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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怎样进行教育之前，应首先弄明白我们希望达到的教育目的。阿诺德博士认为教育就是培养人“谦逊”的品质。这种品质是亚里土多德所说的“慷慨大度”的人不具备的。尼采的理想与基督教义正好相反。康德（Kant）更独特，他认为虽然耶酥让人爱别人，但所有以爱为动机的行为都不是真正的高尚。即使对良好性格的不同成分看法一致的人对其各自的重要性也有分歧。有人更强调勇气，有人强调知识，有人强调善良，还有人强调正直忠实；有一些人，如老布鲁图斯，把对国家的责任感置于亲情之上；有些人，如孔夫子，把亲情放在首位。所有这些不同看法都会对教育产生影响。在我们给认为是最好的教育下定义之前，必须对希望教育出来的人有些了解。
当然，如果一个教育者教育的结果与他原来的打算不一致，那他的确是很愚蠢。尤那依·希普是一个慈善学校的学生，学校本来想培养学生具有谦恭的品质，结果却是另一番样子。但是大多数有能力的教育者还是相当成功的。如中国的文人、现代的日本人、耶稣会会员、阿诺德博士以及那些制定美国公立学校的政策的人，上述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不同情况的目的可能完全不同，但总的来说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在决定我们自己的教育目标之前，很有必要花些时间来研究一下上述这些不同的教育系统。
传统的中国教育在某些方面与雅典教育的黄金时代有些相似。雅典的孩子要从头到尾的熟记《荷马史诗》；中国孩子同样要背会孔子的《论语》。雅典孩子要敬奉上帝，但这只是表现于一种外在的宗教仪式上，至于他们自由地思考并没有什么限制；中国孩子经常要参加一些祭奉祖先的仪式，但也决不会被强迫完全相信这些仪式含义。有知识的人应该对事物经常采取怀疑的态度，因此，什么事情都可以讨论，但并不见得一定要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不同的意见都可以边吃晚饭边愉快地讨论，没有谁会为此剑拔署张；卡莱尔称相·拉图是“一个高贵的雅典绅士，就是在天国里也会自得”。这种品性在中国的哲人身上也能找到，但由基督教文明所产生的圣人身上却一般没有。除了他们能完全吸收希腊文化的精髓，如歌德那样。雅典人和中国人有着相似的享受人生的愿望，对快乐的看法也一致，而且这些看法因他们极细致的审美观也变得高雅起来。
然而，这两种文明也有着很大的差异。其原因在于希腊人精力充沛而中国人比较懒散。希腊人致力于艺术、科学以及消除对上帝的信仰，所有这一切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政治和爱国主义为希腊人的过多精力提供了发泄的机会。如果一个政治家被驱逐出境，他会领导着一群流放者对他的祖国发起攻击。而如果一个中国官员失宠子皇上，他会退隐到乡间并且写些田园诗歌。因此，正是希腊文明本身毁了它自己，而中国文化却没有受到打击。上述不同好象不能完全归结于教育。比如日本的孔夫子式教育就不会产生那种只有中国文人才具有的闲散、高雅的怀疑主义情绪。当然，京都的贵族可以除夕。
中国式教育带来的是稳定和艺术，却没能带来进步和科学。也许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中国人爱产生怀疑。热情的信仰可能会带来进步也会带来灾难，但不会带来稳定。而科学虽然冲击了传统的信仰，但它有自己的信仰，不过也只能在自由怀疑主义的环境中得以发展。在一个为现代发明统一了的动荡的世界里，要想保存自己的文化，需要的是活力。没有科学就不会有民主；中国文化只限于很少一部分受过教育的人，希腊文化也只能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之上。正因如此，中国传统的教育已不适应现代世界而被中国人自己抛弃；也正因如此，在某些方面与中国文人相似的18世纪的绅士们也不可能存在。
现代日本教育清楚地说明了当前在所有大国中都很突出的倾向——认为教育的最主要目的是使国家强大。日本的教育目的是通过培养公民的爱国热情使之愿意为国家献身，同时通过传授知识使公民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尽管这两项目的都达到了，我对其方法却并不是很赞赏。自从可蒙德·佩里的军队进入日本，它就处在一种很难保存自己的文化的状况。如果我们认为没有必要保留自己的文化，那么日本人的成功便证明了它们的教育方法是正确的。但只有这种极其危险的状况才能证明某种教育方法的正确，除此之外这种教育方法在任何一个没有面临危险的国家都会受到责备。甚至连大学教授也不能表示异议的神道教，其历史与《创世纪》一样可疑；代顿案件在日本的神学专制面前也自愧不如。还有其他伦理上的专制如对民族主义、孝道、尊奉天皇等决不可怀疑。因此就很难取得各方面的进步。这种体制的最大危险是可能引起革命成为进步的唯一途径。它虽不会立即发生，却实际存在，而且主要由于教育制度所造成。
从以上内容我们可以发现现代日本教育有一个与古代中国教育正好相反的缺点。中国文人容易产生怀疑并且比较懒散，而日本教育出的人往往又太死板并且工作特别卖力。而真正的教育应既不赞成怀疑主义也不赞成教条主义。它相信知识是能够掌握的，虽然有一些困难，也认为某个时间的知识可能或多或少有一些错误，但可以通过细心和刻苦加以纠正。在信仰方面，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因为任何一个哪怕很小的差错都会意味着灾难性的毁灭。然而我们又是根据我们的信仰行事。做到这二者兼顾就很难了，它要求掌握高度的文化知识同时又没有一点道德上的沦丧。但尽管存在困难却不是没有可能。死板。顽固的人认为容易，容易怀疑一切的人认为没有可能。二者都是错误的，当它们的错误广为传播时就带来社会性的灾难。
同现代日本人一样，耶稣会会员也犯了将教育放在某机构利益之下的错误。对他们来说，就是放在整个基督教教徒利益之下。他们并不怎么关心某个学生的利益，只是将他作为实现整个教徒利益的手段。如果我们相信他们的学说我们就不会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认为把人的灵魂从地狱里挽救出来是现世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而且只有天主教会才能做到。但不赞同这种教条的人只有根据结果来评价耶稣学会式教育。其结果有时的确如希普一样不理想。伏尔泰就是一个例子。但从长时间来看，这种教育最初的目的还是达到了。反对改革、一成不变以及法国新教的崩溃都可归功于耶稣会式教育。最终只有靠法国人革命来扫除他们的恶劣影响。在教育方面他们带来的坏处是并非根据对学生的爱而是凭见不得人的目的来进行教育。
到现在英国的公立学校实施的还是阿诺德博士的教育体系，但它也有一个缺陷，我们称之为贵族化，其目的是培养人们成为高层人物或权力支配者，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边远地区。贵族阶级如果还想存在的话，必需具备一定的美德，这些美德往往由学校教育培养，教育出来的人应该是精力充沛、坚韧不拔、体格健壮、信仰坚定、正直忠实，并且相信自己身负重要使命。他们不需要思辨，因为思辨可能会产生怀疑，也不需要同情，因为同情会干扰他们统治“次等”种族和阶级，为了粗暴，他们舍弃了善良；为了意志坚定，他们舍弃了想象。如果在一个永恒不变的世界里，这种教育的结果永远是一个贵族，有苦行僧的优点和缺点。但是贵族政治不存在了，哪怕是最聪明、最完美的人也统治不了人们，以往统治者实行的往往是残暴统治，而暴政又会激起人民的反抗。复杂的现代社会越来越需要智力，但阿诺德博士却舍弃智力以求“美德”。滑铁卢战役或许在伊顿游艺场获得了胜利，但大英帝国在这儿已逐渐消失。现代社会的要求不同了，它要求更多的想象力，同情心，要求更多的知识与灵活性，要求少一些蛮勇而多一些思考。未来社会的管理者只能是自由公民的仆人，而不是臣民仁慈的统治者。英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贵族传统的影响是有害的。也许这种传统会逐渐消失，也许传统的教育机构会发现已经不能适应自己的要求。对于这些我并不敢贸然得出结论的。
美国的公立学校相当成功地完成了一项以前从未尝试过的任务：把聚集在一起的不同种族的人转变成同一个民族，这项工作完成得既快又好，实在应该给完成任务的人以极高的赞赏。但美国和日本一样有其特殊的情况，而且由特殊环境证明是正确的东西也不需要随时随地地加以仿效。美国有其独特的优点和困难，其优点在于：人民生活比较富裕，没有卷入战争，没有中世纪遗留下来的禁钢人的思想的传统。移民们发现美国有～种很普遍的民主气息和先进的工业技术。我认为这是他们更羡慕美国的两个最主要的原因。但当他们一旦移入美国之后，一般都保存着双重爱国情绪，在欧洲战争中，他们依然站在自己原来的国家一边，而他们的孩子与此相反，对他们父母原来的祖国没有任何感情，成为纯粹的美国人。这些家长们的态度应归因于美国的上述优点，而孩子的态度则由学校所决定，只有学校的贡献方是和我们相关的问题。
就学校依赖于美国的优点而言，我们没有必要把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同错误观点的反复灌输联系起来。但在旧世界的影响仍大于新社会的地方，有必要为了真正的优点灌输一种轻视思想。总的来说，西欧的智力水平和东欧的艺术文化水平比美国都要高。整个西欧除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外，对神学的迷信比美国要少，在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里，个人受群众统治的程度要轻，即使他的政治自由要少一些，但内在自由会更大，在这些方面，美国公立学校有它不好的影响，这种不良影响对培养排他的美国爱国主义更为重要。和日本式教育和耶稣学会式教育一样，这种不良影响也源于把学生当作通往目的的手段，而不是把培养学生本身作为目的。和爱祖国相比，教师应更爱他的学生，否则的话他就不是一个理想的老师。
我认为应该把学生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有人也许会反驳说：毕竟把学生看作是手段比只作为目的更重要一些。一个人死了，如果只作为目的，那他就永远消失了，但他所作的一切作为手段、方法可以持续到永远。我们不能否认这些，但我们能否认由此推论出的结果。一个作为手段的意义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而人类行为的深远影响是很不确定的，聪明的人在教育中往往将它抹去。总的来说，好人有好的影响，坏人有坏的影响。当然这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规律。一个坏人犯了罪受到暴君的惩罚，他因此杀死这个暴君，这样他的行为可能会产生好的影响，尽管其行为本身是有害的。然而，普遍规律是：一个由优秀的人组成的社会比由无知且充满怨恨的人组成的社会有更好的结果。抛开这些不说，就是小孩和年青人自己内心也能感到真心为他们好和把他们当作某个目标的手段的人之间的区别。如果教师不全心全意地爱学生，那么学生无论在性格还在智力方面都不会全面、自由地发展，而如果把学生当作手段，就不会有全心的爱。我们自己都有过这样的体会，当我们渴望某种好的事物时，并不是因为得到它之后就能达到某个伟大的目的。每一个普通的有感情的家长对他的孩子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家长们希望孩子快点长大、健康而强壮、在学校表现很好等等，就好像他们自己的事情一样。这类事情不需要自我否定什么，也没什么抽象的正义原则在里面。这样家长的本能并不总是限于对自己的孩子，它可以延伸到任何一个将来会成为好教师的人身上，随着学生的成长，这种天生的愿望会不如先前重要。但只有那些拥有它的人才足以托付起草教学计划的重任。那些将培养人为某个不重要的目的去杀人或被人杀看作是教育目的的人不会具有这种天生的愿望，但是除了丹麦和中国以外，所有文明国家的教育都是由这些人所控制。
教育者仅仅有对年青人的爱是不够的，他还必须对优秀的人才有一个正确的理解。猫教小猫捉老鼠共和它们一起玩耍；军事家对其下一代同样如此。这里猫爱的是小猫而不是老鼠，军事家爱的是自己的儿子而不是敌人的儿子。即使热爱整个人类的人也可能因不懂什么是真正美好的人生而犯错误。因此在说到别的问题之前，我将尽力解释一下所认为的优秀人才。我不是从实用角度出发，也没有考虑产生这些优秀人才的教育方法。当我们开始讨论教育的细节时，这些看法会给我们以帮助。我觉得我们应该清楚地了解自己前进的方向。
我们首先应该明白：有些素质和品质是一部分人希望具有的，而另外一些则可能是普遍应该具有的。我们需要艺术家，也需要科学家；我们需要管理者，也需要农民、工人和面包师，在某一领域极其优秀的人的品质对于常人来说可能就不那么好了。雪莱曾这样描述一个诗人一天的工作：
他总在观察，从清晨到晚上，湖边的太阳将万物照亮，茂盛的常春藤上蜜蜂在飞翔。
而他还没注意到它们究竟是什么模样。这种习惯对一个诗人来说是值得赞扬的，但如果对邮递员来讲就不应如此了。我们也不能以使每个人都具有诗人气质为目标来建立我们的教育系统。但有些性格品质是整个社会要求必需的，这些我将在这部分谈到。
我并没有将男性和女性的优点区分开来。对一个将来要照料婴儿的女性来说，一定的职业性的训练是必要的，如果说这是与男性教育的一个不同之处的话，那么它就同农民和工人之间的不同一样。因此并不是基础性的，我们在目前也需要特别谈到。
我认为以下四个特点组成理想性格类型的基础：活力、勇气、敏感性、理解力。我并不认为这种看法很全面，但的确能使我们趋于完善。而且我坚信，通过对身体、感情、智力各方面精心照料，每一个孩子都会具备上述品质，下面我将依次谈到它们。
活力是生理学而不是心理学上的性格特征。通常人们认为只要有健康的身体就会有活力，但它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衰退，到老年就几乎没有了，在活蹦乱跳的小孩子上学之前，这种活力会很快增长到最大限度，随后因为教育慢慢减少。除了在一些特殊的环境下，只要有生命力，就会感觉到活着的喜悦。它会增加我们的快乐同时减少痛苦，它使人们容易对外界事物产生兴趣，从而提高人的观察力，而观察力又是判断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很容易对自己感兴趣，而对所看到的、听到的以及身外的事物却无动于衷。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幸，因为它会引起最大程度的厌烦和最糟的忧郁症，而且阻碍人们成为有用的人（当然特殊情况除外）。而生命力能引起人们对外面世界的兴趣，也使人有精力从事艰苦的工作。而且它还使我们不嫉妒别人，因为它使人感到自己的存在是多么美好。由于嫉妒是人类痛苦的根源之一，所以这是生命力很重要的一个优点。当然，很多不好的品质也与有活力相关，如一只健壮的老虎有活力就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而有的好的品质与没有活力也相关，如牛顿和洛克就没有什么活力。但他们都有狂躁和嫉妒的毛病，只有健康才能使他们改正。牛顿和莱布尼茨之间发生过一场一百多年来一直给英国数学界带来损害的争论，但如果牛顿身体健康、能享受正常人的快乐的话，这场争论或许能够避免，因此，尽管有些不足，但我仍然认为活力是很重要的，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它。
我们要说的第二个品质——勇气有好几种形式，并且每一种形式都很复杂。无所畏惧是一方面，控制畏惧又是另一方面，当畏惧是情有可原时，无所畏惧是一种勇气，而当不应该产生畏惧时没有畏惧又是一种情况。无所畏惧当然很好，控制畏惧当然也很好，对应该产生畏惧却并不畏惧的情况可能会有些争论，但是我想把它放在勇气的另外几种形式之后再讲。
大多数人生活中天生就有一些很奇怪的害怕。它们如果严重到成为一种疾病的话，常常是烦恼、躁狂、焦急混合在一起，这时就只有请精神病医生来看病了。其实在正常人当中这种现象也很普遍，不过程度稍轻而已。它往往让人感觉到周围有一种危险的东西，更确切地说是“让人感到忧虑”，或者让人对一些并不危险的东西如老鼠、蜘蛛①等产生恐惧，人们常常以为很多恐惧都是天生的，但现在很多人都对此提出疑问。当然，有一些恐惧是天生的，如害怕巨大的噪音，但大部分恐惧不是来自以往经验就是来自联想。我们有理由认为；脊椎动物对它们的天敌本来并不是天生就害怕，只是从前辈那里接受了这种情绪。如果由人类用奶瓶喂大的话，它们身上的很多恐惧都消失了。但恐惧的确有很大的感染性。有时大人自己都没觉察，但孩子已经感染上了，通过联想，孩子会很快从妈妈或保姆那里学到胆怯。一直到现在，男人还认为女性有一些奇怪的害怕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这样可以让男人不冒多大风险就可以充当保护人的角色。但他们的儿子从母亲那里感染了这种恐惧，如果不是他们希望自己的妻子胆小，那他们的儿子也就不会失去胆量和勇气，也就不必再受训练以重新拥有它们。征服女性所产生的害处是不可估量的。当然，这种恐惧只是提供了一个很偶然的例子。
现在我并不想讨论怎样将恐惧和焦虑减少到最小程度，待会儿再谈到它。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满足于通过压制来解决恐惧呢，还是应该找到一些更基本的方法？传统的贵族要求不能表露出恐惧，而被统治的民族、阶级、性别则要保持怯懦的性格。对勇气的测验往往根据行为断定：男人不应该从战场上逃跑，他必须精通各项体育运动，在大火、地震、轮船失事等灾难面前必须保持镇定等等。他不仅应该做到上述这些，而且不能表现出脸色苍白、颤抖、屏住呼吸或其他表示恐惧的迹象。这些我认为都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希望所有的民族、阶级和性别都有培养勇气的机会。但如果采用的方法具有压制性，必然会在实践中带来害处。羞愧和屈辱是产生勇气的两个强大障碍，但事实上，它们只是引起各种恐惧相互斗争，在斗争中，害怕受到大众的责备的成分可能更大一些。“要讲真话，除非遇到可怕的事情”是我小时候学到的箴言。其他的孩子可能也是如此。恐惧不仅应该在行为上更应该在感觉上，不仅应该在有意识的感觉中还应该在无意识的感觉中都应得以克服。能够表面上克服恐惧只是符合贵族型教育的要求，但这种冲动仍然潜伏着，而且它将产生不能视之为恐惧后果的有害的扭曲反应。我不是指“弹震症”现象，因为它与恐惧的关系很明显。我指的是粗暴压制的整个机构，统治阶级就是凭它来维护自己的体面的。最近在上海有一件事情：一个英国军官命令从背后朝一群没有武装的学生开枪射击。这时他的行为如同战场上的逃兵一样，是因为恐惧才产生的。但是贵族的军事家却不够聪明，没有想到从心理角度探寻产生这种行为的根源，反而认为是一种坚强的表现，是一种高尚的精神。
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来看，恐惧和暴怒是一对很相似的情感，因为感到愤怒的人往往具备很大的勇气，在镇压黑人起义、社会主义运动以及其他对贵族政治构成威胁的运动过程中表现的残暴实际上也是一种胆小，并且与那些更不道德的行为一样应该受到谴责。我相信，对常人进行教育，使之无畏地生活是完全有可能的。迄今为止，只有少数英雄人物和圣人能无所畏惧地生活，但如果有人引导，其他人也能做到这一点。
要获得非抑制性的勇气往往需具备下列因素。首先最简单的是健康和活力，这二者尽管不是必不可少的，但对形成勇气有很大的帮助。其次，在危险情形下的经历和体验也是必要的，但我们所讨论的勇气不是具体的哪方面的勇气，而是较普遍的广义的勇气，因此要形成这种勇气还需要一些最基本的东西，这就是将自尊和对生活的冷静观察结合起来。首先说说自尊。有的人是为自己活着，而有的人则只是为邻居或他人活着。一种人永远不会具备真正的勇气，因为他们必须感觉到别人的赞美，并且总是担心失去它。以前认为是必需的教人“谦卑”的教导同样也只会培养出这样一类人。“谦卑”压制自尊，但也没有教人真正尊重他人，它仅仅是将通常的自贬作为获得声誉的一种手段。这样就必然会产生虚伪和欺骗。小孩子从小就受到要求绝对服从的教育，而他们长大后又对下一代继续这种教育。据说只有那些知道该如何服从的人才知道如何下命令。我认为没有人应该知道如何服从，也没有人应该知道怎样下令。当然，我并不是说在一个共同的事业中连一个领导也不该有。但我认为他们的权威应同一个足球队队长的一样，别人只是为了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自愿接受其领导。目的应该是我们自己确立而不是外在压力产生的。同样我们的目的也不能强加于别人。这就是我所说不应该有人命令也不应有服从的意思。
要想获得最高程度的勇气，必须具备另一种能力，即我刚才所说的对生命的客观的看法。所有的希望和恐惧是针对自个人不可能平静地面对死亡。因为死亡就意味着他的情感世界的消失。对此，传统的看法认为最简单的办法仍然是压抑。它认为圣人必须完全抛弃自我，抑制自己的情欲和放弃本能的快乐。这些能够做到，但后果却是极其有害的。因为苦行僧们自己放弃了快乐，也就要求其他人也这样。由于心底潜藏着对他人的嫉妒，他们很容易认为既然痛苦是高尚的，那么狠狠打击别人就是合法的、正当的。这样就产生了完全颠倒的价值观：好的被认为是坏的，坏的被认为是好的。所有害处的根源在于将美好的生活看作是消极的压制，而不是看作开拓、发展人的本能和原望。人性中有些东西能不费什么力气就把我们带到自我之外。最普通的就是爱，尤其是父母的爱，它是那样博大，简直可以包容整个人类。另外一种是知识，我们不能认为伽利略比别人更仁慈，但他死后他的生命并没有因此终结。还有一种就是艺术。但事实上对人体以外任何事情的兴趣都可以使人的生命超出个人的感情之外。也许显得有点矛盾，但正是这个原因，兴趣广泛而强烈的人比只关心自己的不适的痛苦的思疑虑病症的人更勇于面对死亡。因此，兴趣广泛的人往往有着极大的勇气。他们认为自己的生命不过是世界的一小部分，当然这不是通过轻视自己，而是认识到自己以外的事物的价值而得出的结论。只有那些本性自由、思维活跃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只有他们才能全面地综合地看待人生，这是那些酒色之徒和苦行僧们都无法做到的。在这种态度面前，个人的死亡简直微不足道，这种勇气是积极而且本能的，不是消极且受压抑的。我认为这种积极的勇气是完美性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要说的第三种品质是敏感，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单纯勇气的补充。如果一个人不了解所面临的危险，那他很容易做出勇敢行为，但这种勇气是很愚蠢的。我们不能认为这种源于无知和健忘的行为是令人满意的。那种在完全意识和了解到自己的危险而产生勇敢行为的人才是我们想培养的。如果给敏感性下一个纯粹的理论上的定义，就可能是这样：当外界刺激在某人身上产生情感反应时，这个人就具有这种特征。但这样泛泛而谈地话，它就不见得是一种好的品质。要想使它成为一种好的品质，这种情感反应在某种程度上就应该是适当而不仅仅是强烈。我心中所认为的这种品质应该是对许多事物和现象能正常产生快乐的或相反的情绪。到底什么是正常的情绪，我将尽力解释，第一个阶段是从单纯的感官舒适如吃饱、穿暖过渡到得到别人赞许的喜悦，这时孩子一般在五个月左右。这种喜悦一旦产生，就会发展很快，几乎每一个孩子都喜欢被赞扬不喜欢受责备。一般来说，这种希望被赞扬的愿望在人的一生都是一个占支配地位的动机。它的作用很大，可以刺激人产生好的行为，也可以阻止贪婪的愿望，如果我们对所赞美的对象能更巧妙地引导，其作用可能更大。但是如果最受赞扬的英雄是杀人最多的人，那么光爱听赞扬对美好的人生是没有益处的。
理想的敏感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同情心，有一种同情完全是生理上的，如一个小孩听到他的哥哥或姐姐哭，他也有可能哭起来，我认为这为将来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发展的两个步骤为：首先，即使当受害者并不是关系很亲近的客体时，也能产生同情。其次，当痛苦不见得存在，但只要想到它可能会发生也能产生同情，这一步主要与智力有关系。人们可以对小说里展现的活生生的、可能感觉得到的痛苦产生同情，另一方面，甚至可以被一些统计数字所感动。这种抽象的感受力很有意义但也很少见。几乎所有的人在他所爱的人得了癌症时都会受到很深的影响。当人们看到医院不认识的人的痛苦时也会产生同情，但是当他们从报纸上看到癌症的死亡率是这么多或那么多时，一般只会产生片刻的同情，而且是因为害怕某个亲近的人得了这种疾病；对待战争也是如此：人们认为战争是可怕的是因为他们的儿子或弟兄因战争而残废，但千百万人因战争残废时他们并没有认为战争就变得干百倍的可怕；一个人在平常与人交往中可能亲切善良，但却可能通过煽动战争或者虐待“落后”国家的儿童获得利益。产生这些相似现象的原因在于：仅仅是抽象的刺激并不能激起大多数人的同情，如果能纠正这一点，那么现代社会的很多灾难都会停止。科学大大提高了我们对遥远地方的人的生活的影响，但却没有相应提高我们对他们的同情。假设你是上海棉纺公司的一个股东。由于成天考虑的是各种投资方案，你很忙。你对上海和棉花都不感兴趣，关心的只是红利。为此你可能是屠杀无辜群众力量的一部分，同样，你只有对童工进行非人的残酷剥削才能获得红利。你不会内疚，因为你从没见过那些孩子，抽象的刺激不能使你感动。这也是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如此残暴、也是对被统治阶级的镇压存在的原因，如果能培养人们对抽象刺激产生敏感的话，这一切将不会发生。
认识的敏感性同样应该包含在敏感性里面，它与观察的习惯几乎是一回事，而且往往被认为与理解力有很大的关系。这里我不打算谈到对美的感受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问题，而是接着谈到我们所需求的第四种品质，我们称之为理解力。
传统道德的一个很大缺陷就是过低地估计了理解力。古希腊人在这方面倒没有错，但基督教徒却教导人们相信只有美德才最重要。而所谓美德也就是戒除一系列他们任意称之为“原罪”的行为。只要这种态度存在，就不可能使人们认识到智力比人为制定的传统的“美德”对人更有用处。我所说的才智包括实际的知识和获得知识的能力，无知的成年人是无法教育的。对于卫生学和饮食学这类东西，他们根本不可能相信科学所说的。如果一个人没有受过古板的教条主义教育的话，那么他学的越多就越容易多学。无知的人从来就是拘泥于顽固僵化的态度，不可能强迫他们改变其心理习惯。他们往往在应产生怀疑的时候笃信不疑，但在应该接受新思想、事物的时候又疑神疑鬼。无疑，“智力”这个词的意义可能更偏重于获得知识的能力。但我认为只有通过大量练习才能掌握它，就好像杂技演员和钢琴家一样。当然，不通过培养智力也能传授知识，而且这样更容易，也正是人们经常所做的。但想不通过传授知识就培养智力是不可能的。没有智力我们这个复杂的现代社会就不可能存在，更不用说取得进步了。因此，我把开发智力看作是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这看起来很普通，实际却并非如此。灌输被认为是正确的观点的愿望使得教育家们不怎么重视智力的培养。为了把这个道理说的更清楚，就有必要把智力解释得更细致一些。因此，我将谈谈获得知识的能力的问题，尽管实际已掌握的知识也是智力定义中的一部分。
思维的基础是好奇心，其简单形式动物也具有，智力所要求的只是一定形式的好奇，那种使得村民在黑暗中窥探别人的好奇没有什么价值；对闲言碎语的兴趣不是因为热爱知识，而是因为心存怨恨。因为没有人说到某人好的品德，全是议论他人个人的不是。大多数闲话都不是真实的，也就没有必要费心去纠正它。邻居的罪过就像宗教的慰藉一样使某些人感到愉悦，不由得他们不津津乐道了。与此相反，所谓好奇，就是对知识的一种天生的热爱。如果把一只小猫放在一间陌生的房子里，它会对每一件家具、房子的每一个角落都细细闻闻，这时你就可以发现好奇心的最原始、简单的形式。当一个小孩发现平常都是关着的抽屉或柜子突然开着时，会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也是一种好奇。动物、机器、雷雨以及各种形式的手工制品，都会引起孩子的好奇心。他们对知识的渴望会使最有理智的成年人都感到惭愧。这种冲动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退，到最后不熟悉的事物只会引起人的厌恶而不会产生任何进一步了解的愿望了。这时人们经常说国家大不如前，或者说“一切都跟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其实与遥远的从前并不一样的是他们的好奇心，我们认为没有了好奇心也就没有了活跃的智力。
尽管童年以后的好奇心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减退，但在质量上可长期得到提高。对概括性命题的兴趣比对特定事实的兴趣更能体现出较高的智力水平，大致说来，某则概论的层次越高，所需要的才智也就越多。（当然，也不见得就应严格遵循这条规则）。超越个人利益的好奇心与和食物联系在一起的相比，又是更高的一个发展阶段。在一间新房子里四处闻的小猫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公正无私的调查者，因为它只是可能想发现附近是否有老鼠。或许认为公正无私的好奇是其最高形式并不完全正确，但可以认为那种与并不直接明显而需要一定才智才能发现的兴趣联系起来的好奇是最高级的表现。不过这一点我们并不需要那么肯定。
好奇要想产生某种结果，就必须同时掌握一定获得知识的技能。应该养成观察习惯，相信知识，还要具备耐心、勤奋等品质。如果有好奇心和正确的智力教育作基础，上述习惯和品质就会很好地形成。但由于我们的才智只是平常活动的一部分，好奇心又总是会与其它的感觉发生冲突，就需要我们具备某些好的品质，如心胸宽阔。我们逐渐从心理上和习惯上都不客受到新的真理的影响，我们发现很难改变自己多年来深信不疑的看法以及部长们应该自尊或者其他一些很重要的感情，因此，心胸宽阔应该是教育的目标之一。目前，这～点做得还很不够，摘自1925年7月31日《每日先锋报》中的一段文字说明了这一点：
因为有人指责布特尔市学校的教师毒害孩子的心灵，特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此事。其向布特尔市市政参议会呈报的调查结果认为，上述指责情况属实。而市政参议会将“属实”一词删掉，同时认为“上述指责有必要进行适当调查”。由该委员会提出并经市政参议会认可的建议认为，今后教师应该培养学生对上帝和宗教的崇敬以及对公民和宗教机构的尊重。
这样看来，不管其他地方情况怎么样，但在布特尔市的学生身上可能会缺少虚怀若谷的品质。希望布特尔市政参议会尽快派代表团去美国田纳西州代顿市学习经验，取得实行这项议案的最佳办法。不过也可能没有这个必要。从这份决议的措词上看，布特尔市似乎没有必要再接受反启蒙主义的教导了。
勇气对培养正直、诚实的思维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同它对培养人的健壮、勇敢的作用一样，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不为我们所了解。从世界产生的头一天起，我们就在不确定地进行演绎推理，但也还是没有分清自己的思维习惯和外界的自然规律。各式各样的思维体系——基督教、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都希望像孤儿的避难所一样，给我们艰难的生活以安全感的回报。自由思考的人不会像封闭在某个信条中的人那样感到温暖、舒适并获得社会的认同。因为教条给予人的温暖感受就像风雪交加时坐在炉火旁一样安逸。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到底美满幸福的人生应当自由到何种程度？我犹豫该不该使用“约束的本能”这个词，因为对于它的正确性有些争论，但不管怎么解释，它所描述的现象都是相似的，我们往往都站在愿与之合作的、感觉是同一类的人一边，如家庭、邻居、同事、政党、还有国家等。这很自然，因为没有这种组合，我们不会感到任何生命的乐趣。此外，情感是易于感染的，特别是当很多人都产生同样的感受时，在一个令人激动的会议上几乎没有人不同样感到激动，即使反对的人，他们的反对情绪也变得激动起来。而且只有在得到另一群人的支持和赞许的情况下，这种反对情绪才可能存在，这就是“圣者相通”所以给被迫害者以安慰的原因，我们是赞许这种附和大众的愿望呢，还是通过教育来削弱它？不同的意见很多，正确的答案是必须找到一个合适的比例，而不是简单地认同某一方。
我个人认为希望获得愉悦和愿意和人合作的愿望应该是正常而且强烈的，但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也应该能够由其它愿望压倒。希望获得愉悦的愿望通常被认为与敏感性有关。没有它，我们都会是一些行为粗鲁的人，家庭以上的社会组织也将不会存在，如果孩子不愿意听取家长的意见，那么对他们的教育也就无从说起。情绪感染性也有其作用，特别是从一个有头脑的人传到～个愚策的人的时候。但在没有理由的恐惧和愤怒的情况下，感染的确是无益的。因此说容易受到情绪感染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即使在纯粹的智力问题上，这个问题也很含糊，伟大的发觉者不得不抗拒众人的不同看法，承受因他们的与众不同而招致的敌意。但众人的意见比一般人的意见又要聪明一些，比如在科学上，至少人们对权威的尊敬总是有益的。
我认为在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当中，应该有一大部分空间是由“约束的天性”来支配，另外一小部分则应包括他自己的看法、能力，对于只有每人都喜欢某个女性自己才会去喜欢的男人，我们往往看不起。因为我们认为在选择妻子这个问题上，男人应根据自己独立的情感，而不是根据他周围人的意见。他对别人的看法与其他人大体一致并不要紧，但一旦他开始恋爱，就必须相信自己的感觉。其他事情也是如此，一个农民对自己土地的产量有自己的估计，虽然是在了解～定的农业科学知识以后形成的。经济学家对于通货问题应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但普通人最好是尊重权威的意见。在有特殊才能的地方就应该有独立性。但人也不能像刺渭那样，总是虎视既敢，与一切都保持距离，我们日常的活动应该是互助协作的，而互助协作又必须有一个共同的基础。然而，我们都应该学会对自己非常了解的事物独立地思考，也都应该具备发表我们认为是重要的但与众不同的意见的勇气。当然，在有些情况下应用这些内容广泛的原则是很困难的。但如果人们都具备我们在这一章里谈到的品质，应用起来就会容易一些，在这样的社会里，将不再有受迫害的圣徒。正常的人将不会暴跳如雷或者神经兮兮。他的优点往往来源于他的冲动，并且与自然的欢乐结合为一体。周围的人不会怨恨他，因为他们不会害怕他。人们之所以痛恨一些先驱者的缘故在于他们鼓动恐惧，但勇敢的人不应产生这种恐惧，只有充满恐惧的人才会加入三K党或法西斯党。在勇敢者的社会里这种压迫性的组织将不会存在，美好的人生与本能的抵触也会比现在少得多。美好幸福的世界只有靠无所畏惧的人才能创立和维持。不过他们创造的世界越美好，需要表现勇气的机会也就越少。
最好的教育可以使人具备活力、勇气、敏感以及才智，一个由具备这些品质的男人和女人构成的社会，其各方面都会与现在大不相同。没有人会感到不幸福。当前人们并不幸福的主要根源有：疾病、贫穷、不和谐的性生活，但这些在上述社会中会很少，健康几乎是普遍的，甚至老年阶段也会推迟到来。自工业革命以来，贫穷的根源只在于社会的愚笨，敏感会使人们愿意消除它，才智会使人找到消除方法，勇气会使人们适应这些。（胆小怯懦的人宁愿痛苦也不愿做一些不平常的事情）现在大多数人的性生活都不是很令人满意，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世界的钥匙。
教育的基本原则就谈到这里，下面我们将讨论能体现我们教育理想的具体细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