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１ 卡尔弗城
８月２４日，星期二
上午１０时３０分
瓦努图诉讼案的调查人员接管了卡尔弗城南部的一个破烂不堪的仓库。这是一个工业区，街道上坑坑洼洼。只有一堵普通的砖墙和一扇门，门上有门牌号，从路边看上去什么也看不见。号码是金属铸成的。
埃文斯按过门铃之后，被请进了一间狭小的用一堵墙隔开的接待处。他听见墙的那边有窃窃私语声，但什么也看不见。
两个荷枪实弹的士兵一边一个站在远处通向仓库的门边。一个服务员坐在一张小桌旁。她不太友好地看了他一眼。
“你是？”
“彼得·埃文斯，哈斯勒和布莱克律师事务所的。”
“要见谁？”
“贝尔德先生。”
“跟他约好了吗？“
“没有。”
那个服务员怀疑地看着他。“我给他的助手打个电话。”
“谢谢。”
服务员在电话里低声说着。他听见她提到了那个律师事务所的名字。埃文斯看着那两个士兵。他们是一家私人保安公司的。他们也看着他，面无表情，不苟言笑。
服务员放下电话，说，“海恩斯小姐马上就出来。”她朝士兵点了点头。
其中一个士兵走过来，对埃文斯说：“只是个例行手续而已。先生。我可以看看你的身份证吗？”
埃文斯把他的驾驶证递给他。
“你带了照相设备或者录音设备吗？”
“没有。”埃文斯说。
“磁带、驱动器、闪卡或者其他电脑设备呢？”
“没有。”
“有武器吗，先生？”
“没有。”
“你能不能把手抬起来一下，”
埃文斯奇怪地看了他一眼，那个士兵说。“想像成机场的安检就好了。”他拍拍他，让他放下。他明显地在摸他身上是否有电线。他摸了一遍埃文斯的衬衣、领子、夹克的缝合处，又摸摸鞋子。最后，他通过了头顶那根电子棒的检查。
“你们检查得还挺认真的。”埃文斯说。
“是的。谢谢你，先生。”
那个士兵迈步走开，回到墙边他刚才站立的位置。由于没有地方可坐，埃文斯只好站在那儿等着。
大约过了两分钟，门开了。她是一个年近三十，一脸蛮相但颇有吸引力的女人，黑色的短发，蓝色的眼睛，身着牛仔裤和白衬衣。
她说，“埃文斯先生吗？我是詹尼弗·海恩斯。”她跟他握手时坚定有力。“我是约翰·贝尔德的同事。这边请。”
他们走了进去。
他们在狭窄的走道上走着，走道尽头是一扇紧闭的门。埃文斯意识到那是一把安全锁——要想进到里面必须经过两道门。
“他们那是干什么，”他说，意指那两个士兵。
“我们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麻烦。”
“什么麻烦？”
“有人想知道我们在干什么。”
“啊哈……”
“我们学会了小心谨慎。”
她拿着卡朝门上贴了一下，门嗡的一声开了。
他们走进一间破旧的仓库——开阔的空间，高高的天花板。玻璃隔断隔出了几个房间。左边的玻璃后面，埃文斯看看这间屋子里全是电脑终端，每个终端旁坐着一个年轻人，年轻人前面的键盘边放着一大摞文件。玻璃上写着几个大字：原始数据。
右边，有一间与之匹配的会议室，上面写着：卫星／无线电探测仪。埃文斯看见里面有四个人，正忙着讨论挂在墙上的一幅放大的曲线图。格子里的字参差不齐。
往前走，另一间屋子上面写着综合循环模型。墙上用多种颜色涂满了许多巨幅世界地图。
“哇噻，”埃文斯说，“真是大动作啊。”
“大诉讼案。”詹尼弗·海恩斯回答道。“这些全是我们的疑难问题研究团队。他们大多是气候学研究生，而非律师出身。每一个团队研究一个不同的问题。”她指了指仓库四周，“第一组处理原始数据，就是对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戈达德空间研究院、田纳西橡树岭的美国历史气候网和东英格兰的哈德莱中心收集来的数据进行加工。这些是全世界气温数据的主要来源。”
“我明白了。”
“那边那组研究卫星数据。沿着轨道运行的卫星记录下了自１９７４年以来高层大气层的气温，到现在已有二十年的记录了。我们正设法弄清处理这些数据的方法。”
“处理这些数据的方法？”
“卫星数据有一个问题。”她说。
“什么问题？”
她好像没有听见似的，指着另一间屋子说：“这个组对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综合循环模型——就是对电脑合成的气候模型进行分析。你知道，这些模型极为复杂，一次能够产生一百万甚至更多的变体。他们是迄今为止人类制造的最为复杂的电脑模型。我们主要处理美国、英国和德国的模型。”
“我明白……”埃文斯开始感到了一些压力。
“那边那组处理与海平面有关的问题。在拐角处，那是地质气候。当然，这些研究都是替别人进行的。最后一组处理日光辐射与浮质。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我们还有一组，研究大气反馈机制，主要是云层如何随着气温的变化而变化。就这些。”她停下来，看见埃文斯一脸困惑。“对不起，由于你跟乔治·莫顿一起共事，我想你对这些东西都很熟悉。”
“谁说我跟乔治·莫顿一起共事了？”
她笑了笑：“我们了解自己的工作，埃文斯先生。”
他们走过最后一间用玻璃隔开的房间，上面什么也没有写。里面全是图表和大幅照片，地球三维模型放在塑料立方体中。
“这是什么？”他说。
“我们的音频视频组。他们负责为陪审团准备形象生动的材料。有些数据极为复杂，我们正试图找到一种最简单、最有力的方式将它呈现出来。”
他们继续向前走着。埃文斯说，“真的有那么复杂吗？”
“没错。”她说，“瓦努图这个岛国实际上坐落在南太平洋的四个环状珊瑚岛上，只比海面高出最多二十英尺。由于全球变暖，海面上升。这些岛上的八千居民正处于被淹没的危险之中。”
“是，”埃文斯说。“我理解。但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人研究它。”
她奇怪地看着他：“因为我们想打赢这场官司。”
“啊……”
“要赢这场官司可不容易。”
“你什么意思？”埃文斯说，“这事关全球变暖。每个人都知道全球变暖是——”
一个声音从仓库的那一端沉重地响起来：“是什么？”
一个戴着眼镜的秃子向他们走过来。他走路的样子很笨拙，看起来跟他的诨名一样：秃鹰。约翰·贝尔德总是一身蓝色：蓝色的套装，蓝色的衬衣，蓝色的领带。他热情有加，眼睛看着埃文斯时变得又窄又小。尽管如此，埃文斯见到这位大名鼎鼎的打官司高手时，心里还是有些害怕。
埃文斯把手伸过去：“哈斯勒和布莱克律师事务所的彼得·埃文斯。”
“你给乔治·莫顿干活？”
“是的，先生。”
“我们十分感激莫顿先生的慷慨相助，努力不辜负他的期望。”
“我会转告他的，先生。”
“我相信你会的。你谈到全球变暖，埃文斯先生。你对它感兴趣吗？”
“是的，先生，感兴趣。在这颗行星上每个与之有关的人都感兴趣。”
“我当然同意。但请告诉我，按照你的理解什么是全球变暖？”
埃文斯极力掩饰着吃惊。他没想到会有提问。“你为什么这样问？”
“我们问每个来这里的人，我们想知道人们对全球变暖了解多少。什么是全球变暖，”
“全球变暖就是矿物燃料的燃烧导致地球升温。”
“实际上，这是不对的。”
“不对吗？”
“相去甚远。也许你应该再想一想。”
埃文斯不说话了。很显然，正在考问他的是一个爱挑剔、具有精确法律头脑的人。他太了解这类人了，从在法律学院起就了解。他想了一会儿，字斟句酌地说，“全球变暖就是由于矿物燃料的燃烧，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过多，致使地球表面温度升高。”
“还是不对。”
“为什么？”
“有几个原因。至少，在你刚才的论断中我认为有四个错误。”
“我不明白，”埃文斯说，“我的论断——全球变暖本来就是那样的。”
“事实上，不是。”贝尔德的语调干脆，咄咄逼人。“全球变暖是推测——”
“——绝不再是一种推测——”
“不，是一种推测，”贝尔德说，“相信我，我也希望不是这么回事。但事实上，全球变暖是一种主观臆断，即由于所谓的‘温室效应’，二氧化碳和其他气体的增多引起了地球大气层平均温度的升高。”
“噢，好吧，”埃文斯说，“这个定义更为确切，但是……”
“埃文斯先生，我想你本人是相信全球变暖的，是吗？”
“当然。”
“坚信不疑？”
“当然。每个人都这样。”
“当你有一个强烈信念的时候，难道你不认为把这个信念精确地表达出来非常重要吗？”
埃文斯开始汗流不止。他真真切切地感到自己回到了法律学校。“呃，先生，我想……在这里不重要。因为当你说全球变暖时，每个人都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是吗？我怀疑你自己都不明白。”
埃文斯感觉自己一腔愤怒就要爆发出来。他控制不住自己，于是脱口而出：“瞧，仅仅因为我没有把一些细节表达出来——”
“我不关心细节，埃文斯先生。我关心的是你坚信不疑的信念的核心。我觉得你那些信念缺乏基础。”
“恕我冒犯，真可笑。”他屏住呼吸，“先生。”
“你的意思是，你有基础。”
“当然有。”
贝尔德若有所思地看着他。他似乎有些沾沾自喜。“这样看来，你对这桩诉讼案或许是个莫大的帮助。我们能不能占用你一个小时的时间？”
“呃……我想可以。”
“我们可以给你录像吗？”
“可以，但是……为什么要录像？”
贝尔德转向詹尼弗·海恩斯。
詹尼弗说：“我们正在想方设法邀请像你这样学识渊博的人谈一谈自己对全球变暖的看法，从而为其确定一个标准，帮助完善我们给陪审团的陈述。”
“我要扮演只有一个人的陪审团？”
“没错。我们已经采访过几个人了。”
“好吧，”埃文斯说。“我想我可以安排个时间。”
“现在就很合适，”贝尔德说。他转向詹尼弗，“把你那组集中到四号房间。”
“我当然乐意效劳。”埃文斯说，“但我来这里是想看——”
“你听说这桩诉讼案存在很多问题？没有什么问题。但存在严峻的挑战。”贝尔德说。他瞅了一眼手表。“我要去开会了，”他说。“你跟海恩斯小姐呆一会儿，你们采访完后，我要来跟你谈一谈我对这桩案子的看法。你看这样好吗？”
埃文斯除了同意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１２ 瓦努图小组
８月２４日，星期二
上午１１时
他们让他在会议室里一张长方形桌子的一端坐下，把摄像机放在另一端对准他。
就像在录证言一样，他心里这样想。
五个年轻人轻手轻脚地走进房间，在桌旁的座位上坐下。他们穿着都很随便，牛仔裤，Ｔ恤衫。由于詹尼弗·海恩斯介绍得太快，他们的名字埃文斯一个也没记住。她说，他们都是研究生，只是专业不同而已。
他们在作准备的时候，詹尼弗悄然在他身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说：“约翰对你那么粗暴，真对不起。他非常沮丧，而且压力也很大。”
“因为那桩案子。”
“对。”
“什么压力？”
“这段采访也许可以让你对我们遇到的问题有所了解。”她转向其他的人，“你们准备好了吗？”
大家点点头。笔记本轻轻地打开。摄像机上的灯亮了起来。詹尼弗说，“今天是８月２４日，星期二，下面是对哈斯勒和布莱克律师事务所彼得·埃文斯的采访。埃文斯先生，我们想让你谈一谈你支持全球变暖这个论点的论据。这不是测试，我们只是想搞清楚你对这个问题的想法。”
“好吧。”埃文斯说。
“我们正式开始吧。把你知道的关于全球变暖的根据告诉我们。”
“好的，”他说。“我知道在过去二十或者三十年中，全球气温急剧上升，原因是工业中燃烧的矿物质释放出的二氧化碳大量增加。”
“好。气温急剧上升，你觉得上升了多少？”
“我觉得大约有一度。”
“华式还是摄式？”
“华式。”
“二十年之中上升的？”
“二十或三十年，是的。”
“２０世纪初呢？”
“那时气温也在上升，但没有现在这么快。”
“好，”她说，“现在我给你看一张图……”她拿出一张贴在泡沫板上的图表。
“这张曲线图你熟悉吗？”她说。
“我以前见过。”埃文斯说。
“它来自联合国和其他一些组织曾经使用过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戈达德数据集。你认为联合国的数据可信吗？”
“可信。”
“所以我们可以认为它是精确的、公正的，而不是骗人的？”
“是的。”
“好的。你知道过张图表示什么吗？”
埃文斯当然知道。他说：“它是过去一百多年来世界所有气象站收集起来的全球气温盼情况。”
“对了，”她说。“你怎样理解这张图？”
“嗯，”他说，“它符合我刚才的描述。”他指着那条红线。“大约从１８９０年开始，世界上的气温一直在上升，但只有到了１９７０年左右，气温才开始急剧上升，当时正是工业化最盛的时期，这是全球变暖的实实在在的证明。”
“好的，”她说。“那么１９７０年以来气温的急剧上升是由于什么引起的？”
“工业化导致二氧化碳的增多。”
“好。换句话说，二氧化碳增多了，气温上升了。”
“是的。”
“好。你提到从１８９０年开始，气温上升，一直到１９４０年左右。我们从这里看到确实如此。是什么导致这期间气温的上升，二氧化碳？”
“嗯……我不知道。”
“因为１８９０年，工业化程度低得多，然而看看气温是怎样上升的。１８９０年，二氧化碳增多了吗？”
“我不知道。”
“实际上，是增多了。这里有一张曲线图，表明了二氧化碳跟气温的关系。”
“是的，”埃文斯说，“正如你预见的那样。二氧化碳升高，致使气温升高。”
“好的，”她说，“现在我想让你注意一下从１９４０年到１９７０年这段时间。如你所见，在那段时间，全球气温实际上下降了。你看到了吗？”
“是的……”
“让我们仔细看看那段时间的情况。”她拿出另一张图。
“这段时间是三十年。在这三分之一世纪中，气温是下降的。夏天，农作物因为降霜而受损，欧洲冰川前移。是什么导致气温下降？”
“我不知道。”
“这段时间二氧化碳增多了吗？”
“是的。”
“因此，如果二氧化碳的增多是使气温上升的原因的话，为什么它不能让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７０年的气温也上升？”
“我不知道，”埃文斯说，“一定另有原因。或者可能是反常。长期来看也有反常的情况。只要看看股票市场就可知晓。”
“在过去三十年中股票市场有反常的情况吗？”
他耸耸肩：“可能是被煤烟弄脏。或者空气中的微粒物质。那时在环保法生效之前有许多微粒。或者也许是其他因素。”
“这些图表表明，二氧化碳在持续上升，但气温没有。气温升起来，又降下去，又升起来。即使如此，我认为你仍然相信是二氧化碳引起的？”
“是的。每个人都知道是这个原因。”
“这张表让你感到不安吗？”
“不，”埃文斯说，“我承认这张表提出了一些问题，但对于气候，我们并不是全部了解。所以，没有不安。这张表没有使我感到不安。”
“好吧。听见你这么说，我很高兴。让我们继续。你说这张表上的气温是全世界气象站的平均数。你认为这个天气数据的可靠性有多大？”
“我不知道。”
“比如说，在１９世纪末，天气数据是人们每两天一次地跑到外面的小盒子前，抄下温度。也许有那么几天，他们忘了。也许抄温度的人病在家里了，过后他们不得不填上去。”
“那是过去的事了。”
“对。但你认为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波兰的气温有多精确？或者１９９０年以后俄罗斯各地区的气温有多精确？”
“我想并不十分精确。”
“对了。因此，在过去一百年中，世界上有相当一部分气象站也许没有提供高质、可靠的数据。”
“有这种可能。”埃文斯说。
“在这期间，你认为哪个国家在一个广大的区域内保持着最好的气象站网络？”
“美国？”
“对。我认为对这一点没有异议。这里还有一张图。”
“这张图看起来像我们刚才看过的第一张世界气温图。”
“不完全一样。”
“１８８０年以后的气温变化如何？”
“好像，呃，上升了三分之一度。”
“一百二十年中，上升了三分之一摄氏度。并不是急剧上升。”她指着那张图，“上个世纪中最热的是哪一年？”
“好像是１９３４年。”
“在你看来这张图是不是也表明全球变暖了呢？”
“啊，气温确实上升了。”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是的。但在那之前的三十年，气温下降了。美国现在的气温跟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气温大致相同。因此，这张图也认为全球变暖了吗？”
“是的，”埃文斯说，“美国的变化也许没有世界上其他的地方明显，但正朝这个方向发展。”
“最精确的气温记录表明上升的温度最低，你对此是否感到不安？”
“不会。因为气候变暖是一种全球现象，并不仅仅指美国。”
“如果你非得在法庭上这样辩护，你认为你能说服陪审团站到你的立场上来吗，或者陪审团看着这张图，这些关于全球变暖的东西不值得当真？”
“你在诱导证人。”他说着，笑了起来。
说实话，埃文斯感到有点儿不安了。工业黑客们会把经他们篡改和歪曲的数据拼凑在一起，然后发表一通精心准备的令人不得不信服的演说。不知怎么的，埃文斯开始怀疑这一切。
詹尼弗好像读懂了他的心思似的，说道：“这些图表中的数据都很可靠，彼得。关于温度的记录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戈达德空间研究院。二氧化碳的标准来自夏威夷活火山莫纳罗亚山和南极洲罗多姆的海岸冰芯。全是坚定不移地相信全球变暖的研究者们采集到的。”
“对，”他说。“因为全世界的科学家一致认为全球正在变暖，而且成了全球一个最大的威胁。”
“好，很好。”她流畅地说道，“我很高兴，所有这些都没有改变你的看法。让我们再看看其他一些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大卫？”
一个研究生身体前倾：“埃文斯先生，我想跟你谈一谈土地使用、城市热岛效应和对流层温度的卫星数据。”
埃文斯心想，噢，天啊。可他还是点了点头，“好吧……”
“我们正在设法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地面温度如何随着土地用途的不同而变化。你对这个问题熟悉吗？”
“不太熟，不熟；”他看了看手表。“坦白地说，你们是在细节这个层面上工作。我不知道这些细节，我只是听科学家说——”
“我们准备起诉。”詹尼弗说，“根据这些科学家的言论。这场官司打的就是这些细节。”
“打，”埃文斯耸耸肩，“谁去打？有点成就的人一个也没有。而著名科学家中没有一个不相信全球变暖的。”
“在这点上，你错了，”她说。“辩护律师会邀请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哥伦比亚、杜克、弗吉尼亚、科罗拉多、加州柏克莱，以及其他一些久负盛名的大学的教授们。他们将邀请美国国家科学院前院长。他们也许还会邀请部分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还将向英国、德国马普实验室、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教授们求助。这些教授们会列举理由证明全球变暖，说得好听点，是未经证明，说得难听点，纯粹是白日做梦。”
“毫无疑问，他们的研究是由工业界资助的。”
“有几项是。不是全部。”
“极端的保守主义者。新保守主义者。”
“这场官司的焦点，”她说，“是那些数据。”
埃文斯看着他们，见他们一脸关切。他想，他们真的相信他们会输掉这场官司。
“但这很可笑，”埃文斯说，“你们只要读读报纸，或者看看电视——”
“报纸和电视容易受到精心组织的媒体运动的影响。而诉讼不会这样。”
“不说大众媒体了，”埃文斯说，“读一读科学杂志吧——”
“我们读了。对我方不一定有帮助。埃文斯先生，我们还有许多东西要看。可以保留自己的主张，我们继续吧。”
正在这时，电话响了起来，贝尔德让他结束了这段痛苦的采访。“把哈斯勒和布莱克律师事务所的那个人带到我办公室，”他说，“我跟他谈十分钟。”
１３ 瓦努图小组
８月２４日，星期二
中午１２时０４分
贝尔德坐在玻璃隔起来的办公室里，双脚跷在一张玻璃桌上，正埋头于一堆简报和研究论文之中。埃文斯进来时，他仍然这样跷着。
“你觉得有意思吗？”他说。他指的是刚才那场谈话。
“有点儿意思吧，”埃文斯说，“但如果你原谅我这样说的话，我觉得他们担心自己会输。”
“我相信，我们会打赢这场官司，”贝尔德说。“没有任何怀疑。但我不想让我们的人也那样想！我想让他们非常担心。我想让我的团队在任何考验面前都战战兢兢。特别是在这次考验面前。我们跟美国环保署打的这场官司，可以预见，环保署会聘请著名环保律师巴里·贝克曼。”
“哟，”埃文斯说，“他可是个大人物。”
巴里·贝克曼是他那一代中知名度最高的诉讼律师。二十八岁时当上斯坦福法学院教授，三十岁出头时，离开大学，开始私人执业。他已为微软、丰田、菲利普和许多跨国公司做过代理。贝克曼头脑异常敏捷，举止迷人，有幽默感和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大家都知道他在最高法院辩论时（他已在那儿辩论过三次），引用文献的页码来回答法官问题的情形。“阁下，我相信你在第二百三十七页第十七个脚注上可以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等等。
“巴里有他的缺点。”贝尔德说，“他手头信息太多，很容易跑题。他喜欢滔滔不绝。我曾赢过他一次，也输过一次。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会看到一场经过精心准备的对垒。”
“还没有提出起诉之前，就请律师是不是有点不正常啊？”
“这是一种策略，”贝尔德说。“管理部门现在不想抗辩。他们相信自己会赢，而不想上法庭，因为一上法庭公众会对他们留下不好的印象。因此他们胁迫我们撤诉。当然，我们是绝对不会撒诉的。特别是我们有莫顿先生充分的资金支持。”
“很好。”埃文斯说。
“同时，挑战也是严峻的。巴里会摆出证据，说全球变暖证据不足。辅助科学软弱无力，十至十五年前预言已经证明是错的。他会摆出理由，说就连全球变暖的主要支持者们也公开表达了他们的怀疑：全球变暖能否预见，全球变暖是不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全球变暖是否确有其事。”
“主要支持者们是这样说的。”
贝尔德叹了一口气：“他们是这样说的，在杂志上。”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类东西。”
“这些言论确实存在。巴里会把他们挖出来。”他摇了摇头，“有些专家在不同的时期观点也不同。有的人曾说二氧化碳增多不是一个大问题；但现在他们又说是个大问题。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任何一个专家证人的话不能被反转过来攻击他自己的，这会使交叉询问证人时出糗。”
埃文斯同情地点点头。他熟悉这种情况。你在法学院首先学到的东西就是，法律不是关于事实真相的。它是解决争端的。在解决争端的过程中，事实真相也许会，也许不会，显现出来。通常，它不会显现出来。起诉人也许知道一个罪犯有罪，但仍然不能宣告他有罪。这是司空见惯的事。
“这就是为什么，”贝尔德说，“这场官司要以太平洋的海平面的记录来定。我们已经收集到了所有可以收集到的数据。”
“为什么要根据海平面的记录来定？”
“因为我相信，”贝尔德说，“我们应该扭转这场官司的方向。这场官司是关于全球变暖的，不是打动陪审员情感的事情。陪审员看这些图表会感到不舒服。通篇讲的全是十分之一摄氏度。让他们的头都要爆炸。这是技术细节。是专家们的遁辞，对一般人来说太枯燥乏味了。”
“但，陪审员会把它看成是一桩孤立无攫、深受其害、一贫如洗的人们被洪水赶离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的案子。一桩关于海平面急剧上升——令人费解的上升——不知任何缘由上升的可怕的案子，如果你没有接受近年来某种离奇的、史无前例的东西已经影响到整个世界这个观点的话。这件案子就更可怕了。这种东西正在使海平面上升，而且威胁到无辜的男人们、女人们和孩子们的生命。”
“这种东西就是全球变暖。”
贝尔德点点头：“陪审员一定会得出自已的结论。如果能给他们看一看具有说服力的海平面上升的记录，我们就处于非常有利的位置了。当陪审员看到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他们就会谴责某些人的。”
“好的。”埃文斯明白贝尔德想说什么，“这么说来，海平面的数据很重要。”
“是的，但它必须可靠，无可辩驳。”
“很难弄到吗？”
贝尔德竖起眉毛：“埃文斯先生，你了解一点对海平面的研究吗？”
“不了解。我只知道全世界的海平面都在上升。”
“不幸的是，这种说法还存在争议。”
“你在开玩笑。”
“我没有幽默感，”贝尔德说，“这是众所周知的。”
“但海平面是不能存在争议的，”埃文斯说。“非常简单，满期时你在码头上做一个记号，一年一年地去测量，看看它上涨……我的意思是，它怎么可能很难？”
贝尔德杈了一口气。“你认为海平面很简单，相信我吧，不简单。你听说过大地水准面吗？没有？大地水准面就是地球重力场的等位表面，接近平均的海洋表面。你明白吗？”
埃文斯摇摇头。
“唔，它是海面测量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贝尔德轻轻翻着面前那一大摞文件。“冰－水－均衡说建模如何？海面升降和地质结构对海岸线的动力学又有什么影响？全新世的沉淀性次序？高潮线与低潮线之间有孔虫类的分布？沿海古环境的碳分析？氨基酸地层？不明白？不能让你想起点什么？我向你保证，海平面是一门争论激烈的专业。”他把最后一份文件朝旁边一扔。“这是我正在努力完成的事情。但在这个领域内部的争论使找到一套无懈可击的数据变得更加重要。”
“你弄到了这个数据？”
“是的，正等他们送来。澳大利亚人有几组数据。法国人至少在莫瑞亚有一组，在帕皮提也许还有一组。Ｖ·阿伦·威利基金会资助测量的有一组，但也许持续时间太短了。还有另外几组。我们正拭目以待。”
对讲机响了起来。他的助手说：“贝尔德先生，德雷克要跟你说话，他从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打来的。”
“好的，”贝尔德转向埃文斯，伸出一只手，“很高兴跟你谈话，埃文斯先生。再次感谢乔治。告诉他什么时候想来这里看看随时都可以来。我们都在这里努力地工作。祝你好运。出去时请将门关上。”
贝尔德转过身，拿起电话。埃文斯听见他说：
“喂，尼克，他妈的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在搞什么鬼，你能帮我摆平吗？”
埃文斯关上门。
他烦恼不已、忐忑不安地走出了贝尔德的办公室。贝尔德是这个世界上最为能说会道的人之一。他知道埃文斯是代表乔治·莫顿来的。他知道莫顿只差一点儿就要为这场官司捐献一笔巨款。贝尔德应该对此乐观，而且信心十足。确实，他一开始就是如此。 毫无疑问，我们会打赢这场官司。 不过，埃文斯也听见：
挑战是严峻的。
没有一位专家不能改变自己的想法。
我们应该改变这场官司的方向。
这场官司要以海平面的记录来定。
海平面是一个存在激烈争论的专业。
我们正拭目以待。
这场谈话当然不能被看作是一次增强埃文斯自信心的谈话。至于他与詹尼弗·海恩斯在一起录像的那一段，即探讨这场官司要面对的科学问题时也是如此。
但另一方面，在他看来，从事法律工作的人说出自己的怀疑实际上就是充满自信的表示。埃文斯本人就是律师；他渐渐地了解到一些与审判有关的事情，他们也非常诚实，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了他。由于数据的复杂性和陪审员集中注意力的时间较短，他们要打赢这场官司不容易，但他们一定会打赢这场官司。即使不容易，他们也要打赢这场官司。
因此：他会动莫顿继续吗？
他当然会。
詹尼弗等在贝尔德办公室门口。她说，“他们已经做好准备，等你回会议室。”
埃文斯说：“真的很抱撇，我不能回去了。我的日程……”
“我理解，”她说，“那我们就另找时间吧。我在想，你的日程安排是不是真的很紧，我的意思是，你是否有时间吃个午饭。”
“噢，”埃文斯不失时机地说，“没有那么紧。”
“那好。”她说。
１４ 卡尔弗城
８月２４日，星期二
中午１２时１５分
他们在卡尔弗城的墨西哥餐馆吃午饭。餐馆里静悄悄的。一个角落里坐着附近索尼电影制片厂的十来个影片剪辑员。一对高中生正搂着亲嘴。还有一群上了年纪的戴着遮阳帽的妇女。他们坐在一个角落的包厢里，两个都点了今日特餐。
埃文斯说，“贝尔德似乎认为海平面的数据是关键。”
“这是贝尔德的想法。坦白地说，我不太清楚。”
“为什么？”
“没有人见过这些数据。但即使是高质量的，也需要他们拿出海平面实际上升的数据，以便给陪审员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许实际上没有上升。”
“即使如此，也许还是没有，”她说，“你知道印度洋中的马尔代夫群岛吗，他们担心海水泛滥，因此，斯堪的纳维亚的研究人员来到这里研究海平面。科学家们发现，在几个世纪里，海平面没有上升——在过去二十年内还下降—^”
“下降了？公布了吗？”
“去年……”他说。
这时菜端上来了；詹尼弗做了一个打住的手势：不要三句话不离本行了。她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墨西哥玉来煎饼，一边用手背擦了一下下巴。他看见她的手掌至前臂内侧有一条锯齿状的白色伤疤。
她说，“天啊，我喜欢这种煎饼。你在哥伦比亚特区吃不上像样的墨西哥的东西。”
“你从那儿来吗？”
她点点头。“我来帮约翰的忙。”
“他让你来的吗，”
“我无法拒绝。”她耸了耸肩。“我隔一周去见我的男朋友。或者他来，或者我去。如果这场官司要打下去的话，可能是一年，也可能两年。我觉得我们的关系经不起这样的考验。”
“他是干什么的，你的男朋友？”
“律师。”
埃文斯笑了笑：“有时候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律师。”
“每个人都是。他的专业是证券法。我不感兴趣。”
“你的专业是什么？”
“准备证人和挑选专家。对合伙经营者进行心理分析，这就是我为什么负责核心小组的原因。”
“我明白了。”
“我知道大多数陪审员都听说过全球变暖，而且大多数人都会倾向于认为这是事实。”
“天啊。我希望是这样。”埃文斯说，“我的意思是，过去十五年来，这已是既成的事实。”
“但我们需要确定的是，在相反的证据面前，人们会相信什么。”
“比如说？”
“比如我今天上午给你看的那些图表。或者卫星数据。你知道卫星数据吗？”
埃文斯摇了摇头。
“全球变暖理论预言，高层大气层会因截留的热量而变暖，就像一个温室。地球表面随后也变暧了。但自１９７９年以来，我们的轨道卫星可以毫不间断地测量五英里以上大气层的温度。结果显示，高层大气层变暖的情况要比地面轻得多。”
“也许数据有问题——”
“相信我吧。卫星数据被重复分析过十几次，”她说，“这些数据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检查得最为认真的数据了。气象站的数据跟卫星数据也是一致的。变暖的情况也要比理论上预计的轻得多。”她耸耸肩，“对我们来说，这是另一个难题。我们正在设法解决。”
“怎么解决？”
“我们觉得对陪审员来说，这太复杂了。微波探测装置的详细情况——四频道辐射分析的跨轨扫描器——以及二频道是否因为日漂流、卫星间不均匀性和时变非线性仪器反应而得到纠正的问题……我们希望它会让他们举起手来。总之，这就够了。”她用餐巾擦脸时，他又看见顺着她手臂内侧的那条白色的疤痕。
“你手上是怎么搞的？”他说。
她耸了耸肩：“在法律学校弄的。”
“我以为只有我的学校才那么粗暴。”
“我给市中心的一个空手道班上课。”她说，“有时候很晚才下课。你还要一点炸土豆片吗？”
“不用。”他说。
“要买单了吗？”
“给我说说。”他说。
“很简单。一天晚上，我正准备开车回家，一个人跳到乘客位上，拔出一支枪来，命令我把车开动起来。”
“你班上的人？”
“不是。一个大小伙子。快三十了。”
“你怎么办？”
“我要他下车。他要我开车。因此我把车发动起来，一边挂挡，一边问他想去哪儿。他愚蠢之极，竟然给我指路。所以我掐住他的脖子。由于我出手不重，他开了一枪，打穿了挡风玻璃。随后我又用肘部打他。两次、三次。”
“他怎么样了？”他说。
“他死了。”
“天啊。”埃文斯说。
“有人做出了错误决定，”她说。“你那样盯着我是什么意思？他身高六点二英尺，体重两百一十磅，从这里一直到内布拉斯加州都有他的犯罪记录。持枪抢劫，用致命的武器袭击他人，你能想得到的罪行他都犯。你认为我应该为他感到难过？”
“没有。”埃文斯急促地说。
“你是这样认为的，我从你的眼腈里看得出来。很多人都这么认为。他们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他只不过是个孩子，你怎么能这样做？让我来告诉你吧。人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到底在说些什么。那天晚上不是他死就是我死，我很高兴，死的不是我。但是，当然，它仍然让我感到不安。”
“我同意你的看法。”
“有时我一觉醒来，一身冷汗。看见子弹在我眼前把挡风玻璃击得粉碎。我意识到自己离死亡是多么近。我愚蠢。我应该首先就把他杀了。”
埃文斯不说话了。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你有过一支枪顶在你头上的经历吗？”她说。
“没有……”
“那么你就不知道那是个什么感觉了。是不是？”
“让你很苦恼吗？”他说。
“确实很苦恼。有那么一阵子我以为自己不会干律师这一行了。他们说我引诱他。你相信那些屁话吗？我从来没见过他。但就在这时，一位非常好的律师拯救了我。”
“贝尔德？”
她点点头：“这就是我在这里的原因。”
“你的手臂是怎么回事？”
“该死。”她说，“车撞坏了，手臂被碎玻璃划伤了。”她向服务小姐做了个手势。“买单怎么样？”
“我去吧。”
几分钟后，他们走出了餐馆。埃文斯在正午乳白色的光线中眨着眼睛。他们沿街走着。
“所以，”埃文斯说，“我猜想你的空手道还真不赖。”
“相当不赖。”
他们来到仓库。他握了握她的手。
“我真想什么时候再跟你共进午餐，”她说。
她这么直截了当，他搞不清这是她的个人意愿，还是她想让他知道这场官司怎么打下去。因为像贝尔德一样，她所说的很多话都让人垂头丧气。
“午餐听起来好像不错。”他说。
“不会太久吧？”
“一言为定。”
“你会给我打电话吗？”
“一定会的。”他说。
１５ 贝弗利山
８月２４日，星期二
下午５时０４分
他回到自己的公寓将车停进面朝胡同的车库时，天快黑了。他从后楼梯上楼时，女房东从窗户里探出头来。“你刚刚跟他们错过。”她说。
“谁？”
“修电缆的人。他们刚走。”
“我没叫过修电缆的人，”他说，“是你让他们进去的吗，”
“当然没有。他们说他们可以等你。他们刚走。”
埃文斯从来没有听说过修电缆的人要等顾客的。“他们等了多久，”
“不久。也许十分钟。”
“好。”
他爬上二楼楼梯平台。门把上吊着一块小卡片。“很抱歉，我们没有见到你。”在“预约服务请再次致电”几个字前，有一个复选框。
接着他看出了问题所在。卡片上的地址是若斯贝瑞２１１９号，而他的地址是若斯贝瑞２１２９号。但是地址都写在前门，而不在后门上。他们搞错了。他提起擦鞋垫，看了看放在那儿的钥匙。钥匙还在原地。没有动过。钥匙周围甚至还有一层灰尘。
他打开门走进屋。走到冰箱旁时，他看见了那只装酸奶酪的旧罐子。他需要去一趟超市，但现在太累了。他查了查留言电话，看看詹尼斯或者卡罗尔是否给他打过电话。没有来过电话。现在，当然，他也期望接到詹尼弗·海恩斯的电话，但她已有男朋友了，而且她的家在哥伦比亚特区，而且……他知道她是决不会给自己打电话的。
他想给詹尼斯打个电话，但还是决定不打了。他洗了个澡，想着要打个电话让送一份比萨来。
在打电话之前，他躺在床上休息了一会儿。但很快就睡着了。
１６ 世纪之城
８月２５日，星期三
上午８时５９分
会议在四楼的大会议室里举行。参加会议的有莫顿的四个会计，助手莎拉·琼斯，管理不动产的赫贝·洛文斯坦，负责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税务工作的小伙子马蒂·布莱恩，还埃文斯。莫顿讨厌所有的财务会议。此时他正烦躁地踱来踱去。
“让我们言归正传吧。”他说，“我恐怕要给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一千万美元，我们已经签协议了，对吗？”
“对。”洛文斯坦说。
“但是现在他们想增加一个附件。”
“是的，”马蒂·布莱恩说，“这是一份非常标准的样板文件。”他敷衍地翻着文件。
任何一个慈善机构都希望充分利用他们收到的捐款，即使这笔捐款指定用于特殊目的。达到这个目的所需的费用比预计的可能多，也可能少，可能这笔捐款推迟支付了，也可能被官司缠住了，也可能因其他原因取消了。这笔捐款用于瓦努图诉讼案这个特殊的目的。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希望加上去的有关句子是，“以上捐款用于支付瓦努图诉讼案的费用，包括律师费、起诉费、复印费……等等等等……或者其他合法的目的，或者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认为作为一个环保组织必要的其他的目的。”
莫顿说：“他们想要加的就是这些吗，”
“正如我说过的，样板文件。”布莱思说。
“以前的捐款协议里是这样写的吗？”
“我一下想不起来了。”
“因为，”莫顿说，“在我听来，他们似乎想撤销对这桩诉讼案的资助，把钱用在别的地方。”
“噢，我不相信。”赫贝说。
“为什么？”莫顿说，“否则的话他们要样板文件干什么，嘿，我们已经签字成交，现在他们又寻思改变。为什么？”
“不是真正的改变。”布莱思说。
“肯定是。马蒂。”
“你看协议原文，”布莱恩平静地说，“协议原文上说，没有用于打官司的钱。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可用于其他目的。”
“但那是指官司结束后如果还有剩余的钱的话，”莫顿说。“官司还没有打完，他们不能把钱用在别的事情上。”
“我想他们以为这里可能要拖很长时间。”
“为什么要拖？”莫顿转向埃文斯，“彼得，卡尔弗城那边在搞什么名堂？”
“官司好像有进展了，“埃文斯说，“他们有一大队人马在攻这桩案子。至少有四十个人。我认为他们没打算放弃。”
“案子有什么问题吗？”
“存在一些争议是确定无疑的。”埃文斯说。“这是一桩复杂的案子。他们的对手很强大。工作很辛苦。”
“为什么我没有得到让自己信服的理由？”莫顿说，“六个月前，尼克·德雷克告诉我说这桩该死的官司绝对没问题，存在许多宣传的机会，而现在呢，他们却要加一条挽救条款。”
“也许我们应该问问尼克。”
“我有一个好主意。我们查一下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的账。”
屋子里响起了窃窃私语声。“我想你没有那个权利，乔治。”
“把它写进协议里。”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那样做。”
“他们加一个附件。我也是一个附件。有什么不同吗？”
“我不知道你能否对他们的整个运作情况进行审计——”
“乔治，”赫贝洛文斯坦说，“你和尼克都是多年的朋友。你是他们的年度最关心公共事务的公民，对他们进行审计似乎于你们这种关系不相称。”
“你的意思是，好像我不信任他们？”
“坦率地说，是的。”
“我没有不相信他们。”莫顿靠着桌子，看着在座的每一个人，“你知道我在想什么？他们想取消这个案子，把所有的钱花在气候突变这个研讨会上，尼克对这个会议非常热衷。”
“开个研讨会，也不需要一千万。”
“我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他已经把我的二十五万放错了地方。葬送在了他妈的温哥华。我再也不知道他在干些什么。”
“唔，那么你应该撤销你的捐款。”
“啊哈，”马蒂·布莱思说，“不要这么快。我想他们已经对这笔钱做了指望，也做出了相应的财务承诺。”
“那么就给他们一些，其余的就不给了。”
“不，”莫顿说，“我不会撤销捐款。彼得·埃文斯说案子有所进展，这我相信。尼克说那二十五万是个错误，我也相信。我要你们申请查一查他的账，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接下来的三个星期我出城一趟。”
“是吗，去哪儿？”
“旅行。”
“但我们必须找得到你，乔治。”
“也许找不到我。打电话找莎拉吧。或者让彼得跟我联系。”
“但是，乔治——”
“就这么定了，伙计们。跟尼克谈一谈，看他我么说。我们很快就会有联系的。”
他走出房间，莎拉急匆匆地跟上去。
洛文斯坦转向其余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１７ 温哥华
８月２６日，星期四
中午１２时４４分
轰隆隆的雷声是不祥的征兆。纳特·达蒙从他办公室的前窗看着外面，叹了一口气。他知道出租潜艇就意味着麻烦。支票被银行退回后，他就取捎了这笔订单，他希望这单生意就到此为止了。然而却没有。
一连几个星期，什么风声也没有，但是后来来了一个人，一个穿着一套闪闪发光的衣服的律师，不期然地来到他面前，用手指着他的脸，说他签了一份保密约定，不能与任何人谈论租用潜艇的任何事情，或者铤而走险去上诉。
“也许我们会赢，也许我们会输。”那个律师说，“但无论是赢还是输，你都破产了，朋友。你的房产抵押了。你的余生负债累累。所以，想想吧。闭紧你的嘴巴。”
在这整个过程中，达蒙的心剧烈地跳动着。因为，税务局的人已经跟他联系过了。一个名叫科内尔的人，将在当天下午到他的办公室，说要问他几个问题。
达蒙原来担心科内尔来的时候，那个律师还在他的办公室，但是现在他已开车离去。他的车是一辆无任何特别特征的别克私家轿车。挂着安大略省的车牌，车子穿过修船厂，消失了。
达蒙清理完办公室，准备回家。对于科内尔的到来，他不甚认真，他准备在科内尔来之前离开办公室。科内尔只不过是个税务人员而已，达蒙没有做错过什么。他没必要见税务局的任何人。如果他见了，他该怎么做呢，说他回答不出那些问题？
那么，接下来，他就会接到传票之类的，被拖上法庭。
达蒙决定离开。此时雷声和远处的闪电更加频繁。暴风骤雨就要来临。
他关门的时候，看见那个律师把手机留在了柜台上。他向外张望，看看那个律师会不会回来取。没有。但他肯定会意识到自己丢了手机，然后回到这里来。达蒙决定在他回来之前离开这里。
慌忙地，他将手机塞入自己的口袋，关掉灯，锁好办公室。雨开始下起来，几滴雨滴落在他行走的人行道上，他朝停在办公室正前方的汽车走去。他打开车门，坐进汽车，这时，手机响了。他犹豫不决，一筹莫展。手机不停地响着。
一道锯齿状闪电轰然而下，劈断了船坞中的一只桅杆。紧接着汽车旁一道电光爆裂开来，一阵热浪将他击倒。头晕目眩之中，他挣扎着想站起来。
他想。车子早已爆掉了，然而没有；车身完好无损，只是车门变成了焦黑一片。接着他发现自己的裤子着火了。他傻兮兮地盯着自己的脚，一动不动。
他听见滚滚而过的雷声，意识到自己遭雷击了。
天啊，他想。我被雷击了。他坐起来，拍打着裤子，试图把火扑灭。没有用，他的腿开始痛起来。办公室里有一只灭火器。
他蹒跚着站起来，摇摇晃晃地向办公室走去。他打开门，手指摸索着，这时，又一个霹雳。他感到耳朵尖锐地疼痛，伸手摸摸。有血。他看看沾血的指尖，倒下，死了。
１８ 世纪之城
９月２日，星期四
中午１２时３４分
在正常情况下，彼得·埃文斯每天都要跟乔治·莫顿沟通一次。有时候两次。因此，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接到他的电话，埃文斯就给他家里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莎拉。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她说，“两天前他在北达科他州。北达科他州！一天前他在芝加哥，我想他今天也许在怀俄明州。他说过要去科罗拉多州的鲍尔德，但我不知道他去没去。”
“去鲍尔德干什么？”埃文斯说。
“我不清楚。离下雪的时候还早呢。”
“他又有女朋友了？”有时候，莫顿跟另一个女人纠缠上了，就会消失。
“这个我也不知道。”莎拉说。
“他在干什么？”
“我不知道。好像他列了一张购物清单。”
“购物清单？”
“嗯，”她说，“差不多。他想让我给他买一种特殊的全球定位系统部件。你知道吗，是用于确定方位的，他还需要一种特殊的使用电荷耦合组件或彩色滤波器之类的摄像机。必须赶紧从香港订购。昨天他叫我从蒙特里的一个人手里买一部法拉利，把它运到旧金山。”
“再买一部法拉利？”
“我知道，”她说。“一个人能用几辆法拉利，这部车似乎没有达到他通常的标准。从电子邮件的照片上看，这部车车况看起来并不好。”
“也许他要对它进行翻修。”
“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送到雷诺去。在那儿才可以翻修。”
他察觉出她声音中有一丝担忧。“没事吧，莎拉？”
“这是你我之间的秘密，我不知道有没有事。”她说，“他买的法拉利是１９７２年生产的３６５ＧＴＳ法拉利红鬃烈马。”
“那又怎么样？”
“就是……怪怪的。根本不是平时的他。”
“跟他一起旅行的还有谁？”
“据我所知，没有人。”
埃文斯眉头紧锁。这非常奇怪。莫顿讨厌独处。埃文斯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
“科内尔和他的尼泊尔朋友呢？”
“我最后一次听说的情况是，他们要去温哥华，然后去日本。所以他们没有跟他在一起。”
“啊哈。”
“如果我有他的消息，我会让他知道你打过电话来的。”
埃文斯挂断电话，感到不快。冲动之下，他拨了莫顿的手机。但他听到的是语音留言。“这是乔治。哔哔声后请留言。”哗哔声快速响了几下。
“乔治，我是彼得·埃文斯，只是问问你需不需要什么。如果需要我帮忙，打我办公室的电话。”
他挂断电话，凝视着窗外。然后又拨了起来。
“风险分析中心。”
“请接科内尔教授办公室。”
他很快接通了他秘书的电话。“我是彼得·埃文斯，我找科内尔教授。”
“哦，好，埃文斯先生。科内尔博士说你可以给他打电话。”
“是吗？”
“是的。你想跟科内尔博士说话吗？”
“是的，想。”
“他在东京。你要他的手机号码吗？”
“请给我吧。”
她把手机号给他，他在黄色便笺簿上记下来。他正要给他打电话，他的助手希瑟走进来，她说中午吃得不合适，下午想回家。
“好一点了吗？”说完，他叹了一口气。
她走之后，他只好自己接电话了，第一个电话是乔治的夫人玛格·莱恩的，问乔治到底去哪儿了。埃文斯在电话里跟她谈了差不多半个小时。
后来，尼古拉斯·德雷克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我非常担心。”德雷克说。他站在窗前，双手紧握，背在身后，盯着对面的办公楼。
“担心什么？”
“乔治跟这个科内尔呆在一起的时间太多了。”
“我不知道他们很多时间在一起。”
“他们当然有很多时间在一起。你不会真的相信乔治是一个人吧，对不对？”
埃文斯无言以对。
“乔治从来没有一个人呆过。我们俩都知道这一点。彼得，我一点也不喜欢这样。一点也不。乔治是个好人——这一点无需我告诉你——但他容易受到影响。包括坏的影响。”
“你认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是坏的影响？”
“我调查过科内尔教授，”德雷克说。“有几个可疑之处。”
“噢？”
“他简历上说他在政府呆过一些年。内政部，政府间协商委员会，等等。”
“是吗？”
“可内政部没有他曾在那儿工作的记录。”
埃文斯耸耸肩：“那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那些政府记录……”
“可能吧。”德雷克说，“但是还有。科内尔教授回到麻省理工学院，在那儿工作了八年，非常成功。后来做过环保署的顾问，国防部的顾问，还干过什么，只有老天知道——接着却突然长期休假，自那以后似乎没有人知道他的情况，他完全从雷达上消失了。”
“我不知道，”埃文斯说。“他的名片上说他是风险分析中心主任。”
“但是他告假了。我不知道这些天他到底在干什么。我不知道谁在资助他。我以为你见过他？”
“简短地见过一面。”
“现在他和乔治可是两位特好的搭档了。”
“我不知道，尼克。我一个多星期没有见到他，或者跟他说过话了。”
“他跟科内尔一起走了。”
“我不知道。”
“但你知道他和科内尔去温哥华了。”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我来说了吧，”德雷克说。“我从可靠的官方消息得知，约翰·科内尔有一些不道德的关系。风险分析中心完全是由工业界资助的，这我不用多说了。另外，科内尔先生担任五角大楼的顾问多年。事实上与他们纠缠很深，甚至还接受过他们一段时间的训练。”
“你是指军事训练？”
“是的。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和哈维点。”德雷克说，“毫无疑问，这个人跟军队和工业界都有联系。有人告诉我他对几个主要的环保组织都有敌意。我一想到这样的人会影响可怜的乔治就憎恨不已。”
“我不担心乔治。他能看穿宣传的谎言。”
“但愿如此。但是坦白地说，我没有你那么有信心。这个军人一出现，我们知道，接下来的事情就是，乔治对我们进行审计。我的意思是，天啊，他为什么要那样做，难道乔治没有意识到那是浪费资源吗，时间，金钱，一切？也会大大地拖延我的时间。”
“我不知道要对你审计。”
“正在讨论之中。当然，我们没有什么藏着掖着的。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接受审计。我总是这样说。但这段时间特别忙，瓦努图诉讼案马上就要开庭，‘气候突变’研讨会也在策划之中。这些都是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中要做的事情。我希望能跟乔治谈一谈。”
埃文斯耸耸肩：“打他的手机吧。”
“我打过了。你打过吗，”
“打过。”
“他给你回电话了吗？”
“没有。”埃文斯说。
德雷克摇了摇头。“那个人，”他说，“是我的‘年度最关心公共事务的公民’，我连个电话都不能跟他打。”
１９ 贝弗利山
９月１３日，星期一
早上８时０７分
早上八点，莫顿坐在贝弗利街上一家咖啡馆外人行道上的一张桌子旁，他在等莎拉。他的助手一般都是准时的，她住的地方离这儿不远。除非她又跟那个演员搅在一起了。年轻人总是把太多的时间浪费在无聊的关系上。
他啜了一口咖啡，无甚兴趣地翻着《华尔街日报》，就连那对与众不同的夫妇在他身旁的桌边坐了下来，他也无甚兴趣。
女的个子小巧，一头漂亮得惊人的黑色头发，长相像外国人。也许是摩洛哥人；从她的口音中很难判断出来。她的服饰新颖别致，与漫不经心的洛杉矶一点也不协调——紧身裙、高跟鞋、香奈尔夹克。
那个男的与她截然不同。他是个美国人，红红的脸，健壮结实，五官长得跟猪似的。身穿羊毛衫，肥大的黄褐色裤子，脚穿跑鞋。块头像个足球运动员。他跌坐在桌旁，说道，“我要一杯拿铁咖啡，宝贝。脱脂的。大杯。”
她说：“我以为你会给我也来一杯，像个绅士那样。”
“我不是绅士，”他说，“你也不是他妈的什么淑女。自从你昨晚没有回家以来就不是了。所以我们还是忘掉淑女、绅士吧，行吗？”
她撮着嘴：“亲爱的，别大吵大闹了。”
“嘿。我要你给我来一杯他妈的拿铁。谁大吵大闹了？”
“但是，亲爱的——”
“你去，还是不去？”他怒视着她，“我真的受够了，玛瑞莎，你知道吗？”
“我又不是你的，”她说，“我想怎么做就我么做。”
“你也做得太明显了。”
他们谈话的时候，莫顿的报纸慢慢移下来。现在他把报纸折起来，放在膝盖上，装模作样地读着。但实际上他的视线已离不开这个女人。她太漂亮了，他想，虽然不是非常年轻，也许三十五岁了。她的成熟不知怎么地使她更加性感。他被迷住了。
她对那个足球运动员说：“威廉，你真无聊。”
“你想离开我？”
“也许这样最好。”
“噢，你他妈的。”说着，他打了她一巴掌。
莫顿控制不住了。“嘿，”他说，“放松点。”
女子冲他笑了笑。那个壮汉站起来，握紧拳头。“别他妈的多管闲事。”
“不要打女士，伙计。”
“那我跟你怎么样？他说道，挥舞着拳头。
就在这时，一辆贝弗利山的巡逻车从这里经过。莫顿看着它，挥了挥手。巡逻车来到路边。
“没什么事吧？”一个警察说。
“没事儿，警官。”莫顿说。
“简直是他妈的噪音。”那个足球运动员说着，转身离开，步履僵硬地上了大街。
黑发妇人满面笑容地看着莫顿：“谢谢你。”
“不用谢。我听见你说想要一杯拿铁？
她又笑了笑，然后把双腿交叉起来，露出棕色的膝盖，“如果你有那么好的话。”
莫顿正要站起来去取拿铁，这时莎拉向他喊道，“嘿，乔治！对不起，迟到了。”她穿着一身宽松暖和的运动服，一路小跑而来。她总是，看起来那么漂亮。
愤怒掠过那位黑发妇人的脸庞。虽然很短暂，但莫顿注意到了，他心想，出了什么问题。他不认识这个女人。她没有理由生气。也许。他断定，她想教训一下他的男朋友。即便在这时，那个男的仍然在这个街区的尽头徘徊，装模作样地向橱窗里张望。这么早，所有的商店都还没有开门。
“准备走了吗？”莎拉说。
莫顿简短地向那个女人道了歉，而那个女人呢，态度有点漠然。他现在觉得她是个法国人。“也许我们后台有期。”他说。
“后会有期，”她说，“但是我有点怀疑。对不起。再见。”
“再见。”
他们走开以后，莎拉说：“她是谁，”
“我不认识。她坐在附近的那张桌子上。”
“她是个性感女人。”
他耸了耸肩。
“我打搅你们了吗？没有？那就好。”她递给莫顿三个马尼拉文件夹。“这个是你到目前为止给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的捐款。这个是最后那次捐款的协议，说些什么，你准备好了吧。这个是你要银行开出的支票。小心保管。是一张大额支票。”
“好。没问题。我一个小时后离开。”
“你想告诉我去哪儿吗，”
莫顿摇了摇头：“你还是别知道为好。”
２０ 世纪之城
９月２７日，星期一
上午９时４５分
差不多有两个星期，埃文斯没有收到莫顿的只言片语。他不记得以前与他的这位当事人有没有过这么长的时间没有联络的情形。他跟莎拉一起吃了午餐，显而易见，莎拉也很着急。
“你收到过他的来信吗？”他说。
“一个字也没有。”
“飞行员怎么说？”
“他们在范纳依斯。他们又租了一架飞机。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他要回来……”
她耸了耸肩：“谁知道？”
因此那天接到莎拉的电话他感到非常吃惊。
“你最好马上准备动身，”她说，“乔治想立刻见你。”
“他在哪里？”
“在贝弗利山的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
“他回来了吗？”
“回是回来了，但好像出了什么麻烦。”
从他位于世纪之城的办公室驱车至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大楼需要十分钟时间。当然，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的总部在华盛顿特区，但他们最近在西海岸的贝弗利山开了个办事处。喜欢挖苦的人说，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里离好莱坞的名人们较近。而这些人对于他们募集资金至关重要。但这也仅仅是流言蜚语而已。
埃文斯有点儿期望莫顿在外面踱步的时候见到他。但是视线所及，未见其人。埃文斯走到接待处，被告知莫顿在三楼会议室。他爬上三楼。
大会议室的两边全是玻璃墙。里面有一张像董事会会议室里那种风格的大桌子，还有十八把椅子。角落里放着一套供演示用的视听设备。
埃文斯看见会议室里有三个人，正在争论着什么。莫顿站在会议室前面，面红图赤，打着手势。德雷克则踱来踱去，用手指愤怒地指着莫顿，对他大呼小叫。埃文斯也看见了约翰·亨利，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公关部那个严肃的主任。他夸弯着腰，在一本黄色的法律便笺簿上做着笔记。很清楚，这场争论发生在莫顿和德雷克之间。
埃文斯不知如何是好，所以只好站在那儿。过了一会儿，莫顿看见了他，做了一个快速向前猛刺的动作，表示埃文斯应该坐在外面。他在外面坐了下来。透过玻璃看着他们争吵。
房间里还有第四个人。因为他在讲台后面弯着腰，所以埃文斯起先没有看见他，那个人站起来时，埃文斯才看见一个穿着整洁、平整工装裤的工人，提着一个类似公文包的工具箱，腰上别着几个电子仪表。在他胸前的口袋上写着这样一行字：视频音频网络系统。
那个工人看起来有点迷惑不解。很显然，在争论过程中，德雷克不想让他呆在房间里，而莫顿呢，似乎喜欢有一个听众在场；德雷克想让他离开，而莫顿则坚持让他留下来。他进退两难、无所适从，于是又急忙蹲下，消失在他们的视线之外。但没过多久德雷克占了上风，那个工人离开了。
那个工人从他面前经过时，埃文斯说：“今天很倒霉？”
那个工人耸耸肩：“这栋楼的网络有很多问题，”他说，“我觉得，以太网络线太糟糕了，要不就是线路过热……”说完就走开了。
房间里面，争论还在进行，比先前更加激烈。持续了大约五分钟。玻璃几乎是完全隔音的。但在他们大喊大叫的时候，埃文斯时而也能听见一句话。他听见莫顿喊道：“他妈的，我要赢！”他听见德雷克回答：“太冒险了。”这使莫顿更为生气。
后来，莫顿说：“难道我们不能为这个星球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而战吗？”
德雷克说了一些诸如要现实一点，或者面对现实之类的话。
莫顿说：“去他妈的现实！”
这时，那个公关部的人，亨利，瞟了一眼，说，“我切身的感受。”或者诸如此类的话。
埃文斯清楚地感觉到，这场争论与瓦努图诉讼案有关，但又似乎牵涉其他一些问题。
后来，非常突然地，莫顿出来了，关门的动作之重，把玻璃墙都震得摇晃起来。“去他妈的那些人！”
埃文斯紧跟他的当事人。透过玻璃，他看见那两个人挤在一起，交头接耳。
“去他妈的！”乔治大声说道。他停下来，向身后看了看，“如果正义在我们这一边，难道我们不应该说出事实真相？”
里面，德雷克只是悲哀地摇了摇头。
“去他妈的。”莫顿说道，走开了。
埃文斯说：“你想让我留在这儿吗？”
“对。”莫顿指了指，“你知道那个人是准吗？”
“知道，”他说，“约翰·亨利。”
“对。这两个人是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的人，”乔治说，“我不管他们信笺上有多少名人董事，或者多少律师工作人员。他们两个人主演了这场戏，而其余的人则人云亦云。这些董事中没有人真正了解内幕。否则的话，他们是不会加入其中的。我告诉你吧，我是不会加入的。再也不会。”
他们开始向楼下走去。
“那意味着什么？”埃文斯对他说。
“意味什么？”莫顿说。“我不会把一千万美元捐给他们打官司。”
“你告诉他们了吗？”
“没有。”他说。“我没有跟他们说这些。你也不要跟他们说。我想让他们日后大吃一惊。”他邪恶地一笑，“现在草拟文件吧。”
“你确信要这么做吗，乔治？”
“别让我发疯，孩子。”
“我只是问——”
“我说过要起草文件。照我说的做就是了。”
埃立斯说他会的。
“今天就起草。”
埃文斯说他会立即着手。
埃文斯一直等着，直到到了车库才又开始说话。他陪着莫顿向等在那儿的豪华轿车走去。他的司机哈利为他打开车门。
埃文斯说：“乔治，下周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专门为你举行的宴会，还要继续吗？”
“当然，”莫顿说。“我决不会错过的。”
他钻进汽车，哈利关上车门。
“再见，先生。”哈利对埃文斯说。
汽车驶入了晨曦之中。
他在车里打了个电话：“莎拉。”
“我知道，我知道。”
“有什么新情况吗？”
“他不愿意告诉我。但是他真的很生气，彼得。真的很生气。”
“我感觉到了。”
“他刚刚走了。”
“什么？”
“他走了。他说他一星期后回来。到时候让所有的人都坐上他的飞机，飞往旧金山参加宴会。”
德雷克接通了埃文斯的手机：“有什么情况吗？彼得？”
“事实上，没有。”
“他发疯了。我真的替他担心。我的意思是，作为朋友。我真替他担心，更不必说下周的宴会了。我的意思是，他会不会有事儿？”
“我想没事儿。他会带一飞机的朋友去那儿。”
“你肯定吗？”
“莎拉是这么说的。”
“我可以跟乔治谈一谈吗？你能安排一下吗，”
“我想，”埃文斯说，“他刚刚出城了。”
“又是那个该死的科内尔。他就是那个幕后策划者。”
“我不知道乔治现在怎么样，尼克。我所知道的是，他会来参加宴会。”
“我希望你答应我，你会拯救他。”
“尼克，”埃文斯说，“乔治正在做他想做的事情。”
“这正是我担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