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品与诗魂（小序）

　　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江苏常熟人。他们两位是在清初诗坛上处于盟主地位的人物，后来被人们奉为“开国宗匠”。
　　在明清星移斗换之际，中原板荡，经过血与火的洗礼，整个社会经历了痛苦的抉择，汉族统治者被撵下了政治舞台。改朝换代的狂飙，使这两位诗坛巨匠身不由己地卷入历史的漩涡中去。他们本是明朝大臣，后来却先后投入清廷的怀抱。这样的角色，在当时免不了受人唾骂，甚至连清朝统治者也把他们列为“贰臣”。这难道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吗？不，应该看作是历史的大悲剧。
　　论当时在文坛上的地位、声望和影响，钱谦益当在吴伟业之上。邹镃《有学集序》说：“牧斋先生产于明末，乃集大成。其为诗也，撷江左之秀而不袭其言，并草堂之雄而不师其貌，间出入于中晚宋元之间，而浑融流丽，别具炉锤。”给予很高评价。陈文述以为钱诗“沉郁藻丽，原本杜陵，逸情高致，远在梅村祭酒之上”。这些论述，虽不无道理，但也不尽如此。
　　钱谦益比吴伟业年长二十余岁，私交甚笃，甚至梅村老年得子，牧斋也赋诗祝贺（见《梅村宫相五十生子赋浴儿歌十章》）。特别是梅村诗集付梓时，曾请牧斋为之作序，不用说，自有倚重之意。不过牧斋对梅村之诗也推祟备至，他在《序》中说：“诗之道有不学而能者，有学而不能者；有可学而能者，有可学而不可能者；有学而愈能者，有愈学愈不能者。”他认为吴伟业之诗“文繁势变，事近景遥，或移形于跬步，或缩地于千里。泗水秋风，则往歌而来哭；寒灯拥髻，则生死而死生”，正是他所说的属于“可学而不可能者”之列，可见钱牧斋对吴诗颇为倾心。
　　平心而论，钱、吴之诗，各有千秋，自成大家。钱诗以雄浑奇诡、沉郁顿挫见长，而吴诗则多属抒心写性之作，如果将吴伟业仕清前后看作他诗歌创作的一个分水岭（《梅村家藏稿》即将仕清之前的作品收入前集，仕清之后的作品为后集，可见作者的苦心），那么，前期作品中的中心主题是家国之恨，这是梅村诗魂之所在。后期作品中除抒写亡国之痛外，更多侧重于抒发个人身世的悲哀和内心的痛苦，诗风转向哀婉悲怆。事实上评论一位作家，“知人论世”是一条极其重要的原则。因为诗魂是诗人政治理想、道德情操和美学思想的综合体现，所以人们在评论其作品时，必定要结合生平际遇，兼及为人，才能作出恰当的评价。
　　清初以来的数百年间，历来评论家对钱、吴的评价不一，分歧甚大。究其原委，大半因为两人都是失节大臣，对他们的人品颇有微词，尤其是钱谦益，人们对他的贬责甚多。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说：“谦益诗早年局度精整，沧海之后，善能造哀。文闳肆寄恣，经史百家，旁及佛乘，悉供驱使，是以一时推为文宗。然其人奔竞热中，反复无端，方苞诋之曰其秽在骨，不得谓苛。”这一看法，颇有代表性。“奔竞热中，反复无端”八字，确是一语中的。
　　例如钱谦益身为东林党魁首，在南明弘光朝，为了获得一官半职，竟卖身投靠阉党余孽马士英、阮大铖，甚至不惜出卖灵魂，上疏为阮讼冤，颇为清流所不齿。此其一。其二，明代末年，女真族统治者在东北崛起，屡屡睥睨中原大地。钱谦益对东北边祸曾深表关切，这无疑是爱国心的流露。但曾几何时，当清兵铁蹄席卷中原、渡江南下之际，他却率先带领大臣们开城迎降，成了被人唾骂的“汉奸”。尽管他晚年曾支持郑成功反清复明的斗争，但终未能洗尽其叛降的耻辱。因此，人们在天平上对他的人品进行衡量时，更多地倾向不满的一端。
　　钱诗“原本杜陵”之说，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如此，其实钱、杜品格的高下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杜甫激昂的爱国主义情绪和对人民深厚的爱，构成了杜诗的灵魂，而钱谦益所缺少的恰恰是这一点。由于钱谦益品格上的污点，对他的诗作恐怕不应作过高的评价，这是不言而喻的。
　　至于吴伟业，入清后他曾长期隐居乡里，以保持名节，后在新朝引诱、胁迫下，半推半就地踏上了仕清之途。不过钱之降清和吴之仕清不仅时间有先后，而且性质也有所差别。首先，钱谦益于弘光朝任礼部尚书，身居要职，在清兵南下之际，他非但不组织人民进行抗清斗争，而且率先开城迎敌，他的降清明显带有主动性质。而吴的仕清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动的，这是他懦弱性格造成的悲剧。其次，钱是在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不久，脚根尚未站稳之时降清的，显然具有背叛明朝的性质，而梅村的仕清晚至顺治十年，即清政权统治中土已达十年之久，政局趋向相对稳定，清政府除了采用硬的一手在军事上继续实行无情镇压外，另一方面对知识分子则采取安抚政策，广泛网罗人才为新政权服务。在这种情况下，吴伟业由他人推荐而仕清，我们固然可以说他晚节有亏，但和钱牧斋的开城迎降不可等同视之。特别是钱降清之后，非但未有悔恨之意，而且还向清朝统治者献媚。史惇《恸余杂记》载：
　　豫王下江南，下令剃头，众皆汹汹。钱牧斋忽日头皮痒甚，遽起，人犹谓其篦头也。须臾，则髡辫而入矣。
　　清初下令薙发，在平民百姓中曾引起轩然大波。因而牧斋领头薙发，自然遭人讥诮。有人对钱的一生用四个字概括：“有文无行”。这也许太苛刻了些，但反映了人们对他为人的评价。
　　吴伟业对自己未能坚守民族气节深感痛悔，仕清前后，内心充满矛盾。他在北上之前曾拜谒推荐他入朝的江南总督马国柱，吐露自己的心迹：“惭愧荐贤萧相国，邵平只合守瓜丘。”（《投赠督府马公》）表示愿意隐遁田园以了此一生。临到京之时，又一再表示“此身只合伴渔樵”，“白衣宣至白衣还”。这些诗句，决非矫饰之辞。仕清之后，他更是无情地解剖自己，几乎无时无刻不进行自我谴责。“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忍死偷生廿载余，而今罪孽怎消除？”这类充满感伤的忏悔，淋漓尽致地将内心矛盾和痛苦和盘托出，令人难以卒读。在他诗中，强烈的故国之思和深沉的悔恨往往交织在一起，构成后期创作的特点。只因大节有损，使那些闪烁着爱国思想的篇什，也蒙上了灰尘，这是很可惜的。
　　对于古人，我们自然不必过分苛求，但人品的高下优劣，不能不直接影响对其作品的评价。此外，我们还看到，在吴伟业的作品里，无论在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在揭露现实的黑暗，以及反映人民生活的疾苦方面，似乎都超过钱谦益，有着与同一时期诗人相比的更强的历史价值和认识价值。因此，我们在这一小册子里比较侧重于介绍吴伟业，其原因也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