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

 

  54

  标题是《西城区发生越南团伙暴力事件》。报道说,洛杉矶警察局特种勤务处官员彼得·史密斯是一起恶性仇杀的目标。这起仇杀的组织者是一帮来自奥伦治县的名为男性同性恋杀手的匪徒。增援警力赶到现场前,史密斯中尉挨了两枪。没有歹徒被活擒,但有两名匪徒在枪战中被击毙。

  我泡在浴缸里浸泡酸痛的后背,一边看着报纸。我的脊椎两侧有两大块骇人的青肿,呼吸时痛得要命。

  我已经把米歇尔送到圣迭戈我母亲家里度周末,等到事情处理结束再接她回来。伊莱恩昨天深夜开车送她去那儿的。

  我继续看报。

  据报道,杀害一名两岁黑人儿童罗德尼·豪沃特的凶手也是这帮歹徒。一个星期前,罗德尼正在他英格尔伍德家的前院骑三轮车玩耍,那帮匪徒跑上去,对准罗德尼的头开了一枪。谣传说那起事件是歹徒们行暴的开始。那起事件的后果相当恶劣,引起了众愤。人们怀疑洛杉矶警察局是否有能力处理加州南部地区的匪徒暴力事件。

  我的门外又来了许多记者,但我不想跟他们任何一个人说话。电话铃不停地响着,可我却让录音去帮我回答打来的电话。我坐在浴缸里,思忖着该怎么办。

  上午9点左右,我给《时报》的肯·舒比克挂了电话。

  “我一直在想你什么时候会上班,”他说,“你一定很兴奋。”

  “为什么?”

  “因为没死掉,”肯说道,“这些家伙可是心狠手辣的呀。”

  “你是说昨晚的那几个越南家伙?”我说,“可是他们讲的是日语。”

  “不可能。”

  “千真万确,肯。”

  “我们的报道不准确?”

  “不准确。”

  “这就证实了那事儿。”他说。

  “证实什么事儿?”

  “证实了韦塞尔那件事。韦塞尔如今可是名声大臭,甚至有传言说要解雇他。没人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但这儿终究出了事儿。”他说,“编委会高层突然有人对日本像是着了魔似的感兴趣。不管怎么说,我们正对在美的日本公司做系列调查。”

  “哦,是吗?”

  “当然,这种事儿你在今天的报纸上是永远也看不到。你看了商业版没有?”

  “没有,干吗?”

  “达利—希金斯宣布将微电脑公司出售给了赤井陶瓷公司。在商业版第四页。一条简要新闻。”

  “就这些?”

  “只值那么多,我猜想。只不过是又一家美国公司卖给日本人罢了。我计算了一下,自1987年以来,被日本购进的美国高技术和电子公司已达180家。所以,这已算不上是什么新闻了。”

  “但你不是说报纸要做调查吗?”

  “只是说说而已。谈何容易呀,因为一切令人不快的指数都下降了。对日贸易差额也在下降。当然,事情表面上看起来有所改观,因为他们现在不再把那么多汽车倾销给我们了。他们在这儿制造汽车。他们将生产包给四小龙。这样一来,出现赤字的是四小龙,而不是日本。他们增加了桔子和木材的购买量,以此粉饰事态。从根本上来说,他们将我们看做是不发达国家。他们进口我们的原材料。可他们不购买我们的制成品。他们说我们生产的东西他们用不上。”

  “也许是这样,肯。”

  “让公众来评判吧。”他叹了口气。“可我不知道公众是否会操这份心。这就是问题的关键。这事甚至涉及税收。”

  我有点不解。“税收?”

  “我们正在对税收做系列调查。政府最终发现日本公司在这儿做的生意不少,可他们在美国交的税却很少。有些公司竟连税也不交。真是荒唐。他们抬高其在美国的各家装配厂从日本本土引进的机器零件的价格,以此来控制自己所得的利润。这自然令人难以容忍。但美国政府在处罚日本方面行动始终十分缓慢。日本人每年在华盛顿花费5亿美元,目的就是要大家对这种事缄口不言。”

  “但你们不是要搞税收报道吗?”

  “不错。我们正在调查中本公司。我的内线不停地给我提供消息说,中本公司打算制订一套垄断价格的对策。价格垄断是日本公司做生意的代名词。我打出了一份涉嫌诉讼案的公司名单,1991年,任天堂垄断了电子游戏机价格,三菱公司垄断了电视价格。1989年垄断的公司有松下公司。1987年是美能达公司。可你知道这些只是露在表面的部分。”

  “你要把这些报道出来,真太好了。”我说道。

  他咳了一声。“你想发表消息?证实那几个越南人说的是日语?”

  “不。”我答道。

  “我们一块儿干。”他说。

  “我想不会有什么好处的。”我说。

  我和康纳在卡尔弗城的一家寿司酒吧吃午饭。我们刚停下车,有人在窗户上竖起了一块“打烊”的牌子。可他看见康纳后,又换上了“营业”的牌子。

  “这儿的人认识我。”康纳说。

  “你是说他们喜欢你?”

  “这很难说。”

  “他们想做你的生意?”

  “不,”康纳说,“也许他宁愿关门。让手下人侍候个外国人,而不让手下的人下班,对他来说,可不划算。不过,我常来。他珍惜这种关系。这跟生意或喜爱没什么关系。”

  我们钻出汽车。

  “美国人不理解,”康纳说道,“因为日本的制度具有本质上的不同。”

  “是这样,不过,我想他们正在开始理解。”我说道。我将肯·舒比克报道垄断价格一事告诉了他。

  康纳叹了口气。“如果说日本人不诚实,这可就没道理了。他们不是不诚实——而是他们的原则跟我们不同。美国人只是没有理解。”

  “说得不错,”我说,“但垄断价格可是非法的。”

  “在美国,”他说道,“是这样,但在日本却是正当手段。记住,后辈:具有本质的不问。串通达成的决议是成功的依据。野村证券公司的丑闻就证实了这一点。美国人对勾结很是恼怒,而没有把它看成是不同的生意经。这便是关键所在。”

  我们走进寿司酒吧。随时有人鞠躬问候。康纳用日语跟他们打着招呼,而后我们坐了下来。我们没有点菜。

  “我们不点菜吗?”

  “不用,”慷纳说,“要不他们会生气的。他会替我们点我们爱吃的东西。”

  我们在座位上坐着,他端上了菜。我看着他把鱼替我们剖开。

  电话铃响了。寿司酒吧另一端有一个人在说:“康纳君,有人请您赶快去一下。”

  “谢谢。”康纳说着,点了点头。他转身对着我,将自己的座椅推离柜台。“我想我们什么也吃不成了,我们该去下一个约会地点了。你带著录像带没有?”

  “带了。”

  “好。”

  “我们去哪儿?”

  “去见你的朋友,”他说,“朝熊小姐。”

  55

  我们驱车沿着圣莫尼卡布满凹坑的高速公路颠簸着朝市中心驶去。午后的天空阴沉沉的,看样子像是要下雨。我的后背开始作痛。康纳望着车窗外面,独自哼着小调。

  由于事情的急剧发展,我把特里萨前天晚上打来电话的事给忘了。她曾说她正在看录像带的最后一段,觉得里边有问题。

  “你跟她谈过没有?”

  “特里萨?只是简单说了几句。我给了她一些忠告。”

  “昨天晚上,她说录像带上有问题。”

  “哦?她没跟我说起这个。”

  我感到他没有对我说实情。但我感到后背阵阵抽痛,没心思再去逼他。我时常认为康纳自己已变成了日本人。他具有日本人的那种矜持、缄默。

  我说:“你从未跟我说过你为什么离开日本。”

  “哦,那个。”他叹了口气。“我在一个公司谋到一个差事,任安全顾问,可并不顺利。”

  “为什么?”

  “唉,那差事倒还可以,挺不错的。”

  “那究竟为什么?”

  他摇了摇头。“大多数在日本生活过的人一旦离开日本都怀着复杂的心情。在好多方面,日本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他们勤劳、聪敏,又富有幽默感。他们具有真正的群体意识。同时,他们也是地球上极端的种族主义民族。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总是指控别人是种族主义分子。他们怀有极深的歧视心理,而且认为别人也都必然如此。在日本生活了没多长时间,我周围的一些事就使我感到厌倦。晚上,当日本女人看到我朝她们走去,她们便走到街的另一侧;当我坐地铁时,常常发现最后两只空座位就在我座位的两侧;空中小姐问日本旅客是否愿意坐在一位外国人身边,她们以为我听不懂她们说什么,因为他们讲的是日语;他们的排外情绪,别有用心地摆出一副恩主的模样,在背后乱开玩笑;所有这一切……我厌倦透顶。我放弃了那儿的一切。”

  “听你的口气,你好像并不真正喜欢他们。”

  “不,”康纳说,“我喜欢他们,非常喜欢他们。可我不是日本人,而他们又永远没让我忘记这一点。”他又叹了一口气。“我有许多日本朋友,他们都在美国工作。他们也很难、文化的差异使双方都受害。他们也有自己是外国人的感觉。美国人也不愿跟他们坐在一块儿。但我的朋友总要我记住,他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日本人。不幸的是,在我的经历中事实却常常并非如此。”

  “你是说,他们首先是日本人。”

  他耸了耸肩。“一家人总是一家人。”

  随后,我们径直往前开车,彼此没再说话。

  56

  我们在留学生宿舍3楼的一个小房间里。特里萨·朝熊解释说这不是她的房间,而是一位朋友的。这位朋友这学期正在意大利学习。她将那台小型盒式磁带录像机和一台小型监控器放在桌上。

  “我想我该离开实验室了,”她边说边快进录像带,“可我想让你看看。这是你拿来给我的录像带中一盘的结尾部分。开头正好是在参议员离开房间以后。”

  她放慢了放像速度。我可以看见中本大厦46楼的全景。楼面空无一人。谢里尔·奥斯汀苍白的尸体躺在深色会议桌上。

  录像带继续运行着。

  什么事儿也没发生。死气沉沉的场面。

  “我们在看什么?”我问道。

  “等就是了。”

  录像带继续运行。依然没发生什么事儿。

  接着,我清楚地看见那姑娘的腿抽动了一下。

  “那是什么?”

  “痉挛?”

  “我不敢肯定。”

  这会儿,姑娘的手臂——深色的木头衬托出手臂的轮廓——动了一下。这是肯定无疑的。她的手握紧了一下,接着又松开了。

  “她还活着!”

  特里萨点了点头。“看上去是这样。现在看一下钟。”

  墙上的钟是8点36分。我注视着,没发生什么事儿。录像带又运行了两分钟。

  康纳叹了口气。

  “钟不走了。”

  “不”她说,“仔细观察之后,我首先注意到磁带的纹路。象素不停地来回跳跃。”

  “什么意思?”

  “我们把这称为摇滚。这是伪装定格的常用办法。正常定格肉眼可以看出,因为图像的最小单位是突然静止的。而在一幅正常的画面中,总有一些小小的动势,哪怕是杂乱无章的动势。因此,你要做的就是摇滚,让3秒钟的图像作反复循环性的转动。这就产生了一点动势,使定格不那么明显。”

  “你是说录像带在8点36分时被定了格?”

  “是这样。很明显,当时那姑娘还活着。我不敢肯定,但有可能。”

  康纳点了点头。“所以,原始带才那么重要。”

  “什么原始带?”她问。

  我拿出前天晚上在公寓找到的那盘带子。

  “放出来看看。”康纳说。

  我们清清楚楚地看见了46层楼面,是从侧面那台摄像机上拍摄的。会议室一目了然。这是一盘原始带:我们目睹了那起谋杀案;我们看见莫顿离开,留下那姑娘躺在会议桌上。

  录像带继续向前运行。我们注视着那姑娘。

  “你能看见墙上的钟吗?”

  “这个角度看不见。”

  “你觉得过了多久?”

  特里萨摇摇头。“我没法说。大约几分钟吧。”

  接着,那姑娘在桌上动了动。她的手抽动了一下,然后,头也动了动。她活着,这毫无疑问。

  从会议室的玻璃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男人的身影。他往前移动着,从右侧走了出来。他走进房间,回头看了一下,看周围是否有人。那人是石仓。他不慌不忙地走到会议桌旁,将手放在姑娘的脖子上,把她卡死了。

  “天哪。”

  他好像用了很长时间。那姑娘一直挣扎到最后。她已经不再动弹了,可石仓依然死死按住她不放。

  “他可不想冒险。”

  “不,”康纳说,“他可不想。”

  最后,石仓从尸体旁往后退去,扣上袖口,整了整西装外套。

  “行了,”康纳说,“你可以关上机子。我看够了。”

  我们又回到屋外。微弱的阳光透过漫漫的烟雾。车辆隆隆驶过,不时地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着。沿街的房屋年久失修,不成样子。

  我们钻进汽车。

  “现在怎么办?”我问。

  他将电话递给我。“给市区分局挂电话,”他说,“跟他们说我们有一盘证实石仓行凶的录像带。告诉他们,我们这就去中本公司逮捕石仓。”

  “我还以为你讨厌车内电话呢。”

  “打就是了,”康纳说,“反正我们的事差不多快完了。”

  我照办了。我把我们的打算和去向一并告知值勤官。他问我们是否要增援警力。康纳摇摇头,我也就说了声不用。

  我挂上电话。

  “现在怎么办?”

  “去中本公司。”

  57

  在录像带上看了那么多次第46层楼面的情况之后,一旦自己又亲自来到这儿,颇有些怪怪的感觉。尽管是星期六,办公室依旧是一片繁忙。秘书和管理人员一个个匆匆忙忙。白天的办公室看上去有些异样。阳光透过四周偌大的窗户泻了进来。周围的摩天大楼即便是笼罩在洛杉矶的雾霾里,也显得近在咫尺。

  我抬起头,见监视摄像机已被人从墙上取走。右边,谢里尔·奥斯汀遇害的那间会议室正在重新装修。原先的黑色家具已经搬走。装饰工正在安置一张淡色木桌和崭新的米色椅子。整个房间完全改了面貌。

  敞开式办公室另一侧的大会议室里正在举行会议。阳光透过玻璃墙,照在分坐长桌两侧的40个人的身上。桌上铺有绿毯,一侧坐着日本人,另一侧坐着美国人。每个人的面前都整整齐齐地搁着一叠文件。鲍勃·里奇蒙律师坐在美国人中,显得很突出。我一眼就发现了他。

  康纳站在我身旁,叹了一口气。

  “开什么会?”

  “星期六会议,后辈。”

  “你指的是埃迪谈到的星期六会议?”

  康纳点点头。“成交微电脑公司买卖的会议。”

  电梯附近坐着一位接待员。她先是注视了我俩一会儿,而后很有礼貌地说:“先生们,能帮你们什么忙吗?”

  “谢谢,”康纳说,“我们在等一个人。”

  我皱了皱眉头。从我们站立的地方,我可以清清楚楚看到会议室里边的石仓。他坐在日本人那一方,靠近桌子中央,正抽着烟。坐在他右边的那个人俯过身去在他耳边低语着什么,石仓一边点头,一边微笑。

  我朝康纳看了一眼。

  “别忙。”康纳说。

  几分钟后,一位年轻的日本助手匆匆穿过敞开式办公室,走进会议室。一进会议室,他便轻手轻脚地走到桌子那端坐着的一位头发花白的要人身后,然后俯下身,在那长者耳边低语了几句。

  “岩渊。”康纳说。

  “他是谁?”

  “中本公司在美国的总头领。总部在纽约。”

  岩渊朝助手点点头,然后从桌旁站起身。助手替他挪开椅子。岩渊从日方谈判成员后面走过。当他经过一人身边时,在那人肩上轻拍了一下。岩渊走到桌子尽头,打开玻璃门走了出去,到会议室那边的露台上去了。

  过了一会儿,第二个人起身离开。

  “森山,”康纳说,“洛杉矶分部经理。”

  森山也离开会议室走到露台上。两人站在太阳底下抽着烟。助手跟了上去,一边说话,一边频频点头。两位长者留神听着,然后转过身去。助手依旧站在原地。

  过了一会儿,森山转过身来,跟助手说了几句什么。助手快速鞠了一躬,回到会议室。他走到一位黑发、蓄着八字胡的人身边,嘀咕了几声。

  “白井,”康纳说,“财务处长。”

  白井站起来,但没去露台。他打开里边的门,穿过敞开式办公室,走进一侧尽头的办公室。

  会议室里,助手走到第四个人的座位边。我认出那人是吉田,赤井陶瓷公司总裁。吉田也溜出会议室走进敞开式办公室。

  “出什么事儿了?”我问。

  “他们这是在脱身,”康纳说,“一旦事情败露,他们就想一走了之。”

  我回头朝露台望去,只见那两个日本人正沿着露台,漫不经心地朝那一头的大门走去。

  我说:“我们等什么?”

  “耐心点,后辈。”

  年轻助手离开了会议室。会议继续在进行。在敞开式办公室里的吉田将年轻助手拉到一边,轻声说了几句。

  助手又回到会议室。

  “唔。”康纳说。

  这一次,那位助手走到美国人这一边,在里奇蒙耳边低声说了几句。里奇蒙背朝我们坐着,因此,我无法看到他的脸,不过能看见他的身体抖了一下。他扭过身,后仰着跟助手嘀咕了几句,助手点点头就离开了。

  里奇蒙依旧坐在桌旁,慢慢摇了摇头,接着俯下身去看自己的记录。

  一会儿,他从桌上将一张纸条传给了另一侧的石仓。

  “那是给我们的暗示。”康纳说。他转向接待员,给她看了看警徽。然后,我们穿过敞开式办公室,朝会议室走去。

  一位身穿细条子西装的美国年轻人正站在会议桌前说话:“请注意,如果你们看看附款C,那么,资产简表和——”

  康纳首先走进会议室。我紧跟其后。

  石仓抬起头,没露出丝毫惊讶的神色。“午安,先生们。”他的脸上不露声色。

  里奇蒙平和地说:“先生们,假如你们能等一等的话,我们这儿正谈论相当复杂的问题……”

  康纳打断了他的话。“石仓先生,你因涉嫌谢里尔·琳·奥斯汀谋杀案而被捕。”接着,他向石仓宣读了一遍他的权利,石仓则一眼不眨地盯着他。会议室里的其他人全都默不作声。会议桌两侧的人谁也没有动一下。整个场面犹如一幅静物画。

  石仓依旧坐着不动。“荒唐。”

  “石仓先生,”康纳说,“请您站起来。”

  里奇蒙轻声说:“我希望你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

  石仓说:“我明白自己的权利,先生们。”

  康纳说:“石仓先生,请您站起来。”

  石仓没动。香烟冒出的烟雾缭绕在他的面前。

  一阵长时间的寂静。

  接着,康纳对我说:“把录像带放给他们看。”

  会议室的一面墙上装有录像设备。我找了一台自己先前曾用过的那种放像机,将录像带放了进去。但是,大型中央监视器上没一点图像。我试着按了许多揿钮,但就是按不出图像。

  坐在后面一个角落做会议记录的日本女秘书匆匆跑上前来帮我。她深表歉意地鞠了一躬,然后按下该按的键钮,又鞠了一躬,回到原先的座位上。

  “谢谢。”我说。

  屏幕上出现了图像。即便有明亮的阳光照射,图像亦很清晰,正好是我们早先在特里萨房里看的那段。石仓走近那姑娘,死死按住她那挣扎着的身体。

  里奇蒙问道:“这是什么?”

  “捏造,”石仓说道,“骗局。”

  康纳说:“这盘录像带是星期四晚上由中本公司保安监视摄像机在第46层拍摄的。”

  石仓说:“这是骗局。”

  但没人在听他说什么,大家都看着监视器。里奇蒙大张着嘴。“天哪。”他说。

  从录像上看,那姑娘过了好长时间才断气。

  石仓怒视着康纳。“这只是哗众取宠的噱头,”他说,“纯属捏造。说明不了什么。这——”

  “天哪。”里奇蒙边说,边注视着屏幕。

  石仓说:“这毫无法律依据,无法接受,永远也站不住脚。只能引起混乱——”

  他忽然停止说话,第一次朝桌子的另一端看去。他看见岩渊的座位空着。

  他又转向另一端,两眼飞快地朝会议室四周看了一眼。

  森山的座位空着。

  白井的座位。

  吉田的座位。

  石仓的双眼颤动着。他愕然地望着康纳。而后,他点点头,沮丧地咕哝了一声,站了起来。其他人依然注视着屏幕。

  他走到康纳身边。“我不想看这个,上尉。等你做完你的游戏,可以到外面找我。”他点燃一支烟,斜着眼看了康纳一下。“到时我们再谈。可别忘啦。”他打开门,走到露台上。门依然敞开着。

  我想跟着他走去,但康纳看着我,微微摇了一下头。于是我依然留在原地。

  我看见石仓站在栏杆边,抽着烟,脸对着太阳。然后,他回头朝我们瞥了一眼,又惋惜地摇了摇头。他倚靠在栏杆上,将脚搁在上面。

  会议室里,依然放著录像。一名美国女律师站起身,啪的一声关上公文包,走出会议室。其余人依旧坐着没动。

  录像带终于放完了。

  会议室里寂静无声。一阵微风吹动了会议桌上的一叠叠文件。

  我往外面的露台看去。

  露台上空了。

  我们离开会议室走到露台上时,隐约听见下面大街上传来警报器的鸣响。

  楼下空气混浊,我们听见气锤的声音。中本公司正在隔壁建附属大楼,建筑工程正在大规模进行。街边停靠着一辆辆满载水泥的大卡车。我分开一群身着藏青色西服的日本人,冲过去低头向坑洼中望去。

  石仓坠落在刚浇灌的湿漉漉的混凝土上。他的尸体斜躺着,头和一只手臂贴在软软的混凝土表面。鲜血从张开的手指间流出,淌过灰色的混凝土表面。头戴蓝色安全帽的建筑工人正用竹竿和绳子想把他拉出来。但他们没成功。最后,一位脚穿高统橡胶靴的建筑工人下到潮湿的混凝土上,想把尸体拖出来,可结果比预料的艰难许多。他只得求助于人。

  我们的人早就到了现场。他们是弗雷特·佩利和鲍勃·沃尔夫。沃尔夫看见我,便登上小山丘。他拿出笔记本,然后提高嗓门喊道——因为气锤声嘈杂不堪:“你知道这事儿,彼得?”

  “不错。”我说道。

  “那人叫什么?”

  “石仓佳三郎。”

  沃尔夫斜眼看了我一下。“怎么拼?”

  我试着高声一字一字地拼出石仓的姓名。最后,我把衣袋里的那张石仓的名片掏了出来,递给沃尔夫。

  “这就是他?”

  “不错。”

  “你从哪儿弄到的?”

  “说来话长,”我说,“不过他本该因谋杀罪被捕。”

  沃尔夫点点头。“让我先把尸体弄出来,然后我们再谈。”

  “行。”

  最后,他们用工地上的起重机把尸体吊了出来。石仓的尸体因沾上混凝土而重重地下垂着。起重机将它吊入空中,从我的身边、接着从我的头顶荡了过去。

  有几小块混凝土落到我的身上,溅落在我脚边的那块招牌上。招牌是中本建筑公司的,上面用粗黑体写着:建设崭新的明天。下面是:敬请原谅给您带来诸多不便。

  58

  又过了一个小时现场的一切才处理完毕。局长要我们天黑前把报告送去,所以,后来我们不得不在帕克中心做些文字工作。

  下午4点钟,我们穿过大街,走进安东尼奥保释办事处隔壁的一家咖啡馆,只是因为我们懒得坐在办公室里。我说:“首先我想知道石仓为什么要杀那位姑娘。”

  康纳叹了口气说:“还不清楚。我只能这么理解:埃迪一直为他父亲的公司奔波。他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给来访的达官贵人提供姑娘,这种拉皮条生意他一直干了好多年。这事在他易如反掌。他是个花花公子,结识的女孩可多着呢。那些议员想玩姑娘,这样,他就有机会结交这些议员。不过,在谢里尔那儿,他倒是抓到了特殊的机缘,因为身为财政委员会主席的莫顿参议员很让她着迷。莫顿很明智,果断地了结了跟这女人的瓜葛。可埃迪还是不断用私人飞机出人意料地送谢里尔去跟莫顿幽会,最终又使死灰复燃。埃迪也喜欢她。那天下午,两人做了爱。是埃迪安排她去中本公司参加晚会的。他知道莫顿准会在那儿。埃迪尽力促使莫顿阻止这笔买卖,所以,他就全身心地为星期六的会议忙碌着。顺便提一下,在新闻电视台的那盘磁带上,你以为他对谢里尔说的是‘贱货’,其实他说的是nichibei,日美关系。”

  “可我认为埃迪只是有这个打算,让谢里尔见上莫顿一面。他对46层上的一切究竟了解多少,我对此很是怀疑。他当然没想到她会跟莫顿上那儿去。一定是中本公司有人在晚会期间暗示她去那儿的。公司允许她出入46层,其原因很简单:上面有一间公司职员有时使用的套房,就在后面的什么地方。”

  我问他:“这你是怎么知道的?”

  康纳笑了笑。“花田君提过他曾用过这间套房。很显然,这间套房相当豪华。”

  “这么说来,你的确有内线啰?”

  “有几个。我想中本公司兴许只是提供方便。他们在那儿安上摄像机可能是想敲诈。可有人跟我说,这间套房根本没摄像机,而会议室里倒有一架摄像机。这倒提醒我,菲利普斯说得不错,安装摄像机只是为了监督办公人员。当然,他们怎么也不可能料到竟会在这儿发生性行为。”

  “总之,当埃迪见到谢里尔随莫顿朝中本大厦的另一侧走去时,他准是担心至极。于是,他便跟踪他们。尽管他亲眼目睹了这起谋杀案,但我认为这起谋杀案纯系偶发事件。埃迪为了帮助朋友莫顿摆脱困境,便把他叫过来,带他离开了现场。埃迪和莫顿又回到了晚会上。”

  “那录像带怎么解释?”

  “哦。你记得我们曾谈过行贿。埃迪曾向一位名叫田中的下级保安人员行贿。我肯定埃迪给他的是毒品。埃迪跟他肯定有好几年的交情了。当石仓命令日中去取录像带时,田中把这事儿告诉了埃迪。”

  “于是埃迪亲自取出了录像带。”

  “是的。跟田中一块儿去的。”

  “可菲利普斯说埃迪是一个人去的。”

  “菲利普斯撒了谎,因为他认识田中。田中告诉他没什么大事,所以他也就没有小题大作。但菲利普斯跟我们说这事儿时,竟只字不提田中。”

  “后来呢?”

  “石仓派了几个人去搜查谢里尔的公寓。田中找了个地方将录像带全都复制了一遍。埃迪则去山里参加了那个晚会。”

  “但埃迪留了一盘录像带。”

  “不错。”

  我想了一会儿说:“可我们在晚会上跟埃迪交谈时,他讲的却完全是另一码事儿。”

  康纳点点头说:“他撒了谎。”

  “甚至对你这样的朋友也撒谎?”

  康纳耸了耸肩。“他以为自己可以蒙混过关。”

  “那么石仓呢?他干吗要杀那姑娘?”

  “为了操纵莫顿。这一招竟奏了效,他们迫使莫顿改变了对出售微电脑公司一事的立场。就那么一会儿,莫顿便同意了这笔买卖。”

  “石仓会为了这事杀她?为了某个公司的买卖?”

  “不。我认为这起谋杀案并未经过深思熟虑。石仓精神负担过重,导致了神经紧张。他觉着他得向上司证明自己的才能。他下了很大的赌注——实在是很大,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他便做出了许多超出普通日本人行为规范的举动。就在这种压力达到极限的当儿,他便杀了那姑娘,事情就是这样。正如他曾说过的,她是个无足轻重的女人。不过,我认为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关于日本人,莫顿的心理是矛盾的。我觉得他的不少话里流露出他对日本的憎恨,比如,那些关于扔炸弹的玩笑,等等。还有什么在会议桌上做爱的主意。这实在是……太不登大雅了,你说呢?这些肯定激怒了石仓。”

  “是谁报的案?”

  “埃迪。”

  “他为什么这么做?”

  “让中本公司难堪。埃迪将莫顿安全带回晚会现场后,便去报案。也许是在晚会现场的什么地方打的电话。他打电话报案时,还不知道有保安摄像机的事。后来,田中告诉了他。埃迪这才开始担心石仓可能会找他的麻烦,所以他又打了电话。”

  “他打电话求助于朋友约翰·康纳。”

  “是的。”

  我说:“这么说,埃迪就是小市仁志?”

  康纳点了点头。“他耍了个小滑头。小市仁志是日本一部描写公司腐败的名片中的一个角色。”

  “石仓呢?日本人干吗抛弃他?”

  “石仓处理问题过于轻率。星期四晚上他干得也太过分了。他们可不喜欢那样。中本公司本来会很快将他遣送回国的。他注定得在日本默默无闻地了却余生,成为公司做任何决议时都不会想到的一名小卒,只能成天在窗口的座位上凝视着窗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是终身监禁。”

  我想了想说:“所以,当你在车里跟警察局通话,禀报你的计划时……是谁在监听电话?”

  “很难说。”康纳耸了耸肩。“可我喜欢埃迪。我欠他一次人情。我不想看到石仓回家。”

  我回到办公室时,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人正等着我。她身穿黑色服装,自我介绍说她是谢里尔·奥斯汀的祖母。谢里尔的父母死于一起车祸,当时谢里尔才4岁。从此,谢里尔便由祖母抚养。她想谢谢我在调查此案过程中出了力,她跟我说了谢里尔小时候的模样,还有她在得克萨斯州长大的经过。

  “当然,她很漂亮,”她说,“男孩子肯定喜欢她。总有一群小伙子围着她转,你总不能用棍子赶他们走吧。”停了一会儿,她又接着说:“当然,我从没认为她的想法都是对的,但她喜欢那些男孩围着她转。她还喜欢他们为她而大打出手。我记得她七八岁的时候,她总让那些小家伙在灰尘里打滚,她自己却坐在一边观看,替他们鼓掌加油。到了十几岁,她可成了这方面的行家。她知道该怎么办。其实那并没有什么好玩的。是她的脑袋瓜里出了毛病。她的情绪会很低落。她总是日日夜夜放那首曲子,好像是什么心灰意冷。”

  “杰里·李·刘易斯?”

  “当然,我明白是什么原因。那是她爹最喜欢的曲子。还是在她很小的时候,他总是搂着她,开着他那辆敞篷汽车进城,收音机里播着那可恶的嘈杂声。她总是穿上最漂亮的衣裳。小时候,她长得的确可爱,跟她母亲一模一样。”

  老妇人哭了起来。我给她拿了张纸巾,很想表示同情。

  没过一会儿,她便开始打听事情的前因后果,谢里尔是怎么死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才好。

  我走出帕克中心的底楼出口,路过喷泉时,一个身着西服的日本人拦住了我。这人约摸40岁光景,一头黑发,蓄着八字胡。他很有礼貌地招呼我,并递过他的名片。过了一会儿,我方才认出他是中本公司财务处长白井先生。

  “我早就想亲自拜访您,史密斯先生,以表达敝公司对石仓先生行为的深深歉意。他的所作所为很不体面,而且他是擅自行动。中本公司是很重名誉的,而且历来奉公守法。我向您保证,他不代表中本公司,也不代表中本公司做生意时所采取的原则。在这个国家,由于工作关系,石仓先生结识了许多投资银行家,还有不少举债经营的投机商人。坦率地说,我想他在美国生活的时间太长,染上了许多恶习。”

  这下可好,既是道歉,又是侮辱,真所谓一举两得。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回敬他。

  最后,我说:“白井先生,有人想出钱资助购买一幢小房子……”

  “哦,是吗?”

  “是的。也许你还没听说这件事。”

  “其实,我亦早有所闻。”

  我说:“我一直很想知道,你现在对这资助会有何想法。”

  一段长时间的沉默。

  只有我右侧不远处喷泉的哗哗水声。

  白井透过朦胧的阳光,斜眼看了我一下,盘算着该怎么回答。

  末了,他说:“史密斯君,这资助不合理,当然该撤回。”

  “谢谢,白井先生。”我说。

  我和康纳驱车赶回我的公寓。我们谁都没开口。我们行驶在圣莫尼卡高速公路上。架空的指示牌被那些无聊分子喷上了漆。我意识到这路相当颠簸不平。路的右侧,韦斯沃特周围的摩天大楼笼罩在茫茫的烟雾里,景致丑陋,不堪入目。

  最后,我开了口。“所有这一切的结局就这样?只是中本和日本别的什么公司之间的竞争?为了微电脑公司?或者别的什么?”

  康纳耸了耸肩。“也许是多种目的吧。日本人是这么想的。在他们看来,如今的美国只是他们的竞技场。那倒是真的。在他们眼里,我们并不重要。”

  我们来到我住的那条街。曾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觉着这条树木成荫的公寓小街,加上街段尽头有我女儿玩耍的游乐园,很是合人意。现在,我却生出了别样的感受。空气混浊,满街肮脏,令人恶心。

  我停好车。康纳走了出去,握了握我的手。“别灰心。”

  “我很灰心。”

  “别这样。事情是很严重,可一切都会改变的。以前改变过,今后还会再次改变。”

  “我想是这样。”

  “现在你做何打算?”他问道。

  “不知道,”我说,“我想去别的地方。可没任何去处。”

  他点了点头。“离开警察局?”

  “也许吧。肯定离开特别勤务处。这我很难……说明白。”

  他点点头。“保重,后辈。谢谢你帮忙。”

  “你也多保重,前辈。”

  我疲惫不堪。我爬上楼梯,来到自己的公寓,走了进去。由于女儿不在家,屋里静悄悄的。我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可乐,走进起居室。当我坐进椅子里时,感到后背又开始作痛。我又站了起来,打开电视机。我看不下去。我想起康纳说过,在美国,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事上。就像对待日本这件事一样:假如你将国家卖给口本,那么这个国家就归他们所有,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人们一旦拥有了某样东西,他们就可随便处置。事实就是如此。

  我走进自己的卧室,换了身衣服。我看见床头柜上放着那天晚上这个案子发生前我在整理的女儿的生日照片。那些看上去并不像她本人的照片,它们已与现实不相符了。我听着从起居室电视机里传来的无力的哭声。我以前一直以为日子基本上都还过得去,但现在有些事却出了差错。

  我走进女儿的房间,看着她的小床和缝有大象图案的被子,我想起她睡着的模样:仰躺着,双臂搁在头的两侧,那样无忧无虑。我想起,她竟是那么信任我,任我为她建造她现在的天地;我还想起她成长后将步入的世界。可当我开始替她铺床的时候,我的内心感到一阵焦虑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