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当时，我在卡尔弗城我的公寓里，正坐在床上。电视机是打开的，但我关掉了声音。实际上，我正一边看着莱克尔队的一场比赛，一边试图记住我那套日语入门教程上的词汇。
夜晚十分静谧。8点钟左右我就安顿女儿睡了。我把盒式磁带录音机放在床上。录音机里传出一个女人活泼的声音，她正念着“你好，我是警察。我能帮助你吗？”、“请把菜单给我看看”之类的句子。每念完一句，她就停顿一下，以便我用日语重复一遍。我吃力地、结结巴巴地跟着重复。下面她要念的是“蔬菜商店已经打烊。邮局在什么地方？”诸如此类的话。我尽量集中思想，但也难免开点小差。“早志先生有两个孩子。”
我模仿着说：“早志先生有两个……孩……”我诅咒了一句。这时，那女的又念起下一句来了。
“这酒一点也不好喝。”
我的教科书摊开放在床上，旁边放着我给女儿重新拼排好的“笨先生”拼板。那边是一本相册，还有一些她两岁生日晚会上拍的照片。米歇尔的生日已是4个月前的事了，不过我还没把它们放进相册。我得跟上那录音才行。
“下午两点钟有个会议。”那女人的声音说道。
放在床上的那些照片已经不能反映现在的实际情况。4个月过去了，现在的米歇尔已经完全变了样。她长高了，已经穿不得生日晚会上穿的那条连衣裙了——那条价格昂贵的、领口镶着白色花边的黑天鹅绒连衣裙是我的前妻买的。
在这些照片上，我的前妻扮演着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角色——她端着生日蛋糕让米歇尔把蜡烛吹灭，帮她打开各种生日礼物的包装。她看上去真像个对孩子无微不至的妈妈。实际上，女儿跟我住在一起，很少见着她的面。周末是她看望女儿的时间，可是我的前妻有一半时间是不来的，就连女儿的抚养费她也不按时给。
可是从这些生日照片上是根本看不出来的。
“洗手间在哪里？”
“我有一辆汽车。我们可以一块儿去。”
我继续跟着往下学。当然，我有公务在身，那天晚上该我值班。我是闹市区分局特种勤务处的警官，要随叫随到。不过，2月9号是个平静的星期四，我想不会有多少行动。到9点钟为止，我只接到了3个电话。
警察局的外事科属于特种勤务处；我们负责处理外交人员和知名人士所遇到的麻烦，还向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来与警方交涉的外国人提供翻译或联络人员。我们的工作虽然很杂，但没有什么压力：我当班的时候可能会接到五六个请求帮助的电话，但没有一桩是急事。我几乎无须出门。这项工作比我以前担任警方新闻联络官时的工作要轻松得多。
2月9日夜晚，我接到的第一个电话是关于智利副领事费尔南多·康西卡的。这位副领事喝得醉醺醺、汽车开得东扭西歪的。一辆巡逻车把他的车拦到了路边，而他却声称自己有外交豁免权。我让巡逻警察开车把他送回家，然后做了记录，打算第二天上午再次向智利领事馆提出抗议。
一个小时后，我接到了加迪纳的警探们打来的电话。他们拘捕了一名与一次饭店枪杀事件有关的嫌疑犯；由于此人只说萨摩亚语，所以他们想要一位翻译。我回答说翻译我可以找一个，不过萨摩亚人肯定是会说英语的，因为他们的国家多年来一直是美国的托管地。警探们说他们自己去处理这事。后来，我接到了另一个电话，说几辆电视台的流动转播车堵塞了阿罗史密斯音乐会的消防专用通道。我让那些警官们找消防部门。此后的一个小时平安无事，我又回到教科书上，听见那女人用动听的声音念道：“昨天是个下雨大。”
接着打来电话的是汤姆·格雷厄姆。
“是他妈的日本人，”格雷厄姆说道，“我很难相信这不是他们在搞鬼。你最好到这儿来一下，彼得君。菲格路1100号，在第七大街拐角处，是那幢新建的中本大厦。”
“出什么事了？”我不得不问一句。格雷厄姆是个能干的警探，但脾气不好，而且往往会小题大做。
“是这么回事儿，”格雷厄姆说道，“几个该死的日本人要求见特种勤务处的联络官，也就是要见你，伙计。他们说联络官不来，警察就不能进行调查。”
“不能进行调查？为什么？是什么事情？”
“杀人案，”格雷厄姆说，“一个白种女人，大概有25岁，身高6英尺1左右，仰面朝天躺着，就在他们的会议室里。真够瞧的。你最好能尽快过来一趟。”
“背景里是不是音乐声？”我问道。
“是的，”格雷厄姆答道，“这儿正在举行一个大型招待会。中本大厦今天晚上搞了一个排场很大的落成典礼。你来一下，行吗？”
我说我就来。我给隔壁的阿森西奥太太打了个电话，问她能不能在我出去的时候帮我照看一下女儿；能多几块钱花花她是不会反对的。我趁她还没过来之前换了件衬衣，穿上了一套体面的西装。这时候，弗雷德·霍夫曼打来了电话。霍夫曼是闹市区分局的值班警官，个子不高，非常强壮，头发有些灰白。“听着，彼得，我想你在这件事上会需要个帮手。”
“这是为什么？”我问道。
“这次像是桩凶杀案，涉及到几个日本人。可能很棘手。你当联络官有多久了？”
“大约有6个月了。”我回答道。
“我要是你，就找个有经验的帮手。找找康纳，让他和你一起去。”
“谁？”
“约翰·康纳。听说过他没有？”
“听说过。”我回答说。康纳在分局里大名鼎鼎，是个传奇式人物，是特勤处最见多识广的警官。“他不是退休了吗？”
“他只是在无限期休假，不过仍然办一些涉及日本人的案子。我觉得他能助你一臂之力。我告诉你怎么办。我替你给他打电话。你只要把车开去接他一下。”霍夫曼把康纳的地址告诉了我。
“好了。谢谢啦！”
“还有件事。这个案子要使用地面通讯，明白吧，彼得？”
“明白，”我随口答道，“谁要求的？”
“这样稳妥些。”
“就照你说的办，弗雷德。”
所谓地面通讯是指不使用无线电，这样，那些监听警方无线电通话频率的新闻界就不可能听到我们的通话。每次伊丽莎白·泰勒上医院，我们都使用地面通讯。有时，某个知名人士十多岁的儿子在车祸中死于非命，我们也使用地面通讯，为的是在电视台的记者上门采访之前先把消息通知死者的父母。地面通讯常用来处理这类事情。不过，还从未听说过任何杀人案也采用这种处理方法的。
在驱车前往闹市区途中，我没有使用车上的电话，而是在听无线电广播。有一则消息报导说一名3岁男孩被子弹击中，造成腰椎以下瘫痪。这孩子是一场抢劫案的旁观者，被一颗流弹打中脊椎……
我把收音机调到另一个台，它正在播出谈话节目。我已经可以看见闹市区的摩天大厦在朦朦夜色中的闪烁灯光了。我在圣佩德罗拐下高速公路，朝康纳的住处开去。
我知道约翰·康纳在日本曾呆过一段时间，学习了日本语和日本文化。60年代，他一度是局里唯一能说一口流利日语的警官，而当时，除了日本本土之外，洛杉矶地区的日本人最多。
当然，现在局里能说日语的警官已有80余人——而且还有很多人像我一样正在学习。康纳几年前就退了休。但凡跟康纳一起共过事的联络官都认为他是最棒的。据说他的工作很利索，常常几个钟头就能办完一桩案子。他办事干练，在盘查询问方面是个能手，能从证人那里了解到别人了解不到的情况。但是联络官们主要还是赞扬他办案时不偏不倚，秉公办事。有人曾跟我说过：“跟日本人打交道就像走钢丝，早晚总要从钢丝的这一侧或那一侧掉下来。有的人会认为日本人很了不起，是不会出差错的。也有的则会认为他们都是邪种坏蛋。而康纳却总能保持平衡，冷静地格守中庸。他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
约翰·康纳住在离第七大街不远的工业区，在柴油机货车仓库旁的一座砖砌大库房里。库里的运货电梯已经坏了，我从楼梯爬上三楼，敲了敲他的门。
“门是开着的。”里面一个声音应道。
我走进一套小公寓。起居室十分简洁，是按日本式样布置的：铺着草席的地面、推拉式的门和木板墙壁，一帧书法横幅、一张黑漆桌子，还有一只花瓶，插着一束白色的兰花。
我看见门口摆着两双鞋，一双是男人的低跟镂花牛皮鞋，另一双是女人的高跟鞋。
我喊了一声：“康纳上尉在家吗？”
“请稍等一下。”
一扇拉门打开后，康纳走了出来。他个子高得吓人，也许有1.90米，远远超过6英尺。他身上穿了一件质地很轻的日本式蓝布浴袍。我估计他有55岁。他两肩很宽、有些歇顶，嘴唇上方的小胡子修剪得很整齐，瘦削的面庞上长着一双目光犀利的眼睛。他的嗓音深沉，举止沉着。
“晚上好，中尉。”
我们握了握手。康纳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点点头说：“不错，很有点气派。”
“我过去常跟新闻界打交道，”我说道，“很难说什么时候你不得不面对着一大堆照相机。”
他点点头：“而现在你是值班的特勤警官了？”
“是的。”
“干联络官多长时间啦？”
“6个月。”
“会说日语吗？”
“会几句，现在正在学。”
“给我几分钟换衣服。”他转身消失在拉门后面。“是件杀人案吗？”
“是的。”
“谁通知你的？”
“汤姆·格雷厄姆。他是负责犯罪现场的警官。他说那些日本人坚持要联络官到场。”
“噢。”他顿了一下。我听见水流的哗哗声。“这种要求常见吗？”
“不常见。实际上，我还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呢。一般情况下，警官们找联络官是因为他们在语言方面有困难。我从没听说过由日本人要求联络官到场的事。”
“我也没听说过。”康纳说道，“是格雷厄姆让你把我也带上的吗？我跟汤姆·格雷厄姆相互之间有点成见。”
“不是他，”我告诉他，“是弗雷德·霍夫曼让我来请你的。他觉得我经验不足。他说他替我打电话给你。”
“这么说你在家里接到了两次电话。”
“是的。”
“哦。”他重又出现在客厅里，穿着一套藏青色的西服，边走边打着领带。“看来时间很紧了。”他看了看表。“格雷厄姆什么时候打的电话？”
“大约9点。”
“这么说已经过了40分钟。走吧，中尉，你的车在哪儿？”
我们匆匆忙忙下了楼。
我驱车向圣佩德罗开去，随即拐上第二大街，径直朝中本大厦疾驶而去。路面弥散着一层薄雾。康纳凝神窗外，问道：“你的记忆力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
“不知道你能不能把今天晚上那两个电话的内容复述给我听听。越详细越好。如果能一字不差，就更好。”
“我尽力吧。”
我把两个电话的内容说了一遍。康纳默默地听着，既没有打断我的话，也没有发表评论。我不知道他何以对此有这么大的兴趣，他也只字未提这一点。我说完后，他问了一句：“霍夫曼没跟你说是谁要求使用地面通讯的吗？”
“没有。”
“不过这倒是个很好的主意。只要条件允许，我从来不用汽车上的电话。现在偷听电话的人太多了。”
我把车拐上了菲格路。我已经可以看见不远处新落成的中本大厦前耀眼的灯光了。这幢灰色花岗岩建造的大厦拔地而起，直插夜空。我把车拐上右边的车道，随手打开放手套的箱子，取出一沓执行公务所需的名片。
名片上写着洛杉矶警察局特种勤务处联络官、中尉警探彼得·J.史密斯。正面是英文，反面是日文。
康纳看了看名片问道：“你打算怎样处理，中尉？以前跟日本人打过交道吗？”
“没怎么打过，”我承认道，“只接触过一两个酒后开车遭拘捕的家伙。”
康纳很客气地说道：“那么，我提一个也许我们可以采用的办法。”
“好啊，”我说道，“我感谢你的帮助。”
“那好。既然你是联络官，我们到了那儿之后，现场由你来掌握会是再好不过的了。”
“行”
“不要介绍我，也不要以任何方式提到我。甚至连看都不要看我。”
“行”
“就当我不存在。你一个人全权处理。”
“行。”
“你要显得一本正经，站得笔直，任何时候都别解开衣扣。他们向你鞠躬，你不用依样还礼，只要点点头就行。鞠躬这种礼节，外国人掌握不好，所以连学都不要学。”
“行。”
“和日本人打交道时要记住，他们不喜欢谈判。他们觉得谈判的对抗性太强。在他们的社会中，他们总是尽量避免这种方式。”
“行。”
“手势的运用要有节制。尽量把手放在身体两侧。日本人觉得手势幅度太大是一种威胁。说话时声音要沉着，语调要四平八稳。”
“行。”
“如果你能这么做的话。”
“那没问题。”
“做起来可没那么容易啊。有时候日本人真让人恼火。也许今天晚上你就会发现他们很令人讨厌。尽量把事情处理好。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一定不要发火。”
“好吧。”
“发火是最糟糕的事。”
“我明白。”
康纳微笑着说：“我相信你能干好。也许你根本用不着我帮忙。不过，如果你真遇到了麻烦，你就会听见我说‘也许我能帮个忙’。这是个信号，意思由我来接手处理。从这时起，就由我出面讲话。我希望你就不要再开口了，即使他们直接跟你说什么，你也别开口，行吗？”
“行。”
“也许你想说几句，但是要克制住。”
“我明白。”
“另外，不论我干什么，你都不要流露出任何惊讶的神色。不管我干什么。”
“行。”
“我接手之后，你就站到我的右侧，稍稍靠后一点儿。千万别坐下，也别东张西望，注意力要集中。要记住，虽然你来自MTV的文化背景，他们却没有。他们是日本人。在他们眼里，你的一言一行都具有一定的含义。你的一举一动不仅关系到你本人，关系到警察局，而且关系到我，你的上级，你的前辈。”
“是，上尉。”
“有什么问题吗？”
“你说的前辈是什么意思？”
康纳笑起来。
我们的车从泛光灯旁开过，沿坡道进入了地下停车场。
“在日本，”康纳解释说，“前辈就是资历深的人，他对后辈给以指点。所谓后辈就是资历浅的人，是小老弟。前辈与后辈的关系无处不在。一般认为，只要一个年纪小一些的人和一个年纪大一些的人在一起工作，就有这种关系。他们也许会这样看待我们。”
“是不是有点像师徒关系？”我又问道。
“不尽然。”他回答说，“在日本，前辈与后辈关系有其自身的特点。前辈更像慈祥的父亲，对后辈应当宽容。对资历浅的年青人所表现出的种种不太懂事的过分举动和错误应当宽宏大量。”说到这里他笑起来。“不过我相信你不会那样的。”
我们下到坡底，眼前是一片宽阔平坦的停车场。康纳望着窗外，皱起了眉头。“人都到哪儿去了？”
中本大厦的地下停车场密密麻麻地停满了小轿车，司机们倚在车上，边聊天边抽烟。我一辆警车也没看见。在一般情况下，出了人命案的地方就像过圣诞节一样灯火通明，总会停着五六辆信号灯闪烁转动的警车，还能看见验尸官、医务人员以及其他人员在场。
可是今天晚上这里什么也没有，看上去就是一个宴会之夜的停车场，举止优雅的人们二三两两地站在一起，等候着自己的汽车。
“真有意思。”我说了一句。
我们停下车，停车场的工作人员替我们打开车门。我下了车，站在豪华的地毯上，耳边传来柔和的音乐声。我和康纳朝电梯走去。衣冠楚楚的人们从我们面前走过，有穿着礼服的男人，也有穿着华贵盛装的女人。汤姆·格雷厄姆站在电梯旁边。他身穿褪色的灯芯绒运动衫，正在一个劲儿地猛抽烟。
2
格雷厄姆在南加州大学上学时曾经是橄榄球队的中卫，但却始终没能成为一流队员。这一段不走运的历史就像个性特征一样与他紧紧相随。他似乎总是错过重要的晋升机会，一直在警探的位置上原地踏步。他从一个处调到另一个处，可就是没有找到一个适合他的地方，也没有找到一个能跟他很好合作的搭档；他说话锋芒毕露，在局长办公室里，也处处树敌。如今他已39岁了，晋升的机会日渐渺茫。他经常觉得忿忿不平，动辄发火；他已经开始发福——身体变得臃肿起来。他总是惹得别人很不愉快，所以不讨人喜欢。他认为要恪守正直，就必然得作一个失败者，要是谁不同意他的观点，他就对谁讽刺挖苦。
“这身衣服真潇洒，”我走过去时，他对我说道，“你看上去真帅，彼得。”他煞有介事地用指头弹了弹我的衣领，好像上面有灰似的。
我没有答理他的话，开门见山地问：“事情怎么样啦，汤姆？”
“你们这些伙计应当来参加这里的晚会，而不是来执行公务。”他转过身与康纳握手。“你好哇，约翰！把你从被窝里拖出来是谁的主意？”
“我只不过来看一看。”康纳轻描淡写地说道。
“是弗雷德·霍夫曼让我带他来的。”我解释道。
“见鬼，”格雷厄姆骂了一句，“你在这儿对我倒没什么，我还可以多个帮手。那上面的气氛很紧张。”
我们随他一起来到电梯口。我还是没看见有其他警察，于是问道：“人都到哪儿去了？”
“问得好啊，”格雷厄姆说，“他们把我们的人都弄到后面那个载货电梯那儿去了。他们说从工作电梯上去更快，而且他们一直强调这次落成典礼的重要性，说任何事情都不能干扰它。”
在电梯入口处，一名身着制服的日本私人警卫把我们仔细打量了一番。“这二位是我们的人。”格雷厄姆说道。警卫点了点头，但仍用怀疑的目光斜眼看着我们。
我们进了电梯。
电梯门一关上，格雷厄姆就骂道：“该死的日本人。这是在我们的国家，我们还他妈的是这个国家的警察呢。”
电梯的四壁都是玻璃。它开始上升。我们透过淡淡的薄雾看着窗外洛杉矶的夜色。对面就是阿科大厦，在一片夜色中，它灯火辉煌。
“你知道吧，这种电梯是不合规定的，”格雷厄姆说道，“根据规定，玻璃电梯在90层以上是不准使用的，而这幢大厦有97层，是洛杉矶最高的建筑。这整幢大楼的来历也很不一般。他们只花了1个月就盖成了。你知道是怎么盖的吗？他们从长崎把预制构件运过来，到这里来把它们拼在一起。一个美国建筑工人也没有雇，说是有些技术问题只有日本人才能解决。于是他们得到了特许，绕过了美国的工会。你相信这些鬼话吗？”
我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说：“他们打通了美国的工会。”
“妈的，他们这事还打通了市政委员会，”格雷厄姆说道，“钱能通神啊。有一点我们都知道，日本人有的是钱，所以在建筑地段限制和地震区建筑规定的问题上都能得到变通。他们想得到的都得到了。”
我再次耸了耸肩。“政治啊。”
“扯淡。你不知道他们连税都不交吧？是啊，他们从市里得到了免交8年财产税的优惠。真他妈的，我们是在把自己的国家拱手相让嘛！”
电梯在继续上升，电梯里一阵沉默。格雷厄姆凝望着窗外。这是日立公司运用最新技术生产的高速电梯，是目前世界上最快最稳的电梯。它穿过薄雾越升越高。
我对格雷厄姆说道：“你是想给我们介绍一下杀人案的情况呢，还是想让我们等一会儿大吃一惊呢？”
“哦，妈的。”格雷厄姆翻开笔记本说道，“是这样，报案电话是8点32分打来的。打电话的人说有个‘处理尸体的问题’。那是个男人的声音，英语讲得不好，带着很浓的亚洲腔。接线生无法让他提供更多的情况，除了一个地址：中本大厦。一辆巡逻警车于8点39分赶到。他们发现是一宗杀人案，发生在46层，是这幢大楼的办公楼层。受害者是一名白人女子，25岁上下。长得还真漂亮。你一会儿就会看见的。”
“警察赶紧拉上警戒线，并打电话向局里报告。我和梅里诺两人是8点53分到的。几乎同时到达的有犯罪现场调查小组和技术侦查处的人，他们准备进行尸检，取指纹，并拍照。说到这里，清楚不清楚？”
“清楚。”康纳点着头说。
格雷厄姆接着说：“我们正准备开始，这时候，从中本公司来了个人。这个人穿了一身价值上千美元的藏青色西装，说他有权跟洛杉矶警察局联络官先谈谈，然后我们才能在他们的楼里进行工作。他说我们的调查没有合理的理由。”
“我火了。这他妈是怎么的啦？我们面前明摆着是一桩杀人案，我觉得这小子应当滚回去。不过这个日本小子英语说得真不赖，而且似乎很懂法律。你看，在场的人都有些担心。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仅仅为了强行开始凋查，而置应有的程序于不顾，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对不对？而且，这个日本小子坚持要先见联络官，然后才能让我们动手干工作。可他英语说得这么好，我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提这个要求。我觉得那些语言不通的人才需要联络官嘛，可这小子呢，法律上又似乎很在行。不管怎么说吧，反正……”他叹了口气。
“所以就打电话给我了。”我说道。
“是啊。”
“中本公司来的那个人是谁？”我问道。
“妈的。”格雷厄姆皱着眉头看起笔记本来。“叫石原或者石什么的。”
“你有他的名片吗？他肯定给过你。”
“是啊，给过。我把它给梅里诺了。”
“还有其他日本人在吗？”我问道。
“你怎么了，开玩笑吗？”格雷厄姆笑了起来。“这地方到处都是日本人。那上面就像他妈的迪斯尼乐园。”
“我指的是在犯罪现场。”
“我指的也是犯罪现场，”格雷厄姆说道，“我们无法把他们挡在外面。他们说这是他们的大楼，他们有权在那儿。今晚又是中本大厦落成典礼。他们是有权在那儿，如此等等的话。”
“落成典礼在什么地方进行？”我问道。
“在45楼，也就是现场下面的那一层。他们正闹得不亦乐乎呢。那儿大概有800号人。有电影明星，有参议员、众议员，还有其他名流。我听说玛多娜就在那儿，还有汤姆·克鲁斯。有哈蒙德参议员、肯尼迪参议员、埃尔顿·约翰、莫顿参议员，还有托马斯市长。地方检察官维兰也在。也许你的前妻也在呢，彼得。她还在维兰那儿干，是吗？”
“据我所知，是的。”
格雷厄姆叹了口气，说：“摽上一个律师一定很不错，不用受律师的支使。人往高处走啊。”
我不想谈论我的前妻，于是说：“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多少联系了。”
电梯里响了一下铃声，接着一个声音用日语说：“43。”
格雷厄姆扫视了一下电梯门上方显示的数字。“这鬼玩意儿你相信吗？”
“44，”那声音又说道，“快到了。”
“它说的是什么？”格雷厄姆问道。
“我们快到了。”我答道。
“妈的，”格雷厄姆说道，“如果电梯能说话，那它也该说英语才是。这儿还是美国嘛。”
“几乎不是啦。”康纳看着窗外说道。
“45。”电梯里那个声音又说了一句。
电梯门随即打开了。
格雷厄姆没说错，招待会的场面确实壮观。整个一层楼面是模仿40年代的大舞厅设计建造的。男士们西装革履，女士们珠光宝气。乐队正演奏着格伦·米勒的摇摆舞曲。电梯门外站着一个人，我觉得有点面熟。他头发花白，皮肤晒得黝黑，双肩很宽，像个运动员。他踏进电梯后转过身对着我。“请去底层。”我闻到一股威士忌酒气。
接着一个衣冠楚楚、年纪稍轻些的人站到他身旁说：“这部电梯是向上的，参议员。”
“怎么回事？”花白头发的人转身问他的助手。
“这是向上去的电梯，先生。”
“唔，我可是要往下去的呀。”他的声音带着几分醉意，有些拿腔拿调。
“是的，先生。这我知道，先生。”助手陪着笑脸说，“我们去乘另一部电梯吧，参议员。”他紧紧抓着花白头发那人的手臂，把他带下了电梯。
电梯门关上后继续向上开去。
“刚才是你交的税款在起作用呢，”格雷厄姆说道，“认识他吗？斯蒂芬·罗参议员。有幸看见他到这里来参加晚会，他可是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呀。有关日本进口商品的规定都是这个委员会定的。不过罗也像他的朋友肯尼迪参议员一样，是个爱拈花惹草的人。”
“哦，是吗？”
“有人说他酒量也很不错。”
“我已经注意到了。”
“所以才有个助手跟着他，为的是保证他别惹麻烦。”
电梯停在第46层。接着是一声轻轻的电子模拟声：“46层，谢谢。”
“到了，”格雷厄姆说道，“现在我们大概可以工作了。”
3
电梯门开了。我们的面前是一堵人墙。这些人都穿着清一色的西服，背对着我们。挤在电梯门前那块地方的人肯定不下20个。空气中弥漫着香烟的烟雾。
“进来，跟我走。”格雷厄姆边说边分开人群。我跟在后面，康纳则紧跟着我，不声不响地走着。
第46层楼是为中本工业公司主要行政办公机构设计的，颇有气派。我站在电梯前铺有地毯的迎宾区，可以看见整个楼层——一个巨大的开阔空间，约莫60米长，40米宽，足有半个橄榄球场大小。整个布局看上去既宽敞又高雅。天花板很高，镶着木质嵌板。所有陈设都是木制品或编织品，呈黑色或灰色。地毯很厚，吸音效果很好。照明灯都比较低，于是更增添了柔和、华贵的气氛。与其说这里是办公区，不如说它更像家银行。
而且是你所见过的最富有的银行。
它使人不禁驻足观看起来。我站在为保护犯罪现场而拉起的黄绳子旁边。这绳子挡住了通往楼面的过道。我四下环视着：正前方是宽大的敞开式办公区，就像露天的牛栏似的，是秘书们和低级办事员工作的地方。办公桌几张几张地放在一起，这几张和那几张之间以一些盆栽植物相隔。办公区的中央放着中本大厦以及仍在建造中的周围建筑群的巨大模型。模型上方亮着一盏聚光灯，而办公室的其余部分则比较昏暗，只开着夜灯。
管理人员的办公室都在这间大办公室的四周。这些私人办公室面向敞开式大办公室的一面墙都是玻璃制的，朝外的一面墙也是玻璃的，所以从我站的地方可以直接看到洛杉矶市的许多摩天大厦。这使人产生一种感觉，仿佛这层楼悬浮在半空之中。
左右两侧各有一个用玻璃隔开的会议室。右边的会议室要小些，我可以看见那姑娘的尸体就躺在一张黑色的长桌子上。她身上穿着黑色衣裙，一条腿耷拉着。我没看见血迹。我离得太远，也许有60米远，所以很难看得十分清楚。
我耳边传来警用无线电报话机的噼啪声。我听见格雷厄姆说：“先生们，你们要请的联络官来了。现在我们大概可以进行调查了吧。彼得？”
我把脸转过去，对着电梯前面的那些日本人。我不知该跟谁谈；在一阵尴尬之后，他们之中有个人走上前来。此人35岁上下，穿着一套价格昂贵的西装。他的头微微一低，做出个鞠躬的样子。我也微微鞠了一下躬。接着，他开口说话了。
“晚上好。初次见面，史密斯先生。我叫石仓。请多关照。”这几句日语尽管是客套，倒也是一种正式的交际辞令。没有浪费时间。他姓石仓，而且早就知道了我的名字。
我也用日语答道：“初次见面。我是史密斯。请多关照。”你好。幸会。老一套。
“这是我的名片。请关照。”他把名片递给我。他的动作迅速，充满了活力。
“多谢了。”我双手接过名片。其实这样是多此一举，但我采纳了康纳的建议，想表现出郑重其事的样子。接着我把自己的名片递了过去。按照礼节，我们都得看看对方的名片，然后简单地说上一两句话，或者问一个诸如“这是您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吗”之类的问题。
石仓用一只手接过我的名片后说：“这是你家里的电话吗，警探？”我吃了一惊。他竟能说一口纯正的英语。只有在这儿住了很久，而且是从年轻时就生活在这儿的人才讲得出这样的英语。他一定在这儿上过学，是70年代来美国学习的成千上万日本人当中的一个。70年代，日本每年派到美国来的学生有15万，都是来研究了解美国的。而我们每年到日本去的学生却只有200人。
“是啊，底下的那个号码就是。”我答道。
石仓把我的名片放进衬衣口袋。我刚开口准备说两句关于他名片的话，他就打断了我。“我说，警探，我觉得我们可以把客套都免了。今天晚上的问题主要是你的同事不讲理。”
“我的同事？”
石仓用头朝格雷厄姆那边一歪，说道：“那个胖子格雷厄姆。他的要求太无理。我们强烈反对他提出的今天晚上就进行调查的做法。”
我问道：“这为什么呢，石仓先生？”
“你们没有合理的理由来进行调查。”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
石仓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我想即使对你来说，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
我保持着镇静。我当了5年警探，又跟新闻界打了一年交道，知道怎样保持镇静。
“不，先生，”我说道，“原因恐怕并非显而易见。”
他以不屑一顾的神情看着我。“是尉，实际上，你们把这个姑娘的死和我们在楼下举行的招待会联系在一起是毫无根据的。”
“她身上穿的好像是晚礼服——”
他毫不客气地打断我的话。“我想你们很可能会发现她是因吸毒过量而猝死的，所以说，她的死与我们的招待会根本不相干。你同意我的说法吗？”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不，先生。在没有进行调查之前，我不能同意你的说法。”我又深深吸了口气。“石仓先生，我很理解你的担心，可是——”
石仓再度打断我的话。“我不知你是否真这么想。我坚持要求你们理解中本公司今晚的处境。今晚的活动对我们来说事关重大，有许多头面人物来参加这次招待会。我们所担心的是，对于一个女人的死亡的毫无根据的指控会破坏本公司的这次盛大聚会，而且还是这样一个根本无足轻重的女人……”
“无足轻重的女人？”
石仓把手一挥，没有答理我。他似乎对于跟我说话已感到厌烦了。“很明显嘛，你看她那副样子，跟个妓女差不多。我根本无法想象她是怎么进这幢楼里来的。由于这个原因，我坚决反对格雷厄姆警探提出的要对楼下的客人进行盘问的做法。这种做法毫无道理。我们的来宾当中有不少参议员、众议员以及洛杉矶市政要员。你肯定也知道这些知名人士会觉得很难堪——”
我打断他的话说：“你先等一下。格雷厄姆警探跟你说过他要对每个参加招待会的人进行盘问？”
“他就是这么跟我说的。没错。”
我这才开始明白为什么要叫我来。格雷厄姆不喜欢这些日本人，威胁要把他们的招待会给弄砸。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格雷厄姆不可能盘问美国国会参议员，更不要说地方检察官或市长了。除非他明天不想再去上班了。不过，日本人把他给惹恼了，他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
我对石仓说：“我们可以在楼下设一个登记处，让你们的宾客在走之前签一下名。”
“恐怕这样做也不妥当，”石仓说道，“因为你肯定也知道——”
“石仓先生，我们就这么办吧。”
“你提的办法难以接受——”
“石仓先生！”
“你知道，对我们来说这会引起——”
“石仓先生，我很遗憾。我已经向你解释了警察工作的程序。”
他愣在那里，沉默了一阵，接着擦了擦嘴唇上渗出的汗，说：“中尉，我感到很失望，你没有与我们很好地合作。”
“合作？”这时候我有点火了。“石仓先生，你们这儿死了个女人，我们的职责就是调查发生了什——”
“但你也必须替我们这次特殊的场合想一想——”
这时我听见格雷厄姆说道：“喔，上帝，这是在干什么？”
我回过头去，看见黄绳子那边约20米的地方有个身材矮小、书生气十足的日本人正在给犯罪现场拍照。他使用的照相机很小，几乎可以完全隐蔽在他掌心之中。不过，他并没有企图掩盖自己跨越界限拍照这一事实。我看见他慢慢地朝我们站的地方退着，举起手拍了一张照；在为下一张照片取景时，他那戴着金丝边眼镜的眼睛朝我们眨了眨。他的举动完全是故意的。
格雷厄姆走到黄绳子边上对他说：“看在上帝的分上，从那儿出来。这里是犯罪现场，你不能拍照。”那人没有反应，还在继续向后退。格雷厄姆转过身问道：“这家伙是什么人？”
石仓答道：“是我们的雇员田中先生。他在中本公司保安部工作。”
我眼前的事令我难以置信。日本人竟让自己的雇员在黄线里任意走动，破坏犯罪现场。我忍无可忍地说道：“叫他出来！”
“他在拍照。”
“他不能拍照。”
石仓说道：“但这是替我们公司拍的。”
我说道：“我可不管这个，石仓先生。他不能站到黄绳子里面，也不能拍照。让他出来。我还要他的胶卷。请吧。”
“好吧。”石仓很快用日语说了几句话。我转过身，正好看见田中从黄绳子下面钻出来，消失在挤在电梯门口那些穿着藏青西服的人当中。接着我看见这些人身后的电梯门打开，然后又关上了。
狗娘养的。我不由得怒从心头起。“石仓先生，你是在妨碍警察执行公务。”
石仓平静地说：“史密斯警探，你必须理解我们的处境，当然，我们完全相信洛杉矶警察局，但我们也必须进行我们自己的调查，为此，我们必须有——”
他们自己的调查？这个狗娘养的。我突然觉得说不出话来。我的牙咬得紧紧的，脸涨得通红，怒不可遏。我真想把石仓抓起来。我真想揍他一顿，把他摔到墙上去，把手铐铐到他该死的手腕上，把——
“也许我能帮个忙，中尉。”我身后一个声音说道。
我转过身，看见约翰·康纳笑容可掬地站在那儿。
我向旁边挪了挪。
康纳面对石仓微微欠了欠身，递上自己的名片。他操着流利的日语说：“冒昧打扰了，很是对不起。我能自我介绍一下吗？鄙人叫约翰·康纳。这是我的名片。请多关照。”
“约翰·康纳？”石仓说道，“那个约翰·康纳？见到您十分荣幸。我叫石仓。请多关照。”
客套寒暄之后，他们飞快地用日语交谈着，我只能听懂只言片语。我不得不装出很感兴趣的样子，一边看着他们，一边不时点点头，而实际上我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有一回，我听康纳用日语说我是“后辈”，我知道他说我是他的手下或门徒。有好几次他以严厉的目光看着我，像做父亲的那样遗憾地摇摇头。看来他似乎在为我进行道歉。我还听见他说格雷厄姆令人讨厌。
这些道歉起了作用。石仓平静了下来，肩膀也放松了。他开始显得从容起来，脸上甚至露出了笑意。最后他说道：“这么说，你们就不检查我们来宾的身份了？”
“绝对不检查，”康纳说，“你们的贵客可以来去自由。”
我刚准备提出异议，康纳就瞪了我一眼。
“查验身份是没有必要的，”康纳继续一本正经地说，“因为我相信中本公司请来的贵宾中没有人会卷入这个不幸的事件。”
“王八蛋。”格雷厄姆轻轻地说了一句。
石仓喜形于色。我却很恼火。康纳跟我在唱反调。他使我看上去就像个傻瓜。更有甚者，他竟不按警方的程序办——这样我们今后可能都得倒霉。我怒气冲冲地把手往衣袋里一插，扭头望着别的地方。
“您对这件事处理得如此审慎，我深表感谢，康纳上尉。”石仓说道。
“我并没有做什么，”康纳说着正正经经地鞠了个躬，“不过我希望你现在能同意我们清理楼层，这样警察就可以着手调查了。”
石仓眨了眨眼睛：“清理楼层？”
“是的，”康纳说着掏出了笔记本，“请帮助我让你身后这些人离开这儿，并请你把他们的名字告诉我。”
“你说什么？”
“请把你身后这些人的名字告诉我。”
“我能问一下为什么吗？”
康纳把脸一沉，用日语吼了一声什么。我没听懂，但却看见石仓的脸顿时通红。
“请原谅，上尉，不过我觉得你没有理由说这——”
这时，康纳勃然大怒。他走近石仓，一边用手指指戳戳，一边大声吼道：“别太放肆了！快滚！听见没有！”
石仓被这训斥镇住了，他往后退避着，转过身去。
康纳俯身正对着他，声音严厉而又充满了讥讽：“滚开！滚！还不明白吗？”他转过身，横眉竖目地指着站在电梯前面的那些日本人。那些日本人见康纳火冒三丈，都把目光转向了别处，有的人则在一个劲儿地抽烟。可是谁也没有动。
“嘿，里奇，”康纳对着技侦处的摄影师里奇·沃尔特斯喊道，“替我拍下这些人的照片，行吗？”
“好的，上尉。”里奇应声答道。他举起照相机，把快门按得咔嚓直响，开始逐个给这些人照起像来。
石仓突然变得非常激动。他走到照相机前面，把手举起来：“等一下，等一下，这是干什么？”
可是那些日本人在频频闪亮的闪光灯面前像鱼群一样开始躲避，几秒钟之后便尽数退去。石仓茕茕孑立，极不自在。这层楼上剩下的都是我们的人了。
石仓用日语叽咕了一句。显然，他又说错了话。
“哦？”康纳说道，“这就要怪你了、这些麻烦都是你造成的。现在你必须负责向我的警探们提供必要的帮助。我要跟发现尸体的那个人谈话，要找打电话报警的人。我需要在发现这具尸体之后来过这层楼上的所有人的名单。我还要田中那架照相机里的那卷胶片。我是说话算数的。如果你再妨碍我们的调查，我就逮捕你。”
“但我必须请示我的上司——”
“你当心点！”康纳向他逼近了一步。“别跟我要滑头，石仓君。去吧。我们要开始工作了。”
“好的，上尉。”石仓迅速而机械地鞠了个躬，绷着脸怏怏不乐地离开了。
格雷厄姆开心地笑起来：“你训他训得真痛快。”
康纳猛地转过身。“你都干了什么？跟他说你要讯问每一个参加招待会的人？”
“唉呀，胡扯，我只不过是想让他紧张紧张，”格雷厄姆说，“我根本不可能去讯问市长。既然这些蠢货没有幽默感，我有什么办法？”
“他们是有幽默感的，”康纳说道，“这个玩笑开到了你自己的头上。因为石仓有一个难题，而你帮了他的忙。”
“我帮了他的忙？”格雷厄姆皱起眉头。“你在胡扯什么呀？”
“日本人显然是想拖延调查，”康纳说道，“你挑衅性的策略正好给了他们一个绝好的理由——打电话找特勤处的联络官。”
“哦，得了吧，”格雷厄姆说道，“他们知道，联络官5分钟内就能赶到。”
康纳摇摇头说：“别自欺欺人了，他们对于今晚谁值班的事清楚得很。他们知道史密斯住的地方有多远，也知道他赶到现场要多长时间。他们成功地把调查时间向后拖延了一个半小时。干得好，警探。”
格雷厄姆盯着康纳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才转过身去。“见鬼，”他气鼓鼓地说，“真是胡说八道，而且你心里也知道。伙计们，我去干活了。里奇呢？开始吧。你现在有30秒钟时间可以拍照，我的人马上就要进来，到时候就会妨碍你了。走吧，伙计们。我要在她变得臭不可闻之前把该干的都干完。”
说完，他步履沉重地朝犯罪现场走去。
技侦处来的人带着箱子和取证小车跟着格雷厄姆走向现场里奇·沃尔特斯在最前面，边走边拍照，接着走进了那间会议室。会议室的四壁是茶色玻璃，所以照相机的闪光灯看上去暗了些。不过，我还是看见他在会议室里，绕着尸体拍了许多照片。他知道这是一桩大案。
我和康纳两人没有进去。我说道：“我记得你说过在日本人面前发火是最糟糕的事。”
“一点不错。”康纳说道。
“那你怎么发起火来了？”
“遗憾的是，”他解释道，“这是唯一能帮助石仓的做法。”
“帮助石仓？”
“是啊。我那样做可全都是为了帮助石仓——因为他在自己的上司面前还是要面子的。当时石仓并不是在场的最重要的人物。真正的老板是电梯前的那些日本人中的一个。”
“我没有注意到。”我说道。
“把次要人物推到前台，而主要人物处于幕后，这是一般的常规，因为这样，真正的老板就可以比较自由地观看事态的发展。就像我刚才跟你一样，后辈。”
“石仓的上司一直在观察着事态？”
“是的。石仓显然是受命阻止我们进行调查。而我必须立即进行调查。可是我不能使他显得无能，所以我才扮演了那个勃然大怒的外国佬。现在他欠我一份情。这是件好事，因为今后我可能会需要他的帮助。”
“他欠你的情？”我说，心里迷惑不已。刚才康纳对石仓大发雷霆，在我看来使他威风扫地，大出其丑。
“哎……”康纳叹了口气说，“即使你对刚才发生的事还不大理解，你要相信我的话！石仓是心领神会的。他的处境困难，是我给他解了围。”
我依然不得其解，还想再问几句，但康纳却做了个手势，说：“好了，我想我们最好还是先看一下现场，过一会儿格雷厄姆和他手下那帮人就会把现场弄得走了样。”
4
我离开刑侦处已近两年，现在再次来到一个凶杀案的犯罪现场，心中感触良多，眼前浮现出历历往事：夜晚的紧张工作，大家匆匆喝完纸杯中劣质咖啡的情景以及周围的各专业小组忙忙碌碌的场面——以如痴如狂的劲头忙碌着，而且是以躺在那里的死人为中心忙碌着。所有的凶杀案的现场都可以看见这种工作劲头，也可以看见处于现场中央的那种最终结局。看见躺在那儿的死者，使人觉得一切是那样的显而易见，可同时又让人觉得一切是那样的神秘莫测。在一桩最简单的家庭口角中，妻子用枪把丈夫打死，而你会发现那女的身上疤痕累累，甚至有被烟头烫伤的疤痕。于是你会问，为什么偏偏发生在今晚呢？今天晚上又是怎么回事呢？你眼睛看得见的，自然是明明白白的，可是总有些东西使人不得其解。这两种情况同时并存。
处于凶杀案的现场，你才觉得自己接触到了生命的真谛，同时接触到尸体的臭味、排泄物和肿胀的情形。通常有人在哭，你会听见那哭声。通常那些胡说八道的话都听不见了；有人死了，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就像路中央有块石头，所有车辆都绕开它行驶一样实实在在。在这种冷酷的现实之中，一股战友情谊会油然而生，因为你是和自己所熟悉的人在一起加班加点地工作，而且你知道这点是因为你总是看得见他们。洛杉矶每天要发生4起杀人案；每隔6小时就发生一起。在犯罪现场的警探们每个人手上都积压了10件杀人案，眼下这桩凶杀案又给他们增加了难以承受的负担，所以他们都希望能在现场解决问题，马上弄个水落石出。在这里，最终的结局、紧张的工作和工作的干劲交织到了一起。
干了几年之后，你会爱上这一行。我走进那间会议室时惊异地发现自己还挺想再干这一行的。
会议室的布置极为优雅：黑色的桌子、黑色的高背皮椅，透过玻璃墙壁可以看见外面夜色中摩天大楼里的灯火。会议室里，技术鉴定人员在那姑娘的尸体旁忙碌着，并轻声地交换着意见。
她的金色秀发剪得很短。湛蓝的眼睛，性感的嘴唇，高高的身材，四肢修长，像个运动员。她的衣裙是黑色的，质料很薄。
格雷厄姆正在全力以赴地进行检查；他站在桌子的另一端，一只手拿着小手电筒，另一只手里拿着笔记本，正眯缝着眼看那姑娘脚上那只造型独特的黑色高跟鞋。
验尸官的助手凯利正准备把那姑娘的手用纸袋套上系好以起到保护作用。康纳阻止了他：“稍等一下。”康纳看了看一只手，仔细察看了手腕，然后又朝指甲缝里看了半天。他在一个指甲上闻了闻，接着在每一个指头上轻轻地弹了弹。
“别费心了，”格雷厄姆的话说得很干脆，“还没有僵硬呢。指甲缝里没有残存碎片，没有皮层或者衣服的纤维。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搏斗的痕迹。”
凯利把纸袋套了上去。康纳问他：“你能确定死亡时间吗？”
“我正在进行查验，一会儿就能知道结果。”
康纳用手摸了摸她身上那黑裙子的质地，检查了一下商标。这时技侦处的海伦说：“是山本的。”
“我看见了。”康纳说道。
“什么是山本？”我问道。
海伦答道：“日本服装设计师，设计的服装价格昂贵。这件不起眼的黑玩意儿至少要卖5000美金。这还是假定她买的是二手货。新的要1.5万美金呢。”
“能跟踪这条线索吗？”康纳问她。
“大概可以。这要看她是在这儿买的，还是在欧洲或是东京买的。查一下需要一两天时间。”
康纳马上就失去了兴趣。“算了，那样就太晚了。”
他拿出一个小型光纤电筒，用来检查姑娘的头皮和头发。接着，他迅速检查了两个耳朵。他看了右耳后十分惊讶，轻声说了句什么。我从他肩膀上方看过去，看见她的耳环孔里有一滴干了的血迹。我凑上去时大概是挤着康纳了，因为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说：“让一让，后辈。”
我向后退了一步，说：“对不起。”
接着康纳在她的嘴唇上闻了闻，又迅速地开合了一下她的下颚，用小手电在她的嘴里四壁碰了碰。然后，他把她的头朝两边拨动了几下，还在她的脖子上轻轻地摸了一会儿，几乎是用手指在抚摸。
接着，他突然离开了尸体：“好了，我已经查完了。”
随后他便离开了会议室。
格雷厄姆抬起头说：“在犯罪现场，他从来都毫无用处。”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我说道，“我听人说他是个很了不起的警探。”
“哦，见鬼，”格雷厄姆不以为然地说，“你自己就能看出来。他甚至连该干什么都稀里糊涂，不懂工作程序。康纳根本就算不上侦探。他有关系。他就是靠这点办了那些使他闻名的案子。你还记得76年的新川蜜月枪杀案吗？不知道？我想那时你还没来呢，彼得君。新川案件是什么时候的事，凯利？”
“76年。”凯利答道。
“对，是76年，是那年的一桩大案呢。新川先生和他太太是来洛杉矶度蜜月的一对年轻夫妇。他们是站在东市区的马路边上时被人从疾驶而过的汽车上开枪打死的。像是一桩帮派间常采用的汽车枪杀案。更糟糕的是，验尸的时候发现女的已经怀孕了。新闻界忙得不亦乐乎，说什么洛杉矶警察局对团伙暴力无能为力等等。我们收到了从全市各处寄来的信件和汇款。大家都对这对新婚年轻夫妇的遭遇深感不安。可是受命负责此案的警探屁也没查出来。我是说，这是一桩杀害日本国民的案子，他们却毫无进展。
“所以，一个星期之后，他们请来了康纳。他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把案子给破了，真算得上侦破史上的奇迹。我的意思是说，已经过了一个星期，有的证据已经消失。那对蜜月夫妻的尸体已经运回了大阪，出事地点的街角处人们摆放的白花已经枯萎，堆成了小山。可是康纳却查明那个叫新川的年轻人在大阪就不是个好东西。他还查出发生在大街上的帮派式枪击事件实际上是一桩在日本策划、到美国执行的预谋凶杀案。他证实了那个下流坯丈夫实际是个冤死鬼，是被误杀的。他们原计划用枪打死那个妻子，因为他们知道她已经怀了孕。他们这么干是要教训教训她的老子。这一来，康纳把整个案子都弄清了。真他妈神了，啊？”
“你认为他是靠他在日本的关系破的案？”
“你说说看嘛，”格雷厄姆说道，“据我所知，那以后不久，他就去日本呆了一年。”
“干什么去了？”
“听说他替一家感谢他的日本公司当保安。他们待他不错，是报答他。他为他们干了件事，他们酬谢他。反正我是这么猜测的。谁也不知其中的真情。不过他这个人不是干侦探的料。天老爷，你看看他现在那样儿。”
康纳在敞开式办公室里，仰头看着天花板，神情恍惚，若有所思。他先是朝着一个方向看，继而又朝着另一个方向看。他似乎正试图下定决心。突然，他大步流星地向电梯走去，像是准备离开似的，接着却猛地转过身，走回办公室中央站定。随后他就开始检查起房间四处摆放的盆栽棕榈树的叶子来。
格雷厄姆摇摇头。“这是搞什么名堂？园艺？我跟你说吧，他这人很怪。你知道，他不止一次去过日本，每次都要回来，在那儿呆不了多长时间。日本就像一个女人，对他来说，有她没她日子都不好过。你知道吧？我自己就他妈不明白。我喜欢美国。至少，是目前还存留的美国。”
格雷厄姆转过身，看见技侦处那个小组已经逐渐离开尸体向外搜索。他问道：“你们这些伙计们找到了那条内裤没有？”
“还没有呢，汤姆。”
“正在找，汤姆。”
我问道：“什么内裤？”
格雷厄姆掀起那姑娘的裙子：“你的朋友约翰不想再进一步查下去了，但我觉得这里面大有文章。我想她没穿内裤，而鼠蹊上有一道红印子，显然是内裤给扒掉前留下的。有迹象表明，在她被害前有过被迫的性行为。所以我才让他们找那条内裤。”
技侦小组有个人说：“也许她本来就没穿。”
格雷厄姆说：“她穿了，这不会有错。”
我转身问凯利：“她有没有吸毒？”
他耸了耸肩。“体液的化验结果很快就能出来。从外观上看，她很干净，非常干净。”我注意到凯利说这话时明显感到很不自在。
格雷厄姆也注意到了。“凯利，看在上帝的分上，你那副熊样儿干什么？是我们没能让你去赴一次深夜约会还是怎么的？”
“不是，”凯利说道，“说实话，她身上既找不到搏斗挣扎的痕迹，也没有吸毒的迹象——我看不出她被人谋杀的任何迹象。”
格雷厄姆问道：“没有谋杀的迹象？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凯利说道：“这姑娘喉咙上的伤说明她很可能有性受虐综合症的癖好。在脂粉下面有曾经被捆绑的痕迹，而且是多次。”
“所以？”
“所以，从技术上来说，也许她不是被人害死的。也许只是一个意外。”
“哦，天啦，说下去。”
“很可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死于抑制，是瞬间生理死亡。”
“什么意思呢？”
他耸耸肩说：“这人就这么死了。”
“一点原因也没有？”
“这个嘛，也不完全是。这种死亡往往伴随有心脏或神经的小创伤。但这种创伤一般情况下不会导致死亡。我以前碰到过几个这样的案子。一个10岁男孩胸部被一只棒球撞了一下——并不重——但却倒毙在学校的运动场上了。他周围20米内一个人也没有。还有一个案子：一个妇女开车时出了点小意外，胸口撞在驾驶盘上，撞得并不重。当她打开车门往外走的时候，突然倒在地上死了。一般来说，对于颈部或胸部的撞击、损伤似乎容易导致这种猝死，因为这类伤害可能刺激与心脏相通的神经。所以说，是这样，汤姆。从技术角度来看，猝死是完全可能的。由于发生性行为不是什么重罪，所以这可能不是谋杀。”
格雷厄姆乜斜着眼问道：“你的意思是，也许她不是被谋杀的？”
凯利耸耸肩，他拿起活页夹说：“我并不打算把这个想法写下来。我将把窒息致死列在死亡原因中，仅次于强行窒息致死。因为也有可能她是被勒死的。但你也必须考虑到，她也有可能不是被勒死的。也许她就这么突然死掉了。”
“见鬼，”格雷厄姆说道，“我们把这一点记录在案，把它记在验尸官的想象一栏里。你们其他人找到她的身份证件没有？”
还在房间里继续搜查的技侦处的人嘟囔着说还没有。
凯利说：“我想死亡时间已经出来了。”他看了看温度计探针，然后对照一张表查起来。“内部温度是96.9度。在这样的室温条件下，已死亡近3个小时了。”
“近3个小时了？太好了。你听着，凯利，我们早就知道她是今夜的某个时刻死的。”
“我最多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凯利说着摇了摇头。“遗憾的是，如果时间少于3个小时，冷却曲线是无法准确给出死亡时间的。我只能判断死亡时间是在3小时之内。不过我的印象是，她已经死了有一段时间了。坦率地说，我认为接近3小时。”
格雷厄姆转身问技侦小组的人说：“有谁找到了内裤？”
“还没有呢，中尉。”
格雷厄姆环视了一下办公室，说：“既没有手袋，也没有内裤。”
“你是否觉得有人清理了现场？”我问他。
“我不知道，”他答道，“一个身穿价值3万美金裙子的姑娘来参加招待会而不带手袋，这符合常理吗？”然后，他从我的肩头望过去，笑着说：“唔，彼得君，你知道吧，有个崇拜你的人来看你了。”
朝我大步走来的是市长的新闻秘书埃伦·法利。她35岁，深黄色的秀发剪得短短的，贴着脸庞，总是修饰得很漂亮。她年轻时当过新闻播音员，到市长办公室工作已经很多年了。她的动作潇洒、步履轻快、体态诱人。人人都知道她保持这种体态有她的特殊用处。
我很喜欢她。在局里新闻处工作的时候我曾替她办过两件事。由于市长和警察局长之间素有嫌隙，所以从市长办公室来的一些要求有时就通过埃伦传给我，由我来处理。这些大多数都是区区小事，把某项报告的发表时间推迟到周末，让它在星期天见报，抑或是虽然已经对某个案件提出了起诉，但宣布的时候却说还没有。我都给她办了，因为她为人心直口快，从不隐瞒自己的想法。看来这一次她又准备直言不讳地谈自己的看法了。
“我说，彼得，”她开口说道，“我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不过，一个叫石仓的先生到市长面前狠狠地告了你们一状——”
“可想而知的——”
“市长让我提醒你们，这个城市的官员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对外国人粗暴无礼。”
格雷厄姆拉大了嗓门说道：“尤其是因为他们向竞选活动提供了巨额资金。”
“外国人是不能出钱资助美国的政界竞选的，”法利说道，“这你又不是不知道。”接着她的声音低下来：“这是个很敏感的案子，彼得，你要谨慎行事。你知道，日本人特别关注他们在美国受到的待遇。”
“好的，我知道。”
她透过会议室的玻璃隔板朝外面那间敞开式办公室看去：“那不是康纳吗？”
“是的。”
“我还以为他退休了呢。他来这儿有何贵干？”
“帮我处理这件案子。”
法利皱了皱眉头：“你知道吧，日本人对康纳抱有一种复杂的心理。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一个喜欢日本的人一旦走上了另一个极端，就变成了一个对日本的攻击者。”
“康纳并不是什么攻击者。”
“石仓觉得自己受到了粗暴的对待。”
“石仓是在对我们指手画脚，”我说道，“这儿有个姑娘被杀了，可大家似乎都把这事置之脑后——”
“得了吧，彼得，”她说道，“没有人对你指手画脚地告诉你该怎么干。我只是说你得考虑特别——”
她突然不往下说了。
她的目光落到那尸体上。
“埃伦，”我喊了她一声，“你认识她？”
“不认识。”她把脸转了开去。
“真的？”
我注意到她有点不知所措。
格雷厄姆问她：“你早些时候在楼下见过她？”
“我想没——也许。我想是见过。听我说，伙计们，我得回去了。”
“埃伦，告诉我们。”
“我不知道她是谁，彼得。你知道，要是认识她，我会告诉你的。跟日本人打交道要客气一点。市长关照我告诉你们的。我得走了。”
她匆忙朝电梯走去。我望着她离去的背影，心中有些不安。
格雷厄姆走过来站在我身边说：“她真够味儿。不过，她甚至对你也不很坦诚。”
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甚至对我？”
“大家都知道你跟法利两个人是一条新闻呢。”
“这是什么话？”
格雷厄姆在我肩膀上捅了一拳：“得了吧，现在你已经离了婚，谁也不会说三道四的。”
“那不是真的，汤姆。”我说道。
“你想怎么干都可以，像你这样一表人才的美男子。”
“我告诉你，没有那回事儿。”
“行啦，行啦！”他把手举了起来。“我的错，我的错。”
我看见法利走到了敞开式办公室的那一头，从绳子下面钻了过去。她按了按电梯门口的按钮，边等边不耐烦地用脚尖轻轻敲击着地面。
“你真的认为她认识这姑娘吗？”我问道。
“她肯定认识，”格雷厄姆说，“你知道为什么市长喜欢她？她站在他边上，轻声地把每个人的名字报给他听。有些是她多年不见的人了。丈夫也好、妻子也好、孩子们也好，不管是谁。法利知道这个姑娘是谁。”
“那她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妈的，”格雷厄姆骂了一声，“这件事对某个人来说一定非常重要。她像兔子似的，溜得真快，是不是？我说我们最好弄清楚这个死去的姑娘是谁。我绝对不愿意成为这个城市里最后一个知道情况的人。”
康纳站在房间的那一头，向我们招手。
“他现在要干什么呢？”格雷厄姆说道，“那种样子招手。他手里拿了什么？”
“好像是只手袋。”我说道。
“谢里尔·琳·奥斯汀，”康纳念道，“生于得克萨斯州米德兰，毕业于得克萨斯州立大学。23岁。在韦斯特伍德有公寓住房，到此地时间不长，得克萨斯的驾驶执照还没有换掉。”
手袋里的东西都摊在了办公桌上。我们用铅笔拨动着这些东西。
“你在哪儿发现这只手袋的？”我问道。这是一只用珠子编串的小巧玲拢的黑色女式手袋，搭扣是一颗大珍珠做的，是40年代的上乘精品，非常珍贵。
“在靠近会议室的一颗盆栽棕榈树下找到的。”康纳拉开了夹层的拉链。一小卷钞票掉在桌上，都是100美元一张的。“很好，奥斯汀小姐受到很好的关照。”
我问道：“没有汽车钥匙？”
“没有。”
“这么说她是跟别人一起来的。”
“显然也打算和某个人一起离开。100元的大票子出租汽车是找不开的。”
此外还有一张金黄色的美国捷运卡、一支唇膏和一个小粉盒。
一包柔和七星牌香烟，是日本的牌子。一张东京大胜夜总会的会员卡。四粒蓝色的小药丸。大体上就是这么些东西。
康纳用铅笔把手袋挑着让它倒竖起来，这时有一些绿色小颗粒状的东西掉到了桌上。“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不知道。”我承认说。格雷厄姆拿起放大镜对着它们看起来。
“是山榆菜裹的花生。”康纳说道。
山榆是一种绿色辣根，在日本餐馆里用做调料。可我从来没听说过山榆裹花生。
“不知道在日本以外的地方有没有这东西卖？”
格雷厄姆说道：“我看到的够多了。约翰，你现在是怎么想的呢？石仓会不会把你要的证人找来呢？”
“我想不会很快。”康纳答道。
“对呀，”格雷厄姆说，“要到后天，等这些人听完律师跟他们说明该怎么讲话之后，我们才能见着这些人。”他从桌子旁边向后退了两步。“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拖延时间？这姑娘是被日本人杀害的。我们要应付的就是这么一个案子。”
“有可能。”慷纳说道。
“嘿，伙计，岂止是有可能。我们在这个地方。这里是他们的大楼。那姑娘是他们所垂涎三尺的那种美人儿，一朵长刺的玫瑰花。你知道这些小日本个个都想抱着排球运动员玩一玩。”
康纳耸耸肩：“也许吧。”
“得了吧，”格雷厄姆说道，“你知道这些家伙在国内的时候替大公司干活，挤地铁上下班，整天都过得不舒心，不知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现在，他们摆脱了国内的种种束缚，到了我们这儿来，一下子变得有钱了，变得自由自在，可以为所欲为了。有时候他们当中有人就得意忘形起来。你说我讲得对不对？”
康纳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良久才说道：“所以，汤姆，你觉得一定是一个日本人在中本公司会议室的桌子上杀了这姑娘？”
“对。”
“作为某种象征性行动？”
格雷厄姆耸耸肩：“天啦，谁知道呢？我们并不是在谈正常情况应当是如何如何嘛。不过，有一点我要告诉你，即使这是我所能做的最后一件事，我也非他妈把这个混蛋捉拿归案不可。”
5
电梯迅速下行。康纳靠在玻璃壁板上。“不喜欢日本人可能有多种原因，”他说道，“可是格雷厄姆却一条也沾不上。”他叹息一声接着说：“你知道他们说我们什么吗？”
“说什么？”
“他们说美国人太热衷于总结理论了，说我们没有用多少时间来观察现实世界，所以我们不了解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是不是禅宗思想？”
“不是。”他笑道，“这只是一种见解。你如果去问一个日本电脑经销商对美国同仁的看法，他也会这样告诉你的。在日本，与美国人打交道的人都持这种看法。你只要看一下格雷厄姆，就知道他们所言极是了。格雷厄姆没有切实的认识，没有亲身的感受。他的脑子里只有一大堆偏见和从各种媒介中接受的不合实际的狂想。他对日本人可以说一无所知——他也从来没有想去了解。”
“这么说你觉得他说得不对？”我问道，“这姑娘不是被日本人杀死的？”
“我可没这么说，后辈，”康纳答道，“很有可能被他言中。不过现在——”
电梯门开了。我们看见了招待会的场面，乐队正在演奏《月光小夜曲》。有两对前来参加招待会的夫妇走进电梯。他们看上去像是真正的有产者。两个男的头上已是银丝缕缕，外表引人注目。那两个女的很时髦，但却俗不可耐。其中一个女的说：“她比我想象的矮小。”
“是啊，矮小多了，那么……那人是她的男朋友吗？”
“我想是的，他不就是录像里和她在一起的那个人吗？”
“我想就是他。”
其中一个男的说：“你觉得她的乳房整过形吗？”
“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可是我就是个例外。”另一个女的笑着说。
“是这样，克里斯蒂。”
“不过我正在考虑这么做。你看见埃米莉没有？”
“哎哟，她把她的整得那么大。”
“呃，简起的头嘛，要怪她。现在大家都把乳房做得大大的。”
那两个男的转身朝窗外望去。“这幢楼真气派，”其中一个说，“细节设计令人叫绝。投入的资金一定相当可观。你现在跟日本做生意多不多，罗恩？”
“大约占20%吧，”另一个答道，“比去年少些。我得把高尔夫球练好，因为他们总是要玩高尔夫球。”
“占你生意的20%？”
“是啊。他们正在逐步买下我们的奥伦治县。”
“那是不假。他们早已把洛杉矶给买下了。”其中一个女的说着笑了起来。
“唔，即使还没有，也快了。那边的阿科大厦是他们的了，”那男的指着窗外说，“我想洛杉矶市中心的70%到75%已经属于他们了。”
“夏威夷那边的比例更大。”
“见鬼，他们已经拥有夏威夷了——檀香山的90%、科纳海岸一带100%都是他们的天下了。他们像发了疯似的修建高尔夫球场。”
一个女的说：“明天的《企业时报》会不会刊登这次招待会的消息？有很多照相机在拍照。”
“我们明天别忘了看一下。”
这时，电梯里又是那个声音用日语说道：“我们快到了。”
电梯在停车场那一层停稳后，那几个人都下去了。康纳望着他们离去的背影摇了摇头。“世界上哪个国家的人都不会像这样无动于衷地谈论自己国家的城市或州被卖给外国人的事。”
“谈论？”我说道，“就是他们这些人卖掉的。”
“是啊，美国人非常热衷于卖东西。日本人对此深感惊讶。他们认为我们这是经济上的自杀。他们没说错啊。”康纳说着按了一下电梯控制板上的“紧急”键。
一阵轻轻的警铃声。
“你动那个干什么？”
康纳看着装在电梯天花板一个角上的电视监视摄像机，朝它高兴地招了招手。内部通话系统里传出一个声音：“晚上好，警官先生们。需要我帮忙吗？”
“是的，”康纳说道，“我是在和大厦的保安人员说话吗？”
“是的，先生，是你们的电梯出毛病了？”
“请问你们在哪儿？”
“我们在大厅这一层，东南角，在电梯的后面。”
“谢谢你。”康纳说了一声，接着按下了去大厅楼层的键钮。
6
中本大厦的保安值班室地方并不大，也许只有7米长5米宽，被3组巨大的电视监视器组合显示屏占去了大部分空间。每组显示屏有十来个小监视屏幕。不过此刻，大部分屏幕都是黑洞洞的长方形，没有画面。从其中一排屏幕上可以看见大厅和停车场的情况。有一排监视屏幕映出的是正在进行的招待会的场面。从第3排监视屏幕上则可以看见第46层楼上警察正在工作的情况。
杰罗姆·菲利普斯是值班的警卫，是个四十五六岁的中年黑人。他身上穿的中本公司的保安制服的领口已经被汗水湿透，两个腋窝下也已浸湿。我们进来时，他让我们别把门关上。对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他明显表现出某种不安。我觉得他有事想瞒过我们，但康纳却很和气地走了过去，我们出示了证件并和他握了握手。康纳成功地摆出一种大家都是搞安全保卫工作的，只不过在一起随便聊聊的姿态。“今天晚上一定忙得很吧，菲利普斯先生？”
“是啊，一点不假。招待会，还有其它事。”
“这小房间真够挤的。”
“伙计，”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说，“你可说对了，刚才他们都挤到这儿来了。我的天哪。”
“什么他们？”我问道。
康纳看了看我后说：“那些日本人离开46楼之后，就下到这里来从监视器上观察我们。是不是，菲利普斯先生？”
菲利普斯点点头。“没有全来，不过也来了不少，在这儿抽起烟来，边抽边看，还不断地传看传真。”
“传真？”
“是啊，每隔几分钟就有人拿一张传真进来。写的都是日本字。他们传着看，然后就评论一番。接着，有一个人就出去发一个传真回去，其余人就留在这儿看你们在上面干什么。”
“也能听见我们说话吗？”康纳问道。
菲利普斯摇摇头说：“听不见。我们没有安装声音传送装置。”
“我很惊讶，”康纳说道，“这套设备看来很现代化嘛。”
“很现代化？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这些人啦，我说一点你们听听。这些人干得真不错。他们的火警系统和防火系统都是最好的，还有最先进的防震系统，当然还有第一流的电子保安系统：摄像机、探测器等等，一切都是最好的。”
“这我看得出来，”康纳说道，“所以我才对他们不安装声音监听器感到惊讶。”
“没有声音监听装置，而且也不是彩色监视器。他们装的是高分辨率的黑白监视器。什么原因我可不知道，这和摄像镜头有关，也和它们的安装有关，我就知道这些。”
在显示板上，我看见有5台监视器的屏幕上都是46楼的场面，是从不同的摄像镜头上传送过来的。看来，日本人在这一层楼到处都装有摄像镜头。我想起当时康纳在敞开式办公室到处走动、抬头看天花板的情景。他肯定是发现有暗藏的摄像镜头了。
现在，我看见在那间会议室里，格雷厄姆正指挥他手下的人。他还抽着一枝香烟——这完全违反了在犯罪现场工作的有关规定。我看见海伦先伸了个懒腰，接着又打了个哈欠。与此同时，凯利正准备把那姑娘的尸体移到裹尸布上，然后把她装进带拉链的袋子里，他正——
这时，我突然想到：
那上面他们也装了摄像机！
总共有5架不同角度的摄像机。
覆盖了这层楼的所有部分。
我说道：“哦，天哪。”话音未落就十分激动地迅速转过身。我正待开口说话，康纳泰然自若地朝我笑了笑，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他捏了捏我的肩膀——很用力。
“中尉。”他说道。
他这一下捏得真够狠的，我忍住疼没往后缩。“什么事，上尉？”
“我想问菲利普斯先生几个问题，我想你不会反对吧？”
“哪能呢，上尉，请吧。”
“你是不是可以做一下记录？”
“好的，上尉。”
他松开了我的肩膀。我拿出笔记本。
康纳坐在桌沿上问起来：“菲利普斯先生，你在中本公司保安部门干了不少时间了吧？”
“是的，先生，到现在大概6年了。我刚开始时在他们的拉哈布拉那家工厂干活，后来我的腿受了点伤——是一次车祸——行走不方便了，所以他们让我干保安，就在那家厂里。你知道，这样我就不用来回走动了。后来，他们在托兰斯新办了个厂，就把我调到那儿去了。我妻子也在那家厂里找了一份工作。他们在那儿搞丰田汽车的局部组装。这幢大楼建成之后，他们把我从托兰斯那边的厂里调来，专门值夜班。”
“哦，总共6年了。”
“是的，先生。”
“你肯定很喜欢这工作。”
“怎么说呢，这是一件比较牢靠的工作。在美国能这样就很不错了。我知道他们不大看得起黑人，不过他们待我倒一直不错。哦，在此之前，我在范努易斯的通用汽车公司干过，那个厂……你知道，已经不存在了。”
“是啊。”康纳深表同情地说了一声。
“那个地方，”菲利普斯想到那个地方就直摇头，“妈的，那帮搞管理的家伙派些笨蛋到车间里来。你都不会相信的，还都是企业管理硕士，底特律大学毕业生，可是这些笨蛋屁都不懂，他们不懂装配线上的工作，分不清什么是机床，什么是冲床，可是他们却把工长们弄得团团转。他们一年都他妈能挣20万，可是却屁也不懂一个。没有一样事是干得好的。生产出来的汽车根本不行。可是在这儿，”他拍了拍计数器，“可是在这儿，如果我有问题，或者某个东西出了毛病，我就向某个人报告。他们马上就能来。他们对这个系统了如指掌，知道它是如何运转的。我们共同商量，很快就把故障排除了。用不了多少时间，当场就能解决问题，这就是区别所在。我可以这样跟你说：这些人很用心。”
“所以你很喜欢这儿。”
“他们一直待我不错。”菲利普斯说着点点头。
我并不觉得他这话是什么赞美之辞。我倒觉得他对自己的雇主并没有什么偏爱，只要再问几个问题就能找到突破口。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诱发这种突破。
“忠诚非常重要。”康纳边说边点头，表示很理解他。
“他们希望你对他们忠诚，”他说道，“他们希望你把所有的热情都倾注到公司上面。所以你们知道吧，我总是提前15到20分钟来上班，下班时间到了我还要再呆上15到20分钟。他们看你这样加班加点就很高兴。我在范努易斯那家厂里干的时候也是这么做的，可是谁也没有把它当回事。”
“你什么时候值班？”
“从9点到第二天早上7点。”
“今天晚上呢？你是什么时候来接班的？”
“8点3刻。我说过，我总是提前15分钟到。”
报案电话是8点半前后打的，所以如果这个人是8点3刻到的，那么在他到之前15分钟，那件杀人案已经发生了，他不可能看见。“在你前面值班的是谁？”
“呃，一般情况下都是特德·科尔，不过，我不知道今天晚上是不是他值的班。”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位警卫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眼睛望着别处。
“这是怎么回事呢，菲利普斯先生？”我略微加重语气追问了一句。
他眨了眨眼睛，皱起眉头，一声没吭。
康纳很平和地接上来说：“菲利普斯先生来接班的时候，特德·科尔没有在岗位上，是不是，菲利普斯先生？”
警卫摇摇头说：“他不在岗位上。”
我正想再问一个问题，康纳却把手一扬：“菲利普斯先生，我想，你8点3刻走进这间值班室的时候，一定吓了一跳。”
“你说对了，我真吓了一跳。”菲利普斯说道。
“你在那种情况下是怎么做的呢？”
“呃，当时我就对那个人说：‘我能帮你做点什么？’我很客气，不过口气也很硬。我是说，这毕竟是保安值班室。我不认识这个人，以前也从来没见过他。这家伙很紧张，非常紧张。他对我说：‘少管闲事。’真他妈横，好像这儿是他家的天下。他拎着手提箱，从我面前冲了出去。我说：‘对不起，先生，我得看看你的证件。’他没有理睬，继续朝前走，穿过大厅，走下了楼梯。”
“你没有想办法拦住他？”
“没有，先生，我没拦他。”
“因为他是日本人？”
“你说对了。不过我打电话向保安中心报告了——保安中心在9楼——我说我在值班室发现一个人，可是他们说：‘不用担心，没有事儿。’不过我也听得出来，他们也挺紧张的。每个人都很紧张。这时我看见监视器上……那个死了的姑娘。这时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康纳问道：“你看见的那个人，你能说说他的样子吗？”
菲利普斯耸耸肩。“30，35岁，中等个儿，穿着跟他们一样的藏青西服。实际上他比他们大多数人看上去要聪明。他戴着这种上面有三角形图案的领带。哦，他手上有一道疤，像是烫伤之类留下的。”
“哪只手？”
“左手，是他在关手提箱的时候我看见的。”
“看见箱子里的东西了？”
“没有。”
“你进来时他正在关箱子？”
“是的。”
“你是否觉得他从这儿拿走了什么东西？”
“我真的说不上来，先生。”
对菲利普斯这种躲躲闪闪的回答，我开始感到厌烦，我说道：“你觉得他拿走了什么？”
康纳瞪了我一眼。
菲利普斯态度变软了：“我真的不知道，先生。”
康纳说道：“当然，你不知道。你不可能知道别人的手提箱里装有什么。顺便问一句，你们这些保安摄像机上监视到的情况是不是要录像？”
“是的。”
“你能说说你们是怎么做的吗？”
“当然可以。”这位保安人员从桌子旁边站起来，走去打开了房间那头的一扇门。我们跟着他进了另一个小房间，像个小密室，里面放着一排排小金属箱子，从地面一直堆至天花板。每只金属箱上都标有日文字和数码，上面都亮着一盏红色指示灯和一个发光二极管计数器，上面的数字在向前翻滚。
菲利普斯说道：“这些就是我们的录像机。它们把大楼里每台摄像机上输送过来的信号录制下来，都是8毫米高清晰度黑白录像带。”说着他举起一小盒录像带，就跟盒式录音磁带大小差不多。“每盒录像带可以录8小时的东西。我们每天晚上9点换录像带，我每天来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干这个。我把原来的带子取出，换上新的。”
“你今天晚上是不是9点钟换的带子？”
“是的，先生，跟以往一样。”
“你取下的带子怎么处理？”
“保存在这下面的磁带箱里。”说着他弯下身把几只长长扁扁的抽屉指给我们看。“录下来的东西我们要保存72小时，也就是3天。所以我们总共有9套录像带。每3天就轮着用一次。懂我的意思不？”
康纳有些迟疑。“我最好还是把它记下来。”他拿出一个小记事本和一支笔。“呃，每盒录像带可以用8个小时，你们总共有9套带子……”
“对的，对的。”
康纳写了一会儿，然后很恼火地甩了甩笔：“这个破笔，没墨水了。你这儿有废纸篓吗？”
菲利普斯指着墙拐角说：“就在那儿。”
“谢谢。”
康纳走过去把笔扔进了废纸篓。我把我的笔递给他。他接着又写起来。“你是说你们有9套录像带，菲利普斯先生……”
“是的，每套带子都用字母编上号，从A到I。我9点接班后，把带子退出，看看上面编的号，然后把编着下一个顺序号的带子放进去。比如今天晚上，我取出C号带。然后就放进了D号带，也就是现在在机子上运行的那套录像带。”
“我明白了，”康纳说道，“而后你就把C号带放进这里的一个抽屉里。”
“对了，”说着他拉开其中一个抽屉，“就是这些带子。”
“我可以看一下吗？”康纳说着很快扫视了那贴着编号标签、摆放得整整齐齐的一排录像带，接着又很快打开其它抽屉，看了看存放在里面的带子。除了字母编号不同，所有的抽屉看上去完全一样。
“我想我现在明白了，”康纳说道，“实际上你们是用9套带子轮番倒换。”
“一点不错。”
“所以每隔3天就用到一次。”
“对。”
“保安部门什么时候开始使用这一系统的？”
“这是幢新大楼，不过我们已经使用了大概两个月了吧。”
“我觉得这是一套组织安排得非常好的保安监视系统，”康纳称赞道，“谢谢你向我们所做的解释，我还想再问一两个问题。”
“可以。”
“你看这儿的这些计数器——”康纳指著录像机上的发光二极管计数器说道，“它们所显示的好像是从装上带子开始录像到现在为止的时间，对不对？现在将近11点了，你是9点钟把带子放进去的，上面这台录像机上显示的是1：55：30，接下去的一台显示的是1：55：10，等等。”
“对的。我放带子时是一个接着一个放的，当中有几秒钟的间隔。”
“噢。这几台显示的大致上都是两个小时，可是我看见这下面有一台录像机上记录的时间只有30分钟。它是不是坏了？”
“唔，”菲利普斯皱起眉头，“我想大概是的。我换带子的时候是挨个儿换的，我已经说过了。可是这些录像机都是最新技术的产品，有时候也会出些故障。也许是电源出了什么毛病造成的。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是的，完全可能。”康纳说道，“你能告诉我是哪台摄像机跟这台录像机相连吗？”
“当然可以。”菲利普斯念了一下录像带的号码，然后走到外面那个有显示屏的房间里。“是46。”6号，”他说道，“是这个监视屏。”他轻轻拍了拍那台监视器的屏幕。
这台监视器连着敞开式办公室里的一台摄像机，是监视第46层整个楼面的。
“可是你们看，”菲利普斯说道，“这个系统的优越性在于，即使某一台录像机出了毛病，那层楼面上还有其它摄像机。其它几台录像机看来工作还是正常的。”
“是啊，它们的工作是正常的，”康纳说道，“顺便问一句，你能告诉我为什么第46层楼要装这么多摄像机吗？”
“我刚才没跟你解释，”菲利普斯答道，“不过你知道他们很讲求效率。按他们的说法就是，要监督办公室里工作的人。”
“那么这些摄像机主要是用于监视白天在这里上班的人，帮助他们提高工效的，是吧？”
“我听说是这样。”
“嗯，我想我要问的就这些了。”康纳说道，“哦，还有件事，上哪儿能找到特德·科尔？”
菲利普斯摇了摇头说：“不清楚。”
“你和他一起出去玩过，交往过没有？”
“去过，但是不多。他脾气很怪。”
“到他住的地方去过没有？”
“没去过，他这种人神秘得很。我想他大概是住在他母亲或什么人那儿。不过我们去过一家酒吧，叫帕洛米诺，在机场那边。他喜欢那个地方。”
康纳点点头。“最后一个问题：离这里最近的付费电话在哪儿？”
“在外面的大厅里，右边靠洗手间的地方。不过你可以使用我这里的电话。”
康纳热情地握了握他的手，说：“菲利普斯先生，我很感激你能抽时间与我们谈话。”
“这没关系。”
我把我的名片递了过去。“菲利普斯先生，如果你今后想起可能对我们的工作有帮助的事情，请给我们打个电话。”说罢我离开了那儿。
7
康纳站在大厅里那部付费电话跟前。这种新型立式电话亭里有两只送话器，一边一只，所以一条线上可以有两个人同时讲话。东京前几年就装上了这种电话亭，现在洛杉矶市内也到处可见。太平洋贝尔公司已不再是美国公用电话的主要供应商，日本厂家也打入了美国的这个市场。我见康纳正把这部电话的号码抄在笔记本上。
“你在干什么呢？”
“今晚我们有两个互不相干的问题要回答。一个是，那姑娘怎么会被人害死在一个办公楼层里的。我们还得弄清是谁打电话报的警，把这桩杀人案捅给我们。”
“你认为那个电话是从这儿打的？”
“有可能。”
他合上笔记本，然后看了看表，说：“时候不早啦，我们走吧。”
“我觉得我们正在犯一个大错误。”
“此话怎讲？”康纳问道。
“我不知道应不应该把那些录像带留在保安值班室里。要是我们走了之后有人把带子换走怎么办？”
“早给换掉了。”康纳答道。
“你怎么知道？”
“我是舍弃了一枝很好的钢笔才证实这一点的，”他说道，“好啦，走吧。”他径直朝通向停车场的楼梯口走去。我跟了过去。
“你知道吧，”康纳说道，“菲利普斯开始解释录像带如何周转使用的时候，我就怀疑带子可能已被人调换。问题是怎样证实这种怀疑。”
康纳的声音在钢筋水泥的楼梯井里回响。他两步并作一步迅速朝下走去。我紧紧跟在他后面。
“如果有人来换带子，”他继续说道，“他们怎么干才好呢？他们是要冒风险的，所以手脚就要非常快，但他们很怕弄错了露出马脚。当然，更不愿留下可能成为罪证的那些录像带。于是他们很可能会把整套带子全都调换。拿什么来换呢？当然不能用后面一套带子来换上去，因为一共只有9套带子，少一套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如果只剩8套带子了，那么有一个装录像带的抽屉就成了空的。所以，他们得拿一套新带子把那套带子换下来。20盒崭新的带子。这就意味着我应当检查一下垃圾桶。”
“所以你才把那只笔给扔了？”
“是啊。我不想让菲利普斯知道我在干什么。”
“结果呢？”
“桶里有许多揉得皱成团的塑料包装纸，都是新录像带上的包装纸。”
“哦。”
“我知道带子已被调换之后，接下去要弄清的问题就是他们换了哪一套。我就装糊涂，每个抽屉都看了一下。也许你注意到了C套带子，也就是菲利普斯来接班后换下的那一套，上面所贴的标签比其它几套上的要稍微白一些。这种差别很不明显，因为这个值班室开始工作才两个月。但差别还是看得出来的。”
“我懂了。”有人到保安值班室来过，拿出20盒新录像带，把它们的包装撕去，贴上新标签后放进了录像机里，换走了录有杀人作案过程的录像带。
我说道：“要我说，菲利普斯实际知道的情况比他刚才告诉我们的要多。”
“也许吧，”康纳说道，“但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再说，他知道的情况也有限。报案的时间是8点30分左右，菲利普斯是8点3刻到的，所以他没有看到案发时的情况。我们可以假定他前面的那个叫科尔的保安人员看见了所发生的事。可是到8点3刻的时候，他却不见了，而值班室里却有个陌生的日本人正在关手提箱。”
“你认为他就是换带子的人？”
康纳点点头。“很有可能。事实上，如果这人就是凶手，我也不会感到吃惊。我希望能在奥斯汀小姐的寓所解开这个疑团。”他推开门，我们走进了停车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