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捉船之风

　　偶翻《曾国藩全集》，一篇《禁止掳船告示》映入眼帘，笔者饶有兴趣地浏览一过，茅塞顿开，领悟到有清一代诗歌创作中之所以以“捉船”为题材的诗篇经常出现在作家笔下的道理，而且对吴伟业《捉船行》的写作背景及其社会意义，多少增添一点感性的认识。《告示》写道：
　　照得近来各营弁勇，掳船之风日甚一日。或并无差事，掳船而卖放；或多揽货船，闯关而包厘。即有统领营官在途同行，亦复纵容兵勇鱼肉船户。无论重载之船、家眷之船、养病之船、送柩之船，一概强掳讹索。或本系上水，而强之下行；或本系小划，而强之远行。甚至驱逐客商，攘占货物。又有游勇、土匪假冒各营之名，到处掳船。长江大湖，支河小港，骚扰几遍。商民久含怨怒，厘税因之大减。船户固不聊生，军士亦将饥饿。急应严行禁革，以肃军政而裕厘饷。嗣后，……一概不准掳船，只准民价和雇。如敢故违，定以军法从事。
　　冗长的引文，令人看得有些不耐烦，但有一点十分难得，这位堂堂的清朝大臣对“掳船之风日甚一日”深感忧虑，“商民”“船户”固然不满，却未必会引起这位大臣的重视，但“厘税因之大减”，“军士亦将饥饿”，才使他感到此风非煞不可。这也是此篇“告示”的着眼点。可见，掳船之风当时已严重到何等地步。那么，一纸文书是否果能遏制住风行已久的恶习，那只有天晓得。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实上，掳船之风在清朝初年就十分盛行，且看吴伟业的《捉船行》：
　　官差捉船为载兵，大船买脱中船行。中船芦港且潜避，小船无知唱歌去。郡符昨下吏如虎，快桨迎风摇急橹。村人露肘捉头来，背似土牛耐鞭苦。苦辞船小要何用，争执汹汹路人拥。前头船见不敢行，晓事篙师敛钱送。船户家家坏十千，官司查点候如年。发回仍索常行费，另派门滩云雇船。君不见官舫嵬峨无用处，打鼓插旗码头住？
　　事实上，曾国藩的《告示》是在这首诗问世之后二百多年写成的，倘若将它移作《捉船行》的注脚，仍十分贴切，可见从清王朝建立之后的二百多年间，“掳船之风”盛吹不衰，且愈演愈烈，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贪婪的官吏借此敲诈勒索，鱼肉人民，以饱中囊。难怪清代一些诗人对“捉船”的虐政十分反感，给后人留下不少反映这一现实问题的诗篇。如钱澄之《捉船行》：“县里今年大捉船，有船不近长江边。往时系缆阑江口，如今横舰截江守。峨峨大艑载官鹾，官不放行可奈何。”这首诗着重写大船被官府拦截，使船工无法维持生计，“闲得一夜心不休，明朝替人驾小舟”。但是，驾小舟也不能逃避被捉的命运，高琼《小船歌》写道：“江中官船不知数，又见官符捉船住。大船买脱中船藏，小船仓皇避无路。”小船的处境不见得比大船好，甚至更坏。“捉船”的结果，逼得船民走投无路，李念慈的《封船行》就是写一对船工夫妇被捉载兵，结果连粮食也被夺走，只得深夜弃船而逃：“忍饥夫妇双泪流，夜弃舟航行乞去。”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这类以捉船为题材的诗篇，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描绘出一幅清代船民悲惨生活的图景。
　　而吴伟业这首《捉船行》，却独具匠心，和其他诗篇比较，它写得更生动，更深刻，因而更具有强烈的批判力量。诗从“捉船”写起，以讽刺性喜剧的形式，先是展现出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官差借口载兵而四出捉船，“大船”用金钱“买脱”，免被征用，“中船”看来势不对躲进港叉，只有“小船无知唱歌去”。然而小船依依呀呀摇着橹，一路上轻松地唱歌而去，结果却带来一系列麻烦，这样便把矛盾冲突引向高潮。船工的遭受毒打，篙师的“敛钱送”，郡吏的敲诈勒索，无不摄入作者的镜头。
　　诗写到这里，似乎可以结束了，作者却用了一个有力的反诘，使作品所蕴含的思想更深入了一层：“君不见官舫嵬峨无用处，打鼓插旗码头住？”高大的官船，停靠在码头边，闲置无用，这就反衬出所谓“捉船载兵”，其实不过是一种借口、一个骗局而已。它深刻地揭露出清朝政府的腐败以及官吏的贪婪凶残。这个结尾强劲有力，且发人深省。
　　杨载《诗法家数结句》云：“或就题结，或开一步，或缴前联之意，或用事，必放一句作散场，如剡溪之棹，自去自回，言有尽而意无穷。”《白石道人诗说》云：“篇终出人意表，或反终篇之意，皆妙。”梅村深得诗中三昧，能运用自如，这样的结尾，确实出人意表，收到了言虽尽而意无穷的效果，不愧为诗林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