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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好，这里是英国大使馆。”索菲斯卡亚码头的电话总机说。
一个人发出令人困惑的声音在电话线的那头讲了一句俄语，这边的总机也用俄语回答了一句。
“给我接大剧院售票处。”那边的人说。
“对不起，先生，你打错电话了。”总机回答道，然后挂上了电话。
俄罗斯电子监听局（FASPI）总部的监听员听到了这个电话，并把它记录了下来，但是，听到结尾后又不去理睬它了。电话误码太多了。
大使馆内，总机没有理会另外两个正在输入的电话信号灯的闪光，她翻阅了一下小笔记本，然后拨通了一个内部电话号码。
“是菲尔德先生吗？”
“是的。
“这里是电话总机交换台，刚才有人打电话要大剧院售票处。”
“知道了，谢谢你。”
格雷西·菲尔德拨通了乔克·麦克唐纳的电话。安全局的工作人员定期“打扫”内部分机，安全性应该没有问题。
“我在警察局的朋友刚打电话过来，”菲尔德说，“他使用的是紧急密码，需要回电话。”
“有事及时向我汇报。”站长说。
菲尔德看了下他的表。按规定两次电话间隔的时间应该为一个小时，已经过去5分钟了。
在一个距离民兵大厦两个街区的银行大厅公用电话旁，诺维科夫检查员也在看表。他决定去喝杯咖啡来消耗这50分钟的等候时间，然后他要再往下走，使用下面另一个街区里的公用电话向菲尔德汇报情况。
10分钟后，菲尔德驱车慢慢地向位于米拉的科斯莫斯酒店驶去。科斯莫斯酒店是1979年按照莫斯科风格建造的一座现代化建筑。在它的大厅附近，有一排公用电话亭。
在与英国大使馆通了电话一个小时之后，诺维科夫又从夹克兜里掏出一个记事本，核对了电话号码后，拨通了电话。
“是鲍里斯吗？”诺维科夫不叫鲍里斯，他姓叶夫根尼。但是当他听到“鲍里斯”这个名字时，他就知道对方是菲尔德。
“是的。我要告诉你关于你给我的那张画像的事。已经有些眉目了。我想我们应该见见面。”
“好吧。在俄罗斯酒店与我一起吃饭。”
他们二人都无意去豪华的俄罗斯酒店吃饭。但是他们都知道那是指特韦尔斯卡亚大街上的一个酒吧。那里有空调，光线很暗，利于进行秘密活动。时间间隔又是一个小时。
像许多较大型的英国使馆一样，莫斯科英国使馆工作人员里也有一名称为M15的英国内部安全局的官员。英国内部安全局是收集对外情报的秘密情报局的姐妹机构，后者通常被错误地称为MI6。MI5的任务不是收集所在国家的情报，而是保证使馆、使馆的各类分部办事处以及使馆人员的安全。
使馆的工作人员并不总是把自己像囚犯一样关在室内。莫斯科的郊外有一处非常美丽的游泳的地方，莫斯科河水在那儿拐弯，河水常年的冲刷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小沙滩，那里是人们夏季经常光顾的地方。对于外交人员来说，那是他们最喜欢的野餐和游泳胜地。
叶夫根尼·诺维科夫被提升为检查员后，调到谋杀案分部工作。在这之前，他曾负责那片避暑区域的工作，包括博尔或银色树林区。正是在那里他逐渐认识了一名英国秘密警察局的军官，那位军官又把他介绍给新来的格雷西·菲尔德。
菲尔德努力培养这名年轻的警察，最后建议每个月给他一小笔硬通货聘用费，这就使这位在通货膨胀时代靠固定薪金生活的俄国警察能生活得更自在一些。诺维科夫检查员从此变成了英国人的耳目，虽然层次不高，但是有时挺实用。谋杀案分部的这位侦探打算在这一周报答英国人所付出的努力。
当他们坐在酒吧昏暗的光线下慢慢地饮着清凉的啤酒时，诺维科夫对菲尔德说：“我们有一具尸体。我敢肯定他是你给我的画像中的那个人。他年老体瘦，嘴里有几颗钢牙……”他把从他的同事沃尔斯基那里听到的有关身份不明的那个人的情况叙述了一遍。
“几乎三个星期了。在这么热的温度里，死亡时间可是太长了，他的面部肯定很吓人。”菲尔德说，“也许，不是同一个人。”
“他只在森林里呆了一个星期，然后又在冰柜里躺了九天，应该可以辨认出来。”
“鲍里斯，我需要一张照片。你能搞一张吗？”
“我不知道，资料都在沃尔斯基那里。您认识有个叫切尔诺夫的调查人吗？”
“认识。他经常到使馆来。我也给了他一张画像。”
“我知道，”诺维科夫说，“现在我们那里到处都有他的画像。切尔诺夫现在该回来了，沃尔斯基肯定已经告诉他了。沃尔斯基有死者面目的照片。”
“那是他自己用的，不会给我们的。”
“是有些困难！”
“试一下吧，鲍里斯。试试看，你不是谋杀案办公室的人吗？就说你想与黑社会打交道，编什么理由都行。这是一起谋杀案。这就是你份内的工作，不是吗？查找凶手呀！”
“应该是这样。”诺维科夫沮丧地承认了。他心里想，这个英国人是否知道，黑帮谋杀案的破案率仅占3％。
“如果你搞到它，我们将给你发奖金。”菲尔德说，“我们的人被袭击了，我们的生命就受到了威胁。”
“好吧！”诺维科夫说，“我试着去搞一张照片。”
事实上他根本不用费劲。那个神秘的人的档案很自然地就转交到了谋杀案办公室。两天后，他从一捆照片中抽出那张在明斯克公路旁的树林里拍摄的死者面部的照片。
1986年11月，兰利。凯里·乔丹的心情特别好。在1986年下半年难得有这种好心情，因为伊朗反政府丑闻正在传遍华盛顿，而乔丹比任何其他人都更清楚，CIA已经在伊朗深深地扎下了根。
他刚接到通知，局长威廉·凯西召他到办公室去接受最热烈的喝彩。老局长这种不同寻常的举动来源于贾森·蒙克从雅尔塔带回来的苏联最高层次的消息。
在80年代早期，当时是尤里·安德罗波夫担任苏联总书记，这个前克格勃头目亲自拟定了一系列反对西方的猖狂进攻的政策。垂死挣扎的安德罗波夫的最后一个迫切愿望就是，通过威胁而达到破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盟（NAto）的目的。
这一政策的核心，就是通过东欧的苏联卫星国部署新型中程导弹y－20，每颗导弹里面都装有三颗瞄准不同目标的核弹头。从北边的挪威到南边的西西里岛，y－20导弹对准了欧洲的各个城镇和城市。
那时，华盛顿的领袖是罗纳德·里根，唐宁街英国政府的首相是玛格丽特·撒切尔，这两位西方领导人认为他们不能被恫吓住。因此，他们决定对于每一枚瞄准西方的导弹，西方都必须装备一套相应的反导弹系统。
尽管欧洲左派不断地游行示威，英国和西欧还是研制出了潘兴式11型导弹和巡航导弹。里根和撒切尔拒绝让步。
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迫使苏联不得不试验自己的反导弹系统。安德罗波夫死后，契尔年科上台又下台，接着是戈尔巴乔夫执政。但是，工业强国之间的战争准备仍然在继续。
1985年3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担任了党的总书记的职务。他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坚定的共产党员。他与他的前任的区别在于他很注重实效，拒绝接受已编造好的谎言。他坚持要了解苏联工业和经济的真实情况和数字。当他看到结果后，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他仍然认为，苏联的共产主义经济像一匹气喘吁吁的拉车马，经过微小的调整，可以改造成为一匹高效的千里马。因此要进行改革或者重新组合。
到1986年夏天，在克里姆林宫的核心和国防部，人们普遍清楚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已经不起作用了。军事装备制造业和武器采购计划的投资占苏联国民生产总值的60％，这是一个令人难以承受的数字。人民终于被穷困逼得难以控制了。
那年夏天，苏联进行了一次重大的调查，其目的在于看看它的和平究竟还能够维持多久。然而，该报告的结论坏得不能再坏了。在工业方面，资本主义的西方在每个层次都超过了俄罗斯这具“恐龙”。
索洛明带到雅尔塔板凳上的微型胶卷正是拍摄的那份报告。报告中所写的，也正是索洛明口头汇报的内容，如果西方的强硬态度再坚持两年，苏联的经济将瓦解，克里姆林宫就不得不崩溃。正像玩一副扑克游戏一样，索洛明把克里姆林宫手中的全部底牌都告诉西方了。
消息很快传递到白宫并越过大西洋传到了撒切尔夫人那里。里根和撒切尔正在为内部的敌视和怀疑态度所困扰，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振作起来。美国总统办公室给比尔·凯西发来了贺电，并转达对凯里·乔丹的喝彩，乔丹把贾森·蒙克叫来分享他的快乐。谈话的最后，乔丹再一次提出了他以前谈过的话题。
“贾森，我对往年的那些资料确实不放心。你不能总把它们锁在你的保险柜里。万一你有个好歹，我们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控制那两个‘宝贵的财产’，莱桑德和猎户星座。你最好把它们与其它的资料放在一起。”
自从奥尔德里奇·埃姆斯第一次背叛至今，已经过了一年的时间了，失踪特工惨案真相大白后，也有六个月的时间了。罪犯仍被留在罗马。从技术上来讲，寻找双料特工的工作仍在逐步推进，但是已经毫无紧迫性了。
“如果有可能的话，先别作出最后决定，”蒙克恳求道，“这两个人将他们的生死置之度外。他们了解我，我也了解他们。我们相互信任。就这样继续下去吧。”
乔丹以前就知道蒙克与他招募的特工之间形成的这种奇特的牢固关系。情报局官方不同意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有两个理由。特工控制人有可能被调到另一个地方任职，或者退休或死亡。与被招募人之间特殊的个人感情将意味着潜伏在苏联心脏的特工不同意或不愿意与新的领导人合作。第二个原因是一旦被招募的特工出了事，CIA情报局的人会情绪极端消沉以至于不愿意继续利用他。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一个被招募的特工应该有几个管理者。蒙克对他的两个特工实行的这种一对一的密切关系使乔丹很担心。这是不正常的现象……
从另一方面来讲，蒙克本身也不愿意他人介入。乔丹并不知道这一点。蒙克坚持要给苏联境内被他的招募每一个人（图尔金已经离开了马德里，回到了莫斯科，他回去后在第一总局的核心单位K分部工作，在那里提供了十分有价值的资料。）亲自写一封长信，并按惯例附上了任务的清单。
乔丹最后让步了。他决定把蒙克所招募的特工的详细资料，包括时间、地点、方式和他们在不同地点的任职情况，即除了姓名以外的所有能辨认他们的详情资料，都转移到作战部副局长的个人保险柜里。如果有人想阅读这些资料，他必须亲自到副局长那里解释原因。蒙克同意了，并将资料进行了转移。
诺维科夫检查员有一点说对了。切尔诺夫调查官确实又一次出现在英国大使馆里。他是在第二天上午，即8月5日来的。乔克·麦克唐纳请人陪同他一起来到他的办公室，他在那里扮装成大使馆专员。
“我们认为我们也许已经找到了那个破门而入者了，那个闯进您的同事房间的盗贼。”切尔诺夫说。
“请接受我的祝贺，调查官先生。”
“不幸的是他已经死了。”
“哦，你有他的照片吗？”
“我有。我有他躯体的照片，面部的照片以及……”他拍着身边的一个帆布包说，“我这里有他可能穿过的外罩。”
他把一张暗淡的照片放在麦克唐纳的书桌上。那张照片看起来很吓人，但是仔细一看，很像那张画像上的那个人。
“让我把斯通小姐叫来，看她是否能辨认出这个不幸的人。”
菲尔德陪着西莉亚·斯通进来了，他留在办公室里没出去。麦克唐纳告诉她将要看的照片比较可怕，但是他想听听她的意见。她瞥了一眼照片，不自觉地用手捂上了嘴。切尔诺夫拿出了那件破烂的旧军服，举起来让斯通看。西莉亚急切地对麦克唐纳点点头。
“是他。他就是那个……”
“你肯定看见他从你的屋里跑出来了。很明显，盗贼间发生了内讧。我敢肯定全世界都有这种情况
西莉亚·斯通被人陪着走出了办公室。
“调查官先生，请允许我代表英国政府，向你们取得的巨大成功表示祝贺。我们也许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个人的姓名，但是这一点现在并不重要了。这个不幸的人已经死了。一定要把这份非常有利的报告送交给莫斯科民兵的指挥上将。”麦克唐纳对那个容光焕发的俄国人说。
切尔诺夫离开大使馆，进到他的车里之后，他的心情好极了。他刚一返回彼得罗夫卡，就把那个人的所有档案从反盗窃处转交给了谋杀案办公室。有关第二个盗贼的资料很不全。如果没有任何描述，或者没有那个已经死去第一个“盗贼”的证词，要找到他真好比大海里捞针，难得很。
切尔诺夫走后，菲尔德回到麦克唐纳办公室。站长正在给自己冲一杯咖啡。
“你是怎么想的？”他问道。
“我的内线说那个人是被打死的。他在无人认领尸体办公室有一个朋友，是他的这个朋友发现了贴在墙上的画像，并对上号的。尸体检验报告说，那老头的尸体在被发现之前，已经在树林了放了一周了。”
“那是什么时间？”
菲尔德查了一下曾在酒吧谈话之后，他当时立即记下的笔记。
“7月24日！”
“这么说他大约在17号或18号被杀死的，是他把那份文件扔进了西莉亚·斯通车里的第二天，也就是我飞到伦敦去的那天。这些家伙真是一点时间都不浪费。”
“哪些家伙？”
“晤，十有八九是那个卑鄙的小人格里申上校指挥的暴徒干的。”
“科马罗夫的私人卫队头目？”
“那仅是一种表达方式而已！”麦克唐纳说，“你看过他的档案吗？”
“没有！”
“你应该找时间看一下。他原来是第二总局的审讯员，臭名昭著。”
“如果是一种惩罚性的毒打，那么那个老头是谁呢？”菲尔德问道。
麦克唐纳注视着窗外河那边的克里姆林宫。“或许就是偷文件的那个人！”
“那么，一个看起来像个流浪汉的老人，是怎样拿到那份文件的呢？”
“我只能模糊地猜测，他是有幸被他们雇来干零工的。事情发生后，他又是那样极其不幸。我想你的那位警察朋友真应该再努力争取一笔丰厚的奖金。”
1987年6月，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首都。CIA工作站里，一个年轻人首先盯上了苏联大使馆的巴莱罗·尤里耶维奇·克鲁格洛夫。或许他能成为一名发展的对象。该站长向兰利咨询情况。
拉丁美洲分部早就有他的资料，从70年代中期，克鲁格洛夫第一次在墨西哥市任职开始，他们就知道他是一名俄国的拉丁美洲专家。他在后来的20年，在苏联对外事务工作中曾三次在拉美国家任职。由于他看起来很友好并且外向，资料甚至记录了他的工作情况。
巴莱罗·克鲁格洛夫出生于1944年，他是一位外交家的儿子。正是在父亲的影响下，儿子进入了享有盛名的国际关系学院学习西班牙语和英语，他从1961年至1966年都在那里学习。然后作为一名年轻人，他在南美洲有过两次任职，年轻时在哥伦比亚，12年后在墨西哥。然后，又一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担任一等秘书。CIA确信他不是克格勃，而是一名正常的外交官。资料将他描述为一名非常开放的，有可能是亲西方的俄国人，而不是通常的那种苏联强硬派。对他感兴趣的起因，是在1987年夏天，他与一位阿根廷官员的谈话。在那次谈话中，克鲁格洛夫透露了他将返回莫斯科的消息，说他再也不会出国旅游了，他的生活将陷入困境。
由于他是苏联人，于是牵涉了苏联／东欧分部，哈里·冈特建议，在他面前使用一个新面孔。由于他讲西班牙语和俄语，冈特建议贾森·蒙克去执行这个任务。乔丹同意了。
这项任务很简单，因为克鲁格洛夫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就要离任了。如果引用一句歌词来表达，意思是：“现在拥有，将来再也不会有。”
福克兰群岛战争已经结束了五年了，阿根廷恢复了民主，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一个非常轻松的首都，一名美国“生意”人，在一名大使馆小姐的陪同下，在一个招待会上与克鲁格洛夫见面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蒙克感到他们很谈得来，因此建议一起吃饭。
作为大使的一等秘书，这位俄国人可以非常自由地行动，不受大使和克格勃的约束。他觉得与一名外交圈以外的人共同就餐，是一个很不错的主意。吃饭过程中，蒙克借用了他从前的法语老师布拉迪太太的真实的故事。他解释说他的母亲曾是红军的一名翻译，柏林失陷后与一名年轻的美国军官相爱了。他们违背了所有的清规戒律，偷偷地溜到西方成亲了。蒙克在这样一个双亲的家庭里长大，既会讲英语，又会讲俄语，这两种语言讲得都很流利。然后他们开始用俄语交谈。克鲁格洛夫松了一口气。他的西班牙语是一流的，但是他的英语不太好。
两周内，克鲁格洛夫真的遇到问题了。他已经43岁了，离婚后带了两个十几岁的孩子与他的父母住在一起。假如他能有一小笔钱，约为2万美元，他就能在莫斯科买一栋自己的小公寓。蒙克作为一名富有的马球运动员，到阿根廷来的目的是检验某些新型的小型马，他很乐意借给他的新朋友一些钱。
站长建议，将他们交接现金的情景拍下来。但是，蒙克不同意。
“勒索不管用！他要么是自愿来，要么他就不会来。”
虽然蒙克的级别较低，但是站长还是同意由蒙克自己做主。
蒙克利用了呼声很高的反战主题说服了对方。他指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美国很受欢迎。克鲁格洛夫已经知道这一点，而且感到很满意。他很赞成戈尔巴乔夫的观点。
蒙克提醒他说，戈尔巴乔夫确实试图拆除战争机器，为他们两国人民带来和平和信任。但是他遇到了麻烦，他们两国都仍然存在着冷战遗留下来的好战分子，即使在苏联外交部的心脏里，也存在这类问题。他们将试图破坏和平的进程。假如克鲁格洛夫能够把莫斯科外交部内发生的事情告诉他的新伙伴，将大大有利于和平的进程。讲到这里，克鲁格洛夫肯定已经猜出了对方的身份，但是他并不感到吃惊。
对于爱玩钓鱼游戏的蒙克来说，这就好比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克鲁格洛夫拿到了钱和通讯包。个人的计划、位置和渠道将通过隐现墨水书写的普通信件寄给东柏林的一个“活”信箱。硬件情报信息将拍摄在微型胶卷上，通过莫斯科市内两个投递点的其中一个秘密信箱，转交给莫斯科CIA的工作站。
他们分手时，按照俄国方式相互拥抱告别。
“不要忘记了，克鲁格洛夫！”蒙克说，“我们这些好人正在赢得和平……所有那些胡说八道的家伙不久将要完蛋，我们将加速他们的灭亡。你什么时候需要我，给我打个电话，我会来的。”
克鲁格洛夫飞回了莫斯科，蒙克回到了兰利。
“鲍里斯，我拿到了！”
“拿到什么了？”
“照片！你想找的那张照片。昨天那份档案转到了谋杀办公室。那个该死的切尔诺夫有他的照片，我在一捆资料里挑了一张最好的照片。他的眼睛在拍照前被人合上了，看起来就不是那么吓人。”
“很好，鲍里斯。现在我的夹克衫的兜里有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五百英镑。但是我需要你做一些别的事情，任务完成后信封将会更满。里面将有1000英镑。”
诺维科夫检查员在电话亭旁作了一次深呼吸。他甚至计算不出来，那个信封里的英镑等于多少百万卢布。不管怎样，比一年的薪金还要多。
“继续说！”
“我想让你去爱国武装联盟党总部，见见那里主管所有人事的负责人，让他看看这张照片。”
“找谁？”
“爱国武装联盟！”
“他们与这张照片有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只是一个想法而已。也许，他以前见过这个人。”
“他怎么会认识那个像乞丐一样的老头呢？”
“我不知道，鲍里斯。这，只是一个想法。”
“那么我找什么借口去见他呢？”
“你是一名调查谋杀案的侦探。你正在办案。你正在跟踪一条线索。那个人一直在该党总部周围转悠。也许他试图非法闯入。有没有警卫发现他埋伏在附近的街上？就是这一类的事情。”
“好吧！不过那些都是重要人物。假如我出了差错，都是你的过错。”
“你为什么要出错呢？你是一名谦卑的警察，在尽你的职责。有人看见这个亡命之徒在科马罗夫的住宅周围的大街上晃荡。即使他已经死了，你有责任提醒他们注意。也许他是黑帮的人，他也许一直在图谋不轨。你的理由很严密，去执行吧，1000英镑在等着你呢！”
诺维科夫又嘟哝地说了些什么，最后挂机了。他仔细想了一下，认为这些该死的英国人都疯了。那个老头只是进入过他们的公寓，与别人有什么关系。然而，为了那1000英镑，他值得一试。
1987年10月，莫斯科。阿纳托利·格里申上校感到灰心丧气，他的辉煌成就似乎已经成为过去的经历。现在，他已经没什么事情可做了，闲得无聊。
被埃姆斯出卖的最后一个特工早已审讯完毕，从那些吓得发抖的犯人嘴里，已经挤出了最后一丝的回忆和情报。他们12个人正在列福尔托沃监狱下面的地下室里哭泣，第一和第二总局的审查官员们一旦提出要求，可立即提审；如遇反抗或记忆力丧失，将被带回到格里申的特殊审讯室里去。
只有两个人的处理结果违背了格里申的意志。他们没有被执行死刑，而是在劳改营里接受长期的劳动改造。这是因为他们仅为CIA工作了很短一段时间，或者他们职位太低，没有给苏联带来太大的损失。其余的人都被判了死刑。其中九人被带到秘密监狱后面铺有碎石的院里，他们被迫跪在地上，等待子弹穿颅而过。在执行所有的死刑时，作为高级官员的格里申都在现场。
在格里申坚持下，只有一个人没有被处死，他是所有人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个。老将军在被出卖之前，已经为美国人工作了20年。事实上他1980年最后一次回到莫斯科后，他已经被宣布退休了。
他从来没有要过钱。他之所以为美国人工作，是因为他看不惯苏联政体的极其无理的所作所为。他对他们就是这样说的。他挺直地坐在椅子上，讲述自己对他们的看法，以及他在20年来所做的工作。他是在所有人当中最有骨气的人。他从不请求宽恕。由于他已经上了年纪，他讲述的事情当前已经毫无价值。他对当前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除了那几个本身已经退休的CIA管理人以外，他对其他人根本不了解。
审讯完毕后，格里申对老将军怀恨在心，他故意不让他死，以便进行特殊处置。现在这位靠养老金生活的老人正躺在坚硬的水泥地上哭泣，浑身上下粘满了粪便。格里申不时地向里面张望，以确信他还在喘气。1988年3月5日，他最终被结束了生命。
那个月，波利亚科夫对格里申说：“我亲爱的同事，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已经无事可做了。你的专门委员会必须解散！”
“肯定还有另一个人呢，第一总局提到的那个人，那个人掌管着叛徒，但是，还未被抓到。”
“啊，他们找不到那个人，只是听说而已，叛徒当中没有人认识他。”
“假如，我们抓到了他手下的某个人呢？”格里申问道。
“如果我们抓住他们，我们会让他们来偿还血债的。”波利亚科夫说，“如果是那样的话，如果我们在华盛顿的人能把他们交给我们，你可以重新召集你的人，重新开始。你们甚至可以重新命名，你们可以叫做修道士委员会。”
格里申没有理解其中的意思，但是被波利亚科夫理解了，他便大笑起来。
如果帕维尔·沃尔斯基认为，他是最后一次听到太平间里法医病理学家的声音，那么他错了。8月的一天，在他的朋友与英国情报局官员秘密交谈的同一个上午，他的电话铃响了。
“我是库兹明！”对方说。沃尔斯基困惑不解。
“第二医学院的库兹明教授。几天前咱们还通过电话，是关于对一个身份不明的尸体所做尸体检查的事情。”
“哦，是的，教授！找我有事吗？”
“我想是另一码事，我可能要给你找点事做。”
“那就谢谢您了，什么事？”
“上个星期，在莫斯科河的下游捞出了一具尸体。”
“那肯定是他们的事，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吗？”
“沃尔斯基，本来应该是他们的事，但是那里有个聪明的家伙计算着这个尸体泡在水里约有两周的时间了，实际上他说对了。”
“在那段时间里，尸体可能被水流从莫斯科冲到河的下游来了。因此，那帮讨厌鬼们又把它用船运回来了。我刚刚把它收拾完。”
沃尔斯基思考了一下。在这么热的天气里在水里泡了两周。教授的胃口真比混凝土搅拌机还大。
“是谋杀吗？”他问。
“相反。死者只穿了短衬裤。身上的积聚物可以肯定，死者是为了躲避热浪下河游泳时，遇到了麻烦，溺水淹死了。”
“但是，那属于意外事故，不归我们管，我这里是谋杀案件办公室。”沃尔斯基厉声回答。
“听我说，年轻人。耐心地听我说。一般情况下，是无法辨认这类尸体的。但是，河下游的那帮傻瓜却忽略了一点。死者的手指胀得很厉害，以至于他们未能发现藏在里面的结婚戒指。纯金的。我把它拿下来了——我不得不把手指切了下来。戒指上面写着几个字：利迪姬赠给尼基塔·阿科波夫。这很好，不是吗？”
“是很好，教授，但是它不是谋杀案……”
“听我说，你们与失踪人员办公室有联系吗？”
“当然有联系。他们每周给我送一本照片供我们对照参考。”
“这就行了。带着二个大结婚戒指的人很可能有家庭。如果他已经失踪了三个星期了，他的家属很可能已经报告了什么部门。我在想，或许可以利用我的侦探天赋挣一些破案的积分，你可以向失踪人员办公室的朋友那里打听一下。我不认识失踪人员办公室的任何人，因此才给你打电话。”
沃尔斯基脸上露出了喜色。他总是请失踪人员办公室的朋友们帮他的忙。现在他可以帮助他们查清楚一个案件，并可挣一些奖赏。他记下了各个细节，谢过了教授，便挂上了电话。
10分钟之后，失踪人员办公室的经常与他联系的那个人来了电话。
“你们有没有一个叫做尼基塔·阿科波夫的失踪的人？”沃尔斯基问道。他的联系人查了一下记录，然后又拿起电话。
“当然有。你为什么要打听这个人？”
“告诉我详细情况。”
“7月17日报失。自前一天晚上去上班之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从此失踪了。报失人，阿科波夫太太……”
“利迪姬·阿科波夫太太？”
“你是怎么知道的？她来打听消息已经四次了！他在哪里？案件该破案了！你不知道他是谁？或者过去他是谁？”
“不知道！”沃尔斯基说。
“他是伊戈尔·科马罗夫本人的私人秘书。”
“是那个政客？”
“正是我们的下一任总统的私人秘书。谢谢你，帕维尔，我欠你一个人情。”
“你当然欠我的人情！”沃尔斯基一边想，一边继续他的工作。
1987年11月，阿曼。在那个月，凯里·乔丹被迫辞职。并不是因为爱德华·李·霍华德逃跑了，也不是因为失踪特工的问题。而是因为伊朗的反政府事件。几年前，美国总统的办公室亲自下令，要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推翻马克思主义的桑地诺政权。CIA局长比尔·凯西同意执行这个命令。但国会不同意，拒绝编入预算。遭到国会的拒绝，使凯西等人十分恼火，他们在未经德黑兰政府同意的情况下，试着倒卖军火筹集资金。
1986年12月，在事情暴露后，凯西在兰利他的办公室里突然急性疾病发作。自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恢复过来，于1987年5月病逝。里根总统任命政治上可靠的威廉·韦伯斯特，原FBI的局长接任了CIA的局长工作。凯里·乔丹曾经坚定地执行了他的总统和局长的命令。现在一个人得了健忘症，另一个人死了。
韦伯斯特任命了一位CIA离休的老战士理查德·斯托尔茨担任新的副局长，主管作战分部。当时他已经退休六年了。他与伊朗反政府事件毫无关系，他对两年前苏联东欧分部所遭受的毁坏也一无所知。当他正在熟悉情况时候，官僚们开始大规模地接管工作。有三份档案从离任的副局长的保险柜里取了出来，然后与那301份档案合起来了。这三份档案包含了化名为莱桑德、猎户星座和新招募的德尔斐的详细资料。
贾森·蒙克对这次事件一无所知，他正在阿曼度假。他总是在查看各类海洋“钓鱼”杂志，寻找新的钓鱼“热点”。杂志上说11月和12月份，有大量的黄鳍金枪鱼游过阿曼首都马斯喀特的海岸。
他礼节性地拜访了位于老马斯喀特中心，苏丹宫殿附近的美国大使馆，里边只有一名工作人员的小型CIA情报站。他们在一起友好地喝了些酒，他从没想到，会再一次见到他的这位CIA同事。
在第三天，他认为已经在露天海面上晒够了太阳，决定呆在海岸上去购物。他正在与一位为国务院工作的金发美人谈恋爱，他乘一辆出租车去卡布斯港的露天剧场，看看是否能在众多的熏香、香料、织品、银制品和古董货摊中为她买点什么礼物。他选中了一个华丽的、长嘴的银咖啡壶，它是在很久以前由高山上的某个金属工匠铸造的。古董摊主把它包起来，放进一个塑料提兜里。
蒙克在那迷宫似的小巷和院子里完全迷路了，他最后没有走到海边，而是到了背街的什么地方。当他从一个还没有肩膀宽的小巷走出来时，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小院，这个小院一端有一个很窄的入口，实际上，另一端是个较宽出口。有个人正穿过这个院子。他看起来很像欧洲人。他身后有两个阿拉伯人。他们进院后，每人从腰里抽出了一把尖刀。他们跑到蒙克前面，向他们的目标冲去。
蒙克毫不犹豫地行动起来。他把提兜用力甩出去，重重地砸到其中一个持刀人的头部侧面。那个人被几磅重的金属高速撞击后，摔倒在地上。另一个持刀人站住了，他突然转向蒙克。只见他高高举起闪闪发光的尖刀，向蒙克猛扑过去，蒙克一只手挡住飞来的匕首，另一只拳头朝持刀人的太阳穴猛砸下去。
那个人很壮实。他哼了一声，手里仍然攥着那把刀，但是他决定逃跑。他的同伴尖声喊叫着从地上爬起来，跟在那个人的后面也逃跑了，地面上留下了一把匕首。
那个欧洲人转过身来，二话没说就投入了战斗。他显然知道，如果没有10码之外那个金发人的干预，他早就被杀死了。蒙克看到面前站着一位橄榄色皮肤、黑眼睛的高大的年轻人，但是他不是阿拉伯人。蒙克刚准备开口说话，那个陌生人点头表示感谢，然后悄悄地走了。
蒙克弯腰拣起那把匕首。它根本不是阿曼制造的，在阿曼确实没有听说过行凶抢劫。它是一把刀柄很简单的也门的匕首。蒙克认为，他知道攻击者的来源。他们是也门境内奥达利或奥拉基部落的人。他想他们这么遥远，跑到阿曼海岸来干什么？为什么他们那么仇恨那个年轻的西方人？
凭着直觉，他走回了美国大使馆，在那里看见了那个CIA的人。
“你有没有苏联大使馆工作人员的相片集？”他问道。
众所周知，自从1986年1月也门内战惨败之后，苏联全部人员撤出了也门，使亲苏的也门政府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亚丁政府忍辱负重，不得不向西方申请贸易贷款和现金，以便维持经济的发展。从那时起，苏联人在也门必定遭难。天晓得，也门人的爱转变成恨之后，会变得如此狂怒……到1987年末，苏联在明显反对共产主义的阿曼开设了一个成熟的大使馆，力求得到亲英国的苏丹的支持。
他的同事说：“我没有，但是我肯定英国人有。”
从美国大使馆的狭窄潮湿、弯弯曲曲的走廊到比较精巧的英国大使馆只有一步路远。他们穿过带有雕刻图案的大木门，向看门人点点头，朝院子里面走去。
这里的全部建筑物曾经是一个有钱商人的宅院，到处可以见到历史上辉煌的痕迹。院里的一面墙上，镶嵌有古罗马军团留下的一块有纪念意义的瓷片，该军团进入沙漠后再也没回来。在院子的中间是英国国旗旗杆，在很久之前只要奴隶能够到它，便可获得自由。
他们向左拐，朝使馆大楼走去，有一名英国秘密警察局（SIS）的高级军官在等候他们。他们握手致意。
“老朋友，遇到什么问题了吗？”英国人问道。
蒙克回答道：“问题是我刚才在露天剧场见到过一个人，我想他可能是苏联人。”
他注意到一个细节，露天剧场的那个人把他的白衬衫的领子翻到夹克的外面，苏联人一般都这样做，但是西方人避免这样做。
“好吧，咱们一起来看看影集！”英国人说。
他领着他们穿过钢制的安全门，进入凉爽的有柱子支撑的大厅，然后上了台阶。英国秘密警察局情报站住在最高的顶层。英国人从保险柜里拿出了一个影集，他们开始翻阅影集。
新来的苏联工作人员的照片都在上面，是在机场、街上或露天咖啡屋拍摄的。黑色眼睛的年轻人在最后一张照片上，是在他到达阿曼飞机场，穿过中央广场时被拍摄的。
SIS的人说：“当地警察非常乐意帮助我们做这类事。苏联人必须预先向这里的外交部申报，以便取得鉴定合格证。我们得到了详细的资料。因此当他们到来时，我们预先得到通知，因此可以准备好长焦距的透镜照相机。是这个人吗？”
“是的，有详细资料吗？”
SIS的人查阅了一捆卡片。
“找到了。不知是真还是假。他是三等秘书，28岁，名叫奥马尔·古纳耶夫。听起来像鞑靼人。”
“不！”蒙克说，“他是车臣人，而且是个穆斯林！”
“你认为他是个克格勃吗？”英国人问道。
“是的，他是个幽灵！”
“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些信息。想让我们对他做些什么吗？向政府投诉？”
“不！”蒙克说，“我们都要生活。最好知道他是谁。他们将会派来一个替代的人。”
当他们漫步回来时，那个CIA的人问蒙克：“你是怎么知道这一切的？”
“只是凭一种直觉！”
不是仅凭直觉。一年前，古纳耶夫在亚丁的法国大酒店里喝过橙汁。那天蒙克不是第一个认出他的人。那两个部落的人也发现他了，因此决定为他们国家所受的屈辱而报仇。
8月8日，马克·杰斐逊乘下午的航班到达莫斯科的大舍列梅季耶沃夫机场，《每日电讯》的科长到机场去接他。
这位明星政论特约作家个头不高，衣冠楚楚的，姜黄色的头发正在变稀，留着同样颜色的短胡须。人们都知道他的脾气像他的身材和胡须一样。他是个急性子。
为了抓紧时间，他谢绝了他的同事和夫人一起去吃晚饭的邀请，而是请求把他送到享有声望的国际大酒店去。
刚一到酒店，他告诉他的同事，他将单独与科马罗夫会面，必要时将通过该酒店自身的办事机构，雇一辆带司机的豪华轿车。
科长的好意被婉言谢绝了后，他开车离开了。
杰斐逊办理了住店手续，酒店经理亲自处理他的细节问题。经理是一名高个头，彬彬有礼的瑞典人。他的护照被酒店前台的服务员留下了，以便复印适当的细节供旅游部存档。在离开伦敦之前，杰斐逊已经命令他的秘书通知该酒店他的身份以及他来访的重要性。一进入他的房间，他便拨通了鲍里斯·库兹涅佐夫在传真里留给他的电话号码。
“欢迎您来到莫斯科，杰斐逊先生！”库兹涅佐夫用无可挑剔的。稍带点美国口音的英语说。“科马罗夫先生急切地盼望着与您会面。”
虽然事实并不是这样，但是不管怎样，杰斐逊还是相信了。会见时间定在第二天晚上7点钟，因为，那一位俄罗斯政治家整个白天都不在市里。他们将派一辆轿车和一个司机来接他。马克·杰斐逊满意了，他独自在酒店吃过饭后就睡觉了。
第二天早晨，吃过咸肉和鸡蛋的早餐后，马克·杰斐逊决定沉湎于英国人在世界各地都有权享受的一种活动：散步。
“散步？”瑞典总经理困惑地皱着眉头询问道，“您想去哪里散步？”
“随便哪里都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伸伸腿，很可能到对面的克里姆林宫周围转转。”
“我们可以为你提供酒店的豪华轿车，”经理说，“坐车可能更舒服，更安全。”
杰斐逊不愿意坐车。他想做的是散步，他坚持要散步。经理至少说服了他把他的手表和所有外汇现金留下，但是带了一捆100万卢布钞票，以便对付乞丐。那些钞票对付乞丐足够了，但是不足以应付流氓。碰碰运气吧！
这位中年英国记者，虽然在特写部工作得很出色，但是他的记者生涯一直以伦敦为基地，他从未作为国外战地记者报道过世界的热点问题。两个小时后他回到了酒店，似乎有些不高兴。
以前他来过莫斯科两次。第一次是在共产党统治时期；第二次是在八年前叶利钦刚刚执政的时候。前两次他的活动范围都局限于从飞机场到高级酒店，以及英国的外交圈内。他一直认为莫斯科是一个脏乱差的城市，并没有预料到，会有今天上午的经历。
他的外表特征非常明显，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外国人。因此无论他走到那里，即便是沿着码头散步或绕花园遛弯，他总是被社会抛弃的人纠缠，这些乞丐似乎遍布所有空间。他有两次被一伙年轻人尾随。他看到的车辆似乎是军车、警车或有权势者的豪华轿车。他想，今天晚上他要向科马罗夫先生提几个有分量的问题。
他决定，呆在酒店里不出去了，一直呆到库兹涅佐夫派人来接他为止。午饭前他要了一杯饮料，他发现酒吧里除了他和另外一个讨厌人世的加拿大商人以外，找不到其他人。作为在酒吧里一起喝酒的陌生人，他们开始聊天了。
“你来这里多久了？”多伦多来的人问道。
“昨天晚上才来！”杰斐逊回答说。
“要呆多久？”
“明天就回伦敦！”
“嗨，你真幸运！我来这里已经三星期了，想做生意。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方。”
“无法做生意？”
“哦，我肯定有合同。我有办公室。我还有生意伙伴。你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那个加拿大人坐到杰斐逊的桌前，从头说起：“我来这里时，带来了所有我认为必要的伐木业的宣传资料。我在一个新的塔街区租了一个办公室。两天后有人敲门。门口站着一个人，穿戴很干净、时髦，穿西服打领带。‘早上好，怀亚特先生！’他说，‘我是你的新生意伙伴！’”
““你认识他吗？”杰斐逊问道。
“根本不认识他。他是当地黑手党的代表。他要与我达成一笔交易。他和他的人要从我所做的每一笔买卖中提成50％，作为交换条件，他们替我购买或伪造做生意所需要的许可证、配额、特权或我需要的任何书面材料。他们一个电话就能让官僚们把事情摆平，确保及时交货而且没有劳务纠纷。条件是50％。”
“你叫他滚开！”杰斐逊说。
“那可不行！我很快就搞清楚了，那是一堵挡风的‘墙’。它可以提供有效的保护功能。没有这堵墙，你别想在短时间里做成任何事情。主要原因是，如果你拒绝了他们，你就没有腿了。他们能帮助你加快步伐。”
杰斐逊怀疑地望着他：“上帝啊！我只听说过这里治安不好。但是，并不是你说的这种情况。”
“我告诉你，这里的事情是你无法想像的。”
共产党垮台后，使西方人感到惊奇的现象，就是俄罗斯黑社会（说得好听一些，叫俄罗斯黑手党）的犯罪率明显上升。即使俄罗斯人也开始使用黑手党这个名词。一些外国人认为黑手党是一个新的实体，它是在结束共产党统治后诞生的。这是胡说八道。
几个世纪以来，苏联一直存在大量的黑社会活动。与西西里的黑手党不同，它不是一个统一的统治集团，从来没有向海外输出过他们的力量。但是，它确实存在，而且它的势力范围在不断扩大，其成员和黑帮首领极其忠于它的组织，愿为其赴汤蹈火，黑社会的人都是以纹身来证明自己的身份。
斯大林试图摧毁黑社会，把大量的黑社会成员关进了劳改营。这样做惟一的结果是，劳改营的犯人最终控制了劳改营，那些劳改营的卫兵对此熟视无睹，犯人们在劳改营内过着清闲的生活，而他们的家人却被跟踪，受到惩罚。在许多情况下，这些黑手党的罪犯们就在劳改营的小屋里当上了老板，操纵他们在外面的企业。
冷战中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例之一是，由于黑社会的存在，共产党的垮台时间被推迟了10年。即使该党的领导人最后也不得不与黑手党达成秘密协议。其原因很简单。
黑手党是苏联惟—一家办事效率极高的团体，一个工厂的厂长在生产一个关键部件时发现，由于某个阀门坏了而导致主机床停工。如果他通过官僚主义的层层审批的渠道，他不得不等待六至十二个月，才能拿到新阀门，而在这期间他的整个生产线将被停置下来。
或者厂长可以请与黑手党有联系的姐夫帮忙。这样一来，阀门一周就可以到货。然后，这个工厂厂长可以假装不知道，他的钢板已经被偷运到另外一个正在等候钢板的工厂。于是这两位厂长都各自伪造了自己的产品账本，表明他们已经完成了“定额”。
由于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再加上产品原材料又严重不足，这种情况出现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会经常导致所有的“齿轮”停转，而黑市场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润滑剂。苏联靠这个润滑剂维持到生命的尽头。在最后的10年里，全部依赖的是黑市来发展经济。
黑手党是黑市的控制者。1991年之后，它所从事的工作就是从储藏室里走出来，全面繁荣、发展黑市交易。黑市膨胀的速度很快，从以往的敲诈勒索领域，例如酗酒、吸毒、保镖、卖淫，发展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
曾给人深刻印象的是、黑社会以极快的速度从本质上无情地接管了经济。造成这种结果的因素有三个。首先是苏联黑社会有极大的能量迅速实施暴力，假如他们的行动受挫，他们反扑的暴行，就连美国黑手党“我们的事业”之类的犯罪组织也会很吃惊。任何人，不管他是苏联人还是外国人，只要他反对黑手党渗入他的企业，他将首先被警告——通常是遭受毒打或纵火，然后被处死。大银行的头目就遭此厄运。第二个因素是，因资金和人力不足造成的警察无能，他们对突如其来的大规模犯罪活动毫无警觉，没有任何经验来对付暴力活动，对黑手党人真是束手无策。第三个因素是，苏联全国流行的腐败传统。1991年至1995年稳定不变的大规模通货膨胀也促成了这一结果。
在共产党统治时期，美元与卢布的汇率是一比二，这种人为的汇率，就价值和购买力而言是很荒谬的，但是它在苏联内部被强迫实施。在苏联，人们遇到的问题不是资金的短缺，而是用钱买不到东西的问题。因通货膨胀，没有人再去储蓄所存钱，拿固定薪金的雇员们变得一贫如洗。当街上的警察一周内所挣的工资还买不起一双袜子时，就很难说服他们不用明显是伪造的驾驶执照去换钞票了。
但是，这只是小菜一碟。苏联黑手党操纵了各个阶层的力量，直至高级公务员，几乎将整个官僚机构都招募为他们的同盟。而在俄罗斯，官僚主义是无孔不入的。因此，许可证、执照、市民的房地产、计划之物、特许权等等——所有这些都可以很快地从颁发证书和物品的公务员那里买到，这就为黑手党创造了丰厚的利润。
给外人留下的另一个很深的印象是黑手党从传统的敲诈勒索领域，很快地就转向了做合法的生意（当然他们传统的业务并没有丢。）美国的黑手党“我们的事业”犯罪组织花了10年的工夫，才意识到合法生意不仅起到增加利润的作用，而且还可以把来路可疑的钱弄得貌似合法。苏联黑手党花了5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这种过渡。到1995年，黑手党拥有并控制了40％的国家经济。到1995年后，黑手党的生意已走向国际市场。他们最擅长的三个领域是：武器、麻醉药品和盗用他人物品，以迅速的暴力行动为后盾，目标是所有的西欧和北美国家。
问题是到1998年，他们的生意做过了头。由于贪婪过度，他们破坏了自己赖以生存的经济。到1996年，价值500亿美元的苏联财产，主要是金子、钻石、贵重金属、石油、天然气和木材被非法偷运到国外。这些商品是用几乎不值钱的卢布折价从政府机关的官僚工作人员那里购买的，运到国外后以商品的形式从事美元交易。其中一些美元被重新兑换成雪花般的卢布，带回国内资助更多的贿赂和犯罪活动。其余的美元被隐藏在国外。
怀亚特先生沮丧地说：“现在的麻烦是，这种‘大出血’式的非法活动已经做得太过分了。腐败的政治家、甚至更多的是腐败的官僚主义者和匪徒们，把他们赖以致富的金鹅杀掉了，就不再会有金蛋了。你读过第三帝国的崛起那本书吗？”
“读过，那是在很久之前读的。为什么要提到它呢？”
“你记得那些对魏玛共和国最后的日子的描写吗？失业者排起的长队，街道上的犯罪案件增多，老百姓倾家荡产，乞丐觅食，以及当国家破产时的侏儒们，在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大厦里高叫着争吵不休，等等。你现在看到的正是这种情况。历史又重演了。该死！我必须走了。我与别人约好在楼下吃午饭。与你谈话真高兴，怎么称呼你来着？”
“杰斐逊！”
杰斐逊这个名字并没有使他回忆起什么。怀亚特先生显然不看伦敦的《每日电讯》。
当那个加拿大人离开时，这个伦敦记者觉得很有趣。当晚所听到的悲观言论使他更加确信，今晚要与他面谈的那个人或许能够拯救这个国家。
那辆黑色加长的柴卡车于晚上6点半来到酒店门口接马克·杰斐逊去会谈，此时他正在门口等候。他总是那么守时，期望别人也是如此。他身穿黑灰色家常裤，一件颜色鲜明的运动夹克和棉布衬衫，束了一条加里克俱乐部的领带。他看起来时髦，整洁，过分注意细节，英国人的气派十足。
那辆柴卡车穿过夜色，驶向北边的基赛尔尼大街，它在花园环路口转弯，拐进了一条边路。当车接近绿色钢门时，司机从他的夹克衫兜里掏出一个发信机，打开了上面的报警按钮。
正在驶入的柴卡车进入了墙上的摄像机的镜头，门卫通过电视监视器看到了那辆车及其车牌号。该车牌号与他所掌握的车牌号码相对应后，他按下电钮，打开了大门。
该轿车刚一进去，大门又关上了，门卫走到了司机的车窗前。他检验了一下身份证，向车的后座瞥了一眼，点点头，把道钉放下去了。
鲍里斯·库兹涅佐夫接到门卫的报告后，走出屋来，在门口迎接客人。他把英国记者领到一楼一个设备完善的接待室里，这个接待室的一边与科马罗夫的办公室相邻，另一边是已故秘书尼基塔·阿科波夫用过的房间。
在伊戈尔·科马罗夫面前，既不许抽烟也不许喝酒，杰斐逊不知道，也从未听说过这一点，因为从来没有人提起过这些事。在这个几乎以喝酒来显示男人风度的国家里，很少遇到不喝酒的俄罗斯人。杰斐逊看过科马罗夫的许多录像，只见他以人民领袖的姿态出现在影片中，手里礼节性地拿着酒杯，以俄罗斯人的方式频频举杯祝酒，根本看不出科马罗夫对酒不感兴趣。杰斐逊不知道科马罗夫手中的酒杯里面，从来装的都是矿泉水。那天晚上，只提供咖啡，杰斐逊谢绝了。
库兹涅佐夫快步走向科马罗夫，杰斐逊稍慢一步跟在后面。科马罗夫的公共关系顾问将客人介绍给主人，双方握手致意。科马罗夫自己先坐下，他坐的皮椅子，要比其他两个人的椅子高一点。
杰斐逊从他的夹克衫的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微型录音机，并询问对方是否介意他使用它。科马罗夫低了下头，他对大多数西方记者不会使用速记表示理解。库兹涅佐夫鼓励性地点点头，示意杰斐逊开始访谈。
“主席先生，新闻媒体报道了杜马的最新讨论结果，决定把临时总统的任期延长三个月，而将明年的总统大选提前到明年一月份。您对此决定有何看法？”
库兹涅佐夫将杰斐逊的话很快地翻译过来，并倾听科马罗夫用响亮的俄语进行回答。科马罗夫讲完后，翻译又转向杰斐逊。
“很显然，我和爱国武装联盟对此决定感到很失望，但是作为民主人士，我们还是接受了。杰斐逊先生，我想您已经知道我深深热爱的这个国家，目前的状况不太好。无能的政府长期容忍官僚主义肆意挥霍经济，致使腐败蔓延，犯罪率不断上升。受害的是我们的人民。这种状况持续时间越长，情况就会越糟糕。因此，推迟总统大选的时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我对今年10月赢得大选非常有信心，即使非要推迟到明年一月，那时我们还是会取胜的。”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记者，马克·杰斐逊很快就意识到，科马罗夫的回答太做作了，就好像一名政治家多次被问同一个问题，他能一口气就把答案背出来。在英国和美国，政治家已经习惯于被采访，面对新闻界人士，他们的心情要放松得多，并且，他们与其中很多人建立了良好的朋友关系。杰斐逊感到自豪的是他的文章一直能够全面地、生动地描写人物的特征，文章中既引用了被访谈者的原话，又加上他自己的印象，从而展现一篇真正的新闻文章，而并非那种冗长而枯燥的陈词滥调。但是，这个人讲起话来却如同一架自动化的机器。
记者的经验告诉他，东欧的政治家们一般都要比英国和美国的政治家更尊重新闻界的人士。但是，这个人却不一样。这个俄罗斯人很拘谨，很严肃，就像裁缝做的假人一样。
问到第三个问题时，杰斐逊明白了其中的道理：科马罗夫显然讨厌媒体，根本不喜欢被采访。这个伦敦人试图使用一个更轻松的方法，但是这个俄国人一点幽默感都没有。政治家自命不凡是常有的事，但是这个人的自尊心极强，简直是个狂人。答案就像电视播音稿的提示机一样明了。
杰斐逊迷惑地瞥了一眼库兹涅佐夫。这位年轻的公关头目和翻译显然是在美国受的教育，是双语人才，久经世故，但是他对待伊戈尔·科马罗夫，就像卑躬屈膝的小走狗一样忠心。杰斐逊又进行了一次尝试。
“先生，正如您所了解的那样，俄国总统手中的实权要比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手中的权力大得多。在您当选为总统后的头六个月里，您将为客观的观察家们展现那些变革？换句话说，您将优先做哪些事情？”
答案仍然像一本政治宣传册。毫无例外地提到了镇压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改革使人难以承担的官僚主义体制，恢复农业生产，并且变革货币。进一步的提问是关于如何实现上述目标的问题，答案仍然是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如果是西方的政治家，用这类陈词滥调肯定是无法过关的，但是科马罗夫显然期待着杰斐逊能够感到完全满意。
回想来到莫斯科之前他的总编对他的交代，杰斐逊问科马罗夫，他打算如何重现俄罗斯民族的辉煌。这时杰斐逊第一次看到科马罗夫有了反应。
杰斐逊所说的某个事情，似乎触动了科马罗夫的某根痛觉神经，科马罗夫如同了触电一般。这个俄罗斯人坐在那里，两颗无神的棕色眼珠子直愣愣地盯着杰斐逊，杰斐逊受不了这种眼光，他转眼看他的录音机。他和库兹涅佐夫都没有注意到，这位爱国联盟主席的脸色已经变得刷白，两侧的面脸颊上分别出现了一个小的红色亮点。科马罗夫默默地站了起来，离开了房间，进入了自己的办公室里，关上了身后的门。杰斐逊以不解的眼光看着库兹涅佐夫。很明显，那个年轻人也在迷惑之中，但是他很快就恢复到他那彬彬有礼的本能状态。“我肯定，主席一会儿就会回来的。他显然是想起了某件急事，必须马上处理。他处理完就会回来的。”
杰斐逊伸手关上了录音机。科马罗夫打了一个简单的电话，3分钟后，他回到了房间里，坐下来以平稳的语调继续回答问题。当他开始说话时，杰斐逊重新打开了录音机。
一个小时后，科马罗夫表示会谈已经结束。他起身，朝杰斐逊僵硬地点点头，回到他的办公室去了。走到门口时，他招手叫库兹涅佐夫随他一起进去。
两分钟之后，公关顾问回来了，脸色显然很尴尬。
“恐怕我们的交通工具有些问题。”他边说话，边陪着杰斐逊走下楼梯，进入大厅。“你来时乘的那辆车有急事被占用了，其他的车都是加班工作人员的私车。您能乘出租车回国家大酒店吗？”
“好吧，我想可以！”杰斐逊说。他真后悔没有从酒店带自己的车来，让司机在门口等候他。“也许你可以打电话叫一辆车？”
“恐怕这个时候他们不再接受定车的电话了，”库兹涅佐夫说，“我可以告诉你在哪里能找到出租车。”
他把这位迷惑不解的特约作家从主门领到钢门口，警卫把钢门打开，放他们出去了。在侧街上，库兹涅佐夫指向了一百码远的基赛尔尼大街。
“一到大街上，您就可以在几秒钟内截一辆出租车，15分钟之内你就能回到酒店。希望你能理解。见到你确实非常高兴，先生！”说完话，他就走了。
心烦意乱的马克·杰斐逊沿着窄窄的小街道向大街走去。他边走路边摆弄他的录音机。最后，他将录音机放回到夹克衫的口袋里，这时他已经到了基赛尔尼大街。他四处张望寻找出租车。可以断定，一辆车都没有。他急了，愁眉苦脸地转向左边，朝着莫斯科中心走去。他不时地扭过头去，看看有没有出租车。
路边停了一辆小汽车，车内两个穿皮夹克的人看见他从小街道出来，径直朝他们走过来。其中一个人打开了他们的后车门，他们二人都下了车。当那个英国人离他们只有10码远时，那两个人都把一只手伸进夹克里面，每人掏出一支无声手枪。他们二话没说，射出了两颗子弹。两颗子弹都击中了英国记者的胸部。
那个正在行走的人，顿时止住了脚步。然后，当他的双腿软下来时，他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当他开始倾倒时，那两个杀手已经一前一后把他夹在中间。其中一个人把他扶起来，另外一个人用手搜索他的衣兜，很快就从一边的口袋里掏出了录音机，从另一边的兜里掏出了钱包。
他们的轿车开到他们的旁边，他们急促地跳上了车，轿车轰鸣着开走了。
一名路过的妇女看到了地上的尸体，起先她以为是一个醉汉，当她看到地面上流出的鲜血时，她便失声喊叫了起来。
没有人记下那辆车的车号，反正它是伪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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