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哈顿公园街E.M.塔的楼顶房间。1906年10月。
每天早晨，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无论是下雨还是天晴，我都起得很早。我穿好衣服，从我的住处来到全纽约最高摩天大楼楼顶的方形阳台。从那儿，我可以朝着不同的方向望去。向西望，可以越过哈得孙河，看到新泽西州开阔的绿地；向北可以看到这个岛的中部和住宅区，这个奇异的岛上充满了财富和污物，奢侈与贫困，邪恶与犯罪；向南是大海，通向欧洲，那是我曾经经历的苦难旅程；向东是流向布鲁克林的河流，在海雾中笼罩的是被称为科尼岛的疯人领地，这是我财富的发源地。
我有7年时间受一个野蛮父亲的虐待，9年时间像一只动物一样被关在笼子里，四年时间躲在巴黎歌剧院的地下室里，10年时间奋斗在格拉夫森德湾的掏鱼肠子的小屋直到获得今天的地位。我知道自己拥有超过克罗伊斯所梦想的财富和力量，所以当俯视这个城市，我想：我是多么的憎恨和蔑视你——人类。
我是在1894年初经过漫长艰苦的旅程才到这儿的。大西洋上狂风暴雨，波涛汹涌。我躺在床上，晕船十分厉害，我的旅费是由我原来遇见的一位好心人付的，我知道他们随时会把我扔到船外，如果我因为对他们的愤怒和憎恨而试图做出反应，结果同样是糟糕的。
经过4周在大洋上的颠簸，终于在1月底的一个晚上，大海平静了下来。我们在距曼哈顿岛南端10英里的罗兹抛锚。我对我们到了哪儿一无所知，只知道我们已经到了某个地方。但我听见船员们用浓重的英国方言说，第二天清晨我们将开到东河，停下来接受海关检查。我知道我会再次被发现、曝光、羞辱、驱逐，并戴着铁链被遣返。
深夜，当每个人都睡着了，包括喝醉了的守夜人，我从甲板上乘了一只发霉的救生艇，并从船边下到冰冷的海上。我看见模糊的灯光在黑暗中闪烁，有多远我不知道。我开始向它们划去，身体冻僵。1小时之后我上了岸，发亮的海滩上下了霜。当时我还不知道，我跨上美洲的第一步留在了科尼岛格拉夫森德湾的沙滩上。
这光亮来自于在潮水线以外的河滩上几盏摇曳的油灯，从搭建在河滩上的几间破屋的窗户中透出亮光。我蹒跚地走向小屋，透过肮脏的窗格子向里看时，我看见一排排蜷缩的人正在给刚捕到的鱼去鳞和掏内脏。沿着帐篷走过去，有一片空地，在空地中间燃烧着熊熊的篝火，在它周围十几个可怜的人正蹲着取暖。我已经冷得半死，我知道我也必须取暖，否则就会被冻死。我走近大火，感到热浪涌来，我看着这些人。我把面具塞到衣服里去了，火焰照亮了我那可怕的头部和面部。他们转身看着我。我以前几乎从未笑过，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让我笑。但在那天晚上在黎明前零摄氏度以下的气温里，出于完全的放松，我在内心里大笑。他们看着我……他们并不在意。他们中的人或多或少都有畸形。
出于完全的运气，我碰到了一个由格拉夫森德湾的流浪者组成的夜间营地，这些被社会所抛弃的人只能在渔夫和城市里其他人睡觉时靠掏鱼肠子和洗鱼才能勉强度日。他们让我在火边烤干身体，并问我从哪里来，虽然显而易见我是从海上来的。通过阅读英语戏剧的台词，我学过几个单词，我告诉他们我从法国逃难过来。这没什么大不了，他们都是从某个地方逃来的，被社会赶到了这个最后的绝望的沙滩。他们叫我法国佬，并让我和他们一起住在铺着一层层发臭的渔网的小屋里，靠整夜工作来挣点钱，吃点残羹剩饭，经常是又冷又饿，但不受法律的约束，没有枷锁和监狱。
春天到了，我开始认识到将这个渔村与科尼岛的其他部分隔开的荆豆藤背后的东西。我知道了整个岛上是没有法律的，或者说只有它自己的法律。它并没有同只有狭窄的海峡相隔的布鲁克林融为一体，直到最近，它才由一个半政客半流氓的被叫做约翰·麦卡恩的人统治。他刚被逮捕，但麦卡恩的徒子徒孙们仍居住在这个像疯人院一般的小岛上，继续从事游乐、卖淫、犯罪、邪恶和寻欢作乐。纽约的资本家们每个周末来这儿也都是为了寻欢作乐，他们在愚蠢的娱乐上花去了大笔财富，而这些娱乐设施正是由那些聪明的企业家提供的。
和其他流浪者不同，他们一辈子只会掏鱼肠子，摆脱不了他们的愚蠢。我知道凭着智慧和创造性，我可以走出小屋，从这些当时正在岛上设计和建造的娱乐场中发财。怎么开始呢？首先，在晚上，我偷偷溜进城里偷一些衣服，是一些从洗衣房里和海边的空房里偷来的衣服，穿起来很合身。然后从建筑工地上拿一些木料，造一间更好的小屋，在这个喧闹的并无法治可言的社会里，游客会很高兴地在每个周末扔大笔的钱，但我不能在白天露面。
一个新来者加入了进来，他仅是一个17岁的男孩，比我小10岁，但非常老成。他身上没有伤疤，也不畸形，他面色惨白，一双黑眼睛毫无表情。他来自马耳他，从那儿的天主教神父那里接受过教育。他的英语说得很流利，也懂得拉丁语和希腊语，而且他毫无顾忌。他来这儿的原因是，由于那些教士逼他进行无休止的苦行，他非常愤怒，于是拿了一把菜刀刺向他的老师，当场就要了他的命。为了逃避追捕，他离开马耳他逃到巴巴里海滨，一段时间曾做过男妓，之后他暂宿在一只碰巧开往纽约的船上。但由于对他仍在被悬赏捉拿，所以他躲开了艾利斯岛移民部门的盘查，流浪到了格雷夫森德湾。我需要一个人白天帮我喊价，他需要我的智慧和技巧以离开这个地方。他成了我的下属和所有事务的代表，我们俩从那些掏鱼肠子的小屋走向了权力和财富，名声覆盖了半个纽约和其他地区。直到今天，我仍只知道他叫达吕斯。如果说，我教了他，他也教了我，使我改变了那些陈旧和愚蠢的观点，转而崇拜那惟一真正的神，那个从不会让我失望的主人。
使我能在大白天活动的问题很简单就解决了。在1894年夏天，我用从清洗鱼的工作中攒到的钱，找一个手艺人做了一个胶乳的面具，大大的红鼻头，笑起来还缺牙，再配上蓬松的上衣和裤子，我能在游乐场四处走动而无人怀疑。带着小孩的人甚至朝我挥手微笑，这套小丑的装扮是我白天活动的护照。
有两年时间我们一直在赚钱，我们用了太多的伎俩和骗人的方法，以至于我都忘了到底发明了多少种。最简单的方法往往是最好的。我发现每个周末游客们从科尼岛寄出25万张明信片，很多人找地方买邮票，所以我用1分钱的价格买进明信片，在上面盖上“邮资已付”的字样，然后以每张两分的价格卖出。游客们很高兴。他们并不知道邮政是免费的。
但我想要更多的，我能感觉到大众娱乐会越来越热，赚的钱会像印钞票一样滚滚而来。在头一个一年半里我只遇到一次挫折，但那是很严重的一次。一天晚上，我带着装满美元的包回家，途中，我被4个拦路抢劫的强盗盯上了。他们带着棍棒，手上戴着指节钢套。如果他们仅是抢钱，那虽然糟糕，但不会有生命危险。但他们扯掉我的面具，看到了我的脸，打得我半死。我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才能走路。自那以后，我总是随身携带一支“科尔特”大口径短简小手枪，因为当我被打得躺在地上时，我发誓再也不能让别人打我后一走了之。
那年冬天，我听说了一个叫做保罗·贝顿的人，他打算在岛上开第一家封闭的全天候游乐场。我指示达吕斯安排与他见面，并称自己是刚从欧洲来的天才工程设计师。这果然有效。贝顿委任他负责新工程中的6个娱乐项目。这当然由我设计，利用欺骗、视幻觉和工程技巧为游客们创造出恐惧、迷惑的气氛，这些都是游客们喜爱的。
贝顿在1895年开放了海狮公园，人们蜂拥而至。贝顿想给达吕斯钱以支付“他”的发明，但我阻止了他。相反，我要求在10年的时间内，从这6个游戏项目中赚得的钱让我分得百分之十。贝顿将其所有都投入了娱乐场，债台高筑。这些游乐项目由达吕斯管理，在开放的第一个月里，每周就为我们带来100美元。这以后还有更多。
政治老板麦卡恩的继承人是一个红头发的、爱搬弄是非的人，名叫乔治·蒂尔尤，他也想开一个娱乐场来大捞一把。虽然贝顿非常生气，但他没有办法。我以同样的要求为蒂尔尤的公园设计了更加巧妙的游乐项目，按百分比提成。1897年，斯蒂普尔彻斯游乐场开始营业，每天带给我们1000美元。
那时，我在靠近曼哈顿河滩的地方买了一套舒适的平房并搬了进去。邻居很少，而且到周末才来小住。我穿着小丑的装束，在游客当中自由往来于两个游乐场之间。
在科尼岛上经常有拳击锦标赛，一些百万富翁乘坐刚开设的从布鲁克林桥到曼哈顿海滩宾馆的火车来投很大的赌注。我只是在一旁看，但从不参加赌博，因为我相信大部分比赛是事先安排好的。赌博在纽约市是非法的，但在科尼岛，这个犯罪前沿的最后一个哨位，赌注登记员收了赌徒们下的注，大笔的钱在此易手。
1899年，吉姆·杰弗里斯向鲍勃·菲茨西蒙斯挑战世界重量级拳王的称号，地点在科尼岛，我们俩当时的钱已有25万美元，我打算把它全部押在挑战者杰弗里斯身上，达吕斯气得要发疯，但之后我解释了我的想法。我注意到在每个回合的休息期间，拳击选手几乎总是要用一个瓶子喝水，有时吐出来，但不总是这样。在我的指示下，达吕斯装扮成一个体育记者，将菲茨西蒙斯喝水的瓶子换成了另一个掺有少量镇静剂的瓶子。结果，杰弗里斯将他击倒，我赚到了100万美元。
那一年晚些时候，杰弗里斯在科尼岛运动俱乐部击败帆船手汤姆·夏基，成功卫冕了拳王称号。同样的结果，可怜的夏基。我们赚到了200万美元。
现在是到市场上进行交易的时候了，因为我一直在研究一种更加疯狂、更加无法无天的赚钱的游乐场的运作：纽约证券交易所。但在科尼岛上仍然有最后要赚的一笔。名叫弗雷德里克·汤普森和斯基普·邓迪的两个人一心要开第三家更大的游乐园。第一个人是嗜酒如命的工程师，第二个是一位口吃的金融家。他们非常需要钱，他们到银行里要的钱比银行里所有的钱还多。我叫达吕斯开了一家皮包公司，我们这家公司向他们提供无担保的贷款，不收利息，这出乎他们的意料。相反，E.M.公司贷款的条件是10年里收取月宫游乐场营业收入的百分之十。他们同意了我们的做法。他们没有选择，要么是这样，要么游乐场完成一半就破产。
月宫游乐场于1903年5月2日开放，在上午9 点，汤普森和邓迪就破产了。在日落时他们还清了所有的债务，只有欠我的钱分文未还。在头4个月，月宫游乐场的营业总额达500万美 元，平均每月赚100万，现在仍是这样。
那时我们已经搬到了曼哈顿。我开始住在一套中等的褐色砂石的房屋里，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屋里，因为小丑的面具现在无法再用。达吕斯代表我参加了证券交易所，我仔细研究公司的报告和股票发行的细节，指示他去行动。很明显，在这个令人惊奇的国家里一切都在膨胀。新的想法和项目，如果有成功的推销，很快就会有人认购股票。经济正在高速增长，逐渐向西扩展。每一个新兴的产业都会有对原材料的需求，同时需要将材料和产品运到需求极旺的市场上所需的轮船和铁路。在我待在科尼岛的那些年，移民从每个岛成百万地涌入东部和西部。几乎是在我的阳台下的下东区以前是，现在仍是各种种族的杂居地，这些人与贫穷、暴力、邪恶和犯罪相伴。仅相隔1英里远是富翁的聚居区，有着大楼、马车和他们喜爱的歌剧院。
到1903年，经过几次挫折，我已经掌握了证券市场的秘密，了解了像皮尔庞特·摩根这样的巨头是怎样发财的，像他们一样，我经营了西弗吉尼亚的煤，彼兹堡的钢，巴尔的摩到波士顿的轮船，新墨西哥的银矿，以及曼哈顿的房产。但我一心崇拜惟一的真神，我比他们更好更厉害。是达吕斯引导我到这个神那里的。财神不允许怜悯，没有慈善，没有激情，没有羞耻，从一个寡妇、小孩和孤儿身上都能够多榨取一点，从而获得一点额外的金钱。有钱就有权，有权又有更多的金钱，通过这样光辉的循环，世界被征服了。
在所有的事情上，除了一点之外，我都是达吕斯的主人和上级。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比他更冷酷和残忍的人了。他的灵魂已死，这一点上他超过了我。但他也有弱点，仅仅一个弱点而已。我对他偶尔的失踪感到好奇，一天晚上我悄悄地跟踪他，他去了摩尔人社区的一间简陋污秽的小屋，在那儿抽印度大麻，直到昏睡过去。这可能是他惟一的弱点。
我曾经认为他可能是我的朋友，但我很早就认识到他只有一个朋友，他日日夜夜都崇拜着金钱，他待在我身边并忠于我仅仅是因为我能赚到无数的美元。
到1903年，我已有了足够的钱建造纽约市最高的摩天大厦，在公园路一片空地上盖E.M.塔，它于1904年完工，40层，由钢铁、混凝土、石块和玻璃建成。真正漂亮的是在我下面的37层楼出租后的所得，付清了建筑费用，还赚了好多。留出的一套用于公司职员办公，通过电话和自动收报机与市场相连，上面的一层一半是达吕斯的公寓，一半是公司董事会议室。在这些之上是我的屋顶房间，站在高耸入云的阳台上，我可以俯视一切，而且确保我不会被别人看见。所以，我实现了从有着轮子的笼子、阴暗的地下室到住进了摩天大楼的转变，我可以不戴面具地走来走去，没有人看到我的脸，除了飞过的海鸥和刮过的南风。
从这儿，我甚至可以看到最终完成的闪亮的屋顶，那是我惟一放纵钱财的地方，这个项目不是为了赚钱，而是出于报复的心理。在远处西区三十四大街耸立着刚建成的曼哈顿歌剧院，我的曼哈顿歌剧院会把大都会歌剧院打得一败涂地。当我来到这儿时，我想再看一次戏剧，当然我需要一个有幕隔着的包厢。由阿斯特夫人及其社会名人录中她的同僚，可恶的400名人俱乐部，他们负责的委员会，要求我亲自与他们会面，这当然不可能。我派达吕斯去，但他们不接受他，要求面对面地与我会谈。他们将为这样的侮辱付出代价。
我找到了另一个喜好戏剧但也遭到拒绝的人。奥斯卡·哈默斯坦开过一家歌剧院但失败了，正在筹资和设计一宁新的歌剧院。我成了他的隐名合伙人。它将在12月开幕，会把大都会歌剧院打得大败。我不惜代价请来的著名的博西将主唱，还有更出名的梅尔巴夫人，是的，梅尔巴夫人将来此演出。就在现在，哈默斯坦住在巴黎的卡普西那大街的加尼亚的格兰特大酒店，花我的钱请她到纽约来演出。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壮举。我将使那些势利小人，范德比尔特，洛克菲勒，惠特尼，古尔德，阿斯特和摩根俯首称臣，再让他们听听伟大的梅尔巴夫人的歌声。
回想以前，我的生活充满了痛苦与抛弃，恐惧与憎恨，互相之间都是这样。只有一个人对我仁慈，把我从笼子里带到地下室，之后带我到船上。而其他人都像喘着气的狐狸在追捕我，她却像一个母亲，而我的亲生母亲是什么样我从来都不知道。
还有另一个人，我爱她但她却不爱我。你是不是为此而鄙视我，人类？因为我不能像一个男人那样使一个女人爱我？但是有那么一刻，就像切斯特顿的驴子“一个疯狂但十分甜蜜的时刻”，我那时认为她会爱我……烟灰、炉渣，什么也没有。没有爱我。永远也不。所以只能有另一种爱，对永远不会令我失望的主人的忠诚， 我将一生都崇拜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