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乱礬清湖

　　在中国江南秀丽的古城苏州东南，有一湖泊叫礬清湖，百顷湖面，清澈见底。堤栽杨柳，鱼跃水中，花路若梦，渔歌杳渺。传说春秋时期范蠡离开越国时，曾取道于此，故湖名范迁。世传久远，音近而讹，称为礬清湖。这样一个土地膏腴、宛如仙境的地方，在腥风血雨的动乱年代却成为人们避乱逃生之所。
　　吴伟业的组诗《避乱》六首就是写在他避乱礬清湖之时。崇祯十七年（1644）甲申之变，宣告了明王朝的覆灭，不久，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建立了南明政权，它多少给人们以恢复中原的一线希望。遗憾的是，清顺治二年乙酉（1645），清兵迅速向南推进，攻陷扬州，五月初渡过长江天险，从镇江、丹阳围攻南京，昏庸无能的弘光皇帝仓皇出逃，南明小朝廷就像一颗流星似的瞬间即逝。吴伟业也就从一位朝廷命官沦为平民百姓，随着混乱的人流开始了离乡背井的流亡生活。
　　从乙酉避乱开始，是吴伟业生活中的一大转折。清兵南下时，他匆忙回家，率领全家避乱礬清湖，尝够了国破家亡给自己带来的不幸。国运的衰微和个人的际遇交织在一起，就构成了这首组诗的基调。他将自己对时局的感慨，以诗人特有的敏感全部倾注在这组诗中。《避乱》第一首主要是抒发他当时的心境：“我生江湖边，行役四方早。所历皆关河，故园迹偏少。归去已乱离，始忧天地小。从人访幽栖，居然逢浩渺？”这的确是他当时的真实思想。自从他二十三岁科场得志后，身任要职，宦游九州，经历海内名山大川，无暇回到自己的家乡，而在离乱中才突然觉得天地是那样的狭小，找不到安身之处。从甲申到乙酉，朝改代换，对国家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对吴伟业个人来说，他从一个明朝大臣，一变而成丧国的遗民，自然意识到自己命运与明朝的盛衰休戚相关。尽管这是他所不愿见到的，但这却是现实。可以说是一下子从天上掉到了地下。如今，他在这样一种情绪的支配下，产生了“定计浮扁舟，于焉得终老”的想法，应该说是可以理解的。他决心隐居山林，在礬清湖直至终老，这实际上是他当初拒绝与清廷合作的思想反映。
　　组诗的第二、三、四首倒叙诗人从闻讯、出逃、行舟，以及到达礬清湖时的情景。“予也仓皇归，一时携百口。两桨连若飞，舟扁戢来久”。诗人携全家出逃时的艰难情形，在他另一首诗《礬清湖》序中，有详细的记述：“风雨大作，扁舟掀簸，榜人不辨水门故处，久之始达。”扁舟在大风大雨中本来驾驭就很困难，更因船工不辨水路而延长了旅途的时间。当时诗人的亲父母和嗣父母都跟随身旁，两对白发双亲，“动止需人扶”，加上“妻妾病伶仃，呕吐当中途。长女仅九龄，余泣犹呱呱”。妻妾体弱，儿女幼小，长途跋涉，辛苦自知，“多累心常苦，遭时转自怜。干戈犹未作，已自出门难”。这是他避乱途中的真实写照。
　　诚然，一位真正的诗人，他所关心的不仅是一己之身和自己的一家，这组诗的视野是广阔的，他把避乱途中所见到的人民苦难都摄取到他的诗中：“却话来途中，所见具八九。失散追寻问，啼呼挽两手。屡休又急步，独行是衰朽。”“老稚争渡头，篙师露两肘，屡唤不肯开，得钱且沽酒。”老百姓在逃亡途中妻离子散的悲惨情景跃然纸上。正因为作者亲临其境，有切身感受，因此写来富有真实感，由于他在战乱中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底层的人民，使他的思想有所变化，更同情人民的疾苦，无疑对他的创作产生有利的影响。“诗穷而后工”的规律在他身上也得到体现。
　　这组诗中还对南明政权的失败原因进行深刻的反思。吴伟业作为南明政权的官员，他比一般的老百姓当然更了解朝廷的内幕：“天堑非不雄，哀哉日荒燕。嗟尔谋国徒，坐失江山半。长平篙起舞，扁舟疾如箭。可惜两河士，技击无人战！”直接痛斥和鞭挞了南明统治者的腐败无能，祸国殃民。这批“谋国徒”身居高位，不以国事为重，终日沉醉在宴饮淫乐之中，纵有长江天险，却无法挽救南明政权的覆灭命运，痛惜南明将士虽有作战本领，却无人抵御清兵，白白断送了大好河山。诗人对南明统治者的不战而逃非常反感，加以抨击：“骤得口头信，龙关已不守。由来嗤早计，此日尽狂走。”讽刺弘光朝的官僚们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还不谋划对抗之良策，相反却讥笑那些建议及早作抵御准备的人。一旦清兵南渡，他们却仓皇出逃，惊慌失措。“此日尽狂走”，把他们的狼狈相暴露无遗。
　　组诗的内容很丰富，于写景中见抒情，于叙事中寓感慨，有条不紊，结构恢宏，场景变幻推移，而且动静结合，交辉相映，而每一首或明或暗，都有礬清湖的影子。
　　吴伟业避居礬清湖时，清兵刚渡江南下，灾难还没有蔓延到这块美丽富饶的地方。但是好景不长，世外桃源本来是不可能存在的。十余年之后，吴伟业又写过一首《礬清湖》诗，这时他笔下的礬清湖早已不是《避乱》中描述的那样静谧、秀丽的地方了。他当年避难所依靠的同宗兄弟青房等在战乱之后，因毁家纾役，旧业早已荡然无存。“池荷久不开，岁久填泥淤。废宅锄为田，荞麦生阶除。当时栖息地，零落今无余”。留下的只是一片凄凉景象。
　　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是一场浩劫，人民为它付出的代价自然是无法偿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