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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傍晚。
地下室的一个小房间时。
伊格纳季坐在维索夫希诃夫的对面。他皱着眉头，压低了嗓音说：
“在当中的窗上敲四下……”
“四下？”尼古拉仔细地问着。
“先敲三下，像这样！”
他弯着手指，嘴里一面数着数，一面在桌上敲。
“一，二，三。过一会儿，再敲一下。”
“明白了。”
“有一个红头发的农民出来开门，问你是不是要请产婆……你对他说是的，是工厂老板派我来的！这样，什么都不用讲，就明白了！记住了吧。”
他两面对面地坐着，脑袋凑在了一起。两个人的体格都很结实、强健。他们压低着声音说着。母亲把手交叉在胸口处，站在桌子前面望着他们俩。当她听到他们的一切秘密的记号、约定了回答，心里忍不住暗自好笑地评价他们：
“毕竟都还是孩子……”
壁灯照着堆在地上的旧水桶和洋铁的碎片片。满屋子里弥漫着铁锈和油漆的臭气以及潮湿发霉的味儿。
伊格纳季穿着一件毛茸茸的料子制作的很厚的秋大衣，他很喜欢这件衣服。母亲看见，他爱惜地抚摸着衣袖，使劲扭着那结实的脖子上下左右的打量着自己。
见此情景，母亲心里仿佛有一样柔软的东西在跳着：
“孩子！我亲爱的……”
“就是这样！”伊格纳季站起身来说。“记住喽——先到摩拉托夫那里，问老头子……”
“记住了！”维索夫希诃夫坚定地回答着他。
可是，伊格纳季显然还有点不相信他，所以重新将那敲门的暗号、该说的话和记号重复了一遍，最后终于伸出手来说：
“代我问候他们！他们都是好人——见面你就知道了……”
他用满意的目光看了看自己，双手又摸了摸了大衣，对母亲说：
“可以走了？”
“路认识吗？”
“唔，认识的。……再见，同志们！……”
他耸起肩膀，挺出胸脯，歪戴着新帽子，很神气地把双手插进衣袋里，走了出去。只见他那亚麻色的卷发在他两面的太阳穴上不停地抖动着。
“好啦，现在我也有工作了！”维索夫希诃夫亲热地走近母亲，高兴地说。“我正在闲得发慌呢……为什么要从牢里逃出来呢？现在只好一天到晚地四处躲着。要是在监牢里倒还能念书，巴威尔逼着大家用功——那是有趣的呀！喂，尼洛夫娜，越狱的事情是怎么商量决定的？”
“我不知道！”母亲说了，不自觉地叹了口气。
尼古拉把他那粗大的手放在母亲的肩头，把脸挨近她，悄悄地说：
“你去对他们说，他们或许会听你的话，这是很容易的！你自己去看一看也能知道，这儿监狱的围墙，旁边有一盏煤气灯。对面是块荒地，左边是墓场，右边是大街。白天有一个管煤气灯的人来擦灯。靠墙架了梯子，爬上去，在墙头挂两个挂绳梯的钩子，把梯子放进监狱的院子，——就可以开步了！只要跟墙里面约定时间，叫里面的刑事犯人吵闹一下，或者我们自己吵也可以，这时候要走的人就可以爬过梯子，翻过墙头，一，二，就行了！”
他在母亲面前连比划带说地托出了自己的计划。听起来，他的计划非常简单、明白而又巧妙。
从前，母亲知道他是一个迟钝粗笨的人。从前，尼古拉的眼睛里总是含着阴郁的憎恶和不信任来看待一切，可是现在他的眼睛好像重新被打开了改造了，放出了均匀的、温暖的光辉，说服着母亲，让她感动不已……
“你想想看，这要在白天干！……一定要在白天干。因为谁都不会想到，犯人敢在青天白日之下，敢在众目睽睽之中逃走……”
“他们要开枪的！”母亲颤抖了一下提出问题。
“谁开枪？兵士是没有的，看守的手枪只能用来钉钉子使……”
“那么，这是非常简单的……”
“你将来会看见——这是真的！请你跟他们讲一讲，我这里一切都预备好了，——绳梯，挂绳梯的钩子，这儿的老板可以扮擦灯的人，一切都胸有成笔……”
门外有人正在忙碌着、咳嗽着，又有铁器的响声。
“就是他来了！”尼古拉说。
从推开的门里塞进来一只洋铁浴盆，有一个哑嗓骂着：
“进去，鬼东西……”
接着出现了一个不戴帽子的圆乎乎的白脑袋，眼睛凸出来，嘴上蓄着胡子，样子非常和善。
尼古拉帮他搬进了浴盆，一个高大、稍稍有点驼背的人走了进来，他咳嗽了一下，鼓起了剃得很光的两颊，吐了口痰，用沙哑的声音招呼着：
“您好。……”
“好，您问她就知道了！”尼古拉兴高采烈地说。
“问我？问我什么？”
“关于地狱……”
“啊——哦！”老板用黝黑的手指抿着胡子，说道：
“雅柯夫·华西里耶维奇，你看，我跟她说简单得很，可是她不肯相信。”
“哦，不相信？就是说——不愿意干。我和你想干，所以就相信！”老板很镇静地说，他忽然弯着腰，声音低哑地咳嗽起来。咳嗽停了之后，用手抚着胸，站在房间中央，喘了好半天，一面睁大了眼睛打量着母亲。
“这要由巴沙和同志们一起来决定！”尼洛夫娜说。
尼古拉沉思地垂下了头。
“巴沙是谁？”老板坐下来问。
“我的儿子。”
“姓什么？”
“索拉索夫。”
他点了点头，拿出烟袋，把烟斗塞进去装上烟叶，断断续续地说：
“听到过，听到过的。我外甥认识他。我的外甥在牢里，他叫叶甫钦珂，听说过吗？我姓郭本。再用不了多久，年轻的都得被抓进去了，我们这些老年人倒逍遥自在！宪兵队里对我说，要把我的外甥充军到西伯利亚。要充尽管充吧，他妈的！”
他吸了一口烟，转过脸来对着尼古拉，又在地上吐了几口痰。
“那么，她不愿意？那是她的事。人是自由的，坐厌了，——就走走，走厌了，——就坐坐。被抢了，——不要作声，被打了，——忍受着，被杀了，——就躺下。这是谁都知道的！可是，我要让萨夫卡逃出来。我要让他快点逃出来。”
他这阵像狗叫一般的简短的话，引起了母亲心中的踌躇，可是最后一句话又使她不由得羡慕起来。
母亲冒着寒冷的风雨在街上走着，心里又想起了尼古拉：
“啊，他变得多么厉害了！”
当她想起郭本的时候，差不多跟祈祷一般地默默念道：
“可见呀，对生活改变看法的人不止我一个！……”
紧接着，她又想起了儿子的事：
“他要是答应了该多好啊！”
22
星期天，母亲又去监狱看了巴威尔。
当母亲在监狱办公室和巴威尔分别的时候，觉得手里有一个小纸团。
说也奇怪，她好像被纸团烧痛了手心似的颤抖了一下，她急忙用请求和询问的目光朝儿子脸上望了望，可是却没得到答案。
只见他淡蓝的眼睛里依旧带着那种她所熟悉的、和平时一样的、沉静而坚定的微笑。
“再见！”母亲叹着气说。
儿子又和她握手，在他脸上掠过了一种很关切的表情。
“再见了，妈妈！”
她握着他的手不放，似乎是在等待。
不要担忧，不要生气！”他安慰着可怜的母亲。
她终于从这句话里和他额上那固执的皱纹里得到了回答。
“唉，你怎么啦？”她低下头来，含含糊糊地说。“那有什么……”
母亲快步走出去，不敢再看他，因为眼睛里的泪水和颤动的嘴唇，已经不能再掩住她的感情了。
一路上她总觉得，她那只紧攥着儿子的回答的手，骨头都疼了，整个手臂非常沉重，就如同肩上被人重重地打了一下似的。
回到家里，她迅速地把纸团塞在尼古拉的手里，站在他面前等待着，当他展开捏紧了的那个纸团的时候，她重新感到了希望的颤动、喜悦的奔涌……
可是尼古拉说：
“这是当然的！他是这样写的：‘我们决不逃走！同志们，我们不能逃走。我们里面的人谁都不愿意。这会失去对自己的尊重。请你们注意那个最近被捕的农民。他应该受到你们的照顾，同时也值得为他花费气力。他在这里是非常困难的，每天都跟吏冲突，已在地穴里关了一天了。他们在折磨他。我们大家都请求你们照顾他。安慰我的妈妈。请你们跟她说明，她一切都能理解的。’”
母亲抬起头来，轻声却发抖地说：
“嗯，何必要跟我说明，我懂！”
尼古拉很快地扭过脸去，拿出了手帕，大声擤了一下鼻子，含糊不清地说：
“我伤风了……”
接下来，他两手遮着眼睛，整了整眼镜，在室内走着说：
“看，我们反正是赶不及……”
“不碍事！让他们受审吧！”母亲说着皱起了眉头，只觉得心中充满了沉重的、模糊的忧伤。
“我刚才接到了彼得堡一个同志的信……”
“就是到了西伯利亚，他仍然能逃出来的，……能逃吗？”
“当然能啊！这个同志说，案子马上就可确定了，判决已经知道了——全体流放。看见了吧？这些渺小的骗子把他们的审判变成了最庸俗的悲剧。您要懂得——判决是在彼得堡拟定的，在审判之前……”
“别再说这事儿了，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母亲插上了嘴。“不必安慰我，也不必和我说明。巴沙是不会错的。他不会让自己和别人白白地受罪。他爱我，那是绝对的！您看，他是在挂念着我。他是在挂念着我。他不是写着——请您安慰她，对她说明，不是吗？……”
她的心脏剧烈地跳动着，大脑因为兴奋而眩晕起来。
“您的儿子真是个好人！”尼古拉用异乎寻常的高声夸赞着。“我十分尊敬他！”
“那么，我们想一想雷宾的事儿吧！”母亲提醒。
她想马上应做一些事情，或走到什么地方去，一直走到疲乏为止。
“对，好的！”尼古拉边踱边答。“应该通知东馨卡……”
“她会来的，我去看巴沙的日子，她总要来的……”
尼古拉满脸沉思地垂下了头，咬着嘴唇，捻着胡子，坐在母亲身旁。
“可惜姐姐不在这里……”
“趁巴沙没有出来之前干吧，——一定会使他很高兴！”
母亲建议。
两个人都沉默了……
突然母亲慢慢地低声问：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他不愿意呢？……”
尼古拉猛地站了起来，可这时门铃正好响了。
他俩立时警觉地互相对望了一下。
“是莎夏，唔！”尼古拉低声说。
“该怎么对她说尼？”母亲悄悄地问。
“是啊，要知道……”
“她太可怜了……”
门铃又响了一次，这次比上次声音好像低了，仿佛门外的人也在犹豫。
尼古拉和母亲不由自主地同时往外走，可是当走到厨房门口的时候，他却后退了一步，对母亲说：
“最好您去……”
“他不同意？”母亲替她开门的时候，姑娘断然而又直接地问。
“嗯。”
“我早知道了！”莎夏很随便地说，可说话的时候脸色变得苍白了许多。
她很快地解开了外套的钮扣，然后又重新扣上两个，想把外套从肩上脱下来，可是脱不下来。于是，她说：
“又是风，又是雨，——真讨厌！他身体好吗？”
“好。”
“身体很好，很快活。”莎夏望着自己手，低声发话。“她写了个字条，要我们设法让雷宾脱狱呢！”母亲说着，但目光并不注意她，仿佛在躲着什么。
“是吗？我想，我们应该利用这个计划。”姑娘慢慢地说。
“我也这样想！”尼古拉出现在门口。“您好？莎夏！”
“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个计划大家都赞成？……”
“可是谁去组织呢？大家都在忙……”
“让我去吧！”莎夏站起身，很干脆地说。“我有时间。”
“您去干吧！可是要问问其他同志……”
“好，我去问！我这就去！”
她用纤细的手指很有把握地重新扣上外套的钮扣。
“您最好休息一下！”母亲劝道。
莎夏轻轻地笑了一声，语气柔和地对母亲说：
“不要紧，我不累……”
她接着便默默地和他们握了手，又像平常那样冰冷而凛然地走了出去。
母亲和尼古拉走到窗子前，目送了姑娘走过院子，在大门外消失了。
尼古拉轻轻地吹起口哨，在桌子旁坐下，动笔写起来。
“她干着这样的工作，心里或许可以舒服些！”母亲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
“当然！”尼古拉扭过脸来望着母亲，善良的脸上带着微笑，关心地问：“尼洛夫娜，这种痛苦您大概没有体验过吧，——想念爱人的烦恼，您恐怕是不知道的吧？
“嗨！”母亲把手一摆，高声回答。“那里有这样的烦恼呢？
从前我们只是害怕，——最好不要嫁人！”
“真没有过您喜欢的人？”
她回想了一下，说：
“记不起来了。哪会没有喜欢的人呢？……一定有过的，可是，现在是一点也记不得了！老喽！”
母亲瞥了他一眼，简单地，带着几分惆怅地总结说：
“被丈夫打得太厉害了，所以在嫁他以前的一切人和事，好像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多少年的事了……”
他听着又转过脸去。
母亲出去了一会儿，等她再回来的时候，尼古拉亲热地望着她，轻声说起来，仿佛用言语爱抚自己的回忆。
“我从前也像莎夏一样，有过一段故事。我爱了一个姑娘，她是一个少有的好人！我在二十岁的时候认识了她，从那时就爱她，老实说，现在还是爱她！跟从前一样地爱她——用整个的心，充满了感谢，永远地爱……”
母亲站在他身边，望着他那双闪着温暖而明亮的光芒的眼睛。
他将双臂放在椅背上面，头搁在手上，眼睛眺望着远方。他的整个瘦长然而强壮的身体，好像要冲到前面去，就像植物的茎伸向阳光一样。
“您就应该结婚呀！”母亲惋惜地劝告着他。
“啊！她在五年之前已经结婚了……”
“那么以前是为了什么？……”
他琢磨了一下，回答说：
“您想啊，我俩之间不知怎么搞得总是这样的：她在监狱里的时候，我在外面，我从监狱里出来时，她则又在监狱里或是被流放了！这种情景和莎夏很像，一点也不错！后来，她被判流放去到西伯利亚十年，远得要命！我甚至想跟着她去。可是，她和我都觉得有点害羞。后来，她在那里遇上了另外一个人，是我的同志，是一个非常好的青年！后来他们一起逃走，现在住在国外，这样就……”
尼古拉讲完之后，摘下眼镜擦了擦，又对着亮光照了照，接着重新擦。
“啊，我亲爱的！”母亲内心充满爱怜，她一边摇头，一边说。她觉得尼古拉很可怜。同时，他又要使她发出了温暖的慈母的微笑。可是他换了姿势，又把笔拿在手中，挥着手，好像打拍子般地开始说：
“家庭生活是要牵扯革命家的精力的，永远不会不牵挂！孩子，生活没有保障，为了面包必须多工作。可是呢，一方面革命家非要不断地、更深刻更广泛地发展他的力量不可，时代要求这样做，也必须这样做——我们应该永远走在人们的前面，因为，我们工人阶级是肩负着历史使命的——破坏旧世界，创造新生活！假使我们战胜不了小小的疲劳，或者是被手头的小小的胜利所迷惑，落后起来——这是很不应该很不好的，这就意味着对事业的叛变！凡是和我们并肩战斗的人，没有一个会歪曲我们的信仰，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应忘记，我们的任务是要获得全面的胜利、彻底的胜利，而不是小小的一点成绩。”
他的声音变得镇定而坚强，脸色有点发白，眼睛里像是燃起了平时那种平静而又有节制的力量。
这时候，门铃又大声响起来了，打断了他的话。
这次来的是柳德密拉。
她穿了件不合时令的薄外套，两颊冻得通红。她一边脱下破套鞋，一边似乎生气地对他们说：
“审判的日子已经定了，——在一个星期之后！”
“当真？”尼古拉在房间里喊着问。
母亲很快地走到她的身边，心里很激动，自己也不知道是怕叫还是欢增。
柳德密拉和母亲并排走着，带着嘲讽的口吻低声说：
“是真的！法院里已经公开宣布了，判决也已经定了。可是，这算什么呢？难道政府还怕它的官吏会宽待它的敌人吗？这样长期而热心地放纵自己的仆人难道还不能相信他们一定会变成卑鄙无耻的东西吗？”
柳德密拉在沙发上坐下来，用手掌搓着瘦削的双颊，没有光亮的双眼里燃烧着轻蔑，声音里渐渐充满了愤怒。
“柳德密拉，不要这样白白地消耗火药！”尼古拉安慰着她。“他们又听不见您的这些话……”
母亲紧张地听着她的话，可是一点也听不懂，在她头脑中，只是不由自主地反复想着一句话：
“审判，再过一个星期就要审判！”她突然感到，有一种不可捉摸的、严厉得叫人难以忍受的东西渐渐地逼近了……
23
母亲就在这种疑惑和忧虑的乌云里，在烦闷难捱的期待的重压下，一声不响地度过了第一天、第二天。
第三天，莎夏来了。
她告诉尼古拉：
“一切都准备好了！今天一点钟……”
“已经准备好了？”他吃惊地问。
“这算得了什么呢？我只要替雷宾准备一个地方和一身衣服，别的都由郭本去办。雷空呢他总共只要走过一街就行了。维索夫希诃夫在街上接他——当然是化了装，——替他披上外套，给他一顶帽子，指给他要走的路。我就等着他，给他换了衣服，然后把他带走就算成了。”
“不错！可是郭本是谁呢？”尼古拉问询着。
“您看见过的。您在他家里给钳工们上过课。”
“啊啊！想起来了！想起来了。那个样子有点古怪的老头。
“他是个老退伍兵，现在做洋铁匠。没有学问，可是他对一切暴力都怀有无限的仇恨。……有几分哲学家的味道……”莎夏望着窗子，沉思着评价。
母亲默默地听着她的话，有一种模糊的思想在她心里慢慢地成熟起来。
“郭本想让他的外甥越狱，——您刻吗，就是您喜欢的那个叶甫钦珂！他最爱干净，爱漂亮。”
尼古拉点了点头。
“他一切都预备得很周到，”莎夏继续说，“可是对于成功，我却开始有点怀疑了。因为散步的时候，大家都在散步；我想，犯人若是看见了梯子，很多的都想逃走……”
说到这儿，她闭上了眼睛，沉默着。
母亲关切地走到她的身边。
“这样，大家伙就会互相妨碍……”
他们三个人都站在窗口处……
母亲站在他们俩的身后，听到他俩的谈话之后，心中不由得萌发一种混乱的感情……
“我也去！”母亲忽然开口说。
“为什么？”莎夏问。
“亲爱的，我也去！也许会出乱子！您不要去！”尼古拉劝说道。
母亲望了望他，把声音放低了些，但是语气却更固执更坚定了：
“不，我要去……”
他们飞快地互相望了一眼，莎夏耸耸肩膀释放然地说：
“我明白……”
她转过身来对着母亲，挽起她的手臂，身子靠着她，用率直的、让母亲听起来觉得很亲切的声调说：
“不过我还是要对您说……”
“亲爱的！”母亲伸出发抖的手搂住了莎夏，嘴里请求般地。“带我去吧，……我不会妨碍您的！我需要去。我不相信能够那么样逃走！”
“她也去！”莎夏对尼古拉说。
“这是您的事！”他低着头并不多说什么别的话。
“我们不能一起走。您从空地上走，到菜园那边去。在那儿可以看见监狱的围墙。可是，若是有人盘问你在那干什么的话，你怎么应付呢？”
母亲当下就高兴起来，她用确信的口气回答说：
“总能找出话来敷衍的！你放心！”
“您可别忘了，监狱里的看守是认识您的呀！”莎夏提醒着母亲。“假使他们看见您在那边，那么……”
“我不会让他们看见！”母亲欢喜地说着，显得非常有把握。
在她心里，一向都不怎么热烈地微微燃放着的希望，突然就病态般地，十分明亮地燃烧起来了，使她非常兴奋……
“或许，他也会……”她麻利地换着衣服，心里这样想。
一小时之后。
母亲到了在监狱后面的空地上。
大风围着她飞舞，鼓起了她的衣服，不停地撞在了上冻的土地上，凶狠地摇撼着母亲走过的菜园的破栅栏，又反复冲击着监狱那不很高的围墙，然后滚进墙里去，卷起了院子里的喊声，把这些喊声吹得四散开去，再抛到天空之中。
天空上的白云很快地飞了过去，露出了不大的青天。
母亲身后是菜园，前面是块墓地，在她右面十俄丈的地方，就是监狱。
墓地旁边，有一个兵士正在拉着长索训练马。还有一个兵士和他并排站着，脚跺得很响，一边叫嚷，一边吹着口哨，还不时地大笑……除了他俩，监狱附近再没有别人了。
母亲慢悠悠地走过他们身边，朝墓地的围墙走过去，同时，用余光瞥着右面和后面。忽然，她觉得自己的两条腿猛的抖了一下，接着脚就像冻在地上一般不能向前移动了，——从监狱的转角后面，有个驼背的男子背了梯子，好像路灯清洁夫平时那样匆匆地走了出来。
母亲害怕地眨了一下眼睛，迅捷地朝那两个兵士望了一眼，——他们正在一个地方踏着步，马也正围着他们跑着；她急忙又朝背梯子的人看了一眼。这时，他已经把梯子靠在了墙上，正不慌不忙地往上爬去。
他朝院子里招招手，就很快地走了下来，躲到墙角后面。
这一刻，母亲的心脏跳得异常快，自己都能听到扑通扑通的声响。但她只感到每一秒都过得特别慢。
梯子靠在暗色的墙上，墙上全是泥斑，石灰已经脱落，露出了里面的砖，所以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出有梯子。
忽的，墙头上露出了一个黑头，渐渐地又露出了身体，跨过墙头，便顺着墙爬了下来。紧跟着，又露出了一个戴着大皮帽子的头，一团黑黑的东西滚到了地上，很快地在墙角后面消失了。
米哈依洛挺直了身子，回头看了一看，猛地摇了摇头……
“逃吧！逃吧！”母亲用一只脚在地上跺着，话又不敢嚷出来。
她的耳朵里嗡嗡地响了起来，传来了很响的叫喊声，——现在墙头之上露出了第三个脑袋。
母亲两手抓住胸口，茫然无觉地望着。一个长亚麻色头发、没有胡子的人头，好像要和自己的身体脱离关系似的，猛地冒了出来，接着，又在墙后消失了。
喊叫声越来越高了，越来出越猛烈了。警笛的尖细的声音随风飘过来。
米哈依洛沿着墙根走去，已经走过母亲身边，走过监狱和住房之间的那块空地了。
母亲只觉得雷宾走得太慢，头抬得太高了，——无论什么人只要朝他的脸上看一眼，就会永远记住这个脸。
母亲耳语一般地说：
“快……快……”
监狱的围墙里面，有什么东西啪地一声响，——可以听见打碎了玻璃的声音。
那个叉开腿站在地上的兵士，将马牵到了自己的身边；另一个兵士把手拢放在嘴上，向着监狱喊着什么。喊完之后，他把脸转过来，侧耳静听那边的话。
母亲紧张地向四周看了一遍。
她的眼睛虽然看到了一切，可是却不相信这是真的，——她想象得非常可怕、非常复杂的事，完成得竟是这么容易这么快！说实在的，这种迅速的行动使她茫然若失，不知所措，仿佛在梦中。
街上已经没有雷宾的踪影了。一个穿大衣的男子在走着，一个女孩子在奔跑。
从监狱里面跑出了三个看守，他们紧排在一起跑过来，另一个兵士围着马跑着，拚命想要上马，可是那马偏就乱蹦乱跳，不让他骑上身，周围的一切好像也随着颠动着，不能平稳下来。
警笛不断地吹着，好像吹得透不过气来。
这种令人警觉而惊慌的、不顾性命似的喊叫声在母亲心里唤起了危险的感觉；她颤抖了一下，眼睛盯着看守们，双脚不由自主地沿墓地的围墙走去，只见看守们和兵士们都朝监狱转角的另外一面跑，转了个弯，就消失了。
母亲认识的那个副监狱长，连外套钮扣都没有扣好，也跟在他们后面朝那边跑去。
这会儿，不知从哪跑来了几个警察，还跑来了许多看热闹的老百姓。
冷风好像有什么高兴的事情一般，旋转不停，猛烈地刮着。
母亲的耳朵里隐隐约约地充满混杂的警笛声和叫喊声。……这种纷乱、这种骚动使她欢喜不已，于是，她加快了脚步，心里想：
“照这样子，他也能逃出来！”
从墙角后面，突然冲出了两个警察。
“站住！”一个警察一边喘着一边吆喝道。“一个汉子——
有胡子的——你看见了吗？”
“往那边跑去了，——怎么啦？”母亲指着菜园的方向，镇静地回答。
“叶戈洛夫！吹警笛！”
母亲走回家去了。
她觉得有点遗憾。在她胸口好像压着一种叫人懊恼的东西。当她穿过空地，走到大街上的时候，一驾马车挡住了她的去路。她下意识抬起头来，看见车子里坐着一个生着淡色口髭，脸色十分苍白、神态十分疲惫的年轻人。年轻人也对母亲看了一眼。他是侧着身坐着，大概是因为这个缘故，他的右肩看上去要比左肩高些。
尼古拉很高兴地迎接母亲。
“那边怎么样？”
“好像成功了……”
她开始给他讲述她所看到的情形，一边讲，一边努力地追想着一切的细节。她讲的时候就好像是在转述别人的话，所以对于它的真实性还抱着怀疑的态度。
“我们的运气特别好！”尼古拉搓着双手说。“可是，我真的特别为您担心！鬼知道会出什么事！尼洛夫娜，请您接受我的劝告——不要害怕审判！审判越早，巴威尔就能越早地得到自由！请您相信我的话，说不定他在路上就能逃走！所谓审判，也不过就是那么一回事而已……”
他给母亲描述了开庭的大概情况，母亲听他说着，知道尼古拉在担心什么事，所以也想鼓起自己的勇气。
“是不是您以为我会对法官说什么？”她突然问。“怕我会哀求他什么？”
他跑起身来，对她摆着手，生气似地说：
“这算什么话！”
“我心里害怕，这倒是真的！可是怕什么——我却不知道！……”她沉默下来，目光在屋内漫不经心地挪着。
“我有时觉得，巴沙或许会受侮辱，会被嘲弄。他们会说，你是个乡下佬，你是个乡下佬的儿子！你想干什么呢？可是，巴沙的自尊心很强，他会特别激烈地回答他们！说不定安德烈也要嘲笑他们。他们都是很容易激动的。所以我这么想，——也许他一时不能忍受……他们会判得叫我们永远不能见面！这辈子也不能见……”
尼古拉皱着眉头，默默地捻着胡子。
“我不能把这种想法从脑子里赶出去！”母亲低声接着说：“审判是可怕的！他们对一切都要挑剔、较量个没完！可怕得很呀！可怕的倒不是刑罚，而是审判、审问。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她觉得，尼古拉不能了解她的心情。这便叫她感到——
要讲清自己的恐惧是格外困难的事情。
24
然而，这种恐惧好像是一种使人不能透气的湿闷的霉菌，在母亲心里繁殖起来……
到了审判的这一天，母亲把这种压得她的背和头颈都直不起来的阴暗的重荷，也全部搬进了法院。
在街上，工人区里的熟人们碰上了都和她招呼，但她只是默默地点着头，在沉郁而灰暗的人群中穿过去。
在法院的走道里，在大厅里，她也遇见了几个被告的亲属，他们正在压低了嗓音谈论着什么。母亲觉得没有说话的必要，同时她也不大了解这些话的意思。大家都被同样的悲伤的情绪笼罩着，——这种情绪自然而然地传给了母亲，使得她更加难过。
“会在一块儿吧！”丁佐夫对母亲说着，在长凳上把身子挪了一挪。
母亲没说什么，顺从地坐下了。她整了整衣服，朝四周看了看。
在她眼前连绵不断地浮动着红绿带子和斑点，闪耀着一根根黄色的细线……
“都是你的儿子把我的葛利沙害了！”坐在母亲旁边的一个女人低声责怪。
“不要说了，娜塔利亚！”西佐夫不高兴地制止她。
母亲看了看那个女人，——那是萨莫依洛娃，再过去坐着她的丈夫，是个五官端正的秃顶的男人，他蓄着很长的褐色浓须，他的脸却很瘦削。此刻，他正眯着双眼望着前面的动静，胡子也跟着颤动不已。
晦暗恍惚的阳光透过高大的窗子洒进来，均匀地布满了整个法庭，雪花在玻璃上滑过。在两扇窗子中间，悬挂着巨幅的、装有金光灿烂的镜框的沙皇肖像。沉重的大红色窗帷打着整齐的褶，遮拦住镜框的两角。
肖像前面，摆着一张铺着绿毡的长桌，桌子的长度几乎和法庭的宽度相等。右面靠墙的铁栏里面，摆着两条木头长凳。左边摆着两排深红色的手圈椅。
穿站绿领子的衣服、胸前和腹部钉着金钮的职员们，轻手轻脚地走动着。在浑浊的空气里，胆怯地飘着一些低语谈论声，还有药房里的复杂的气味。
这一切——颜色、光线、声音和气味，——压迫着母亲的眼睛，随着呼吸一起闯进了她的胸间，在空虚的心房里填满了阴郁的恐怖，好像塞满了各种颜色的淤泥。
忽然有人高声说话了，这使母亲着实吃了一惊，大家都站起身来，她也就抓住西佐夫的手站了起来。
大厅左角的一扇很高的门开了，从里面蹒跚地走出一个戴眼镜的小老头儿。灰色的小脸，稀疏而颤动着的白发，光滑的上唇凹在嘴里面，高高的颧骨和下巴架在制服那很高的衣领上，好像衣领里面根本就没有脖子。一个脸长得像磁器的、面色红润的圆脸青年，在后面扶着他的手臂。在他们后面，还有三个穿绣金制服的人和三个文官，都在慢慢走着。
他们这些人在桌子旁边摸索了很久，才在手圈椅上坐了下来。坐定之后，有一个敞着制服、脸刮得很干净、样子懒洋洋的文官，费力地翕动着嘴唇，低声地对小老头儿说着什么。小老头儿一动不动地听他说着，身体坐得又挺又直。
母亲在他的镜片后面，看到了两个小小的没有什么光彩的斑点。
一个秃顶的高个子站在桌子尽头的书案旁边，不停地咳嗽着翻看文件。
小老头将身体向前晃了一晃，开口说话了。第一个字说得很清楚，可是以后的字却好像是在他的两片薄薄的灰色的嘴唇上向四面爬了开去。
“宣告，开庭。……带人……”
“看！”西佐夫低声说，他悄悄地推了一下母亲，站了起来。
那扇铁栏后面墙上的小门开了，走出了一个肩上背着不带鞘的马刀的兵士。
兵士之后，走出了巴威尔、安德烈、菲佳·马琴、古塞夫兄弟、萨莫依洛夫、蒲金、索莫夫，还有五个母亲叫不出名字的青年。
巴威尔面带亲切的微笑，安德烈也是微笑着跟人点头打着招呼。在紧张的不自然的沉默里，由于他们带来了生机勃勃的笑容和亲切自信的举止，所以好像使法庭里变得明亮了一些，也舒服了一些。制服上光华照人的金色也暗淡了一些，看上去比较柔和了。这种变化是每个人都感觉到了的。
这种洋溢在法庭里的勇敢的自信和生动的活力触动了母亲的心，使它觉醒过来。在这之前，坐在母亲身后的凳子上的人们一直都精神沮丧地在那等待着，此刻，他们也发出了嗡嗡的不很响的应和声。
“看！一点都没有害怕！”母亲听见了西佐夫低低的夸奖。
她右边，萨莫依洛夫的母亲却忽然地啜泣起来。
“肃静些！”一个严厉的声音警告大家。
“预先宣告……”又是那个小老头儿在说。
巴威尔和安德烈并排就座，马琴、萨莫依洛夫、古塞夫兄弟也和他们一起，在第一排凳子上坐下。
安德烈已经把胡子剃了。但他的唇须却留得很长，一直挂下来，使圆圆的头像猫儿的脑袋一下。他的脸上添了新东西，——嘴角的皱纹里添了嘲笑的、狠毒的神情，眼睛里含着仇恨的火焰。
马琴的上唇上有了两条黑纹，脸胖了一些。萨莫依洛夫还是像以前一样，满头卷发。伊凡·古塞夫仍旧那样咧着嘴笑呵呵的。
“唉，菲奇卡，菲奇卡！”西佐夫低声叫着并埋下了头。
母亲听着小老头那不很清楚的问话——他问话的时候也不看着被告，他的头一动不动地在领口上面，——又听着儿子的镇静而简单的回答。她觉得，首席法官和他的全部同僚都不可能是凶恶残忍的坏人。
母亲一面仔细端详着这些法官的脸，企图能预测些什么，一面静静地细听着在她心里萌发着的新希望。
那个面孔像磁人似的男子，毫无表情地读着卷宗。他的平板单调的声音使法庭里充满了枯燥的气氛。浸沉在这种枯燥的气氛里的人们，个个都好像麻木了似的呆呆地坐在那儿。
四个律师低声地，但却很有精神地和被告谈话。他们每个人的动作都有力而迅捷，好似四个巨大的黑鸟。
在小老头儿的一边，坐着一个胖得眼睛眯成一条小缝的法官。他的肥胖的身子塞满了整个椅子。另外一边，坐着一个驼背的法官，苍白的脸上蓄着红口胡。他疲倦地将脑袋靠在椅背上，半闭着眼睛，仿佛是在思索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思索。
检察官的脸上也露出了疲劳无聊的神气。法官的后面，坐着肥胖的、样子倒很威风的市长，他在沉吟般地摸着他的胖腮和口鼻。贵族代表的脸红扑扑的，头发斑白，留着大胡子，长着一双善良的大眼睛。
乡长穿着无袖的外套，挺着大肚子。他的这个偌大的肚子显然使他觉得很窘，他一直在设法用外套的前襟把肚子遮住，可是，前襟总是又滑下来。
“这儿并没有罪人和法官，”巴威尔坚定的声音响彻大厅，“这里只有俘虏和战胜者……”
法庭里静悄悄的，几秒钟之内，母亲的耳朵里只有笔尖写在纸上的又细又快的擦响声和自己的心跳声。
首席法官也像要静听什么似的等待着。他的同僚动了一下，于是他说：
“嗳，安德烈·那零德卡！您承认……”
只见安德烈稳稳地站起身来，笔直地立在那里，捋着胡子，皱着眉头，望着首席法官，有种咄咄逼人的气势。
“在哪一点我可以承认自己有罪呢？”霍霍尔耸耸肩膀，声音悦耳动听，就像平时一样不慌不忙一字一句。“我没有杀人，又没有偷盗，我只是不赞成这种使人们不得不互相掠夺、互相杀戮的社会制度……”
“简单一点回答。”小老头费力地说。这一次声音比较清楚。
母亲觉得她身后凳子上的人们开始活跃起来了，大家在轻轻地交谈着，挪动着，仿佛是要摆脱那个像磁人的人的灰色的言语所织成的蛛网。
“你听见了他们怎么说吗？”西佐夫悄声问。
“菲奥多尔·马琴，您回答……”
“我不愿意说！”菲佳跳起来，明明白白地回答着。他的脸亢奋而发红，眼睛中放着光，不知为什么，他把双手藏在背后。
西佐夫轻轻地说了一声“啊呀”，吓得母亲立即就睁大了眼。
“我拒绝辩护！我什么都愿意讲！我认为你们不是合法的裁判人！你们是谁？人民将裁判我们的权力交给你们了吗？没有！绝对没有！我不承认你们！”
他坐了下去，把他那通红的脸躲在了安德烈的背后。
那个胖法官把头偏向首席法官，跟他耳语一阵。
脸色苍白的法官抬起眼皮，斜着眼睛望了被告一眼，接着伸出手来用铅笔在面前的纸上随便写了几句。
乡长摇着头，小心换了两只脚的的位置，又把肚子放在膝上，用两手遮着。
小老头儿脑袋一动不动，将身子转向红胡子的法官，对他悄悄地说了几句话，红胡子的法官安静地低着头听着。
贵族代表和检察官小声说话，市长仍摸着腮听他俩说呢。
这时，大厅中重又响起了首席法官的没有生气和感情的声音。
“回得多干脆！直截了当——比谁说得都好！”西佐夫激动而惊奇地在母亲耳边夸奖着马琴。
母亲困惑地微笑着。
她起初觉得这一切都是枯燥而不必要的前提，接着就要发生一件冷酷无情、顿时会将大家压倒的可怕的事情。但是巴威尔和安德烈的沉着镇静的言语是这样的大胆而坚定，好像他们这是在工人区的小屋里，则不是在法庭上说话。菲佳的激烈的态度使她的精神振作起来稍后，法庭里渐渐产生了一种大胆的空气，母亲听到坐在后排的人都在骚动之后，她就更加欣然了，因为她明白和她有同样感觉的不单单是她一个人。
“您的意思怎么？”小老头儿说。
秃头的检察官站起身来，一手按在书案上，开始分列项地说起来。
从他的声音里，听不出什么可怕的东西。
但是，同时有一种冷冷的、恼人的东西，——模糊地感到有种对她含有敌意的东西——刺激着母亲的心，使她惊恐不安。
这种感觉并不威吓人，也不叫嚣，可是却在无形地、不可捉摸地扩大。它懒懒地、迟慢地在法官们周围摆动，好像用不能透过的云罩着他们，使一切外界东西不能通过而到达他们那儿。
她对法官们看着，对于她来说，他们是不可思议的。跟她的预料相反，他们并没有对巴威尔、菲佳发怒，也没有用言语侮辱他们。但是，她觉得法官们所问的一切，对他们都是没有必要的，他们仿佛都很不乐意问话，又很吃力地听着回答，好像一切已经预先知道了，所以一点也没有兴趣。
站在他们面前的一个宪兵突然大声喊：
“据说，巴威尔·符拉索夫是祸首……”
“那么那霍德卡呢？”胖法官懒洋洋地小声说。
“也是一样……”
一个律师站起来说：
“我可以说话吗？”
小老头儿不知是在对谁发问：
“您没有意见吗？”
母亲觉得，好像所有的法官都是不健康的人。他们的姿态和声音都露出病态的疲劳。这种病态的疲劳和讨厌的灰色的倦怠，都毫无掩盖地流露在他们的脸上。显然，他们感到这一切——制服、法庭、宪兵、律师以及坐在手圈椅上问话和听取回答的责任，——都是不舒服的。……
母亲认得的那个黄脸军官站在他们面前，他态度傲慢，故意拖长了声音大声讲着巴威尔和安德烈的事情。
母亲听着，不由地暗暗骂着：
“你这个坏东西！你知道的并不多！”
此时此刻，母亲望着铁栏里的人们，已经不再为他们害怕了，也不怜悯他们了——对他们不应该怜悯；他们在母亲心里唤起的只是惊奇和使她感到温暖的爱。
惊奇是平静的，爱是光明的，令人欢欣。
他们年轻、结实，坐在靠墙的一边，对于证人和法官的单调的谈话以及律师与检查官的争辩，几乎不再插嘴。偶尔，他们中间有人发出轻蔑的微笑，并又和同志们谈几句，于是同志们的脸上也掠过轻蔑的微笑。
安德烈和巴威尔差不多一直在悄悄地和一个律师谈话，——这个律师，母亲曾在前一天见过他，是在尼古拉家。最活泼好动的马琴细心地听着他们的谈话。萨莫依洛夫常常对伊凡·古塞夫说些什么。
母亲看见，每次伊凡都是在尽力忍着笑，悄悄地用臂肘在同志的身上一戳，他脸涨得通红，鼓起了腮，低下了头。已经有两次，他几乎都要噗哧一声笑出来，过后他又鼓着腮坐了几分钟，竭力想装得严肃一些。
不论哪个被告身上都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他们虽然要努力抑制青春的活泼奔放的感情，可是青春的活力毫不费力就把这些努力给打倒了。
西佐夫轻轻地推了一下母亲的臂肘，母亲便回过头来，只见西佐夫的脸上带着得意的，同时又有几分担心的表情。
他轻声说：
“嗳，你看他们多么坚强啊！这些小伙子，态度多神气！对不对？”
法庭上，证人们用一种没有高低缓急的调子急匆匆地陈述着，法官们冷淡地、言不由衷地说着。那个胖法官用肿胀的手捂住嘴巴打着哈欠。红胡的法官胸色更加苍白，时不时地，他举起手来，用指头使劲地按着太阳穴，哀愁似的眼睛茫然地望着天花板。检察官偶尔用铅笔在纸上划一下，又重新去跟贵族代表谈话。贵族代表抚着他那灰色的长胡子，转动着美丽的大眼睛，很得意地点头微笑着。市长跷着腿坐着，用指头在膝上敲着，聚精会神地望着自己指头的动作。只有乡长仍旧将肚子放在双膝之上，小心地用手捧着肚子，低头坐在那儿，大概只有他一个人老老实实地细心听着这种单调的嗡嗡声。还有那个小老头儿，将身子埋在椅子里，好像没有风的时候的风标一样丝毫不动地坐着。
这种状态维持了许久，令人麻痹的无聊重新让人迷惑起来，甚至无法排解。
“我宣布……”小老头儿说着，一面站了起来，可下面的话就被他薄薄的嘴唇给压住了。
于是，响音、叹息声、低低的惊呼声、咳嗽块和脚步声混合起来，充满了整个法庭。被告们被带了下去，他们出去的时候，满脸含笑地对自己的亲戚和朋友点头告别。
伊凡·古塞夫低声对什么人喊道：
“不要怕！叶戈尔！……”
母亲和西佐夫一同走出大庭来到走道里面。
“要不要到酒铺里去喝杯茶？”老人关切地，沉思似地问她。“还有一个半钟头的时间呢！”
“我不想去了。”
“那么，我也不去了。你看，孩子们真是了不起，对吧？他们坐在那里，好像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人，其余的一切，都算不了什么！你看菲佳，啊？”
萨莫依洛夫的父亲手里拿着帽子走到他们前面。他满脸带着阴郁的微笑说：
“我的葛里哥里不也是吗？他拒绝了辩护人，什么话都不愿意说。这种办法是他第一个想出来的，彼拉盖雅，你的孩子造成请律师，可是我的孩子却说不要！于是四个人全都拒绝了……”
他的妻子站在旁边。她不停地眨巴着眼睛，一边用头巾的角揩着鼻子。
萨莫依洛夫抚摸着胡子，低头头说：
“居然有这样的事！我心想啊，这些鬼东西，他们这一切的打算都是枉然的，白白的使自己受罪。可是，我忽然开始明白，他们的话或许是对的吧？他们的伙伴在工厂里不断地增加起来，他们虽然常常被抓去，可是他们像河里的鱼，是抓不完的！我还想，力量也许真的在他们那一边？”
“斯吉潘·彼得洛夫，这种事情对我们来说是不容易懂得的！”西佐夫说。
“不错，是很难懂！”萨莫依洛夫表示同意。
他的妻子用鼻子深深地呼了口气说：
“这些不要命的家伙身体倒很棒……”
在她那憔悴的宽脸上忍不住露出微笑来，她对母亲说：“尼洛夫娜，我刚才说全怪你的儿子不好，请你不要生气。老实说，究竟该怪谁不好，鬼才知道！刚才宪兵和暗探说，我家的葛里哥里也有份的——畜生！”
很显然的，她对自己的孩子感到自豪，她也许并不了解自己的感情，但是母亲却很理解这种感情，她带着和气的微笑轻轻地说：
“年轻人的心总是接近人的心理的……”
人们在走道里踱来踱去，有的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兴奋而又沉思地低声谈论着。差不多没有人单独地站着——每个人的脸都明明白白地显露出了想要谈话、寻问和听人家说话的希望。
在那两堵墙之间的白色走道里，人们好像被大风吹撼着一样前后摇晃着，好像大家都在寻找一个可以站稳的地方。
蒲金的哥哥——一个瘦高个儿显得有些憔悴的人，挥动着手，很快地跑来跑去，并对人说：
“乡长克莱巴诺夫这件事儿做得很不该、很不该……”
“别说啦，康士坦丁”他的父亲，一个矮小的老头，劝他不要说，一面害怕地朝四面张望来张望去。
“不，我要讲的！我一定要讲出来！大家都说，他去年为了要把他的伙计的妻子弄到手，所以就把那个伙计给杀了。现在，他和那个伙计的女人同居了——这算怎么一回事呢？况且，他是个有名的贼……”
“算了吧，我的爹，康士坦丁！”
“对！”萨莫依洛夫说。“对的！审判是不大公平的……”
蒲金听见他的声音，赶快跑到他的前面，大家都跟在后面，他挥着手臂，兴奋地涨红了脸，大声说：
“审判杀人案和盗窃案的时候，审问的是陪审员和老百姓——农民和市民！可是现在来审问反对政府的人，审问的都是政府的官吏——这是什么道理？假如你侮辱我，于是我打了你，然后再由你来审判我，——那末当然，我是罪人，可是最初侮辱我的不是你吗？就是你呀！”
一个白头发、钩鼻子、胸前挂着奖章的法庭管理员，驱散了群众，用指头认真地指着蒲金吓唬说：
“喂，不准乱嚷！这儿又不是酒馆！”
“是的，先生，我知道的！可是你听着，——要是我打了你，然后再由我来审判你，那么你会怎么想呢……”
“看我叫人来带你出去！”法庭管理员严厉地说。
“带到哪里去？为什么？”
“带你到外面去。省得你瞎嚷嚷……”
蒲金对大家看了一遍，声音并不太高地说道：
“他们顶要紧的是要人不说话……”
“你以为应该怎么样？！”那老头声色俱厉、态度粗暴地叫喝着。
蒲金把双手一摊，把声音压低了一些，又说话了：
“还有一件事，为什么法庭上除了亲戚之外，不准大家来旁听？假使你审判得很公平，那么你当着大家伙的面来审判啊？怕什么呢？对不？”
萨莫依洛夫又重复地说着，可是声音已经响了一些：
“审判不公平，这是真的！……”
母亲想要把自己从尼古拉那儿听来的有关审判不公平的话告诉他，可是这个问题她并不是完全理解，而且有些话现在已经记不大清楚。
她一边努力地回忆着，一边离开人群，走到一旁。
就在这会儿，她发觉有一个生着淡色口须的年轻人正在望着她。他把右手放在裤兜里，因此看上去左肩要比右肩低一些。
母亲对这种较为特别的姿态觉得有点熟悉。可是，这当口儿，那人已经转过身去了。再加上母亲急于回想那些关于审判不公平的话，所以很快就把他惯例忘到脑后了。
但是，过了不多一会儿，母亲听见了一句不很高的问话：
“是她？”
另外一个比较响亮的声音高兴地回答：
“对！”
母亲回头看了一看。
那个肩膀一高一低的男子侧着身子站在她旁边，正在跟旁边一个穿短大衣和长靴的黑发黑须的青年说话。
她的记忆重又那么不安地颤动了一下。可是又得不出一个明确的回答。在她心里不可抗拒地燃烧着要对这些人们讲述儿子的真理的愿望，她想知道，这些人要说些什么话来反对这种真理，她想从他们的言语里来推测判决的结果。
“难道这样干也就算是审判了？”她小心而气愤地对西佐夫说。“他们只问是谁干的，可是为什么干，他们却不问。况且他们都是些老人，年轻人应该由年轻人来审判……”
“对对，”西佐夫说，“我们老年人很难懂得这些，很难！”
他这样说着，一边沉思地摇了摇头。
那个老管理员开了法庭的大门，然后对人群喊：
“亲戚家人，拿出入场票来！”
一个不欢悦的声音慢腾腾地说：
“什么入场票，——简直像进马戏院！哼！”
所有的人现在都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愤怒和焦躁。他们也渐渐地随便起来了，纷纷喧闹，和开门的嚷嚷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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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佐夫坐在长凳子上，嘴里不停地嘟哝着，不知在说些什么。
“你说什么？”母亲忍不住问。
“嗳，当人民啊是是傻瓜……”
这时，响起一阵铃声。
接着有人很随便地宣布说：
“审判开始……”
所有的人又都站起来。法官重又按照原来的次序入席。被告也再次被带上来。
“坚持住！”西佐夫说。“检察官要说话了。”
母亲伸长脖颈，全身都向前使着劲儿，几乎是在新的可怕的等待中呆住了。
只见检察官侧身对丰法官们站着，面朝着他们，一只胳膊撑在桌子之上，先喘了口气，便开始讲起来，一边讲，一边在空中不停地挥动着右手。
最初的几句话母亲听不清。他的声音流畅而不明晰，有时快有时慢，没有规律。他的话单调地联成一长条，恰似衣服上的一条线迹，一会又急急地飞起来，好像砂糖上面的一群苍蝇猝然飞起来盘旋不止。可是在他的话里，母亲找不出一点可怕的东西和威胁的意味儿。确确实实，他的话语像霜雪一样的冷，像灰烬一般的苍白无力，一句句不断地落下来，仿若干燥的灰尘，使法庭里充满了一种令人感到难过和厌烦的东西。
而这种喋喋不休的、缺乏感情的言语，大概对巴威尔和他的同志们一点也没有影响，他们都依然那么平静地坐着，照样窃窃耳语，有时还相对微笑，有时为了掩饰自己的笑容，故意皱着眉头。
“他说得不对！”西佐夫悄悄地说。
母亲是说不出这句话的。她听着检查官的话，知道他想不分青红皂白地构成大家的罪状；检察官的话是让人生气的，他先说完了巴威尔的事，又开始讲菲佳的事，他将菲佳和巴威尔并列，然后又执拗地把蒲金和他们推在一起，——好像他是想把大家紧紧地叠在一起包装起来缝在一个袋里。
可是，他的话的表面意义既不能使母亲满意，也不能使她感动和害怕。他依旧期盼着可怕的东西，执拗地在言语之外，——在检察官的脸上、眼睛里、声音里以及他那不慌不忙地在空中的手上，——寻找这种东西。
可怕的东西是有的，她已感觉到它，不过，它是不可捉摸的、不能确定的；它重新又用冷酷而有刺激性的情绪包住了她的心房。……
母亲望着法官们——他们听着这种陈述，也一定会感到无聊。因为在他们那些没有生气的、黄色和灰色的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检察官的陈述，好像是在空气中抛散了一种肉眼所看不到的烟雾，这种烟雾不断地扩大着弥漫着，浓烈地集聚在法官们的四周，用冷淡和倦怠的期待的云雾将他们紧紧地包裹住。首席法官端坐在那里，纹丝不动，在他眼睛后面的两个灰点有时忽然就消失了，在苍白的脸上融解了。
母亲看着这种死气沉沉的漠不关心的情形，看着这种并没有恶意的冷淡的场面，心里困惑不解地发问：
“这也算是在审判？”
这个疑问重重地压住了她的心，渐渐榨出可怕期待，使她的喉咙被一种非常强烈的受了屈辱的感觉紧紧扼住。
不知为什么，检察官的话突然中止了，后来他又很快地、短短地补充了几句，并向法官们行了个礼最后搓着双手坐下去了。
贵族代表转着眼睛，向他点了点头；市长也伸了伸手，乡长望着自己的肚子平淡地微笑着。
但是，他的话很显然不能使法官们满意，他们连动都没动。
“辩论，”小老头儿将一份卷宗拿到自己面前，说，“辩护人费陀赛耶夫，玛尔柯夫，查加洛夫的辩论……”
那个母亲曾在尼古拉家里见过的律师站了起来。他有一张善良的宽脸，小小的眼睛微笑着，闪烁出光华，——好像是从褐色的眉毛下面放出一把利剪似的在空中剪着什么。他从容不迫地、洪亮而清晰地讲起来。
然而，母亲有点听不懂他的话。
西佐夫附在她耳边问：
“他说的您懂吗？懂？他说的这些人是失掉理智的。这是说的菲奥多尔吗？”
沉甸甸的失望压住了她，她没有回答。屈辱的感觉越来越强，抑制着她的心。现在，母亲开始明白，为什么她最初期待着公平的审判了。因为她总以为可以听见儿子的真理和法官的真理之间的来峻而正直的争辩。她以为，法官们会向巴威尔盘问很久，专心而详细地问到他的内在生活，用锐利的眼光研究他的全部思想行动和他的全部生活。当他们看到巴威尔是正确的时候，他们就会公正地、高声而痛快地说：
“这个人是对的！”
可是现在完全没有这么回事，仿佛被告和法官是隔得远不可及的，而对于被告们，法官几乎完全是多余的。
母亲感到了疲乏，对于审判完全失去了兴趣，她不再听辩论的话了，生气地想道：
“就这样也就算是审判了？”
“骂得好！”西佐夫赞许似地说。
这会儿说话的已经是另外一个律师了。他身材矮小，面孔尖削而脸色苍白，流露着嘲笑的样子。
而法官们常常阻止并打断他。
检察官跳起来，又忆又急地说了几句，大概是关于记录，他的脸上带着恼怒的神色。
后来首席法官开始训话，——那个律师毕恭毕敬地低着头听完了他的训话，接着又继续说下去。
“有话就统统都说出来吧！”西佐夫说。“统统都说出来吧！”
法庭里一时间出现了活跃的气氛，好像点燃了战斗的兴奋。律师辛辣的言论刺激着法官们的厚脸皮。法官们好像挤得更紧了，他们纷纷鼓着腮帮，预备击退这些尖锐辛辣的言语的进攻。
但就在这但，巴威尔站了起来，周围突然安静了，大厅里鸦雀无声。
母亲一见儿子，全身紧张地朝前扑着。
巴威尔镇定自若地站在那里，每句话都掷地有声：
“我是一名党员，我只承认党的审判，我现在要讲的，并不是为自己辩护，而是依照我的也拒绝了辩护的同志们的愿望，试着对你们说明一些你们所不了解的事情。检察官将我们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行动称做反抗政府的暴动，他始终将我们看作是反对沙皇的暴徒。我严正专用明，在我们看来，专政政治不是束缚我们国家的唯一的锁链，它只是我们应该替人民除去的最初的一个锁链……”
在这种坚定果敢的声音之下，大厅里显得更加寂静了。他的声音好像扩大了法庭的四壁，巴威尔好像渐渐地离开了人们，退到了一旁，就像浮雕一般愈来愈突出了……
法官们笨重地不安地摇动起来。贵族代表在那个面孔懒洋洋的法官耳边说了一句话，那个法官点了点头，转过头去跟首席法官说了一句话。就在这个时候，好像生病的法官又从另一面对他耳语。首席法官坐在椅子上左右摇摆着，又对巴威尔说了些什么，可是他的声音在巴威尔的流畅广阔的潮水似的话语里一下子就淹没了。
“我们是社会主义者。这就是说，我们是私有财产制度的敌人，私有财产使人们互相倾轧，互相攻击，为着各自的利益造成不可调解的仇恨，为着隐蔽和掩饰这种仇恨而撒谎，用谎言、伪善、邪恶使人们堕落。我们认为：将人类只看作使自己发财致富的工具的社会，是违反人道的，这种社会和我们是敌对的，我们对于它的美德、虚伪和邪恶，决不妥协。这种社会对待个人的残酷和无耻的态度，我们认为是卑鄙的；对于这种社会的一切奴役人类的肉体和精神的方式，对于一切为了贪欲而使大众受罪的方法，我们一定要和它斗争。
“我们工人，是用劳动创造一切——从巨大的机器以至儿童的玩具——的人。我们是被剥压了为自己的人格做斗争的权利的人们。不论什么人，都可以并且努力要将我们变做工具，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现在，我们要求有自由，使我们将来能够获得全部的政权。我们的口号很简单：打倒私有财产制度，一切生产资料归于人民，全部政权归于人民，劳动是每个人的义务。你们可以看出来——我们决不是暴徒！”
巴威尔冷笑了一声，慢慢地摸了摸头发，双眼里闪烁着火星更加明亮更加生动了。
“请不要离得太远！”首席法官简明扼要地要求说。他朝巴威尔挺出胸脯，眼睛盯住他。母亲觉得，他的那只浑浊暗淡的左眼眼里好像燃烧着不怀好意的贪婪之光。
所有的法官都那样盯着她的儿子，好像他们的眼光都要钻透他的脸，钻进他的身体，渴望要吸他的血来滋养他们憔悴的身体。
然而，巴威尔坚定稳固岿然不动地站在那里，高大、挺拔、健壮、魁梧，他朝他们伸出一只手，有力地挥动着，声音并不高亢激荡，但却清晰明亮。
“我们是革命者，在一种人只管作威作福，另一种人只能辛苦劳动的情况下，我们永远要当革命家。我们反对你们奉命要保护它的利益的社会，我们是你们和你们的社会的不能调和的敌人。在我们没获得胜利以前，我们和你们中间决不可能和解。我们工人是一定会胜利的！你们的委托人完全不像他们所预想的那样有力。他们牺牲了几百万被他们奴役者的生命而积蓄的财产，以及政府给他们的压迫我们的权力，在他们之间引起了敌意的摩擦，使他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走向毁灭。
“私有财产需要太多的努力来保护自己，所以实际上，你们，——我们的统治者，是比我们更可怜的奴隶！——你们是在精神上深受奴役，而我们只是在肉体上受奴役。你们不能摆脱在精神上杀害你们的偏见和习惯的压迫，但是我们内心的自由并没有受到一点的障碍。你们用来毒害我们的毒药，敌不过你们并不情愿的灌输在我们意识里的解毒药。这种意识不断地生长，不停地发展，越来越快地燃烧，甚至将你们中间的一切优秀的、一切精神上健康的人吸引过来。
“请看，在你们那里，能够在思想上为你们的政权斗争的人，已经没有了；能够为你们防卫历史的正义谴责的论据，已经被你们用完了；在思想领域上你们已经创造不出新的东西：你们在精神上破了产。我们的思想不断地成长，越来越鲜明地燃烧，把握群众，组织他们为自由而斗争。对于工人阶级伟大革命的这种意识，把全世界的工人融合成一条心。你们除了残酷和无耻之外，已经毫无方法来阻碍改造生活的这种过程。可是，无耻已被人看破，残酷只能引起人们的反感。
“今天压迫我们的手，不久就会像同志像朋友一般握我们的手。你们的精力，——是增殖金钱的机械力，——把你们联合成互相吞食的团体。我们的精力，——是所有工人要越来越团结起来的这种意识的活的力量。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罪恶，因为都是为了奴役人类。我们的工作是要把世界从你们用虚伪、恶意、贪欲所制造出来的威胁人民的鬼怪和怪影下面解放出来。你们使人民和生活隔离了关系，使他们毁灭。可是社会主义却要将被你们破坏的世界结合成一个伟大的整体，而且这是一定会实现的！”
巴威尔停了一下，接着又重复了一遍，声音更有力更坚决：
“这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法官们听了纷纷装出一脸怪相，互相耳语着，但他们的目光仍旧贪婪地盯在巴威尔的身上。
母亲觉得，他们是因为羡慕巴威尔的健康、巴威尔的青春活力，所以才想用他们歹毒的目光来污损他英俊而结实的身体。
被告们都全神贯注地听着巴威尔的话，他们的脸色发白，眼睛里发出了愉快的辉，如同灿灿的金芒……
母亲贪婪痴迷地听着儿子的每一句话，句句都严整地排列在她的记忆里。满脸都是欣慰与自豪。
首席法官几次企图阻巴威尔的话，但每次都只解释了几句就被淹没了，有一次他的脸上甚至露出了悲惨的笑容，——巴威尔置他于不顾，又严峻而镇静地继续讲下去，强使法官听完听全面，并且叫法官们的意念随着他的意念，意志服从他的意志。
可是，首席法官终于还是喊叫起来，向巴威尔伸出了手，仿若威胁。
这时，巴威尔好像答复他似的，带着几分嘲弄的口吻说：
“我就要讲完了。我并不想侮辱你们个人，相反的，我被逼在这种你们所谓的‘审判’的喜剧中出场，我几乎是对你们抱着怜悯之情。不论怎样，你们总是人。而我们看到人——即使是对我们的目的抱有敌意的人——这样卑微可耻地为暴力服务，对于自己人格的尊严的意识丧失到如此地步，我们总是觉得非常为你们难受……”
他对法官们连一眼也不看，就坐下来了，母亲屏住了呼吸凝视着法官们，等待着。
安德烈满脸笑容，紧紧地和巴威尔握手。萨莫依洛夫、马琴和所有的人都很热烈地、崇拜似的看着他。
巴威尔被同志们的激情弄得有些不好意思了，他微笑着，眼睛望着母亲那边并向她点了点头，似乎是在询问：
“是这样吗？”
母亲用喜悦的长叹答复他。周身充满了爱的热潮……“好，……审判开始了！”西佐夫低声说。“怎么判呢？啊？”
母亲默然地点了点头，她对于儿子大胆而高超的言认感到很满意，——也许最让她满意的是他终于结束了讲话。在她心里，一个疑问开始在悄然颤动……
“喂，你们现在打算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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