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保罗圣文森特教堂的姐妹济贫院。1906年9月。
在我头上的天花板上，灰泥裂开了一条缝。在裂缝旁边，有一只蜘蛛正在织网。我很奇怪地认为这只蜘蛛会比我活得长，几小时后，我会离去，而它还会在那儿。祝你好运，小蜘蛛，织一张网抓住苍蝇喂你的小宝贝吧。
事情怎么会是这样？为什么我——安托瓦内特·吉里，58岁，躺在由修女开办的济贫院里，等待着会见上帝？我认为我不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不像那些修女们，摆脱了无穷无尽的尘世杂念，并发誓保持清贫、纯洁、卑微、恭顺。我从来就做不到那样。你能看出，他们有自己的信念。我从未具有那样的信念。现在我该学会有这样的信念了吧？可能吧，因为等到夜空装满了我视线边缘的那扇高处的小窗时，我将离去。
我在这儿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把钱用完了。差不多是这样。我的枕头下面有一个小包，没有人知道这一点。但那有特殊目的。40年前我是一位芭蕾舞女演员，当时非常苗条，年轻和美丽。所以他们告诉我，年轻小伙子们总是等在舞台门口。他们也非常英俊，他们清秀、带有香气的、结实的身体可以带来或带走欢乐。
他们中最英俊的是吕酉安，整个合唱队里的人都叫他“吕西安帅哥”，他的脸庞可以使女孩的心怦怦直跳。在一个晴朗的星期天，他带我出去到布洛涅的树林，单膝跪地向我求婚，我答应了他。一年之后，他在色当死于普鲁士人的枪下。之后，我很长时间不想再结婚了，将近5年时间我一直跳着芭蕾。
当我28岁时，我的舞蹈生涯结束了。原因之一是我遇到了儒勒，我们结婚了，我怀上了梅格。更主要的原因是，我的身体不再轻便自如了。舞蹈团里的老演员一直都在努力保持着苗条与柔韧。但经理对我很好，他是个好人，他说合唱队的女教师快退休了，而我有经验，他也不想在歌剧院外找人接替她。他指定了我做芭蕾舞团的女教师。梅格出生后我就把她交给奶妈抚养，开始上任工作。那是在1876年，是加尼亚富丽堂皇的新歌剧院开幕的第二年。
最后我们终于可以离开那些在勒彼勒蒂埃街的陋室了。战争结束了，巴黎的创伤得到修复，生活变得美好。儒勒和他那位比利时胖女人约会，并私奔到阿登高地，那时，我甚至一点也不介意。这是一种幸运的摆脱。至少我有份工作，比他说这说那强多了。
我住在我的小公寓里，抚养梅格，晚上看着舞蹈团的姑娘们为欧洲的达官贵人表演。我在想儒勒现在怎么样？现在去过问已为时太晚了。那么梅格呢？像她的妈妈一样，她是一个芭蕾舞演员和合唱队员——我至少可以为她做这些——但在10年前一个可怕的秋天她的膝盖不能活动了。即使在那时她也是幸运的，她能从我这里得到一点帮助。我是当时欧洲最伟大的歌剧女演员克里斯汀·德尚尼夫人的化妆师和私人助手。当然，如果你像我一样看不起笨拙的澳大利亚的梅尔巴夫人的话。
我在想梅格在哪儿？米兰、罗马、还是马德里？这位歌剧女演员正在马德里表演。想想看我曾经对子爵夫人大声喊叫，要她注意排好队！
那么我在这干什么呢？在等着进坟墓吗？8年前我退休了，在我50岁生日的那一天。他们在这件事上对我很好，老讲客气话，还给我丰厚的奖金，作为我当了22年教师的回报。这笔钱足够我过日子了。再加上为有些富人笨得出奇的孩子做一点私人辅导，钱不多但够用了，还可以存一点钱。
但去年春天情况变了。那时我感到疼痛，开始痛得并不频繁，却是突然的剧痛，在胃的下部。医生给开了秘药治消化不良，这可花了我不少的钱。当时我还不知道自己得了癌症，病魔正在深入我的躯体并不断地扩张。直到7 月份我才知道，那时已经太晚了。所以我躺在那儿，尽量不让自己痛得大叫大喊，等待着下一汤匙的白色女神，这是一种从东方的罂粟中提取的粉末。
现在要不了多久我便会长眠了，我甚至不再感到害怕了。可能上帝将是仁慈的吧？我希望，但我肯定他会带走我的痛苦。
我尽量使自己想想其它的事情。我回想那些我曾训练过的女孩，我的漂亮的梅格，她有着一支僵硬的膝盖，期盼着她的男人——我希望她找到一个好人。当然我还想起我曾救过的男孩，两个很可怜的男孩。我对他们的思念是最强烈的。
“夫人，拉贝先生到了。”
“谢谢你，姐妹。我看不大清楚，他在哪？”
“我在这儿，我的孩子，我是塞巴斯蒂尔神父，就在你旁边。你能感觉到我的手放在你的胳膊上吗？”
“是的，神父。”
“你应该和上帝进行交流，我的孩子。我准备好听你的忏悔。”
“是时候了。原谅我，神父，我有罪。”
“告诉我，孩子。什么也别隐瞒。”
“很久以前，在1882年，我做了一件改变了很多人生活的一件事。我当时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是一时冲动，我当时认为我的动机是好的。那时，我34岁，在巴黎歌剧院做芭蕾舞团的女教师。我结婚了，但我的丈夫抛弃了我，跟另一个女人私奔了。”
“你得原谅他们，我的孩子。宽恕是悔罪的一部份。”
“哦，是的，神父。我很早以前就宽恕他们了。我有一个女儿，梅格，那时她6岁。在诺埃里有一个集市，一个星期日我带她去了。那里有汽笛风琴和骑马舞表演，蒸汽机，还有猴子表演节目，为拉手摇风琴的流浪艺人乞讨钱财。梅格从未见过游乐场。但那里还有畸形人的表演。一排帐篷的标牌上介绍着世界上最奇怪的人，表演杂技的小矮人，一个几乎看不到他的皮肤，身上全是文身的人，还有鼻子上穿着骨头、嘴里长着尖牙的黑人与长着胡子的女人。
“在顶头的是一间有着轮子的笼子，上面的栅栏约间隔1英尺宽。地板上铺着又脏又臭的稻草。在阳光下很亮，但笼子里却很黑，所以我很想看到里面到底是什么动物。我听见铁链叮当响，看见稻草上躺着一个东西。这时一个人出现了。
“他块头大，肌肉结实，有一张红色粗糙的脸。他脖子上的彩带系着一个托盘，上面装着从拴着小马驹的地方搜集来的马粪，还有一块块的烂水果。‘试一试，女士，’他说，‘看你能不能扔到那个怪物。一次扔一点。’然后他冲着笼子喊到：‘出来，上前面来，看你能得到点儿什么。’铁链再次叮当作响，一个更像动物而不是人的东西拖着脚步移到明亮处，靠近了栅栏。
“我能看出那的确是一个人，尽管难以辨认。一个衣衫褴楼的男性，满身污秽，正啃着一个放了很长时间的苹果。显然他是靠着别人扔给他的东西活下来的。他瘦瘦的身体上沾着难闻的粪便。他戴着手铐和脚镣，皮肤磨破开了，伤口上蛆在蠕动着。当梅格看到他的脸和头时，吓得哭了起来。
“头骨和脸变形得可怕，头上有几束肮脏的头发。他的脸歪向一边，好像很早以前被大锤打过一样，脸上的皮肉粗糙，而且像融化的蜡那样毫无形状。双眼深陷于满是皱纹的眼窝内。只有嘴的一半和下巴的一部份没有完全变形，看上去还像一 张正常人的脸。
“梅格正好拿着一只裹着太妃糖的苹果。我不知为什么，但我从她手中拿过苹果，走到栅栏跟前将它递过去。那个肌肉发达的人非常生气，又吵又嚷，说我断了他的活路。我没有理他，将太妃糖苹果塞到栅栏后那双肮脏的手中。我凝视着这只畸形怪物的眼睛。
“神父，35年前，在普法战争期间，芭蕾舞不演了，我也参与了照顾那些从前线回来的年轻伤员。我曾见过受痛苦煎熬的人，我曾听过他们叫喊。但我从未见过像在那双眼睛里见到的痛苦。”
“痛苦是人类生活的一部份，我的孩子。但是你那天用太妃糖苹果做的事并不是一件罪过，而是出于感情的冲动，我只有听到你的罪时才能给你赦免。”
“但那天晚上我又回到那里偷偷把他带了出来。”
“你做了什么？”
“我到了已经关门的老歌剧院，从木工房里拿了一把剪螺栓用的大钳，从衣橱里拿了一件带帽的大斗篷，雇了一辆双排双座的出租马车回到诺埃里。游乐场在月光下不见人的踪影。表演者都在他们的帐篷里睡觉。有一些恶狗叫了，但我扔给它们一些碎肉。我找到了那个装笼子的拖车，打开门并向里面轻声地叫。
“那个家伙被铁链拴在一面墙上。我剪断了他手上和脚上的铁链，并要他走出来。他似乎吓坏了，但他看见我站在月光下，就拖着步子出来，落在地上。我给他披上斗篷，戴上帽子，遮住他可怕的头部，带他到马车跟前。车夫抱怨着难闻的臭味，但我答应额外付给他钱，他送我们回到在佩勒蒂埃街后面我的公寓里。把他带走是一种罪过吗？”
“你当然触犯了法律，我的孩子。他属于游乐团的所有者，尽管这个人也许很残忍。至于这是不是对上帝的冒犯……我不知道，我想不是。”
“还有事情要说呢。您有时间吗？”
“您在面对着永恒。我想我能再花几分钟，但请记住这里可能还有其他临终的人需要我。”
“我把他藏在我的小公寓里有一个月，神父。他洗了个澡，他平生第一次，之后又洗了一次，又洗了许多次。我为他裸露的伤口消毒、包扎，伤口就逐渐愈合了。我从我丈夫的衣箱里拿出衣服给他穿，给他食物。这样他就康复了。他还平生第一次睡在铺着床单的真正的床上——我让梅格和我住在一起，这是件好事，因为她被他吓坏了。我发现如果有人来到门前，他自己会吓呆，迅速躲到楼梯底下。我还发现他会说话，说的是法语，但带有阿尔萨斯口音，在那个月里他慢慢告诉了我他的经历。
“他出生时叫埃里克·米尔海姆，就在40年以前，在阿尔萨斯。阿尔萨斯当时属于法国，但后来很快被并入德国。他是一个马戏团家庭里惟一的儿子，住在大篷车里，不断地从一个城镇转到另一个城镇。
“他告诉我他在儿童时期就知道自己出生时的情景。当接生婆看到这个小孩出生时，尖叫起来，因为他那时就是一个可怕的畸形儿。她把这个尖声哭叫的包袱递给他母亲后就跑掉了，一边大声叫嚷着，就像疯了的奶牛那样，说她接生的是个魔鬼。
“就这样，可怜的埃里克来到人世，从出生时就注定要被那些认为丑陋即罪恶的人所憎恶和排斥。
“他的父亲是马戏团里的木工兼技师和干零杂活的人。正是通过看父亲工作，埃里克培养了才能，可以用工具和双手制造出任何东西来。正是通过幕间表演，他学会了可以利用镜子、地板门和秘密的通道产生幻觉的技术，这对于他以后在巴黎的生活很重要。
“但他的父亲是一个酒鬼，经常因为一点小错就鞭打孩子；他母亲是个 没用的女人，只是坐在角落里哭。他的童年生活大部份是在痛苦和眼泪中度过的，他尽量逃避大篷车，与马戏团里的动物特别是马一起睡在稻草上。7岁时，有一天，他睡在马厩里时，马戏团的大帐篷失火了。大火烧毁了马戏团，马戏团破产了。工作人员和艺人流落四方，加入了其他的班子。
“埃里克的父亲没了工作，喝得烂醉如泥。他母亲逃离了家，到附近的斯特拉斯堡做女仆。由于酗酒的缘故，手头缺钱，他父亲就把他卖给了一个过路人，他是搞怪人展览的老板。这样，他在带有轮子的笼子里住了9年，成天为了残忍的人群取乐而被扔得满身污秽，恶臭难闻。我发现他时，他已经16岁了。”
“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我的孩子，但这与你道德上的罪过有什么关系呢？”
“请您耐心点，神父。听我讲完，你就会明白，还没有一个人以前听说过这件事情的真相。我把埃里克在我的公寓里藏了一个月，但不能再那样下去了。经常会有邻居或同事拜访。一天晚上，我带他到我工作的地方，也就是歌剧院，那儿就成了他的新家。
“在这儿他终于有了一个安定的住所，一个藏身之地，世上任何人都不会找到他。尽管他害怕明火，他还是拿着一支火把，下到最底层的地下室，那儿黑暗，可以隐藏他可怕的面目，他用从木工店里拿来的木材和工具在湖旁盖起了自己的家。他从道具间里拿来了各种东西，还有女教师衣橱里的织物来装饰房子。在夜半更深无人的时候，他会到工作人员的食堂拿些食物，甚至摸到经理的餐室偷些好吃的东西。他还读书。
“他做了一把打开歌剧院图书馆门的钥匙，花了几年时间使自己接受从未有过的教育，一夜接一夜地就着烛光在巨大的图书馆里贪婪地看着。当然大部份的书是关于音乐和戏剧的。他了解了每一部戏剧和每一个唱段里的每一个音符。凭着他的手艺，他修建了只有他自己知道的迷宫般的地下通道。由于他很早以前练过走钢索，所以他能毫无畏惧地走在最高最窄的门架上。他在那里住了11年，成了一个生活在地下的人。
“但是，当然没过多久，谣言开始流传。食物、衣服、蜡烛和工具在晚上失踪了。一个轻信的职员开始谈论在地下室里的幽灵，直到最后，每一件小事——在后台许多任务是危险的——都被归因于神秘的幽灵身上。传说就这样开始了。”
“我的上帝，我听说过这事。10年前，不，更早以前……有人叫我去给某个可怜的吊死鬼做葬礼的仪式。一些人告诉我说这是幽灵干的。”
“这个人名叫布凯，神父。但这不是埃里克干的。约瑟夫·布凯陷入了极度的消沉，肯定是他自己结束了生命。最初我很欢迎这样的谣言，因为我认为这样会使那可怜的男孩——我是这样看他的——安全地待在歌剧院下面黑暗的小王国里。直到1893年可怕的秋天，他做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神父，他恋爱了。
“那时她的名字叫克里斯汀·达依，您可能认识今天的她，也就是德尚尼子爵夫人……”
“但这不可能，不会……”
“是的，就是她，当时是由我指挥的合唱团的一个女孩。她舞跳得一般，但有着清脆、纯正的嗓音。她没有受过训练。埃里克曾一晚接一晚地听过全世界最好的歌手的声音；他还学过乐谱，他知道应该如何教她。他教会了她，一天晚上，她担任了女主角，第二天早晨，她就成了明星。
“我可怜的埃里克，他人长得丑陋，他被抛弃了。他以为她会报答他、爱他，但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她有自己心爱的人。出于绝望，一天晚上，在《唐璜》演出时，埃里克从舞台中央将她绑架了。”
“全巴黎都听说了这件丑闻，即使是像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牧师。有一个人被杀了。”
“是这样，神父。那是男高音皮昂吉。埃里克并不是有意要杀死他，仅仅想让他安静。但这个意大利人窒息而亡。当然结果就是这样。碰巧那天晚上警察局长也在观众席上。他召集了100名警察，他们拿着燃烧的火把，连同一帮复仇的人到了地下室，恰好是地下湖所在的那一层。
“他们找到了秘密的楼梯、通道和湖边的房子，他们还发现克里斯汀吓晕了过去。在他们旁边的椅子上，留有一只奇怪的玩具猴，猴子的两只手里拿着一对铙。她和他的追求者在一起，就是那个年轻的拉乌尔子爵。他带走了她，像一个男人那样用坚强的臂膀和温柔的抚摸安慰她。两个月后她怀孕了。所以他娶了她，给了她他的名字，他的头衔，他的爱，以及必要的婚礼。他们的儿子在1894年的夏天出生，由他们共同抚养。她在最近的12年里成为全欧洲最有名的女高音。”
“但他们没有找到埃里克吧，我的孩子？没有幽灵的踪迹，我好像记得是这样。”
“是的，神父，他们没有找到他。但是我找到了。我孤寂地回到我那间位于合唱室后面的办公室。当我拉开衣橱壁龛的帘布时，他在那里，一直戴着面具，双手紧握，就像11年前他躲在我的公寓里的楼梯后面一样蹲在黑暗处。”
“当然您去告诉警察了……”
“不，神父，我没有。他仍然是我的孩子，我两个男孩中的一个。我不能再把他交给那些人了。我拿来一顶女式的帽子和厚重的面罩，长斗篷……我们并排走下工作人员用的楼梯间，来到大街上，就像两个在黑夜中快步行走的妇女。街上还有很多人，没有人注意我们。
“我让他在我的公寓里住了3个月，公寓离那儿只有半英里远。但到处张贴着悬赏捉拿他的告示。他不得不离开巴黎，完全离开法国。”
“你帮助他逃跑了，我的孩子。这是犯罪，也是一种罪过。”
“我将为此付出代价，神父，现在很快就会。那个冬天非常痛苦，天气又冷，让人十分难熬。乘火车肯定是不行的，我租了一辆公共马车，有4匹马拉，还有一个封闭的车厢，到勒阿弗尔去。在那儿我把他藏在一间租金低廉的房间里。我找遍了所有的码头与下三流的酒吧，终于找到一位船长，他手上有一艘开向纽约的小型货船，只要给他钱，就不会有任何问题。1894年1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站在长长的码头的尽头，看着这艘不定期货船的尾灯消失在黑夜中，驶向新的世界。告诉我，神父，是不是有其他人和我们在一起？我看不到但我能感觉到有人在这儿。”
“的确，有一个人刚刚进来。”
“我是阿曼德·迪富尔，夫人。一位实习生到我的办公室说这儿有人需要我。”
“您是一位公证员？可以负责遗嘱的事吗？”
“是的，夫人。”
“迪富尔先生，我想让你来找一下我枕头下面的东西。这本来应该是我自己做的，但我太虚弱了。谢谢你。你找到了什么？”
“哦，好像是一封信，装在一个精致的马尼拉信封里。还有一个羚羊皮做的小包。”
“正是这些。我希望你拿出笔墨，在封好的信封口签上签名，表示这封信今天交由你负责，而且没有被你或其他人打开过。”
“我的孩子，我请求你快点，我们还没有完成我们的工作。”
“耐心点，神父。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但在这么多年的沉默之后，我现在必须努力完成这件事。你办完了吗？公证员先生。”
“已经按您的要求写好了，夫人。”
“在信封的下面？”
“我看出来了，肯定是您亲笔写的几个字：埃里克·米尔海姆，纽约市。”
“小皮包呢？”
“在我手上。”
“请您打开它。”
“哦！拿破仑金币，我已经好久没见了……”
“它们现在仍是有效货币吗？”
“当然啦，而且非常珍贵。”
“我希望你全部收下，带上信，亲自到纽约投递给收信人。”
“亲自去？在纽约？但是，夫人，我并不是经常……我从未……”
“求您了，公证员先生。钱够吗？作为您离开办公室5个星期的补偿？”
“够了，但是……”
“我的孩子，你还不知道这个人是否还活着。”神父开口说。
“哦，他活着，神父。他会一直活着。”
“但我没有他的地址。到哪里去找他呢？”
“去问，迪富尔先生。检查移民的记录。这样的名字很少见。他肯定在某个地方。一个戴着面具把面容隐藏起来的人。”
“好的，夫人。我去试试。我会去那儿试着找他。但我不能保证一定找到。”
“谢谢。告诉我，神父，有没有一个姐妹给我一匙白色的溶液？”
“在我在这儿的一个小时内还没有，我的孩子。怎么啦？”
“这很奇怪，但痛苦却消除了。如此美妙甜蜜的解脱。我看不到两边但我可以看到通道和拱门。我的身体难受极了，但现在不痛了。天气这么冷，可我现在感到浑身暖和得很。”
“别犹豫了，拉贝先生，她快不行了。”
“谢谢你，姐妹。我想我知道我的责任。”
“我正在走向一个拱门，尽头充满光明。如此美妙的光。哦，吕西安，你在那儿吗？我来了，亲爱的。”
“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
“快点，神父。”
“愿你安息。”
“谢谢你，神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