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的科学 第08卷

 

  三五六、欧洲应该如何才会变得“更风雅”

  设苦即使是在今日(在许多的中止停滞有待坚持的过渡时期),生活依旧几乎对每个欧洲男性坚持一种特定的角色——即他们所谓的使用;有些人拥有选择自己所要扮演的角色的自由(一种表面的自由),然而绝大多数的人还是被角色所甄选。

  这样的结果是够奇怪的。几乎所有的欧洲人在年纪逐渐增长时,都会对自己的角色感到迷惑;他们本身便是:“一场好战”的牺牲品,他们忘了一旦自己“使命”被决定之后,就会随时为任性和专断所支配——也许还有许多其他的角色可以扮演,然而一切都已太迟了!若是我们更仔细地观察,则可以看出,他们的性格事实上乃是由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所造成的,是人为的天性。在生命中的某些时期,人们往往会怀着不可动摇的信心,肯定而虔诚地相信:是他们的生活模式使他们注定要从事这个行业,他们根本不曾意识到自己有扮演其他角色的机会,也不知道其中的专横(命运决定一切)。

  阶级、同业公会、及继承而来的世袭商业权威等,藉着这种信仰之助,培植出那些不寻常的社会高塔,使得中世纪显得极为特殊;而在所有事件之中,有一样仍然是他们所深信不疑的,那就是耐力(坚忍乃是世上最高层次之属)。但是也有与此完全相反的时代,即适当的民主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类会逐渐忘却这种信仰,而另一种冒昧的坚信和颇为矛盾的观点模式,便取代了前者而展露头角。雅典人的坚信便是培里克利斯①时代最显著的特色,而现今美洲人的坚信也已日渐成为欧洲人的坚信: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几乎什么事皆能作,几乎任何角色皆能扮演,同时人人皆以自身作实验,去尝试全新的一切——以愉悦的心情去尝试,其中所有的天性乃皆消失而变成人为……。

  ①培里利斯(Pericles,495?—429·B·C·)希腊哲学家,雅典在其执政时期,曾开创一种极辉煌的文明,是为雅典的黄金时代。

  希腊人采纳了这种角色的信条——亦即艺术家的信条,如果你乐于如此称呼——一步又一步地接受考验,如众所周知,这是一种十分奇怪的转变,各方面皆不值得模仿;他们成为真正的舞台剧演员,并且为之心醉神迷;他们征服了全世界,最后甚至成为世界的统治者(因为希腊的历史征服了罗马,而非如一般无知的人所说的,是希腊文化征服了罗马……)。然而我所耽心而亦是目前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渴望去认知它),是我们现代人业已站在同一条道路上了;无论何时,当一个人开始自觉他所扮演的是个怎样的角色,而他又必须将一个舞台剧演员的角色扮演到何种程度,那么他已真正成为一个舞台剧演员了。

  人类的新植物群和动物群于焉产生,这是在较稳定,较有限制的时代所无法滋长的;于是每逢历史上最有趣,也最愚蠢的时期,他们便可展露头角,而其中各式各样的“舞台剧演员”便是真正的主宰。正是由于此一类型的人所受到的伤害愈来愈严重,结果使得他们变成无能为力:在所有伟大的“建筑师”当中,建筑的力量已经逐渐瓦解,为遥远的未来计划的勇气也已经受到挫折,因而具创造能力的天才乃开始缺乏。谁敢冒险承担完成黄金时代所订定的工作?基本的信念已经逐渐在消失,以个人所能拟定,应承和参与之自己计划中的未来为基础,而倾已所有作一种奉献、牺牲,结果,人的价值和重要性就如同一大建筑物中的小石子一般,为了达到其目的或效用,他首先得坚硬,他必须是块“石头”,而不是一个舞台演员!

  简而言之——唉!这个事实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将会成为秘闻——以旧名词的意义来说,便是一个社会,此后不再被建造,也无法再被建造了;因为,要建造这种结构,样样缺乏,尤其是材料。我们每个人都不再是社会的材料,这是当前的事实!在我看来,还有一件不重要的事情,这件事同时是最短视,或许也是最不假,且无论就那一方面来看都是当今人类最嘈杂的一种,即我们的朋友社会主义者、信仰、希望、梦想,尤其是歇斯底里的尖叫和一些狗屁文章等,几乎都形成一种对立;事实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出未来他们所用的口号:“自由社会”,在每张桌子、每面墙上皆可看到。自由社会?可笑!各位先生,你可知道他们凭藉什么来建造(这自由社会)?凭木制的铁!凭著名之木制的铁!甚至还不是由木头制成的……

  三五七、老问题“德国人是怎样的一个民族”

  让我们不要计较那必须感谢德国的知识分子所带给我们的真正哲学思想——他们是否也可以去计较整个民族的信用呢?我们能否说他们同时是“德国心灵”的作品?或者,就我们所习于思考的感觉而言,至少是一种象征,譬如说,如柏拉图的观念狂,他对于形式几乎有一种宗教式的狂热,这是“希腊心灵”的明证吗?或者反之才可能是正确的?他们个人对整个民族而言是否有相当的异常;一如歌德无愧于心的偶像崇拜?或者如俾斯麦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亦即俾氏所谓的“实用政治”?也许我们的哲学家甚而与“德国心灵”的需要背道而驰?简而言之,德国哲学家是否真的是有哲学思想的德国人?

  在此,我提出三个例子。第一是莱布尼兹①独一无二的洞察力(这个洞察力使他不仅比笛卡尔有利,同时也比与他同时代研究哲学的人都要有利)——这种意识只是一种心象的意外,而并非其必须或主要的特质;因此我们说,意识只不过是我们精神和心灵世界的一种状态(也许是一种病态),而绝非世界本身。在这思想中,是否有任何德国人尚未尽心竭力去探索的深奥之处?有没有任何理由可认定一个拉丁人不会在这种外表的反象上犯下错误?

  ①莱布尼兹(Leibnitz,1646—1716),德国哲学家、数学家,是理性主义的殿军。

  其次,让我们回想一下,康德在诠释过因果律之后,写下了对疑问的注解,他并不象休姆①那样,怀疑它的合法性;相反的,他在这个意识重大的注解中开始谨慎地界定其范围(我们的注意力甚至尚未脱离这些界限)。接着再看第三个例子,黑格尔②那令人惊讶的打击,当他冒险在传授各类概念会彼此相长的时候,还并不擅长于逻辑的用法;欧洲的思想家由这个理论已可预见达尔文主义之最后一项伟大的运动——要是没有黑格尔的话,达尔文便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平凡人罢了。在黑格尔首次将进化的决定性概念带进科学的革新中时,其中是否有任何原本属于德国人所有的东西?

  是的,毫无疑问的,我们在三个例子中都察觉到是有些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被发现”或预测,我们为此而感激,同时也感到讶异;这三个原则中的每一个都是德国人的自我忏悔、自我谅解和自知之明当中最为细心的一部分。我们赞同莱布尼兹所谓“我们的内心世界甚为丰富、宽阔而且隐秘”的说法;不过,身为德国人,我们就和康德一样,对于自然科学知识的根本妥当性,以及一般可被称之为是因果作用的事物都会感到怀疑,而可知的一切在我们目前看来似乎较无价值。

  ①休姆(Hume,1711—1776),英国哲学家、政治家,是反对因果律的经验主义者。

  ②黑格尔(Hegel,1770—1831),德国哲学家,是绝对的观念论者,他企图以辩证法来解答一切的问题,而且还以为真的“解答了”一切问题。

  我们德国人应该都曾像黑格尔一般——就算以前不曾有黑格尔这个人存在,因此我们(和所有的拉丁民族相形之下)不将一切归因于那些“是——”,而归因于其意义更深而价值更高的转化和进化,我们对于“存在”之概念的妥当性几乎毫不相信。这是属于比较特殊的事例,因为我们并无意对人性的逻辑,亦即逻辑本身,亦即唯一的逻辑让步;相反的,我们宁可相信这只是个特殊的例子,而且可能是最奇怪,也最愚蠢的一个。

  第四个问题是,叔本华的悲观论,也就是说,存在价值的问题,是否也属于德国人的,我倒认为不是。在这个问题之后将会发生的事务乃是确然可以预见的;因此,一个心灵的天文学家可以计算出这件事将会发生的时刻——亦即,基督教上帝的衰微、科学之无神论的胜利,是全球性的欧洲事件,其中每一民族都参与了仪式并分享荣耀。反之,倒是德国人(那些与叔本华同一时代的人)耽误无神论的胜利甚久,并且曾使之陷入最危险的境地。尤其是黑格尔,更使这胜利迟滞延搁,他企图以我们的第六感——“历史感”,来说服我们相信存在的最后之神性。

  身为哲学家的叔本华是我们德国第一个自认不变的无神论者,他对黑格尔的敌意由此可见端倪。他认为存在之非神性乃是可明了、可探知,而且毋庸置辩的事实;当他看到任何人对此感到犹豫或作旁敲侧击的刺探时,常常会失去哲学之沉着而变得十分激动。由此便可看出他那全然刚直的性格,他对“绝对而诚实的无神论”这个问题的提出,便是欧洲意识最后而艰苦的胜利,亦是二千年来对真理之训练的一项验收行动。最后,对于上帝之信念的那一套谎言也就无法再继续容忍下去了。

  我们可以看出来,基督教之上帝究竟获得了哪些成果——基督教之道德观念自身和诚实的理念,甚至也日益谨严;无论其付出的代价如何,基督教意识之自白的奥妙,终究解释并提升了科学的意识和知性的纯度。将自然视为是神的善与眷顾之明证,乃是对自然的蔑视;以神性的理由来解释历史,就等于是对世间之道德次序和其最终目的的一项证言。以一个虔诚的信徒长久以来的态度去解释个人的经历,则似乎每件事皆是天意,或者是神之眷顾的暗示,是某些为了拯救灵魂而被计划的事素;凡此种种皆已成为过去,它已意识到要与之对抗,所有较敏锐的意识均视其为声名狼藉和可耻的,同时也是虚弱、衰退和怯懦的,因此,我们不妨如此说:我们是优秀的欧洲人,是欧洲最勇敢之自我征服者的后裔。

  当我们如此反对基督教的解释,并蔑视其“意义”而认为是虚伪的时候,我们便立即会面临到叔本华所提出的问题:活着到底有没有意义?这个问题需要好几个世纪才能获得完全的了解,而叔本华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如果我可被原谅如此说的话——一个早熟而幼稚的答案,只是妥协罢了。然而他所提出的问题——一如我们先前所言,以身为一个优秀的欧洲人、而非德国人的身份——或者德国人以其对于叔本华的问题之了解,是否证明了他们与他内在的联系和关系,他们对此问题的准备,以及他们对此问题的需要?

  自叔本华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已经太晚了!——在德国有许多的思想观念甚至刊物兴起,但却仍不足以使我们决定支持这个更亲近的关系;反之,有人可能把重点放在这属于次叔本华悲观论之较为特殊的难处下面——就此而言,德国人显然不曾把这个问题视为要素。在此,我无意暗示艾德华·凡·哈特曼(Eduard Von Hartmann)这个人;相反的,即使此刻对我们而言,他非常有先见之明,也无法祛除我以前的疑问;我的意思是说,他自始便是个声名狼藉的恶棍,或许并不仅嘲弄过德国的悲观主义,最后甚至还“遗留”给他们一个事实,即在这个诈欺的时代,一个人还可以欺骗德国人自身多么久!

  更进一步的,我们是否也评估了德国人的光荣?那个终生以研究其实际辩证之不幸和“个人噩运”为乐的班森(Bahnsen)之古老论调是否也是属于德国的?(关于班森,过去我曾推介过他的著作,其目的在于用以作为反悲观的参考,我尤其认为他那优雅的心理学对于即使是最迟钝的身体和心灵都有减轻与舒缓的作用)。在这些诚实的德国人当中,若将这种附庸风雅的人或老处女称为令人作呕的贞洁提倡者是否恰当呢?毕竟他可能只是个犹太人(犹太人只要一开始说教,就会变得令人作呕)。无论是班森或艾德华·凡·哈特曼都无法针对叔本华的悲观论问题提供我们一项值得信赖的答案。

  在叔本华对这混淆不清的世界投以恐惧的一瞥时,世界已在他眼中变得愚昧、盲目、疯狂,更充塞着种种的问题和困扰。而上述诸人之无法解释此一悲观的看法究竟只是德国人里面的一个例外呢,还是一种普通的现象?值此情况之下,其余处于最显著的位置者,诸如我们英勇的政策和兴高采烈的主战派(意即果断地以一项毫不具哲学观点的原则来评判一切——译注)却提出了恰好相反的论证。不!今日的德国人绝不是悲观主义者!至于叔本华,他之所以成为一个悲观论者,容我再说一遍:乃是基于一个优秀的欧洲人之身份,而非德国人。

  三五八、低阶层者对精神之反抗

  欧洲人发现自身处在一片辽阔的废墟中,其间某些东西仍高踞不下,有些则逐渐转为腐败阴暗,而大部分均已倾圮倒塌;这情景倒是很美——我们要到哪里去找比这些断垣残壁更美的景物呢?——四处还蔓生着高矮参差的野草。这儿是一座荒城的教堂废墟,我们目睹这座雄伟宗教建筑倒塌毁损,被夷为一片平地,人们对神的信仰已被推翻,基督教禁欲主义的理想也在作最后的挣扎与奋战。这是一座历史悠久而坚固的宗教建筑物——也是硕果仅存的罗马建筑!——它当然不是毁于一旦的,而是经过日久天长的地震摇撼,各种精神力量的贯穿、挖凿、噬啮和腐蚀,因此才造成整体的毁灭。

  然而最令人纳罕与不解的乃是:当初贡献出最多最大的心力以保存维护此一教堂的人,竟然也是最不遗余力摧毁它的人——德国人。看来德国人实在并不了解一座教堂的本质和精髓何在。难道是他们的精神力量不够吗?还是因为信仰不坚才导致如此结果呢?不论在何种情况之下,教堂的结构一概都是基于南欧特有的自由与慷慨的精神,同时也基于南欧人对自然、人类和灵魂的怀疑——另外也基于对人类经验的认知,这一点恰与北欧人的看法截然不同。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无论就其时间的长久,或其所牵涉的范围来说,都是出于以“单纯”对抗“复杂”的义愤。说得谨慎一点,这乃是一种粗鄙但却老实的误解,颇值得原谅——人们并不明白一个胜利的教会之表达模式,而只见到它腐败的一面;他们误解了怀疑主义的高贵本质,错怪了每一个成功自信的教会权限之下所能允许的,几近奢侈的怀疑论调和包容力量。人们常常会忽略目前和一切基本问题的事实,即马丁路德被授与了不该具有的过分权力;他不但是个无可救药的短视者,更是个迷信而轻率的人,尤有甚者,他虽然发迹于人群之中,却缺乏来自领导阶层所遗传的特质,也毫无运用权力的天赋;因此他的一切努力和意欲重整罗马教会的企图,最后只落得一个并非有意,却又在不知不觉中展开毁灭行动的错误。

  是马丁路德以真诚的愤慨将老蜘蛛经年累月所细心织成的扎实密网一扯为二;是他将教会中神圣的书籍分发给每一个人,而这些书籍终于落入了文献学者的手中,也就是说,每一种信仰的废除者角色都是由书籍来扮演。是他恢复了教士性生活的权力——但是仍有四分之三的人坚信在性方面不同于众的男人,他在其他方面依然可以有出色的表现。这一点正可无误地指出:人们大多持有一种流行的观念,亦即深信超人的存在——奇迹终会出现——芸芸众生之中必能有救世主应世而出,这些观念并非没有经过精心刻意的鼓吹提倡。马丁路德准许教士娶妻之后,教士也就丧失了听教徒告解的权利,这么一来,无异使教士抹杀了自身的价值,而教士最深刻的价值便在于他们有着一双神圣的耳朵,并且守口如瓶——严谨地保守教徒的秘密。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教士。”——这项箴言背后隐藏的却是马丁路德对“高等人”的仇视,至于“高等人”的规则,又正是教会所一手订下的。马丁路德对自己甚至不知该如何去寻求的理想,不承认和自己有何关系;而对于堕落腐化更是厌恶之至——持着奋斗到底的决心。事实上,这个不可理喻的教士废除了homines religiosi的规矩;因此,他所提倡的教会规范,和他所极力反对的社会规范根本就是一体的两面——这便是所谓的“下层反抗”。

  至于马氏的改革运动,演变到最后,或好或坏也大致可视为盖棺定论了——但谁又会天真到果真仅以此结论来决定对他的毁誉?马丁路德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完全是“无知的”。如果人们愿意听信一项指定的道德说词,那么若要使欧洲(尤其是北欧)的精神层面转变为肤浅的话,无疑的,就得赶在马氏的宗教改革运动之前先采取措施才可。另一方面,人们同时便需抛弃安定,进而使精神生活、渴求独立的心愿,以及坚信有权追求自由和“自然”的心态动荡不已。若是人们想将宗教改革归功于今日所称誉的“现代科学”所提供的好处,他们就还得再加上一点说明,即现代科学也使得现代的学者堕落了,因为他们缺乏崇敬之心、羞耻之心和一种深度;现代科学还需对所有的天真率直和知识方面的坦白负责,简言之,这就是两世纪以前尚被视为怪异,而迄今悲观主义仍未能令我们感染的“庶民精神”。

  “现代观念”也属于北欧的下层反动人士,以对抗南欧较冷漠、混淆而怀疑的精神——他们最伟大的纪念碑是建筑在教堂内。我们千万不可忘记教堂究为何物,尤其是在和各种“政体”相形之下。教会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性组织,它保障了阶级最高、也最精神化之人的安全。教会并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能够阻止一切粗劣之权威的滥用,单就这一点看来,无论如何教会都是比“政体”更为崇高的组织。

  三五九、报复知识以及其他的道德背景

  道德——认为它最具危险性和恶意的倡导者何在?

  比方说,有一个素质不佳的人,这种人没有充分的知识(因此无法从其中获得乐趣),却有足够的文化背景去明了某些事实,他让人讨厌,对自己失望,此外还不幸地遭受一些所承袭之秉赋的愚弄和欺瞒,这种人对自己的存在感到惭惶而坐立难安——说不定他还作过不少坏事——从另一方面而言(藉他无法消化的书籍),他无法制止自己不受更多的污染和伤害,因此乃成为一个虚荣而轻浮的人——被彻底毒化的人,因为对他来说,知识变成了毒药,文化变成了毒药,秉赋和孤独也都变成了毒药。对于如此素质不佳的人,其最后终会陷入发自习惯性的报复心理和倾向。

  你认为他会找到哪一种百分之百迫切需要的必需品?以便能使他在自己的眼中超过比他更有学问的人,同时得到完完全全的报复快感,纵然是想象的也好。事实上,他所需要的通常是“道德”,这一点我敢跟你打赌。他绝对会挖空心思找出那些伟大的道德名词,并且高呼着冠冕堂皇的口号,什么正义啦、智慧啦、神圣啦、美德啦之类,说来说去,总不脱斯多噶禁欲主义的窠臼(斯多噶学说真会掩饰人们根本不曾拥有的特质啊!);反正全是一些肤浅的表面,譬如沉默的智慧、和蔼、温柔之类的理想名目。

  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因为的确有少数的古圣先贤恪遵以上我所谓的“精神之敌”的特质;也由于这些杰出的人物,才造就出道德的非凡成就,引起热烈的反应,而构成了历史,圣奥古斯丁①便是一个例子。不过,对知识的恐惧,便完全不同于对知识的报复了。天啊!这些原本邪恶的强大力量竟然再三地被转化为道德的根源!甚至干脆直接变成了道德本身!试问,所有的哲学家不也都披着智慧的伪装——这真是最疯狂而妄大的伪装。但是,在印度或希腊,这种作法不就是隐匿的方式之一吗?或许有时从教育的观点来看,为了要使门徒学生得到启发与成长,便不得不尊崇某些谎言,并藉着对某人的信仰(很可能是错误的)来约束自己。然而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这些作法都算是哲学家的隐匿方式;他们藏身其后以寻求比护,并躲避疲乏、岁月、冷漠和无情的压迫,这感觉仿佛有点死到临头的意味。动物不是也有这种本能吗?它们在临死前会离群索居,孤独地钻进山洞里,然后就会变得像个智者。……

  ①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354—430),为中世纪著名之神学哲学家,他不但是沟通希腊哲学和希伯莱信仰的思想家,更是创造基督教信仰深度的宗教家。

  什么?智慧会是哲学家想逃离知识的隐匿方式吗?

  三六○、两种混淆的动机

  我想我最大的进步便是学会了如何分辨一个普通行为的动机,和一个具备特殊方向与目标之行为动机之间的差别。第一种动机乃是贮积庞大的力量,等待有朝一日能用得其所;第二种却正好相反,和前者相比,它显得一点也不重要,多半是无甚紧要的偶发念头罢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好象一根火柴和一桶火药。无关紧要的偶发念头和火柴好比“目标”,也就是人们常常所说的“工作”;而对附加在他们身上的庞大压力似乎多少有些漫不经心。

  一般人对事物的看法通常因人而异,人们惯于在目标(或工作、感召)中寻找这种压力,这是最原始的错误想法——然则那仅是引领方向的力量而已;在此,舵手和船只的关系便混淆了。但是,问题并非一定是出在舵手,或者引领方向的力量上……“理想”、“目标”等不仅是一种托辞,也是一种隐匿的方式;它不希望别人说船只不过是顺着水流,无意中才到某地的罢?它想走某一路线,是因为它“不得不”这么走吗?这当然是出于一种引领方向的力量,但难道不是相当于一个舵手吗?在此,我们仍需对“目标”一词有更明确的概念。

  三六一、演员的困扰

  演员的困扰是最使我长期不安的问题,我无法肯定人们是否了解“艺术家”此一颇具危险性之名词的意义——一般人对这个名词的态度都过于宽大。

  (演员们)毫无愧疚的虚伪,沾沾自喜地以伪善为一种权力的表现,抑制或抹杀所谓的“个性”,内心渴望着扮演何种角色,想戴何种面具,具有许多适应各种角色的能力,凡此种种皆已不再能满足狭窄的演戏一途了,这一切的特质大概也不独适用于演员一个罢?……这种本能将会影响到下层家庭和低阶级的人,他们必须在变动不定的压力和束缚下生活,他们必须不断地去适应新的环境,所以得再三扮演各种不同的人物,久而久之,乃培养出极强的伪装能力,甚至可以称得上就是伪装的本身,仿佛扮演的是捉迷藏的鬼。而其世世代代累积下来的结果,这种能力便成为一种独断,无理和倔强,最后竟化为一种本能,并开始支配其他的本能,而成为演员或“艺人”(如小丑、老丑、傻子、仆役等,因为上述这些角色可以说是艺人的先驱,甚至是“天才演员”)

  同样的,在较高级的社会阶层里,也因类似的压力产生了另一种与前所述相去不远的人,这种人也只需以演戏的天赋来指挥其他的本能,譬如“外交能手”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我以为,一个优秀的外交家,如果能够拉下他的“尊严”的话,则必定可在戏台上成为一个出色的演员。至于犹太人,一向是个极优秀的民族,我们因此应该期待他们活跃在最早期的世界历史里,因为那是最适于培养演戏人才的地方。

  事实上,目前真正的问题:当今优异的演员之中,没有一个是犹太人吗?犹太人也是天生具有文学细胞的民族,正如同欧洲新闻界的首脑人物,也是以其演戏的才能才得以发挥权力的。这说明了一个有文学细胞的人必定也是个演员——他总扮演着“专家”的角色——最后终于扮演了“女人”的角色。试观女人的历史,她们不是自始至终都擅于演戏吗?如果我们倾听医生对女人行催眠术之后,或者如果一旦我们爱上她们(允许女人为我们作催眠)之时,她们通常都会泄漏出什么来呢?那就是她们即使在“牺牲自己”的时候,也“爱摆架子”。

  女人真是充满了艺术气质呵!……

  三六二、我对阳刚的欧洲之信念

  我们应该感谢拿破仑(而根本不是拜法国大革命之赐,但是一般人总把它视为博爱与平等的象征)和那几个战事连连的年代,然而在过去的那段历史之中,人类却并不喜好战争,但是战争却从不间断地绵延至今——简而言之,如果我们回到古老的烽火年代里,而依然保持今日的科学化,且将战争的规模扩大(譬如作战方式、军事人才、以及纪律、训练等等),则未来的人在回顾之余,必定会又敬又羡,认为那是一项完美的成就——因为这项军事荣耀是发自全国的运动,目的乃在抵抗拿破仑;如果不是因为他,我们也不会有如此的成就。

  在拿破仑的观点中,总有一天,必定有人会在欧洲战胜商人和菲利士人(the philistine),甚至女人(因为女人已经受了基督教以及十八世纪毫无节制的精神之影响,而变得放纵了)。不过,更具影响力的要算是所谓“现代观念”了。而拿破仑却将现代观念和文化视为个人的敌人,同时藉着这种敌意,使自己成为文艺复兴以来最伟大的传承人之一。他将一种决定性的古代性格挖掘出来,当初有谁会料想到这种性格最后竟主宰了国家的运动,并为拿破仑——他想创造一个统一的欧洲,使其成世界的女主人——的后继者肯定地接纳。

  三六三、男女双方对爱情的偏见

  尽管我对一夫一妻制的偏见作了许多的让步,但我绝不承认在爱情方面男女应该是平等的。因为根本就没有平等这回事,理由是:男人和女人都知道双方对爱情一词的解释各有不同——不论男女任何一方都不应武断地认定对方对爱情的感受和看法与自己相同。

  女人所了解的爱,显而易见的,即是灵与肉的完全奉献(并不只是付出而已),这种奉献不问动机,毫无保留,甚至一想到附带条件或约束的爱,都会感觉羞耻和恐惧。这种毫无条件的爱正是不折不扣的“忠诚”——男人是女人的一切,认为男人一旦爱上一个女人,就只想得到此一特定女人的爱,并认为站在男人的立场,要求完全的奉献并不足为奇——这的确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所该抱持的观念。男人若是象女人那般地去爱人,最后一定会沦为奴隶;然而,女人若依自己的方式去爱人,则会因此而成为一更加完美的女人。

  女人毫无条件地放弃了自身的权利,事实上,她也预料到对方并不见得会以同样的热情来作为回报,而他们也不会有为爱情放弃一切的念头。如果男女双方都为爱情牺牲自我,最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也不敢肯定,很可能造成可怕的空虚吧?女人希望被男人当作拥有物一般地接收,一心一意想成为男人财产的一部分;因此,她希望有人向她“求取”,但是对方本身却不付出,只会因为不断地取得而更形富有——经由爱他的女人的奉献,他的力量、幸福和信心乃都相对的增加。女人奉献自己,男人接收。

  我不相信任何人能凭藉任何社会的规约而打破这自然的男女之别,也不认为会有人出来主持公道;尽管他们对这种不断在眼前出现的不可原谅、可怕、难以理解而不道德的现象非常希望能避免,但是依然不会有人挺身而出。因为爱情之被视为完整、伟大而圆满是极其自然的,而自然对永恒的事物而言,多少有些“不道德”。

  在女人的爱里面也包括了贞洁,这是爱的定义之一;对男人来说,他虽可能遵守爱的忠贞,但那或许是出于个人不同的性情,故而感受不一样,忠贞乃成了不是他所必须具备的操守——而且在他心目中所占的份量实在太小,以致一般人总是认为男人之爱情与忠贞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的。他们的爱只不过是一种纯粹想占有的欲望,绝非奉献或牺牲;奇怪的是,每当他有所获得之后,其占有欲也随之消失无踪。

  事实上,倘若想要令男人的爱情能够持续不断,便需激起他嫉妒的意念,而引发其占有的念头(虽然他不见得真心想“占有”),当他受到挫折,心中的爱意便会增长——他不喜欢轻易被他征服的女人。

  三六四、遁世者如是说

  与人交往的艺术端视个人的技巧(这需要长期的训练),就好比参加一项宴席,如果有个饿得如狼似虎的人坐在席上,则任何食物对他来说,都是可口极了(正如魔鬼靡非斯特所说的:“给人经验的社会最差劲”),但是,毕竟很少人会饿成那种样子罢!唉,瞧我们的伙伴消化的多么艰苦啊!

  第一个原则是:我们要象遭遇不幸时那般地拿出勇气来,大胆地去把握一切,同时还要能欣赏自己,而将所厌恶的东西统统塞在口中,然后硬吞下去。

  第二项原则:“改善”对方。譬如说,可利用对对方的赞美而使他自我陶醉;或者是抓住他某些优点或“有趣的”特质,逐步将他所有的美德挖掘出来。

  第三项原则:是自我催眠术。与人交往时,两眼紧盯着对方,就象盯着门把一样,一直到你的快乐或威胁感消失为止,然后便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对一切置若罔闻,动也不动。这是个家庭处方,最适用于夫妻或亲人之间;经人多方试验的结果,认为是不可或缺的至理名言,但是尚未受到科学化的方法整理并列出公式。它最适当的名称是——忍耐。

  三六五、遁世者又说

  我们也需要和人交往,而且还得穿戴得整整齐齐,好赢得别人的青睐与尊敬,如此才能在社会立足;也就是说,我们混入一群伪装自己的人丛中,和那些小心翼翼的化妆舞会宾客一样,祛除了一切不光是由于我们的“衣着”所引起的好奇。当然,还可以运用其他的手段或方法与人接近。好比一个鬼,如果想把别人都吓跑,实在是易如反掌。又好比一个人抓住了那个鬼,却无法扣紧不放,那一定会把自己吓坏了。鬼可以从锁紧的门穿过,或在灯光熄灭后出现,或在人死之后显灵,而后者是极优秀之人死后所玩弄的技巧。

  (于是,有个人不耐烦地问道:“你想我们活着忍受这些怪异、冷漠和死寂,那有何乐趣可言?包围在四周的是一片幽隐而晦暗不明的孤独,如果我们无法感觉自己会有何种改变,岂不虽生犹死——唯有在死后,我们才能够因获得生命而复活,这才是真正的活着,我们只不过是已死的活人罢了!”)

  三六六、对一本渊博之书的一瞥

  我们不属于那种单靠从书本中获取的知识来建立思想的人,相反的,我们比较喜欢在户外思考,一面散步、跳跃、爬上无人的山上手舞足蹈;要不然就在海边沉思,那时刻,便连野外的小径也显得若有所思的样子。

  我们所提出的关于书籍、人、或是音乐之价值的第一个问题为:它会走路吗?甚者,会跳舞吗?……

  我们很少看书,那是由于我们能迅速地看穿一个人是藉着何种方式获得思想——若有人是弯腰驼背地面对墨水瓶,终日埋头伏案的,必定一眼使可瞧出来,又快又准!这种人甚至会坐出便秘的毛病;我敢打赌,连他那斗室里的气氛,以及低矮的天花板皆已泄漏了他的秘密。

  每当我阖上一本很有深度的书籍之后,心中都会感激不尽,如释重负,……这种书通常会予人一种压迫感,然而“专家”们却满怀热忱,一本正经地驼着背(每个专家都会有驼背的现象)在研究不辍,同时对所阅读的书籍给与很高的评价。因此,每一本深奥的书都反映出一个被折磨得变了形的心灵。其实,任何一种职业多少都会扭曲人的心灵。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曾一起共度青春时光的挚友,他们选择了科学,也拥有了科学,然而,可叹啊!世事的变幻往往出人意料之外。天哪,如今他们却反过来,为科学所役使与占有。他们经年累月地置身隐蔽的一隅,而被挤入无知无感的境地,身受约束,同时被剥夺了平衡的心态,整个人憔悴衰弱得可怕——目睹此一情景,不禁令我们深为感动,无言以对。

  任何技巧都会有良莠不齐的情形。有黄金铺成的地板,在其上方也许就有铅制的天花板,它不断地压迫着心灵,直到后者被压挤成奇怪而扭曲的形状才罢手。这一点是无法改变的,我们无需白费心思地去考虑是否可藉着教育或其他方式来避免遭受扭曲的命运。世上任何种类的完美都得花高价才能购得,而它们的价格也许太昂贵了;其中一种情形是:某一行的专家非得同时付出以身为那一行的受害者为代价不为功。而你却想得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总之是想简单方便些,不是吗,我的朋友?

  好极了!不过接着你们会立刻找到另一些不同类型的人,除了工匠或专家,还有文学家,他们是多才多艺而善变的人,却并不驼背——因为这些人不象贩卖知识或文化的售货员。他们实在不算什么,然而却几乎“代表”了一切。他们扮演并“代表”专家,也表现出自己受人注目与尊重的一面。错了!亲爱的朋友!我宁可因你的驼背而祝福你!而你也和我的看法相同,鄙视那些文学家和文化寄生虫!你呢,却不知道该如何推销自己的学识!而且还提出了许多无法以金钱衡量其价值的意见!这全因为你不想代表你所不具备的能力和身份!同时你只想成为自己才艺的主人,这都是你尊敬每一种专长的能力所致,还有,以无情的斥责来拒绝所有虚伪不实、具煽动性和表演性的文学艺术作品——只要不是绝对真实、有节制或训练、以及经不起考验的事物都无法使你信服。(即使天才也不能帮助人克服这种缺陷,只要曾留心注意最有天分的画家和音乐家便可明了其中的道理——毫无例外的,他们都曾技巧地藉着模仿别人的艺术创作风格,代替品,甚至原则的采纳等种种方式以达到剽窍的目的;说的更肯切些,他们并没有因此欺骗自己,也没有因良心不安而保持沉默。大家应该都知道,所有现代的伟大艺术家都会因良心的不安而感到十分的痛苦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