，不能一概而论。宋代以来，人们不太喜欢华丽浓艳、晦涩生僻的诗，以含蓄清淡、平易晓畅为诗歌极品，当然特别批评用典使事的风气。不过，虽然用典使人感到阅读障碍，但它也能使诗歌意义情致更加曲折幽深，想象空间越发扩展深远，关键是诗人如何用典而已。像《牡丹》一诗中：
　　锦帏初卷卫夫人，绣被犹堆越鄂君。垂手乱翻雕玉佩，折腰争舞郁金裙。石家蜡烛何曾剪，荀令香炉可待熏。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八句中用了“卫夫人”、“越鄂君”、“石崇”、“荀令”四个典故，无非是一种简单的譬喻，说明牡丹的娇美华贵，当然意思不大，充其量是一种普通的修辞手法，以有来头的词替代资历浅的词，用华丽的特殊意象来换去无色彩的一般意象，所以“无益于诗”，反而增加了读者理解的困难。但李商隐的《锦瑟》、《无题》等诗，用了许多典故来构筑一种扑朔迷离、五彩缤纷的情绪氛围，营造一种朦胧恍惚、若明若暗的意象境界，却不可以一概抹杀它的意义，像《锦瑟》中四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它并不具体指代什么东西，只是合起来传递一种伤感、迷惘、悲恸、恍惚的感觉，虽然用了典故又有什么不好？而《无题》（重帷深下）中“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反用宋玉《高唐赋》楚王与巫山神女的故事，既增添了神奇色彩，又传递了女子（女冠）的凄苦孤独感，而正用《神弦歌》“小姑所居，独处无郎”的旧语，既暗指了女子的清冷寂寞，又引发了读者的联想，使诗歌中本来就要表达的情感基调一再得到渲染和强化，这样的用典方式又有什么可以指责？试想，李商隐诗里如果去掉了“蓬山”、“青鸟”、“贾氏”、“宓妃”、“萼绿华”、“杜兰香”、“贾生”、“王粲”、“腐鼠”、“鹓鶵”、“紫台”、“楚帐”等典故，他的诗还会那么委婉细腻、含蓄蕴藉，还会如“百宝流苏，千丝铁网”般地“绮密瑰妍”吗？
　　诚然，正如敖器之《诗评》所说，李商隐的诗“要非自然”，因为典故的装饰性效果使诗歌变得金镶玉琢、雕饰晦涩，但诗歌为什么一定要写成大白话或散文诗呢，难道不能有这么一种风格来供人们各取所好吗？尤其是李商隐的用典方式，第一摒弃了简单的替代性而注意到了词汇的内蕴容量与张力，第二突出了典故使用中的词藻色彩，较多地运用了那些具有神奇故事与强烈情感的故事，第三使用了重叠渲染的典故构造一个整体气氛与意境。因此，他诗中的典故常常能幻化出一种奇妙、诡异、朦胧、艳丽的色彩，构筑成一种很浓烈的情感，在这一点上应该承认他的意义。至于西昆诗人模拟他的用典方式却写不出好诗，是不应当怪罪李商隐的，就像一个天才的建筑师创造了一座华美绝伦的宫殿，后来的庸才依葫芦画瓢似地用金银造了无数同样的宫殿以至于人们厌烦了一样，难道能因为后者去责怪那始作俑者吗？
　　还应该提及的是，当宋人从批评“西昆”而转向平易诗风的时候，诗歌的另一种弊病又开始滋生，那就是“浅俗”。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用浅近、平畅的语言写好诗的，一旦浅言而写不出深意，就会把诗写成白话押韵文，所以在宋代就有人建议，为了除去“浅易鄙陋之气”，应该“熟读唐李义山”（《彦周诗话》）。宋代最有成就的诗人如王安石、黄庭坚也都深爱李商隐的诗，因为正确地使用典故不仅能使诗歌语言富于装饰意味，而且能使诗歌的内涵更加含蓄委婉，由于典故包容了一个个历史悠远的故事，使人不得不去回忆那些故事，并琢磨它们的暗示意义；故此，以典故作隐喻，至少不会让诗歌变成大白话或日常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