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页
回目录
下一页

贫贱者的高贵

  中国的明代中叶,相当于西洋文艺复兴时期,与西方一样也出现了具有近代特色的个人解放思想意识。虽然,依赖于血缘关系而获得特殊地位的贵族阶级在中国很早便消失了,但官僚制度仍然把人群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只是较有弹性罢了。所以,要求平等,仍然是个人解放的先决条件。这种要求,在唐寅等人的诗中,已经很清楚地表现出来了。尽管他们的思想,没有达到西洋的个人主义学说那样透彻而强有力的境界,但在中国历史上,仍然是新鲜而值得注意的东西。
  唐寅的《寿王少傅》诗,是为王鏊的寿辰而写。王鏊也是苏州的一位诗人,论辈份,他是唐寅的师长,论政治地位,更无法相比了;王鏊官做到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加太子少傅衔。明代官制不设宰相一职,由大学士代皇帝起草诏书并协助处理政务,其身份相当于宰相,而唐寅虽中过举,却已失去功名,只是个平民了。但他的诗却写得如此桀傲不驯:
  绿蓑烟雨江南客,白发文章阁下臣;同在太平天子世,一双空手掌丝纶。
  “丝纶”在诗中有双关意义:一是指钓鱼的丝绳,一是指皇帝的言论。后者出于《礼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意思说帝王的话初出口时很细微,施行于世,就变得强大有力了。诗的前二句将自己与对方并举,一句说自己浪迹江湖,不为世所用,一句说对方乃是朝廷元老、为皇帝起草诏书的内阁大臣。既然彼此的地位如此悬殊,照理应该诚惶诚恐地向对方表示极高的崇敬,才合符公认的规矩。但诗的后二句,却巧妙地利用“丝纶”的双关意义,把自己和对方放在同等地位上。当然,这样说带有开玩笑的意思。但开这样的玩笑,正是要表明:作为平民的自己面对作为宰相的王鏊,并没有自惭形秽之感。
  在“三笑”故事中,唐寅是扮作书僮,去追求秋香的,这好像有些“自甘下贱”的味道。但是,恐怕唐寅并不认为书僮就一定下贱。故事传说有可能不合真实,但根据同时代人的记载和唐寅本人的诗,他常扮作乞丐却是真实的。这不仅是对缙绅阶级的嘲戏,联系本诗来看,无疑可以这样认识:乞丐也好,文人也好,宰相也好,作为人,都是平等的。在民间流传了许多关于唐寅的故事,反映着普通市民对他的喜爱,其重要的原因之一,也许就在于唐寅具有鲜明的平等意识。
  唐寅的另一首绝句,题目很长,等于是一个小序:《风雨浃旬,厨烟不继,涤砚吮笔,萧条若僧,因题绝句八首,奉寄孙思和》。八首诗大多是说因字画的销路不佳,又加连日风雨,生计发生困难,只好苦中作乐。其中第五首特别有气派:
  领解皇都第一名,猖披归卧旧茅衡;立锥莫笑贫无地,万里江山笔下生。
  乡试的第一名俗称“解元”,唐寅所参加的应天府乡试在南京举行,所以首句自称“领解皇都第一名”。这以后因会试舞弊案的牵连被罢黜,回到旧茅屋中过着“猖披”即放狂的生活。他没有什么私产,可以说是“贫无立锥之地”,但他有一支画笔,“万里江山笔下生”,他仍是富有的。这一句的涵意,绝不仅仅是说自己能够画出无限广阔的江山。从“万里江山”这个词,很容易使人想起《诗经》中那几句被人们反复引用的话:“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帝王拥有整个国家和所有的臣民,无疑是最富有的了;但唐寅却偏要说:我也拥有一个世界,一个艺术的世界。
  本来,要求尊重个人自由的思想,傲视富贵的态度,很早就有了。但仔细审辨,情况并不一样。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个性解放的时代,但这种个性解放,主要是发生在贵族阶级的范围内。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同他引以自豪的家族血统有密切关系(他是东晋大司马陶侃的后人)。李白是很骄傲的,但他并没有多少根据,就常常与李姓皇家攀扯同宗,同样可以看到等级意识的影响。像唐寅那样,毫无凭依,既把自己等同于乞丐,又把自己等同于宰相甚至皇帝,是明代市民社会中才有的现象,是一种类似于“个人主义”观念的产物。这种新的观念给古老的诗歌灌注了生气。读唐寅的这两首诗,可以感受到:所谓贫贱者,依然有着高扬的人格;又可以意识到:任何个体生命,只要不屈从于他人,都是可珍贵,可骄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