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的功名

　　钟鼓殷殷曙色分，紫云楼阁尚氤氲。常年待漏承明署，何日挂冠神武门？林壑秋清猿鹤怨，田园岁晚菊松存。若为久索长安米，白发青衫忝圣恩。
　　中国自隋代开始实行科举制度，宋代以后，才真正完全以考试成绩选拔人才，给普通平民进入社会权力机构提供了机会。但科举也存在很多弊病，特别是明代，以程式固定、内容不出《四书》范围的八股文为专门的考试文体，许多读书人实在并不读书，只是成年累月地揣摩一篇几百字文章的作法，“代圣贤立言”的语气，弄得空疏无比。《儒林外史》所写那一位有名的范进，中了举再中进士，又当了一省的学政，却不知道苏轼是什么人。并不是小说家的夸张，明末思想家顾炎武就曾记载，有的举人连司马迁是谁都不知道。
　　至于一些真正有学识有才华的人，当然有可能在科举上获得成功，但也说不清为什么，同样可能永远不会成功。本书所谈及的四位诗人，无不是当时人们共认的饱学多才之士，但其中只有唐寅在场屋中少年得志（后来的失足，又是另一回事），其余三人，祝允明三十三岁中举，再也没有中进士；文征明、徐渭是一生未曾考中举人。
　　文征明十九岁进入县学为诸生（即“秀才”），一直考到五十三岁，九次参加乡试，未能中举。这事在他诗里经常提到。一方面他感觉到科举的无聊，另一方面他也承认功名是难以忘记的东西。“功名无据频占梦”、“满头尘土说功名”、“业缘仍在利名间”，都是很真实又很辛酸的心理写照。只不过他说起这些事，语气总是很平静，不失温雅的儒者风度。
　　然而，当“功名”来到的时候，它对于文征明却又成了令人尴尬的东西。明代制度，举人是做官的最低资格，但前途已不及进士。如祝允明以举人身份出任广东兴宁知县，就是一个僻远而贫穷的县分。个别年资深而又有文才的秀才，也可以经官员推荐给朝廷，称为“贡生”，而后由朝廷授给一定的官职。但这已是抚慰的性质，地位是很卑微的。文征明于世宗嘉靖二年（1523）五十四岁时经工部尚书李充嗣推荐，被任为翰林院待诏，官秩为从九品，即官员品等中最低的一级。京城中“蔼蔼皆王侯”，翰林院尤其是一个进士考试的优秀者修习朝廷制度、准备出任国家高级官职的地方。一个不起眼的“待诏”，在这里真是寒酸无比。文征明不仅年岁老大，并且已经是江南文坛的领袖人物。他的社会声誉、实际才能同他在官场中的地位，形成奇怪的比照。所以文征明尽管在翰林院受到杨慎（他是一个状元）等官员的敬重，却一开始就未存久留之意。在京三年，便再三上疏求归。这一段时间所写的诗，大多围绕着自己在官场中的尴尬处境和思归的心情。
　　这里选了一首写早朝的诗。参与早朝，面谒君王，从来是文人引为荣耀的事情。唐代贾至写过一首《早朝大明宫》，同时在朝的杜甫、王维、岑参都曾作诗相和，无不着意渲染宫廷中庄严华贵的气氛和侍奉皇帝的得意。虽然早朝也很辛苦，天不亮就要在朝房中等候，而且那些诗人对自己的地位不一定都很满意，但早朝作为身沐“天恩”的机会，在心理和习惯上是不允许轻视的。可是，文征明在这首诗中，却是用委婉的语气发牢骚。因为在这种百官齐集、按品级排列的场合，他更强烈地感受到了屈辱和不平，而不是荣耀。
　　头两句写晨曦笼罩下的宫殿。“紫云”既是指早晨的云霞，也是指所谓“帝王之气”。这两句同一般的早朝诗没有多少异样。然而，紧接着颔联两句，却转为企望弃官而去的心情。“待漏承明署”，指在朝房中等待早朝时刻的到来；“挂冠神武门”，借用南朝梁代陶宏景辞官的典故。然后颈联两句，表达对家乡的怀念。“猿鹤”、“菊松”都是隐居生活的象征物。由早朝而引起归隐之心，是一种违乎常情的心理，其原因就在最后两句的自责之辞中揭示出来，“久索长安米”，是借用唐代白居易的典故。他初到长安，谒见顾况，顾况拿他的名字开玩笑：“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在这里是说自己在北京的生活相当清寒。关键是结尾的一句。“青衫”，明朝人专用来指秀才身份。文征明是从九品官，按规定应该穿绿色的袍子，这里的“青衫”不是指身穿的衣服，而是说：自己头发都白了，还只是个秀才，蒙受皇家格外的恩惠，忝列朝官的末列，参与早朝盛典。两句诗的意思很简单，不过是说没有必要为了这么一个卑微的官职在北京久居，但“白发青衫忝圣恩”的表达却很微妙。表面上看来，好像是自惭无能，并对“圣恩”表示感激，但引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像文征明这样的著名文士，会是“白发青衫”，蒙受了格外的恩惠，才得以从九品的官秩，尾随在百官之后？这到底是滑稽还是庄严？是屈辱还是荣耀？
　　这样的表达在文征明其他诗中也可以看到。他第七次参加乡试失败以后所写的《失解东归口占》说：
　　七试无成只自怜，东归还逐下江船。向来罪业无人识，虚占时名二十年。
　　这里把两桩事实并举：一是二十年的声誉，一是“七试无成”的下场。但诗人不说“七试无成”是不合理的结果，却说二十年的声誉是“虚占”，是“罪业”。然而，言外之意，是人人都看得懂的，跟前一首诗一样，在委婉温雅的词句背后，隐藏着深深的不平。
　　从早朝感受到屈辱，是不太多见的写法。当然可以说这是因为文征明的官实在太可怜。但同时必须注意到，诗人是用自己的社会声誉作为参照，才特别感受到身为从九品芝麻官的可笑与尴尬。这里包含着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在明代的市民社会中，一种不同于以官职高低为衡量标准的价值观正在形成。虽然这种价值观还不能打破官位等级的权威，却已经跟它形成了冲突。从发展趋势来说，平民社会中的价值，如财富、文学艺术的成就等等，最终是要打破等级制权威的。这样来看文征明的所谓“尴尬的功名”，就有了更深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