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之际

　　有生必有死。当一个人即将走入“死”这个深不可测的黑暗疆域时，必然要对“生”的世界作出最后的回顾；而各人的感受，所想到的问题，多少有些不同。诗人常在临终之际写下绝笔诗，从中不仅可以看到作者的品格和人生观，而且透露出特定的时代气氛，是一种很有意思且发人深思的作品。所以，在谈论唐寅之前，不妨先读几篇前人的同类诗篇，既扩大视野，亦可作为比较的材料。
　　现存的这一类诗歌，大概要算项羽的《垓下歌》为最早。他一生所向披靡，一度拥有四海，最终却被刘邦的大军围困于垓下。项羽自知灭亡在即，夜饮军帐，慷慨悲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这是英雄末路之歌。项羽一开口就高度赞美自己，描绘自己有如天神。作为英雄，他不相信任何世间的力量能够击败自己，只能把失败归诸“时”，即天时、命运。面对着死亡，项羽并不畏惧，他只是悲哀自己再没有力量保护心爱的女人，因而向虞姬长叹：“虞兮虞兮奈若何！”这个有名的“霸王别姬”故事，实际意义主要并不在爱情，而是英雄彻底失去了一切，连他的女人在内。
　　和项羽同时代的人物，很多具有英雄意识。陈涉耕作于田亩，发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惊人之语；刘邦游手好闲，见秦始皇威风凛凛，敢说：“大丈夫当如是也！”陈平为乡里父老分肉，想到切割天下也不过如此之易；韩信还在乞食，就预料将有万户人家为他母亲守墓，挑选了一块四周宽广的坟地……。项羽就是这个英雄时代的佼佼者，当然至死也不服输。《垓下歌》的背后，隐藏着如此的骄傲和自信：如果不是无法理解的命运，他是应该可以拥有一切的。
　　但在富于理性、深于思辨的陶渊明，面对死亡所想到的，却是人与整个世界（包括他人）本质上的疏隔。死不过证明：人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拥有任何东西。下面是他的《拟挽歌辞三首》中的第三首：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窒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挽歌”是送葬时所唱哀悼死者的歌，但陶渊明不相信一个人会为另一个人的死怎么悲哀，便自己先给自己唱一支挽歌。他预料肃杀的九月将是自己的死期（结果死于当年十一月），想像别人给自己送葬的景象：马似乎还有思主之情，风却是自管吹个不停。至于送葬的人们，在葬礼上莫不痛哭流涕，事后也就照旧度日。亲戚（古时专指近亲）也许还有一点余哀，他人回到家便唱起了快乐的歌，而死者从此与山陵大地浑同一体，永归寂寞。这实际是以死观生，因为死彻底显示了人同世界的疏隔。日常中人们总是以“我”为中心审视一切，用习惯语言表示，是“我”的家乡、“我”的朋友、“我”的亲人……。但陶渊明要说：没有任何人或物属于“我”。
　　宋代陆游的绝笔《示儿》是很有名的：
　　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在陆游留下的大量诗歌中，有两种情调很不相同的作品，一种以闲逸散淡的笔调描绘他在乡村的安适生活，一种以慷慨激昂的笔调抒发他的爱国之情，尤其是对收复中原的渴望。显然，他在前一种生活中无法确认生命的价值，只能把自己的人生同一个更大的事业联系在一起。所以在临死前，他想到的最大问题不是自我生命的结束，而是中原尚在金人的统治下。这里体现了宋代士大夫的人生态度：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是偏于享乐的；但对于人生最终目的、价值的认识，却是从国家、民族、政治、道德等立场出发的。
　　至于唐寅，他只是一个以自己的艺术才能谋生的文人。按照旧的价值观，他是失败的，但他也获得了一种新的、植根于市民社会的成功。在临终之际，唐寅怎样看待自己的人生呢？存世的唐寅绝笔诗，有两种不同的版本。一种收在《唐伯虎全集》中：
　　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
　　另一种收在附录于全集的《燕中记》中，文中说，这才是唐寅最后的定本。也许唐寅先写了前一首，后来加以修改，成为下面的样子：
　　一日兼他两日狂，已过三万六千场。他年新识如相问，只当漂流在异乡。
　　比较起来，后一首更有意思。唐寅常把七十岁作为人寿的基数，但他只活了五十四岁。然而换一种算法，因为自己一日兼有他人两日之“狂”，那么差不多也等于别人的一百岁了（三万六千场），并不算短寿。就像现在人们常把一个人完成的事业作为衡量其生命价值的尺度，唐寅在这里用“狂”来衡量人生。由此而论，一个人倘从未“狂”过，那简直是不曾活过，即使他有一百年的自然寿命。
　　那么“狂”真是大可计较。“狂”到底意味着什么？在中国历史上，“狂”常被用作肆意直言的掩饰。当一个大臣想要对皇帝作激切的批评时，便会自称“狂愚”，如魏征对唐太宗说：“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同样，任情而发、不遵规度的生活态度，也被称为或自称是“狂”。李白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两者合起来，再考察唐寅的一生，可以明白地说：他所自诩的“狂”便是真诚、自由地生活。这样活过五十多岁，胜于别人的一百岁。
　　不管人们是否赞成唐寅，当他把“狂”视为人生价值的尺度时，至少表明：这个时代确实与过去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