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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将军的谜底躺在那家工厂日光灯下一辆衬着垫木的小车上。工厂建在伊拉克沙漠底下的80英尺深处。
当房间的门打开时，一名工程师快步后退站好了立正的姿势。只有五个人走进来，然后两名总统卫队的武装警卫关上了房门。其中四人对中间的一个人表示出极大的尊敬。
与往常一样，那人穿着闪闪发亮的黑色牛皮靴，身着一套崭新军服，他的随身武器挂在腰上，军装领口与喉咙之间围着一条绿色棉巾。他就是萨达姆·侯赛因。其他四人中有一人是他的贴身保镖，在对每一个人实施了五次搜查暗藏的武器之后，那人仍没有离开他的身旁。
在萨达姆·侯赛因和保镖之间站着他的女婿侯赛因·卡米尔——工业与军工部部长。站在总统另一边的是本项目的设计人贾法尔·阿尔贾法尔博士，伊拉克的核物理学天才。在他旁边，但稍微靠后一点的是萨拉·西迪基博士。如果说贾法尔是物理学家的话，那么西迪基是工程学家。
在白色的灯光照耀下，他们的婴儿的钢体泛着暗淡的颜色。它有14英尺长，直径3英尺多一点点。钢体的4英尺后部是一个精心制作的减震装置，弹射体一经发射，该装置即会脱落。即使剩余的10英尺长弹体实际上也是一只软壳，是由八段相同材料制成的衬套所组成。微小的爆炸性螺栓在弹射体弹出去执行任务时将使这些衬套炸裂，留下更苗条的、只有两英尺直径的核心部分独自飞射出去。衬套只是包在24英寸的弹射体外围，使其达到发射器口径所需的39英寸，并保护和包住四条刚性的尾鳍。伊拉克不拥有从地面操纵可动尾翼所必需的遥感技术，但固定翼可用于稳定飞行中的弹射体，还能防止它发生摇摆和翻滚。弹射体前部的锥形鼻首用的是超强合金钢，并做成了针尖状。最后，这个锥体也要分离。
进入内层空间飞行的火箭在重新回到地球的大气层时，由于越是往下飞行空气越是稠密，由此产生的摩擦热量足以熔化那个锥形鼻首。那就是为什么重新进入大气层的宇航员需要那块阻热板——防止航天器遭焚毁。那天晚上五个伊拉克人在视察的那件设备是类似的。钢制的锥体将把弹射体带上高空，但经不起重新进入大气层的热摩擦。假如它被保留着的话，那么熔化的金属会发生弯曲和翘起，导致下降的飞行物产生摇晃、突然转向、宽面朝下迎向扑面而来的空气，并且烧毁。这个钢锥体被设计成在飞到最高点时即炸为碎片脱落，从而显露出安装在它下面的一只更短、更钝、用碳纤维制成的重返大气层锥体。
在杰拉尔德·布尔还活着的时候，他曾经试图代表巴格达收购在北爱尔兰的一家叫李尔范的英国公司。那是一家破了产的飞机制造公司，它曾经试制过许多部件用碳纤维制造的执勤喷气飞机。使布尔博士和巴格达感兴趣的不是执勤飞机，而是在李尔范的碳纤维细丝盘绕机器。
碳纤维特别耐热，但也很难加工。碳先是被分解成一种毛状物，由此纺出一股细线或细丝。细线在一只模具内安放和交叉叠放了许多次，然后粘合进一只壳体以塑出所需的形状。因为碳纤维在火箭技术中至关重要，而那项技术是分级的，所以对此种机器的出口监控非常小心。当英国的情报人员获悉李尔范的设备要运往何处时，他们与华盛顿进行了协商。那项交易被否决了。那时候西方的专家们认定伊拉克将无法获得碳纤维丝技术。
但是专家们猜错了。伊拉克改变方针，结果奏效了。美国的一家空调器和绝缘器材供应商被说服向伊拉克的一家门面公司出售石棉纺纱机。在伊拉克，它被伊拉克的工程技术人员改装成了纺制碳纤维的机器。
在后部的减震器与锥形鼻首之间安放着西迪基博士的作品——一颗小小的、普普通通的、但作用完备的原子弹，可由炮筒发射，使用锂和钚催化剂以产生为开始链式反应所必需的中子风暴。
在西迪基博士的工程作品里面的是那个真正的胜利成果——一个圆球和一个管形的塞子，里边装的是在贾法尔博士领导下生产出来的重达35公斤的纯浓缩铀-235。
一丝满意的笑容展现在那道浓密的黑色小胡子之下。总统走上前去用一根食指指向那个擦得发亮的钢体。“它能用吗？它真的能用吗？”他耳语着问。
“是的，赛义德热依斯。”物理学家说。
戴着黑色贝雷帽的那颗头缓慢地点了好几次。“要向你们表示祝贺，弟兄们。”
在那个弹射体之下的一只木架上有一块简单的牌子，上面写着：安拉—乌特—库布。
伊拉克外交部长塔里克·阿齐兹一直在长时间地、艰难地打算着如何把在日内瓦期间美国人在他面前表达的如此赤裸裸的恫吓转达给他的总统。
阿齐兹和总统已经互相相识有二十年了。二十年以来，这位外交部长对他的主人表现了狗一般的忠诚，在早年复兴党内部的争权夺利斗争中，他总是站在主人的一边，总是相信他的判断，即来自底格里特的那个残酷无情的人会取得胜利，且这种判断总是被证明是正确的。他们一起爬上了独裁统治的那根滑溜溜的权力杆，但在阴影中总是还有一根杆子。这位灰头发的、个子粗壮的阿齐兹先生已经以他绝对的盲从努力克服了他受过高等教育和掌握两门欧洲语言的先期优势。
把实际的暴力留给他人，在一次又一次的清洗中他与所有在萨达姆·侯赛因法庭里的人一样，目睹并赞许了一队队军官和曾经是受信任的党员蒙受耻辱，并被拉出去处决，而且在死刑之前往往已经在阿布格雷布的折磨者那里遭受了严刑拷打。他已经看到过英勇善战的将军们因为站出来为部下讲了几句话而被革职和枪决，他还知道真正的阴谋家死去时的惨状是他所不敢想象的。他已经见到过曾经在军中不可一世、无人敢惹的阿尔朱布里部族是如何失宠和遭黜的，余下的人是如何变得服服帖帖的。他对萨达姆的亲属、时任内务部长的阿里·哈桑·马吉德的滥杀无辜缄口不语。当时马吉德策划了对库尔德人的大屠杀，不单单在哈拉布贾，还在另五十个村镇，用炸弹、炮弹和毒气把它们夷为平地。
与跟在热依斯后面的所有随从一样，塔里克·阿齐兹知道他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如果他的主人有个三长两短，那么他也将会永远沉沦。
与御座周围的某些人不同，他太聪明了，不会去相信这是一个受欢迎的政权。使他真正害怕的倒不是外国人，而是伊拉克人民的可怕的复仇，假如有朝一日萨达姆的保护面纱被从他的脸面揭开的话。
1月11日那天，当他从欧洲返回受召唤等待着约见时，他的问题是如何选择美国人恫吓的措词，而不会引火烧身。他知道总统有可能轻易地怀疑是他——外交部长向美国人建议那种恫吓的。偏执狂是不讲逻辑的。许多无辜的人死去了，他们的家人与他们一同死去，其缘由就是热依斯的某些灵感性的怀疑。
两个小时之后，当他回到他的轿车里时，他宽慰了，含着笑容，但感到迷茫。
使他宽慰的理由很简单。当时他的总统相当放松，态度和蔼。他赞许地听取了塔里克·阿齐兹对他的日内瓦之行的激动的汇报，还有在他与人们交谈时他所感受到的对伊拉克处境的广泛同情，以及在西方出现的越来越强烈的反美情绪。他理解地点点头，当塔里克愤怒地谴责美国的战争贩子们时，以及当他最后发完了怒火而提到了詹姆斯·贝克确切地对他说过的话时，期待着的来自热依斯的暴怒并没有发生。
当桌子周围的其他人怒火冲天时，萨达姆·侯赛因仍在点头和微笑着。
外交部长离开时面带笑容，因为最后他的热依斯还就他的欧洲之行向他表示了祝贺。实际上按照任何正常的外交标准来衡量，这次欧洲之行应该是一场灾难——各方面均遭到拒绝、受到主人的冷遇、没能动摇已经针对他的国家布置起来的多国部队的决心。但这些事实似乎并没有什么关系。
使他迷茫的是热依斯最后说的那番话。这是对外交部长一个人说的悄悄话，因为总统把他送到了门边。
“拉菲克，亲爱的同志，别担心。不久我将会让美国人大吃一惊。现在还不会。但如果贝尼卡尔布胆敢越过国境，我将不会用毒气去对付，而是用上帝的拳头。”
塔里克·阿齐兹赞同地点点头，即使他根本不知道热依斯在说些什么。与其他人一样，他也是在24小时之后才找到谜底。
1月12日上午，在巴格达7月14日街与金迪街交汇处的总统府里召开了伊拉克革命指挥委员会的最后一次全会。一星期以后，总统府被炸成了废墟，但里面的鸟儿早就飞走了。
与往常一样，会议通知是最后一分钟才发出的。热依斯每一天特定时刻的行踪，除了其家庭成员、最亲密知己和贴身保镖这一小撮人知道之外，其他官员，无论职位多高、如何受宠，都不知道总统的下落。
在经历过七次主要的、针对他的暗杀阴谋之后，他之所以还活着是因为他对个人安全措施的着迷般的重视。这种保安措施没有托付给反间局，也没有托付给奥马尔·卡蒂布领导下的秘密警察局，当然更没有托付给陆军，甚至也没有托付给共和国卫队。这项任务交给了青年近卫队。队员们的年纪是轻了些，大多数才20岁刚刚出头，但他们的忠诚是狂热的和绝对的。他们的队长是热依斯自己的儿子库赛。
没有一名阴谋家会知道热依斯要行走的路线、时间或者乘坐的车辆。他对军事基地和工业基地的视察和走访总是搞突然袭击，不但搞得被访问单位措手不及，而且他周围的人也大吃一惊。即使在巴格达市内，他也会凭一时的突发奇想而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有时候在总统府住上几天，有时候回到拉希德宾馆下面的地下掩蔽室去。
每一份放到他面前的饭菜必须先由人去试尝，该试尝者是厨师的长子。每一杯饮料须是从封口完整的瓶中倒出来的。
那天上午在总统府召开的会议是由特别信使在会议开始前一小时通知革命指挥委员会的各位委员的。这样就没有时间去准备暗杀行动了。
豪华轿车一辆接一辆转弯驶进总统府大门，卸下车上的载荷，停到了一个专门的车库里面。每一名委员都通过了一道金属检测门，个人随身武器是不允许携带的。
当大家都聚集到那个放着一张T形桌子的大会议室时，他们一共有三十三个人。八人坐在T字的上首，分列于中间那把空着的御座的两旁。其他人面对面地坐到了T字竖条的两边。
与会者中有七个人与热依斯有血缘关系，另三个人与之有姻亲关系。再加上八个人来自底格里特或其附近地区。他们全都是复兴党的长期党务要员。
三十三人中有十人是内阁部长，九人是陆军和空军的高级将领。前共和国卫队司令萨迪·图马·阿巴斯就在那天上午晋升为国防部部长，正春风满面地坐在桌子的上首。
陆军将领中有步兵司令穆斯塔法·拉迪、炮兵司令法罗克·里达哈、工程兵司令阿里·穆苏里和装甲兵司令阿卜杜拉·卡迪里。
在桌子的最远处是三位来自情报部门的人：国外情报局局长乌贝蒂博士、反间谍局局长哈桑·拉曼尼和秘密警察局局长奥马尔·卡蒂布。
当热依斯进来时，在座的全体起立、热烈鼓掌。他微笑着，坐进自己的椅子，吩咐大家坐下，并开始了他的讲话。他们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讨论什么事情，他们是来听报告的。
当热依斯的演讲接近尾声时，只有他的女婿侯赛因·卡米尔没表示出惊奇。当那长达40分钟的标志着他的领导地位的一系列完整的胜利的讲话终于结束时，他向他们透露了消息。
在座者的立即反应是一片茫然的沉寂。他们知道伊拉克多年来一直在试制那件东西。仅仅是这一技术领域的这项成就，就似乎能产生对整个世界的一种刺激性的恐惧，即使是强大的美国也会感到敬畏。现在，这项成就已经取得了，就在现在，在战争爆发的前夜，这好像令人难以置信。这是神的帮助。但神并不是在天上，他就坐在这里，与他们在一起，在静静地微笑着。
是预先得到过关照的侯赛因·卡米尔站起来领头热烈鼓掌。其他人迫不及待地纷纷仿照，惟恐起身太慢、掌声太轻。然后谁也不想首先停止鼓掌。
当他在两个小时之后回到办公室时，哈桑·拉曼尼，这位身居反间局局长的大都市人清理掉书桌上的一切文件，命令部下不得打扰，倒了一杯黑咖啡坐进了椅子里。他需要思考一番，深深地思考一番。
与那间会议室里的每一个人一样，那个消息震惊了他。突然间，中东的军事力量平衡发生了变化，虽然现在还没有其他人知道。在热依斯抬起双手谦虚地示意停止鼓掌并且重新主持会议之后，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宣誓要保持沉默。这拉曼尼可以理解。尽管在散会时大家都沉浸在无比兴奋之中，包括他本人也是无限激动，但他可以预见到一些大问题。
这种设备根本不起威慑作用，除非你的朋友，更重要的是你的敌人，知道你已经拥有了。这样的话，只有你的潜在的敌人会匍匐在你面前声称要做朋友。
已经研制出这种武器的某些国家直截了当地宣称这一事实，并附之以一次主要的试验，让其他国家去猜想后果。另一些国家，如以色列和南非，只简单地暗示他们所拥有的东西，但不去证实它，让其他国家，尤其是他们的邻国去猜想。有时候那样做效果更好，想象是无边无际的。
但那件东西，拉曼尼已经深信，将不会为伊拉克效劳。假如他被告知的事情属实——对此他不能信服不是一场假戏——那么伊拉克之外没人会去相信它。只有伊拉克去证明它，才能使人们去相信它。但热依斯显然拒绝这么做。当然，要去证明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在本国的领土上试验是疯狂的行动。派一艘船驶入南太平洋，扔下它，让试验在那里发生，这在以前也许是可行的，但现在不行。所有港口都被封锁了。但可邀请设在维也纳的联合国国际原子能署的专家组前来观摩验证，并使他们满意这并不是一个谎言。毕竟十年来国际原子能署的官员差不多每年都在巡访，也常常被一些伪装得尽善尽美的假象所愚弄过。这次让他们亲眼目睹，他们将不得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试验并确认真相。
然而他，拉曼尼，刚刚听说这条路已经被正式禁止了。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吗？因为热依斯心里另有秘密吗？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他拉曼尼又怎么样呢？
几个月来，他曾经指望萨达姆·侯赛因会蛮横地叫嚣进入一场无法打胜的战争，现在他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拉曼尼曾指望事情会在美国导向下以热依斯的倒台和他本人在美国承办的继任政权中的提升而达到高潮。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他明白他需要时间来思考，来算计如何最佳地打那张令人吃惊的新牌。
那天晚上，黑暗降临以后，在巴格达市内基督徒区迦勒底人的圣约瑟夫教堂后墙上出现了一个粉笔记号。它像一个横着写的数字8。
那天夜晚，巴格达市民发抖了。尽管伊拉克广播喋喋不休地作着宣传而且还有许多人盲目地信任这些宣传全都是真实的，但仍有其他人在收听英国BBC的阿拉伯语广播，并且知道贝尼纳吉是在说真话。战争就要来临了。
市民们的设想是美国人会以对巴格达的地毯式轰炸开始，这种说法一直传到了总统府。战争开始后将有大量平民伤亡。当局接受了这种说法，但没放在心上。官吏们的想法是平民在家里遭受如此大屠杀所产生的国际影响会导致全球性的反美情绪，迫使她放下屠刀并滚回老家。那就是为什么当局仍允许而且实际上还在鼓励大量外国记者住在巴格达的拉希德宾馆里。向导们已经随时待命，以便一发生杀戮就能迅速把外国电视摄像组带往现场。
然而这种传闻确实也吓坏了住在巴格达的一些居民。许多人早已逃离了，外国人奔向约旦边境，加大了从科威特外逃的已经持续了五个月的难民潮，本国人则寻求到乡下去避难。
包括横跨大西洋的美国和欧洲的亿万名站在屏幕前的电视迷们在内，没人会怀疑在利雅得的海湾战区空军司令查克·霍纳手中所掌握的生杀大权。当时没人能知道，实际上绝大多数目标将是从空中遨游的人造卫星照相机所拍摄的图片中挑选出来的，并将由激光制导炸弹去把它们摧毁。这种炸弹落到非瞄准目标的情况极为罕见。
随着BBC广播的今后形势真相传到了农贸市场和大街小巷，巴格达市民知道从1月12日半夜起再过四天，撤离科威特的最后期限将会结束，美国的作战飞机将会来临。因此整个城市静静地期待着。
麦克·马丁蹬着自行车慢慢地驶出舒尔贾街转到了那座教堂的后面。当他骑车经过时，他看见了那个粉笔记号，但他继续前行。到了巷子的尽头他停住了，跳下自行车，花了一些时间去调整链条，同时扭头朝他过来的方向观察，看看身后是否有动静。
没有动静。没有秘密警察匆匆行走的脚步声，没人在屋顶上探头探脑。他骑回来，拿出湿布擦去那个记号，又骑车离开了。
那个数字8表示在阿布纳华斯街旁边那个废弃的院子里的旗杆石下面有一份情报在等待着他。那地方在半英里远的河边。孩提时他曾经在那里玩耍过，与哈桑·拉曼尼和阿卜德尔卡里姆·巴德里一起沿着码头奔跑。在那里，商贩们曾经摆着各种可口的风味小吃，还向路人出售从底格里斯河捕获的大鲤鱼。
现在商店都关上了门，茶馆也拉上了百叶窗，只有三五个人在码头上闲荡。宁静正合他的目的。在阿布纳华斯街头，他看见一组秘密警察的便衣卫兵，但他们没去注意那个骑着自行车为他的主人跑腿的打工仔。见到他们时，他的心抽紧了。如果他们是在守候一只死信箱，那么他们不会在街头派出一组那么明显的便衣。因此，说他们在守候是牵强附会的，也是破绽百出的。
情报是在那里。砖头很快就复位了，折叠起来的那张纸条放进了他的内裤裤裆里。几分钟之后，他已经踏上横跨底格里斯河的哈拉尔大桥，从里萨法回到卡奇，并继续前行，返回了在曼苏尔的苏联外交官住宅。
他已经在那座花园洋房里住了九个星期。那位俄罗斯的炊事员和她的丈夫对待他很公正，他也学会了几句俄语。他每天外出采购新鲜农副产品，这给了他去巡视各个死信箱的极好的机会。他已经发了十四份信息给那位没见过面的耶利哥，并从他那里收到了十五份。
他曾经被秘密警察拦住了八次，但因为他那卑贱的举止、他那辆破自行车和装着蔬菜、水果、咖啡、香料的篮子，以及他出示的外交官家庭的证明信和他那明显的穷困潦倒相，他每次都能当场脱身。
他不可能知道利雅得在制订什么样的作战计划，但他必须把从磁带上听到的所有提问用阿拉伯语写出来并交给耶利哥，必须阅读耶利哥的回复以便用压缩电报发回给西蒙·巴克斯曼。
作为一名军人，他只能估量耶利哥的情报，政治上的和军事上的，对于准备进攻伊拉克的指挥官肯定是无价之宝。
他已经在棚屋里有了一只燃油取暖器和一盏煤油灯。从市场购物带回来的麻袋现在用做了窗帘，门外砾石路上传来的嘎吱嘎吱的脚步声可提醒他有人走近了门口。
那天夜晚他回到了他的温暖的家，插上门，确信帘子已经把窗户遮掩得严严实实了，然后点上油灯开始阅读耶利哥的最新信息。它比往常的要短，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其重要性。马丁看了两遍，以确认自己没有突然忘记阿拉伯语，咕哝了一声“耶稣基督啊”！然后揭开那几块松动的地砖，露出了那只磁带录音机。
惟恐引起误解，他把那份情报用阿拉伯语和英语缓慢地、仔细地读入录音机，接着把开关拨至快录档，使这段信息压缩至最短的时间之内。
午夜零点20分，他把电报发了出去。
因为知道那天夜晚12点15至30分之间有一个收报时限，所以西蒙·巴克斯曼没有上床睡觉。当电报发进来时，他正与其中一名无线电报员在打扑克。第二名报务员从通讯室来报告消息了。
“西蒙，你最好现在来听听这个。”他说。
尽管秘情局在利雅得从事情报活动的不止四个人，但对耶利哥的操纵管理是如此之秘密，以致知情人只有巴克斯曼、情报站长朱利安·格雷和两名报务员。他们使用的三个房间已经与别墅里的其他房间隔离开来了。
西蒙·巴克斯曼在那间由卧室改成的录音棚里用一台大录音机倾听了那段声音。麦克·马丁先是说了两遍阿拉伯语，是按耶利哥的手写稿子逐字逐句念出来的，继之又读了两遍他自己的英语译文。
听着、听着，巴克斯曼感到头顶被浇了一桶冷水。事情糟了，糟得很。他在倾听的事情简直是不可能的。另两个人静静地站在他旁边。
“是他吗？”录音带刚播放完巴克斯曼就急切地问。他的第一个念头是马丁已经被捕，且那段声音是一个骗子的话音。
话音类型有各种不同的音调、节奏、高音、低音和韵律，录入话音振荡器后，可把它们以一系列的线条反映在屏幕上，就像心电图机那样。无论模仿得如何逼真，每个人的话音都有细微的差别。在赴巴格达之前，麦克·马丁的话音被录入了这种机器里。此后从巴格达发过来的电文话音被确认为同一话音。这样做为的是防止发生压缩和解压以及录音机或人造卫星传输过程中万一声音失准。
那天夜晚来自巴格达的话音被与已录制的那个声音作了核实。那是马丁的说话声，不可能是他人。
巴克斯曼的第二个害怕是马丁已遭逮捕、拷打、已经变节，他现在是在枪口下读出别人为他起草的假情报。但他否决了这个想法，认为可能性极小。
他们预先已经约定，万一马丁因被捕不能以一个自由的间谍身份发报时，那么电报中会出现商定过的词语、停顿、犹豫和一声咳嗽。再者，他上次发报才过去三天时间。伊拉克的秘密警察也许是残忍的，但他们的行动没有那么快。再说马丁非常坚强。一个人如果那么快就屈服变节，那么说明他的精神已经崩溃了，经过严刑逼供已经成为行尸走肉，而且这种精神状况肯定会在他的说话中显露出来。现在的迹象表明马丁一切正常，他读过来的信息完全是他那天晚上从耶利哥那里收取来的。这就更加难以估量了。耶利哥是对的？错的？还是在说谎？
“叫朱利安过来。”巴克斯曼对其中一名报务员说。
当报务员去楼上卧室通知英国情报站站长时，巴克斯曼打了一个电话给他的美国对手奇普·巴怕。
“奇普，你最好来一下，快点。”他说。
中情局情报官马上就清醒了。英国人肯定不是在寻他的开心。
“有问题了吗，老朋友？”
“这里好像是有问题了。”巴克斯曼承认说。
巴伯从城市的另一头赶过来。30分钟后他到了秘情局的驻地，睡衣外面套了一件毛衣和一条长裤。这时候是凌晨一点钟。
到这个时候，巴克斯曼手头上已经具备了英语和阿拉伯语的录音带，再加上这两种文字的稿件。两名报务员因为已在中东工作多年，因此能说流利的阿拉伯语。他们证实马丁的译文相当准确
“他一定是在开玩笑吧？”巴伯听完磁带后喘着粗气说。
巴克斯曼又放了一遍他已经试过了的鉴定马丁话音的录音。
“瞧，西蒙，”巴伯说，“这只不过是耶利哥在报告他声称在今天上午——对不起，是昨天上午从萨达姆那里听说的消息。萨达姆很有可能在撒谎。让我们正视这一点，他说谎如同他呼吸一般频繁。”
说谎与否，这可不是由利雅得可以处理的情报。秘情局和中情局的当地情报站也许会把从耶利哥那里得到的战术和战略军事情报提供给他们的将军们，但政治情报只能送交伦敦和华盛顿。巴伯看了一眼手表：华盛顿是晚上7 点钟。
“现在他们就要调制鸡尾酒了。”他说。“但愿调得烈性一点，伙计们。我立即把这一情况向兰利报告。”
“在伦敦应该是喝可可和吃饼干的时候。”巴克斯曼说。“我向世纪大厦汇报，让他们去把它理清楚。”
巴怕离开了，去把他那份电报层层加密后发给中情局副局长比尔·斯图尔特，并标之以“特急”，那意味着不管收件人在哪里，译码员必须找到他并告诉他去哪里接收。
巴克斯曼也用同样的方法去找史蒂夫·莱恩。在郊外家中睡觉的莱恩将被唤醒，离开温暖的被窝，踏进寒夜的街道赶回伦敦去。
巴克斯曼还做了最后一件事。马丁还有一个仅供收报的时限，这个时限在凌晨4点。巴克斯曼等到那个时候，向在巴格达的间谍发去了一份很短、但很明确的信息。电文指示马丁在接到进一步的通知之前不要试图去接近他的六个死信箱的任何一个。以防万一。
约旦留学生卡里姆向爱迪丝·哈登堡小姐的求爱进展很慢但很稳健。当他们噼噼啪啪地踩着人行道上的冰雪，一起穿行在维也纳老城区的大街小巷时，她已经允许让他拉着她的手同行。她甚至私下里承认牵着手很愉悦。
一月的第二周，她在市立剧院买到了戏票——是卡里姆出钱的。演出的节目是格里尔帕泽的剧本《基古斯和他的戒指》。他们进场前她激动地解释说这出戏是关于一位年老的国王和七个儿子，得到他遗赠的戒指的其中一个儿子将会继承王位。
卡里姆坐在剧院里，在整个演出期间他被剧情所吸引住并问了剧中的几个问题。在幕间，爱迪丝高兴地解答了他的提问。
后来，阿维·赫尔佐格向巴齐莱汇报说，看这种演出如同看着油漆干燥过程一样无聊。
“你这个人真是低级趣味，”摩萨德特工队长说，“一点艺术细胞也没有。”
“可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艺术。”阿维说。
“那就好好培养一下，小伙子。”
星期天上午，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爱迪丝要去伏梯夫基尔克教堂做弥撒。卡里姆解释说，作为一名穆斯林他不能陪她一起去，但会等在广场对面的一家咖啡馆里。
后来当他们一起喝咖啡时，他趁她不注意故意在她的咖啡杯里加了一口烈酒，这使她的脸颊红了起来。他边喝咖啡边向她解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异同——共同崇尚一位真正的上帝、创始人和先知的家系、圣经和道德准则。爱迪丝既怕又听得入了迷。她不知道听取所有这些解释是否会加害于她的不朽的灵魂，但她惊异地明白她原先持有的穆斯林崇拜偶像的观点是错了。
“一起吃顿晚饭。”三天之后卡里姆说。
“哦，好的。可你为我花费太多了。”爱迪丝说。她发觉她现在能够快乐地直视他那张年轻的脸和他那双温柔的棕色眼睛了，一边又在不断地提醒自己他们之间相隔10岁的年龄差距如想超越柏拉图式的友情是相当滑稽可笑的。
“不去饭店吃。”
“那么在哪里呀？”
“你能不能为我烧一顿呢，爱迪丝？你会烧菜，正宗的维也纳菜肴？”
想到这事，她的脸红了。每天晚上，除非她独自一人去听音乐会，不然的话，她为自己做一份简单的快餐，并在她的公寓里被用做餐区的一个小居室里用餐。然而是的，她会烧菜。那已经是很久了。此外，她尽力说服自己，他已经带她去高档饭馆吃了好几顿昂贵的正餐……而且他又是一位教养良好、彬彬有礼的年轻人。这样做肯定不会有损害。
如果说耶利哥11月12日—13日夜晚的报告在伦敦和华盛顿的某些秘密情报界里引起了惊愕，那么这话是说得轻了一些。应该说是引起了慌乱。其中一个问题是知道耶利哥存在的那一小部份人，更不用说知道详细情况了。
“需要知道”这个原则也许听起来有点挑剔或者甚至是着迷般的，但这样做有一个理由。所有情报机构都对在高度危险的环境中为他们效劳的一份财产负有责任，这份财产作为一个人，无论其地位如何低下。耶利哥显然是一个雇佣兵且没有崇高的理想，这一事实算不得是一个问题。他在愤世嫉俗地背叛自己的国家和政府这一事实也没有关系。伊拉克政府被认为是在倒行逆施，所以这是一个流氓在背弃另一伙。问题在于，除了他的明显的价值以及他的情报也许能在战场上挽救盟军的许多生命这个事实，耶利哥是一份高价财产，且操纵他的两家情报机构都把他的存在严格控制在当初的极小的圈子之内。政府的大臣、部长、政治家、公务员和军人都没有被正式告知过耶利哥的存在。因此，他的产品也被伪装成是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的。
为这条滚滚而来的情报源泉专门设计了一整套掩盖性的说法。军事部署的情报被说成是来源于一系列对从科威科逃出来的一些伊拉克军人的讯问，包括在中东的一个秘密情报基地里对一名并不存在的伊军少校的详细讯问。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科技情报，则被说成是来自于一名伊拉克的科学家，他在伦敦的帝国学院毕业并爱上一位英国姑娘之后向英国人作了披露，还来自于对1985至1990年间在伊拉克工作过的欧洲工程技术人员的广泛的访谈。政治情报归功于各种不同的来源，有来自于从伊拉克逃出来的难民，有的来自于被占科威特的秘密无线电信息，还有的来自于信号情报、电子情报、监听和航空侦察。
但该如何解释含有在伊拉克总统府里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上萨达姆讲话的报告呢？而且还不能承认在巴格达高层统治集团内有一名间谍。这样承认的危险性是很大的。首先，这样做会泄露秘密。泄密的事件一直在发生。内阁文件的泄密、公务备忘录的泄密以及部门间消息的泄露。
就情报界来说，政治家是最糟糕的。令谍报头子们感到头疼的是，政治家会把秘密吐露给老婆、情人、理发师、司机和酒吧招待员，他们甚至在服务员上菜时互相谈论机密事项。
其次，在伦敦和华盛顿有许多老练的新闻记者，他们的无孔不入的刺探消息的手段使得苏格兰场和联邦调查局似乎都要比他们慢一拍，而且光解释耶利哥的产品而不承认有一个耶利哥也是一个问题。
最后，在伦敦还有几百名伊拉克学生，有些肯定是在乌贝蒂博士领导下的国外情报局的间谍，随时准备汇报他们的所见所闻。
这不是一个有人会指名道姓地指责耶利哥的问题，这是不可能的。但只要暗示一下该情报来自于巴格达，那么拉曼尼的反间谍网就会夜以继日地进行排查，以查清其来源。这样的话，最好的结果是耶利哥关闭渠道，从此缄口不语以保护他自己，最坏的结果是他被捕。
随着空袭的开始已经进入倒计时，美英两国的情报机关就核物理学的事项重新联系了他们先前接触过的所有专家，要求对已给信息进行快速的重新评估。伊拉克到底是否拥有比原先认为的更大、更快的同位素分离设施？
在美国，桑迪亚、劳伦斯利弗莫和洛斯阿拉莫斯的专家们又一次参加了协商；在英国，哈韦尔和奥尔德马斯顿的专家们也同样参加了再次协商。劳伦斯利弗莫的Z部门，即经常性地监视第三世界核扩散的专家们尤其被作为重点协商的对象。
专家们经过调研之后再次确认了他们的意见。即使从最坏的情况来看，他们解释说，假设有两个而不是一个气体分离离心串联在运作，两年而不是一年，那么伊拉克所获得的铀-235离她为装配一颗原子弹需要的量起码还相差一半。
这样，留给了情报机构几个方案——
萨达姆搞错了，因为有人向他撒谎。结论：不太可能。那些对谎言负责的人会因触怒热依斯而丢掉性命。
萨达姆说过这话，但他在说谎。结论：很有可能——鼓舞那些动摇不定和忧心忡忡的支持者的士气。但为什么要把消息局限在内层狂热分子之中呢？这些人并不是动摇不定，也不是忧心忡忡。鼓舞士气的宣传应该面向人民大众和外国。无法解答。
萨达姆没说过这话。结论：整个报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第二结论：耶利哥说谎是因为他贪钱并认为随着战争的来临他的时间很快就会结束。他已经为这份情报要价100万美元。
耶利哥说谎是因为他已经暴露了并已经全盘招供。结论：也是可能的，且这个方案对在巴格达的那个联系人带来了极大的人身危险。
对此，中央情报局迅速行动起来了。作为付费人，兰利完全有权这样做。
“我告诉你我们的意见，史蒂夫，”1月14日晚上，比尔·斯图尔特通过中情局与世纪大厦那条安全线路对史蒂夫·莱恩说，“萨达姆搞错了或者他在说谎；耶利哥搞错了或者他在说谎。不管怎么样，山姆大叔是不会为这种垃圾情报把100万元钱付进维也纳的一个账户的。”
“比尔，那个未考虑进去的方案难道一点可能性也没有吗？”
“哪一个方案？”
“萨达姆说过了而且他是对的。”
“不可能。这是一种三张牌的骗局，我们不会去上钩。瞧，耶利哥九个星期以来干得很棒，即使我们现在不得不去重新核实他提供给我们的情报。一半已经得到了证实，情报确实很不错。但他这份最后的报告是自己砸自己。我们认为这条线到此结束。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但纵观全局这是明智的。”
“这给我们带来了问题，比尔。”
“我知道的，朋友，那就是为什么与局长讨论结束后我马上就打电话给你的原因。要么耶利哥已经被抓住并向密探全盘招认了，要么他已经洗手不干在逃跑了。但如果他一旦知道我们不付他100万元时，我猜想他会非常恼火的。不管哪一种情况，对你们在那里的那个人来说都是坏消息。他是一个好人，对吗？”
“最好的，意志坚强。”
“那就把他从那里弄出来吧，史蒂夫。要快。”
“我想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比尔。谢谢你们的内部消息。很遗憾——这曾经是一项很好的行动。”
“是最好的，在开展期间。”
斯图尔特挂上了电话。莱恩上楼去找局长何林爵士。一小时之内，这个决定就做出了。
1月15日上午早饭时分，在沙特阿拉伯，每一名空军官兵，美国的、英国的、法国的、意大利的、沙特的和科威特的，都知道他们要去打仗了。他们相信，政治家们和外交家们没能阻止住战争。当天，所有的空军部队全都进入了预战状态。
空袭的神经中心位于利雅得的三个地点。
在利雅得郊外空军基地的外边有一大丛装着空调的帐篷，因为帆布通体呈绿色，所以它们被称为谷仓。这是几个星期以来汇入的航拍情报照片的第一道筛选过滤线，以后还将有更多更多的照片流入那里。
谷仓的产品——从侦察机交来的最重要的航拍照片合成的图片情报——去了那条路前方一英里处的沙特皇家空军司令部，在那里，一块很大的办公场所交给了空军总部使用。
沙特皇家空军司令部是用混凝土和玻璃为主要材料、建在桩基上的一座长达150米的巨大的楼房，它的地下室与上面楼层一样长。空军总部就是处在这座大楼的第一层地下室里。
尽管地下室很宽敞，但还是不够用，于是停车场里也搭起了一排排绿色的帐篷和活动房。图片的进一步译解工作就是在那里进行的。
在地下室里，最重要的部门是联合图像制作中心，那是一个个互相连接的小房间。在整个海湾战争期间，那里工作着来自美英陆海空三军各种军衔的二百五十名军事分析员。这就是黑洞。
多国部队的空军司令是查尔斯·霍纳将军，但因为他经常被召至一英里之外的沙特国防部里去，所以日常的工作由他的副手巴斯特·格洛森将军负责。
黑洞里的空袭计划员们参考、查阅每天，甚至是每小时送来的一份叫做基本目标图表的文件。这份图表里列有在伊拉克境内所有要受到打击的目标，由此他们制订出海湾战区的每一个空军司令部、中队情报官、作战计划参谋和机组人员的每天行动方案——空袭任务命令。每一天的空袭任务命令书是一份十分详尽的文件，经打印机打出来后有一百多页。
执行这些命令需要三天时间作准备。首先是按比例分配，即确定一天之内在伊拉克可打击目标类型以及适合这种打击任务的可用飞机的百分比决策。第二天是分派，即把伊拉克目标的百分比转换成具体数量和地点。第三天是分配任务，即“谁去执行什么任务”的决定。只是在分配过程中也许才可以这样决定，举例来说，这项任务交给英国的狂风，这项交给美国的战鹰，这项交给海军的雄猫，这项交给幻影，这项交给B－52同温层堡垒。只是在这个时候，每个中队和联队才能得到第二天任务的清单。余下的工作由他们自己去完成——找到目标、制订航线、建立与空中加油机的联络、计划打击方位、计算第二目标（如果第一目标没找到）以及制订返航航线。
许多中队在一天之内有很多指定的目标。中队指挥官将挑选其手下的飞行人员，还要选择长机和僚机。负责武器的军官（唐·沃克就是其中一员）将挑选军械：“铁炸弹”或“哑炸弹”——这些都是非制导炸弹、激光制导炸弹、激光制导火箭以及其他等等。
离老机场路一英里处是第三栋大楼。沙特国防部占地面积很大，五座互相连接的、闪着水泥白光的主楼有七层高，刻有四槽的圆柱一直通到四楼。在四楼，诺曼·施瓦茨科普夫上将有一个漂亮的套房，但他差不多还没看到过
它，因为他一直睡在第二层地下室内的一张行军床上。那里紧靠着他的办公室。
国防部大楼全长400米，高度为100英尺。那么大的楼房在海湾战争期间可谓派上了用场——利雅得可以用来接纳如此众多的、突然来到的外国客人。
地下两层与上面的楼层一样长。在400米长的地下室里，多国部队总司令部占了200米。在整个战争期间，上将就是在这里举行各种秘密会议和审视一张巨大的地图，由作战参谋们向他报告做了什么、漏了什么、什么已经出现了、什么已经变动了，以及伊拉克的反映和布置是什么。
一月的那一天，在隔着热烘烘的太阳的室内，一名英国中队长站在那幅标志着伊拉克境内700个目标（其中第一批240个，其余为第二批）的墙上作战地图前，他说：“嗯，就是这些。”
但是并不仅仅这些。多国部队的计划参谋们所不知道的是，对所有的人造卫星和所有的技术来说，纯粹由人工灵巧地做出的伪装和马斯基洛夫卡欺骗了它们。
在横跨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几百个掩体内，蹲伏在伪装网下的伊军坦克因为它们的金属壳体被空中的雷达分辨出来，从而已被多国部队选定为打击目标。但这些坦克大都是用假型板、胶合板和马口铁皮做成的，里面的废油桶对感应器做出了适当的金属反应。几十辆老旧的卡车挂车现在已被装上了伪造的飞毛腿导弹发射管。这些流动的“发射车”全都会被多国部队炸得四分五裂。
但是更为严重的是，涉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七十个大目标没被发现，因为它们全都被深埋在地下，并被别出心裁地伪装成其他东西。只是在后来，盟军的作战计划员才会对伊拉克以难以置信的速度重新编组了整整几个已被摧毁的作战师表示出迷惑不解；只是在后来，联合国的检查组才发现了已经逃脱的一座又一座工厂和一批又一批装备，并由此认为在地下还掩藏有更多的东西。
但在1990年的那一天，没人知道这些事。从西边的塔布克到东边的巴林并进一步到南方的极为秘密的哈米斯—穆沙伊特，执行飞行任务的多国部队官兵只知道在40小时之内他们即将投入战斗，而他们中的有些人将不会返回。
在布置任务之前的最后一整天里，他们大多数人开始给家里写信。有些人咬着铅笔头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另有些人想起了妻子和孩子，边写信边哭了起来。习惯于操纵几十吨重的致命的金属的手在努力地书写着他们的感受，情人们在试图表达原来应该在耳鬓厮磨时说出来的情话，父亲们关照儿子们万一发生不幸时要照顾好他们的母亲们。
在阿尔卡兹，唐·沃克上尉与美国空军第336战术战斗机中队的所有其他飞行员和机组人员一起听取了联队长所作的简单扼要的宣布。这时候是上午9点差几分，沙漠上空的太阳已经热得火辣辣了。
当官兵们鱼贯走出大帐篷时，他们之间没有那种往日的玩笑，大家都各自陷入了沉思之中。其实，他们的沉思基本上是类同的：为避免战争的最后的努力已经做出了，也已经失败了；政治家们和外交家们穿梭在一个接一个的会议之间，他们表态过了、声明过了、敦促过了、吓唬过了、恳求过了、威胁过了、哄骗过了，为的是想避免一场战争，但已经失败了。
沃克注视着中队长史蒂夫·特纳步履沉重地走向他自己的帐篷，去给在家乡北卡罗莱纳州戈尔兹博罗市的贝蒂·简写他认为也许是他的最后的一封信。兰迪·罗伯茨与布默·亨利轻轻地说了几句话，然后他们就分手走开了。
这位年轻的俄克拉何马人抬头看了看淡蓝色的苍穹，这是自他还是特尔萨的一个小男孩时候起就一直向往能够翱翔的地方，也是在他今年30岁这一年也许会死去的地方。他走向基地的边沿，与其他人一样，此刻他也想独自待一会儿。
阿尔卡兹的这个基地没有篱笆相围，只有黄褐色的沙子、页岩和砂砾一直延伸到地平线。沃克经过了排列在混凝土上的一个个贝壳形机库。机械师们正在那里摆弄战机的军械，地勤组长们在机师中间走来走去，在与他们协商和检查，以确保当他们的每一架战机最终投入战斗时，它们能与操纵者配合默契。
沃克在机群中发现了他自己的那架战鹰。与每次从远处打量这架F－15E 一样，他对它那静静的威胁气氛感到敬畏。它静悄悄地蹲伏在一群穿着连体工作服的、在它那硕大的机身爬来爬去的男人和女人中间，没有表露出任何爱和恨或者喜和怒的情绪，在耐心地等待着最后能够承担多年前在制图板上为它设计的任务——把火焰和死亡抛向被美国总统定为目标的那些人。沃克妒嫉他的战鹰，尽管它结构复杂，但它没有感情，它永远不会感到害怕。
他转身离开这些用帐篷搭成的机库，踏着平坦的页岩向远处走去，他的双眼由垒球帽的帽舌和飞行目镜所保护，几乎没有感觉到洒落在他肩上的阳光的热量。
他已经为他的国家飞了八年的飞机，因为他喜爱驾机飞行。但他还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也许会死在战场上这个前景。每一名作战飞机飞行员一会儿想到要与另一个人去真刀真枪地较量和检验自己的技术、胆量和自己驾驭的战机的性能；一会儿又想，这种事情永远不会发生，永远不会真的去杀死人家的儿子，或者被他们所杀死。
那天上午，与所有其他人一样，他最终明白这一天真的就要来到了：这么多年的学习和训练最后导致了这个日子和这个地方。40小时之后，他将驾驶他的战鹰再次飞向空中，而且这一次他也许不能回来了。
与其他人一样，他也想到了家。作为家里的独子和一名单身汉，他想起了父亲和母亲。他追忆起童年时在特尔萨度过的所有时光和地点，他和双亲一起在屋后的院子里做过的所有事情，还有他第一次得到了棒球手套的那天他逼着父亲向他击球直至太阳下山。
他的思绪飘回到在他离家上大学前他们一起度过的那个假期以及后来他在空军中度过的时光。他记得最清楚的那件事是他12岁那年夏天，父亲带着他去阿拉斯加钓鱼。
那时候雷·沃克差不多要比现在年轻20岁，身体更精干、更结实，比儿子强劲得多。他们与其他度假者一起租了一条小舟，带上导游就出发了。他们驶过了冰川湾冰冷刺骨的水面，看到了黑熊在山坡上采集浆果、海豹在8月份留下的最后一批浮冰上晒太阳、还有太阳从朱诺后面的门登霍尔冰川上升起。他们一起把两条重达100磅的大鱼拖出了哈利布特洞，还从西特卡航道边上捕获了深海大马哈鱼。
现在他发现自己行走在离家乡万里之遥的被太阳烤得发烫的沙漠的海洋之中，止不住的泪水唰唰地流了下来。他没有去擦，任凭它们在太阳下干燥。如果他死了，那么他就永远无法结婚生孩子了。有两次他差不多就要求婚了：一次是对大学里的一位姑娘，但那时候他很年轻也很糊涂；第二次是他在麦考内尔基地附近相遇的一位更为成熟的小姐，但她向他解释说她决不会嫁给一名喷气机飞行员。
现在他非常想拥有自己的孩子，他想在下班回到家里时有一个妻子在等待着他，有一个女儿使他可以坐在床边给她讲故事，让她进入甜美的梦乡，有一个儿子使他可以教他如何去接住旋转着飞过来的足球、如何打棒球和垒球以及如何去远足和钓鱼，就像他的父亲曾经教过他那样。此外，他还想回到特尔萨去再次拥抱他的母亲。她曾经没完没了地为他担心过，还故意装作不再操心……
这位年轻的飞行员最后回到了基地，坐到合住的一顶帐篷里的一张折叠桌旁，开始搜索枯肠地想给家里写封信。他平常就写不好信，想不出什么词句。他通常要描写最近在中队里发生的事情、他的朋友们以及天气状况。但这次不同了。
他给双亲写了两张信纸，他想解释他心中的想法，但又觉得难以表达。
他告诉他们那天上午宣布的消息以及这条消息的意味，他请他们不要为他担忧。他曾经接受过世界上最好的训练，他在世界上最强大的空军里曾经飞过最先进的战斗机。他在信中说他为自己一直是一个讨厌的人而感到内疚，他感谢他们这么多年来为他所做的一切，从他们把他生下来为他换尿布起到他们参加将军为他授勋的仪式。过40个小时，他解释说，他就要再次驾驶他的战鹰从跑道上起飞，但这次任务不同了。这一次，也是第一次，他将寻求去杀人，而对手也将寻求杀死他。他将见不到他们的面，也感受不到他们的害怕，就像他们也不知道他那样，因为这不是现代化战争的方法。但如果以后他们见到了他，而他没能见到他们，那么他想让他的父母亲知道他是多么地爱他们，而且他希望自己是一个好儿子。
当他写完后，他封上了信封。在沙特阿拉伯广阔的国士上，许多其他信件也在那天封上了。然后军邮部门将把它们带走，它们将被投寄到特伦顿、特尔萨、伦敦、鲁昂、罗马，以及其他许多城市和乡村。
那天夜晚，麦克·马丁收到了他的管理员从利雅得发来的经压缩后的噼啪声电报。当他在录音机中播放时，他听出来是西蒙·巴克斯曼在说话。信息的内容不多，但很清楚，说到了问题的点子上——在上次情报中，耶利哥搞错了，完全彻底错了。每项科学核查都证明他不可能是对的。他要么是故意，要么是不经意搞错的。在前一种情况下，他肯定已经变质了，受到了金钱的诱惑，或者已经叛变了。在后一种情况下，他肯定是愤愤不平，因为中情局对这种情报已经绝对拒付任何酬金给他。
那样的话，就没有其他选择了，只能去相信在耶利哥的配合下，整个行动已经暴露给伊拉克的反间局了，现在已经落入“你的朋友哈桑·拉曼尼”的手里了，或者不久就要落入这一地步，如果耶利哥为报复而给拉曼尼写去一封匿名信的话。
所有六只死信箱现在应该假定被暴露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去接近。马丁应该准备一有机会就逃离伊拉克，也许可借助24小时内会出现的混乱。
下半夜马丁一直在思考着这件事。对于西方不相信耶利哥他并不感到惊奇。那个雇佣兵的酬金断了是一个打击。那人只是把萨达姆在一次会议上讲话的内容报告过来了。所以萨达姆说谎了——这并不新奇。耶利哥能做什么呢？不理会它吗？是因为那人厚着脸皮想挣100万美元，所以写了那份报告？
此外，巴克斯曼的逻辑是无懈可击的。四天，也许五天之内，耶利哥会去查询账户并会发现账款没有增加。他会发怒，会怀恨在心。如果他自己没有暴露，没有落到折磨者奥马尔·卡蒂布的手里，他也许会做出匿名告发的反应。
然而耶利哥真的这么做的话，那么他也真是太蠢了。如果马丁被抓并且招供——他不知道自己落到卡蒂布及其手下的职业刑讯员手中后能忍耐多大的痛苦——那么他会把他的手指指向耶利哥，不管这个耶利哥是什么人。
人们还是在干蠢事。巴克斯曼是对的，那些邮筒也许处在了监控之下。
至于逃离巴格达，那种事情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据市场上传闻，马丁听说出城的路上布满了正在抓逃兵和逃避兵役者的秘密警察和宪兵的巡逻队。他那封苏联外交官库利科夫签发给他的信件只能用做他在巴格达当一名花匠的证明，很难向巡逻队检查点解释得通他去西边的沙漠（那里掩埋着他的摩托车）干什么。
权衡之后，他决定在苏联人的院子里再待上一段时间。它很可能是巴格达市内最安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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