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途中
“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吴伟业在北上仕清的途中,想及自己的身世,不由地从心底发出深深的哀叹!这凄凉的声音,是哀号,是哭泣?不,这是比哀号哭泣更加令人难过的忏悔。
吴伟业在明朝是位颇负声望的士大夫。他在弘光朝不愿与马士英、阮大铖辈为伍,任职仅二个月,即拂袖而去,也可见其为人的正直。入清之后,他赋闲乡里,隐居不出,以保持晚节。他在一些作品中也尽情讴歌那些能坚守气节的人物,如“还家苏武节,浮海管宁船”(《座主李太虚从燕都间道北归,寻以南昌兵变,避乱广陵赋呈》),“空余苏武节,流涕向长安”(《读史杂感》)等等,表明他对名节的重视。
可是,当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用火与剑巩固其统治之后,为了收买汉族知识分子,利用科举或推荐的办法,给他们一官半职,使他们成为驯服的臣民。在江南总督马国柱以及陈之遴(吴的姻亲)等荐举下,昊伟业的思想动摇了,顺治十年,他开始考虑走上仕清的道路。
这一消息传出之后,有人劝阻,有人惋惜。著名散文家侯方域(字朝宗)写了一封充满感情的信,规劝他要以名节为重,不要出山,指出“十年以还海内典刑沦没殆尽,万代瞻仰仅有学士”,因而“学士之出处将自此分,天下后世之观学士者,亦自此分”。言辞恳切,分析中肯。的确,在明朝遗臣中,能像吴伟业那样继续操守名节者,已寥寥无几。他作为一面旗帜,一旦倒下,将使那些不愿降顺清朝的士大夫感到失望。遗憾的是,吴伟业最终未能听从侯方域的劝告,依然决定仕清。侯方域去世(侯卒于顺治十一年)后,吴伟业曾写下一首《怀古兼吊侯朝宗》诗:
河洛风尘万里昏,百年心事向夷门。气倾市侠收奇用,策动宫娥报旧恩。多见摄衣称上客,几人刎颈送王孙。死生总负侯嬴诺,欲滴椒桨泪满樽。
诗借历史故事以抒写胸怀,侯嬴即借指侯朝宗。作者自注云:“朝宗归德人,贻书约终隐不出。余为世所逼,有负夙诺,故及之。”可见“死生总负侯嬴诺”,正是诗的主旨所在。当年梅村辜负了侯朝宗的一片真情,如今侯已作古,令诗人感伤不已。
梅村一再表白,再仕清廷,系“为世所逼”。他在《与子暻疏》中更是不厌其烦地说:“不意荐剡牵连,逼迫万状,老亲惧祸,流涕催装。同事者有借吾为剡矢,吾遂落彀中不能白衣而还矣!”梅村仕清固然有朝廷逼迫等种种客观原因,但归根结底还是由于他守节之志未坚,思想上的动摇,再加上性格懦弱,使他别无选择,只能走上仕清的道路。
梅村身仕两朝,很自然引起一些遗民的不满。刘献廷《广阳杂记》有一段记载:
顺治间,吴梅村被召,三吴士大夫皆集虎丘会饯,忽有少年投一函,启之得绝句云:“千人石上坐千人,一半清朝一半明。寄语娄东吴学士,两朝天子一朝臣。”举座为之默然。
像这类的冷嘲热讽,对吴梅村来说确实不是味道。他心里明白,这次出山绝非荣耀之举,事后必将受到人们的耻笑诟骂。他深感痛苦的根源也在这里。应该承认,他不是一位“不以耻为耻”的人,因此,一种负疚感重重地压在心头,他说:“吾以草茅诸生,蒙先朝巍科拔擢,世运既更,分宜不仕,而牵恋骨肉,逡巡失身,此吾万古惭愧无面目以见烈皇帝及伯祥诸君子,而为后世儒者所笑也。”可以说从他出仕清朝之始,直至去世为止,在他人生的舞台上总是不断地自我解剖、自我谴责,仿佛想以虔诚的忏悔,去取得人们的谅解。他这样做正是他性格的悲剧所决定的。
顺治十年冬,他沿着大运河应征北上,途中写下了不少令人难忘的诗作,如《过淮阴有感》:
登高怅望八公山,琪树丹崖未可攀。莫想《阴符》遇黄石,好将《鸿宝》驻朱颜。浮生所欠止一死,尘世无由识九还。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
八公山在今安徽淮南市西,传说汉淮南王刘安曾与苏非、李尚等八位门客一起登山游览,后刘安在山上修炼成仙,(据历史记载,因有人告发刘安谋反,下狱自杀。)且因放置余药于庭中,鸡犬舐食后也都随之升天。梅村路经淮阴八公山,从汉代淮南王刘安的传说,联想到自己的身世处境,一种莫名的惆怅油然而生。“浮生所欠只一死”,他对自己未能以身殉国深感愧疚。最后无可奈何地发出“我本淮王旧鸡犬,不随仙去落人间”的哀叹。
在进京的路上,他内心矛盾,忐忑不安,而且越接近京城,心里越感到不踏实。“已过江南雪,须防济北冰”(《旅泊书怀》),这仿佛是不经意之笔,写途中景色。实际上则是以景寓情,担心自己到达北方之后,可能受到清廷的冷遇。“征车何用急,惭愧是无能”。作为一位明朝遗臣,本不该出仕清廷,那为什么又急急匆匆往京城赶路?尽管一路上思想翻腾得利害,矛盾、惭愧、内疚、悔恨,但滚动的征车好似不理解他的心情似的,依然按照既定的目标前行。在即将到达北京之际,他仍抱着一线希望,幻想朝廷当事者会发善心,将他放归。于是他写下《将至京师寄当事诸老》诗,以吐露自己的心迹,其中有这样的诗句:“匹夫志在何难夺,君相思深自见怜。记送铁崖诗句好:‘白衣宣至白衣还’。”铁崖是元代文学家杨维桢的号。杨维桢曾任建德路总管府推官,入明后赋闲在家,明太祖曾两次征召他修纂礼乐书志,他入朝后留一百十日,即乞归。当时宋濂赠给他一首诗,有“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之句,作者借用这一历史典故,表达自己不愿仕清的志向。很显然,他的愿望在当时是无法实现的,不得已留在清廷任职,官秘书院侍讲、国子监祭酒。三年后才因母丧辞官归里,此后不再出来做官。
“保初节易,保晚节难”。宋代理学家朱熹的这一段话,确是至理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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