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世纪以前，有两个伟大的教育理论改革家，他们是洛克和卢梭。因为他们都摒弃了当时很流行的错误观点，所以名气很大。但他俩谁都不如现代教育家那样超越传统的束缚。例如，他们的思想都有民主和解放的倾向，但所谈到的却仅限于贵族教育，而这需要花费一个人毕生的精力才能完成。具有现代教育观点的人都会对这种教育不屑一顾，不管它能产生多么好的效果。因为为了一个孩子花费另一个成人的毕生精力是不合算也是不可能的。这种教育只适于特权阶级，在现代平等的社会里不可能存在。现代人可能在实践中总想为孩子找到一些有益的东西，但并没想到那些只有通过教育方法才能解决的理论性问题。这些教育方法适应所有的孩子，或者说，适应那些有一定理解力的孩子。我无意说富人不应再有在现代社会里应面向所有孩子的教育机会。这样做不过是牺牲文明来换取公平。我想说的是：未来的理想的教育系统应能够给予每一个孩子充分发展自己的机会。这种理想的教育系统尽管不能立即实现，但必须民主。我想大家对这一点都能认同。我自己则是一贯坚持民主教育的。尽管我认为教育应面向大众，但如果有人有更好的机会和能力接受更高的教育，那也无需让他再去接受大众教育。以上这种狭义的民主原则甚至在洛克和卢梭的文章里也没出现过。尽管后者并不赞成贵族教育，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这种不赞成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民主和教育问题上，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一味强调水平相同是十分有害的。一些孩子比同龄人更聪明，就应从更好的教育中学到更多的东西，一些教师受过更好的训练或者天生具有更好的能力，就不能让他们去教所有的孩子。即使所有的人都希望受到最好的教育——我对此持怀疑态度——这在目前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民主原则如没运用好，就会得出以下结论：谁都不应受到最好的教育。这种观点如被采用，将对社会进步是一致命打击，并将使当前的大众教育水平没有必要地后退一百年。现在我们并不是要以牺牲进步来换取机械的平等，而应一步一步地向民主教育靠近，尽可能不去破坏那些与社会不平等有关的但是有价值的东西。
但是如果一种教育方法不能成为普遍的、面向大众的，我们就不能认为它是一种好的方法。富人的孩子除了母亲之外，还有保姆或者家庭教师的照顾，有时家中的仆人也来帮忙，这么多的关心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不可能让所有的孩子都拥有。它会把孩子培养成为社会不需要的寄生虫，他们究竟能获得些什么知识呢！除了一些特殊情况如先天智力缺陷或者是天才，正直的人不会要求给少数富人特殊的照顾。目前，一些明智的家长可能会选择不太普及的教育孩子的方法，从实验的角度也该让家长们有尝试新教育方法的机会。一旦发现能产生良好的效果，就应加以推广。好的教育方法决不应该在本质上只限于少数特权阶级。值得庆幸的是，现代教育理论和实践中的精华都有着民主性的来源。例如蒙特梭利①女士是从贫民区的幼儿园开始起步的。较高层次的教育为特殊的孩子提供特殊的机会是必要的，此外没有任何理由让任何一个孩子失去大众教育的机会。
现在，在教育中有另外一种与民主相联系的倾向很值得讨论，那就是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为了实用还是为了装饰。凡勃伦的《有闲阶级的理论晔一书尖锐地将装饰性与贵族统治相联系，但只有教育这方面的内容与我们相关。对男孩子的教育总是围绕着“古典”和“现代”的争论进行；对女孩子的教育也有将之培养成“淑女”型和“自食其力”型的争论。整个妇女教育系统已经被男女平等的渴望歪曲，有人希望女孩能接受与男孩一模～样的教育，即使这种教育没什么好处，一些人忙于把教给男孩的知识传授给同班的女孩而不管它是否对女孩有用，同时他们强烈反对为将来作母亲而进行的专门训练。尽管“淑女”的理想形象已明显衰落，这些不同意见仍使妇女教育变得很模糊，为不致引起混乱，我将只谈谈男性教育。
许多产生其他问题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都决定于我们当前谈到的问题。男孩子应主要学习古典学科还是现代科学？要想回答应考虑多种因素，其中一个就认为古典学科是装饰性的而现代科学是实用性的。教育是否应尽快地培养学生学会谋生？这又涉及实用性和装饰性的问题，尽管不十分明显。是应该教会孩子发育正确、举止优雅，还是应将这些仅看作贵族统治的遗物？艺术鉴赏是否只是艺术家的事？教学中拼字与发音是否应相似？这些问题和其它争论在～定程度上都产生于实用性和装饰性的争论。
然而，我认为整个争论只是在空谈而已。一旦确定具体的条件，争论便不复存在。如果我们广义地解释“实用性”而狭义地解释“装饰性”，那么有一边会胜利，反过来则另一边会失败。最广泛和正确的解释是：一项活动能产生好的结果便是“实用”。这些结果不仅仅是“有用”还含有“好”的意思。否则我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定义。我们不能说实用性的活动就是产生实用效果的活动。有的时候，在我们称之为“好”的最后结果出来之前，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结果。“犁”是有用的是因为它能耕地，能使种子得以播种；播种是有用的因为能生长出稻谷，稻谷有用因为能生产出面包，面包有用是因为它能维持人的生命。但生命必须有其内在价值，如果生命只是作为活着的～种手段，它将没有任何实用价值。根据环境不同，生命有好坏之分。只有当它成为过幸福生活的手段时，才具有实用性。我们必须超越一连串的事物，而发现最终与之相联的事物。否则的话，这一连串事物的任何一环都没有实用价值。如果我们这样给“实用性”下定义的话，就没有人会怀疑教育的实用性了。教育当然具有实用价值，因为教育过程是通往目的的手段，其本身并不是目的。但某些宣传教育事业的人却不这样认为。他们极力主张教育的结果应是有用的。简单说，他们认为受过教育的人就是懂得如何制造机器的人。如果问机器有什么用处，他们会肯定地回答机器能产生生活必需品如农。食、住等等。这样我们会发现他们往往把教育的内在价值和人的生理需要相联系。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实用”对他来说只是满足身体的渴望和需要。身体的需要是首位的。在许多人忍饥挨饿的地方，持这种观点的人会和政治家一样正确。但如果把这种观点当作一门重要哲学加以宣扬那就大错特错了。
对争论的另一方也应进行同样的分析。将“实用性”的对立面称为“装饰性”也就为倡导实用的人的观点做了一点说明。因为“装饰性”往往或多或少地被认为不那么重要。表示性质的形容词“装饰性”修饰传统的概念“绅士”和“淑女”非常恰当。18世纪的绅士们语调优雅，衣着时髦，遵守礼节。他们在适当的场合不时引用古希腊的文学，也知道在维护自己的名声的时候不惜决斗。快门而切里有这么一个人：
拿着雕有摇滚的鼻烟盒，拄着刻有祥云的拐杖，举止高雅，气宇轩昂。
他所受的教育就属于狭义上的装饰性教育，现代没有人有那么多钱去享受。旧时的“装饰性”教育的理想是贵族化的。因为它的前提是有很多钱且无需工作。历史上的淑女和绅士们风度翩翩，有关他们的传说及其乡下别墅给我们带来愉快的感受。我们不可能给予我们的后代以同样的感觉。但这种优美即使是真实的也不见得就是重要的。他们只是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奢侈的产品。现在没有人会倡导这种狭隘意义上的装饰性教育。
但这些并不是真正问题的所在。真正的问题是：在教育过程中，我们是教给学生有实用价值的知识，还是教给学生具有内在价值的精神财富？“1英尺等于12英寸，1码等于3英尺”这些知识都有用，但并没有内在价值。对使用米制的人来说，懂得这些没有用。另一方面，欣赏《哈姆雷特》在现实生活中并无用处，除非是在某人要杀死亲叔叔的极少数情况下。但它却使人在精神上感到充实，没有这些他会感到遗憾。它还可使人在某种程度上更加优秀。主张实用性不是教育唯一目的的人赞成后一种知识。
在实用教育倡导者和他的对手的争论中似乎出现了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贵族教育和民主教育的争论，前者认为：特权阶层的教育是愉快地享受闲暇，次等阶层的教育是用劳动为他们服务。民主教育与此相反的观点有点迷惑人：他们既反对贵族教育的那些没有用的知识，又认为劳动者的教育不应仅仅限于实用。在公共学校当中，我们会发现民主教育既反对旧式的古典教育，又要求劳动者应有机会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这种态度尽管在理论上不太清楚，但在实践中却切实可行。倡导民主教育的人并不希望社会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实用性的，另一部分是装饰性的。他们只希望当前的有闲阶级知道更多的实用知识，而劳动者了解更多的精神财富。但是民主本身并不能决定究竟哪一种成分更多一点或更少一点。
第二个问题产生于致力于物质生产和热心于精神享受的人之间。如果有什么魔法把现代富裕的美国人或英国人带到伊丽莎白时代，他们可能都会希望能够回到现在。在莎士比亚、雷利、西德尼的时代，高雅的音乐和优美的健筑。并不能完全取代现代社会的浴室、香茶、咖啡、汽车及其他物质享受，除了一些受传统影响的人外，大多数人都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生产更多的、各种各样的产品，他们可能赞成医学和卫生学教育，但对文学、艺术、哲学等没有丝毫的热情。毫无疑问，这些人是反对设立文艺复兴时期古典课程的主要力量。
以精神食粮要比纯粹的物质食粮更有价值的观点与上述观点相抗衡是不够的。这个观点虽然正确但不足以说明全部，尽管物质产品没有太高的价值，但物质缺乏造成的不幸会远远大干精神上的愉悦。饥饿、疾病以及对它们的恐惧使很多人的生命如此卑微。因为人们深知它们的后果。大多数鸟儿死于饥饿，但只要有食物它们就会很高兴，因为它们不考虑未来。而刚刚熬过饥荒的农民的心头却总是蔡绕着回忆和恐惧。
人们宁愿为一点微薄的工资拼命苦干也不愿去死，动物愿意以死亡的代价来换取片刻的欢乐。过去人们能忍受没有欢乐的生活是因为不管怎么说生活都很简单。由于工业革命及其影响，终于可能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一个每人都有机会享受欢乐的世界。生理上的不幸可以减少到最小程度；通过科学手段和组织机构可以让所有人有吃有住，尽管不是太好，但足以使人们不再有太大痛苦；人类战胜疾病已成为可能，慢性疾病也大大减少；食物的增长已经大于人口的增长；暴力、镇压、战争给人类的心灵投下恐怖的阴影，但现在也已大大减少……这些成果给人类带来不可估量的价值，我们也就不再反对产生这些价值的教育。其中，应用科学起着最主要的作用。没有物理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知识就无法形成这个崭新的世界。但没有拉丁文和希腊文、但丁和莎士比亚、巴赫和莫扎特，我们仍能拥有它。这就是赞成实用主义教育者的论据。我已多次强调过这些，因为我强烈地感觉到了它的存在。如果人们不知道闲暇和健康的价值，拥有这些又有什么用？人类不断进行斗争，包括同物质上的灾难进行斗争，但并不能因此就不再爱好和平。在同各种灾难进行斗争的同时，人类不能丢掉精神文明的精华。
这就引出了争论中的第三个问题：只有不实用的知识才有内在价值吗？所有有内在价值的东西都不实用吗？拿我来说，青年时期我花了很多时间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现在我认为这些时间全被浪费了。在我以后生活中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些古典知识没有给我任何帮助。像99％的学习拉丁语的人～样，我从来没达到以读它为乐的熟练程度，我只知道像“Suppllex”的所有格等知识，这些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而它于我的实用价值，也就在于提供一个例子。另一方面，我所掌握的数学及科学知识，不仅有很大的实用性，也有很大的内在价值。如它能提供思考的课题，还可以充当真理的试金石。当然，这些只是个人的感受。但我敢肯定，现代人中能从古典科目中获益的也只是少数人而已，法国、德国也拥有有价值的文学，它们的语言容易学并且在很多方面很实用，因此与拉丁文、希腊文不同，它们的情况要好得多。我认为除了特殊教育外，教授这些知识无需在一些专门领域如语法花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这样并不是认为它们不重要。人类的知识在不断增长，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当需要某些革新时，每一代人都会调整自己的教育方法。我们应通过折衷以求得平衡。教育中的人文学科成分应该保留，但必须进行简化好为其他成分腾出空间。因为没有它们，也就不可能有由科学而产生的新世界。
我并不认为教育中的人文学科成分没有实用学科成分重要。要想充分发展想象力，了解一些关于文学、历史、音乐。绘画和建筑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而只有通过想象，人们才知道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没有想象力，“进步”只能是机械的和微不足道的。但是科学同样能促进想象。当我还是个男孩子的时候，天文学、地理学在这方面起的作用要比美国、法国和德国文学大。因为我对后者一点不感兴趣，只是被迫读了一些著作。当然这会因人而异。一个男孩或女孩会从一种知识中得到启发和刺激，也可能从另一种知识得到另一种刺激，我认为当掌握一门课程必须掌握很难的技术时，除非是需要训练一些专家，否则的话还是学实用性课程好。文艺复兴时期，没有什么现代语言的文学，现在却有大量的伟大文学。这样，古希腊传统的价值大多都可以传播给并不懂希腊文的人；至于拉丁大的传统，其价值并不怎么重要。因此，在教育中，对于一般的。没有什么特殊才能的孩子，我可以不通过大量的学习就可以传授～些人文学科的知识，以后几年的教育比较难，我就只教数学和科学知识。但对在某一方面有特殊的爱好和才能的孩子，我会另加对待。要避免形成僵化不变的规则。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谈到应传授给孩子的各类知识。我们所谈到的问题有的与教学方法有关，有的与道德教育有关，有的与性格培养有关。我们不再涉及到政治学，而涉及到心理学与伦理学的知识。。动理学直到不久以前还只是一门学术性的学科，实用价值很小。现在已经不同了。比如我们知道有工业心理学、医疗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等，所有这些都有很大的实用意义。我们希望并预计心理学对我们机构的影响在不远的将来还会大大增加，在任何情形下，它对教育的作用都是巨大的和有用的。
下面让我们首先来讨论“纪律”这个问题。传统的纪律很简单，往往就是命令孩子做他们不喜欢的事或不要做喜欢的事。如果孩子不从，就会受体罚甚至隔离拘禁，只给水和面包。例如，在《费尔柴德的家庭》中，有一章说到小亨利怎样学习丁文。他被告知只有掌握这门语言，他才能成为一名公务员。但这个小男孩没有像父亲所期望的那样全神贯注地钻进去，于是被关进了小阁楼，只给水和面包并不准和姐妹们说话。同时还告诉他的姐妹们说他不配受到尊重，大家都不要理他。然而有一个姐姐还是给拿了点吃的。男仆告发后，她也受到了惩罚。关了一段时间后，这个男孩开始喜欢拉丁文，从此勤奋学习。同样，契河夫有一个故事也谈到他叔叔怎样教小猫捉老鼠。他在小猫所在的屋里放了一只老鼠，而这时小猫的捕猎本能还未形成，因此对老鼠不感兴趣，结果挨了打。第二天，也是如此，第三天，第四天……房后，这位叔叔认定这是一只策猫且不可教也。但后来情况却不一样了。所有的老鼠一见这只猫就吓得冷汗直淌、落荒而逃。“如同这只猫一样，”契河夫最后说，“我很荣幸也由叔叔教我开始学拉丁文。”这两个故事向我们展示了旧时的纪律及现代人的反叛。
但是现代教育家并不是完全抛开纪律，而是通过新的教学方法来实行它。在这方面，如果不了解新的教学方法就很容易产生错误的想法。我曾一直以为蒙特梭利女士根本不需要纪律，同时也奇怪她是怎样把一屋子小孩组织起来的。读了她的有关教育方法的报告后，我才知道纪律仍然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不可能没有纪律。每天上午我都把最小的儿子送到一所蒙台梭利办的学校去。我发现他很快成为一个纪律性很强的人，乖乖地遵守学校的各项规则，并且他并没有感到外在压力。因为这些规则像游戏中的规则一样，遵守它们也就好像做游戏一样快乐。以前的观点认为：孩子不可能自己愿意去学，只因为害怕才被迫去学，现在我们才明白这完全是由于不懂教学法的原因。如果我们把要学的东西如读、写等划成合适的阶段，每个阶段对一般的孩子来说都是可以高高兴兴地接受的。当孩子们在高兴地干他们喜欢的事情时，当然不需要外在纪律了。有一些简单的规则，如不准打扰别的孩子，不准同时占有几件玩具等，合情合理，遵守起来也很容易。同时，孩子的自制力也有所提高，良好的自制力又可以形成良好的习惯并能使愿望变成现实。因此，在特定的情况下，自觉抵制某些冲动而获得一些重要的进步是完全值得的。每个人都知道在游戏中很容易形成这种自制力，但投入会想到在有兴趣的学习过程中也能做到这一点。现在我们知道这些已经成为可能。而且不仅在幼儿时期，在个人成长的每一阶段都将做到这一点。并不是我自以为是地认为这些很容易。教学方法的发现需要天才，但将它们运用到教育实践中去的老师共不见得一定是天才。他们只要掌握正确的训练方法，再加上很常见的同情心和耐心就足够了。基本概念很简单：好的纪律不是有外在压力，而是能使人养成一种心理习惯，这种习惯又可以产生人们愿意而非不愿意的行为。在教育过程中，为体现这一观点，人们不断地探寻专门的方法。蒙特梭利女士在这方面就是很了不起的人物。
原罪信仰的衰落大大影响了教育方法的变革。传统观念认为：人生来是暴怒之神的孩子，本质是邪恶的，只有用严惩才能使之早日改正邪恶，具有善的品德，成为美丽之神的孩子。这种观点现在已不复存在。大多数现代人几乎难以相信这种观点是怎样地影响了我们的前辈。斯坦利所写的阿诺德博士的传记里有两段话表明了他们的错误观点。斯坦利是阿诺德博士最得意的门生、《汤姆·布朗的学生时代》中的好孩子亚瑟的原型。他是上述那本书作者的堂兄，在作家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带他参观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阿诺德博士是大众学校的伟大的改革家。直到现在，英国人引以为荣的公立学校主要还是按照他制定的原则来办的。因此，说到阿诺德，我们要谈的就不再是遥远的过去的东西，而是对今天培养上等英国人仍然有效的东西，他主张只对小孩子进行鞭打，并且只限于“不讲道德，如撒谎、酗酒以及习惯的懒惰”问怕他的传记）。但当一家自由党派的刊物认为应该一并取消鞭打的惩罚时，阿诺德非常气愤，他回答说：
我非常清楚他们这种想法，它源于人们引以为豪的个人独立的观点。但这种观点既不符合情理，也不符合基督教，而是极其野蛮的，它伴着对骑士时代的诅咒传到欧洲，现在又以激进主义的观点恐吓我们……
在几乎不可能发现有罪恶或过失的时代中，哪儿会有明智的人来支持修正人格的奇怪想法？朴实、冷静和谦虚是年轻人的最好财富，也是高尚的成人的显著特征，但与这些相比，哪些又是错误的，哪些又是相反的呢？
因此，他的门徒的学生主张鞭打不够“谦虚”的印度人是很自然的。
阿诺德还有一段话很能说明他的观点，斯特雷奇在滩多利亚时代名人传》中曾部分引用这段话，这里我也再次提到它。阿诺德出去度假时欣赏到科莫湖（Lae of Como）美丽的风光，他在一封给妻子的信中记下了心中的感受。他写道：
我怀着崇敬的心情看着身外极其优美的景色，同时想到了道德上的邪恶；天堂和地狱似乎不是由一条鸿沟完全隔开，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且离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近。我强烈地感觉到自己道德上的邪恶，就好像强烈地感受到美景带给自己的欢乐一样。也许在深层的邪恶感中还存在着上帝要换救我们的福音。它并不是要求我们像平常所做的那样崇敬好的品德，也不是要我们去适应道德；但如果我们真的憎恶那些邪恶，我们所憎恶的不是被邪恶所困扰的人，而是困扰人的邪恶的东西。这种憎恶极其明显、极其坚定——这样，我们就与上帝和耶稣相通，我们的精神与上帝同在。这一点看起来和说起来都挺容易，但做起来却又是那样难！谁能够完全做到这一点呢？除了那些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并深感遗憾的人。上帝保佑你，我亲爱的妻子和孩子，从现在直至永远。
我们悲哀地看到这位本性善良的绅士把自己推到一种虐待狂的情绪里。正因如此，他才能使劲鞭打孩子而没有任何良心上的不安，反而以为这是符合博爱的信仰。我们也悲哀地想到那些被欺骗了的个人。但是正是他们创造了一种憎恶“道德上的邪恶”的风气，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道德上的邪恶”还包括孩子们习惯性的懒惰，这风气使几代人都变得残忍，这实在是～个悲剧！每当我想到战争、酷刑、镇压，每当我想到那些正直的人以为自己在惩罚“道德邪恶”但事实上却是在犯罪，我都忍不住地战栗。幸运的是，教育者们不再认为小孩子们都是顽童。当然，人们往往还以上面的观点看待成人，尤其是惩罚罪犯这方面，但在幼儿园和学校里，是不会再有这种现象的了。
还有一种错误与阿诺德的正好相反，它尽管伤害性不大，但足以称为错误。它认为孩子天生都是善良的，只是被他们的长辈的不好行为带坏了。卢梭曾赞成这个观点。也许他的认识比较抽象，但如果我们读过《爱弥儿》就会发现：学生在成为他所属机构设计、培养的完美人物之前，必须要受到大量的道德训练。事实上，孩子不是生来就是好的或坏的。人们生来只有一些反射行为和一些本能。除此之外，在环境的作用下，他们才养成一些或好或坏的习惯。他们将来会怎么样主要取决于母亲或保姆的智慧。孩子最初的自然本质是很容易受训练的。在许许多多的孩子当中，有的将来可能成为好公民，有的就有可能成为罪犯。科学的心理学表明，工作日的鞭打以及星期天的说教并不是使孩子养成美德的理想方法。但也不能因此就认为没有方法。山姆·勃特勒认为以往的教育者以折磨孩子为乐人们很难不同意这一点。但让一个健康的孩子快乐却并不困难。而且只要孩子的身心得到正确的呵护，大多数孩子都会很健康。如果孩子感到教育就是教给他们一些值得学的东西，那么阿诺德博士认为是一种“道德邪恶”的习惯性懒惰就不会存在。但如果所教的知识没有什么价值，教的人又像个暴君，孩子自然就像契河夫的小猫一样不可教也。只有自发产生学的愿望，才能成为教育的推动力。而这就如同学习走路和说话一样，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做到的。以教育的这种推动力取代了教鞭是我们时代的伟大进步。
最后我想谈谈自己对现代教育发展倾向的最初看法中的最后一点——给予幼儿更多的注意。这与我们对性格培养的观点的变化密切相关。传统看法是：美德主要取决于意愿，它认为人的心中充满了各种坏的愿望，由一种抽象的意志力所控制。很明显，要想完全根除它们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是加以控制，就好像警察和罪犯一样。没有人会认为一个社会没有潜在的罪犯，人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建立有效的警察机构使得大多数人不敢犯罪，而把少数犯了罪的人抓起来并加以惩罚。现代心理犯罪学家并不同意这个观点。他们认为大多数情况下，合适的教育会阻止犯罪冲动的形成。同样，适用于社会的东西也能适应于个人。小孩子特别希望能得到长辈和同伴们的喜爱。他们都有～种冲动，能根据自己的情况向好的或坏的方向发展。而且，他们所处的年龄阶段很容易形成好的习惯，好的习惯又容易形成好的品德。另一方面、传统的美德任不好的愿望蔓延，只是用意志力不让它们表现出来，这样控制不好行为的方法远远不够理想。不好的愿望就像被阻塞了的河水。一定会找到意志忽视了的出口涌出。年轻时想谋杀父亲的人会在以后鞭打儿子的过程中得到满足，他认为自己是在惩罚“道德邪恶”。一些为残忍的鞭打行为辩护的理论几乎都源于某些愿望，人的意志使它们改变了原来的航道，但一直潜在发展，后来却以憎恨罪恶或其他值得尊敬的东西的面貌出现。因此，由意志控制不好的愿望虽然有时是必要的，却不是一种好的培养品德的方法。
这些看法把我们又带到了心理分析领域。有很多具体的心理分析我都认为是荒谬的，而且证据不足，但总的方法我却认为很重要，在寻找好的道德培养方法方面更是如此。有些心理分析家特别强调幼儿期的重要性，我认为有些夸张，他们有时候甚至认为性格在孩子三岁的时候就永远地固定形成了。我敢肯定情况不是这样。但这个错误中也包含正确的成分。幼儿心理学在过去一直没有受到重视。智力学家们的方法风行一时，人们几乎根本没注意到它。以睡觉为例，所有的母亲都希望孩子能好好睡觉，这样既能说明孩子健康也能给母亲带来方便。她们找到了很多方法：摇摇篮或唱催眠曲。结果是男人仔细研究了整个事情并发现这些方法全错了。因为它尽管在某一天可能奏效，但却使孩子养成了坏习惯。每一个孩子都希望得到过多的注意，这样使他获得重视的愿望得到满足。如果他发现不睡觉能得到更多的重视，就会很快采用这个方法。结果对孩子的健康和性格培养都有害处。这时重要的是要形成一个习惯：即将婴儿床和睡觉联系起来。经常出现这种联系，孩子就不会不睡了，除非是病了或感到疼痛，但是建立这种联系需要一些纪律。只靠溺爱是不能形成的，那样只会和不睡联系起来。培养其它好的或者坏的习惯也是如此。整个研究只是在幼儿期进行，但意义却很大而且将来肯定会更大。很明显，性格教育应该从孩子一出生就开始，并且需要很多与不懂这些的保姆和母亲的行为相反的做法。同样，一些教育可以开始得比以前认为的早，因为这样可使孩子高兴并且不需要更多的注意力。近些年来，教育理论在上述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带来了很好的效果，它们在将来会越来越明显。因此，下面我将首先具体地谈到幼儿的性格培养，然后再谈谈后期的教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