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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三、喜悦的含意
最近发生的几件大事，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上帝已死”；对于基督教上帝——已不值得信仰——的信念已开始抛弃其初次覆盖在欧洲的阴影。就少数人来说，他对这戏所抱持的怀疑的眼光是十分强烈与敏感的；似乎从云端射出了几许阳光，一些古老而深沉的信心也开始转变为怀疑——对他们来说，我们的旧世界似乎显得日渐黯淡、可疑、陌生与“老朽”。大体上，我们也可以这么说，这件事的本身太过伟大、太过遥远、太过超出人们的理解范围；且不必提许多已经知道什么东西被取代，以及什知东西此刻已经整个崩溃的人，在那些人的心中，对过去的信念早就一直在不知不觉地腐蚀着——只是因为碍于许多的东西（譬如整个欧洲道德）都根深蒂固地建基在那上面。
这个崩溃、毁灭和推翻的深广而无间断的进行过程，现在更加急迫了，此刻有谁了解到必须有如能疏导巨变的导师与先驱，或者黑暗与衰败时期的预言者之类的人挺身而起（而这在以前也许是不可能的）？还有我们，天生是猜谜语的人，均在期待着，仿佛今天或者明天，答案就会在山上公布似的——并且被答案的矛盾所因惑。在我们这些未来世纪的初生婴儿与早熟孩童的眼中看来，那个一定会很快遮蔽整个欧洲的阴影想必已经来临。
我们是否依然（也许）受这件事的影响——并未完全悲伤或消沉，而是更有着无法描述之崭新的喜悦、欢乐、慰藉、活泼、勇气与黎明？事实上，我们这些哲学家与“自由人”深深感觉到自己像是被一个新生的旭日（“旧日上帝已死”的佳音）所照耀着，心中交杂着感激、惊喜、预感和期待之情。最后，我们的视线似乎更加开阔了，纵然还不够明亮，但我们的船毕竟终于能置诸大海去面对各种危险了；那属于我们的海——也许是前所未有的“开放之海”——乃再度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三四四、我们可以虔诚到什么程度
据说，由于某些理由的缘故，罪犯在科学的领域中并没有公民权；只有当他们自愿屈就一种假设的谦逊，一种为了体验而预备的立场、或是一种有限制的虚构，其通向知识领域的途径和其中特定的价值才能得到认可——不过，依然要加上一项限制，即这一切都必须接受警察的监督，由于我们的不信任，所以必须让警察来监督。
更确切地说，这岂不是暗示只有当罪犯不再是一个罪犯的时候，才能获准进入科学的领域吗？难道只有在一个人不再负有任何罪名时，才能接受科学精神的训练吗？大概是这样罢。我们看得出来，科学也必须以一种信仰为基础——“没有前提”就根本没有科学。我们无法预先断言“真理是否必要”这个问题，而必须在原则、信仰或确信可找到解释的诸般情况之下才可论定，“没有比真正更为必要的，与其相形之下，任何其他的事物皆只有次等价值而已。”这种追求真理的绝对意志究竟是什么呢？是不让我们自欺的意志吗？还是不欺人的意志呢？
假如我们被概括在一般的法则之下，那么追求真理的意志也可以解释为这种形态：“我不欺骗——”，尤其是“我不欺骗自己。”可是，为何不欺骗呢？为何我们不能被欺骗呢？我们必须注意到前后二个问题的原因是归属于十分不同的范畴：一个人不愿自己被骗，在这项前提下，被骗是有害的、危险或致命的，由此看来，科学是一种谨慎、预知与实用的延伸过程，大概有人反对这种看法罢。什么，不愿被欺骗真的会较少受到伤害吗？你如何认清生存的每一层面之特征，而能决定信与不信孰占优势呢？假若两者都是必需的，那么科学应该由何处引出绝对的信仰？它所依据的坚信（真理）比其他的一切（包括各种坚信）都来得重要吗？要是真与不真二者均能不断证明自身的有用性，那么这种坚信就不会存在了。
无疑的，目前存在于科学中的信仰，在这种功利的计算中是不可能找出其根源的，纵然我们有“追求真理的意志”，但事实证明，那些作为最后都归于无效。在科学的祭坛上屠杀一了一个接一个的信仰之后，我们已对那种追求的执着十分了解，“追求真理的意志”并不意味着“我绝不允许多自己被欺骗”，然而我们别无选择——“我绝不欺骗，即使对自己也不欺骗！”——如是，我们乃达到了道德的领域。
因此，“为何要有科学”的问题便又导回道德的问题，如果生命、自然和历史是“非道德”的，那么道德的要旨究竟是什么呢？毫无疑问的，一个有深度意识的人会因其对科学的信仰，而断定一个和生命、自然、历史等迥然不同的世界；同时在他们确定这另一个世界之际，是否也要否认相对的眼前我们的世界呢？
我的看法是，我们对科学的信仰一直是基于一种形而上的信念，虽然在今日有些人不信神且反形而上，但是我们依然以一种古老的信仰（即基督教徒的信仰或柏拉图的信仰）而高举着劫余后的火炬，并坚信上帝即是真理，而真理是神圣的。问题是，如果它自身变得总是更加靠不住，如果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证明它自身是神圣而非错误、盲目与虚伪的——如果上帝自身成为我们最执拗的谎言呢？……
三四五、道德问题
人格的缺点所带给我们的后遗症随处皆是：衰弱、怯懦、不值一顾、自我贬抑以及自我否定的人格，已不再适用于任何良好的事物——尤其不适用于哲学。
“无私”不管在那里都没有价值可言，而非常的问题便需要非常的关爱，唯有坚强、成熟、心灵稳固而基础深厚的人才足堪解决非常之问题的大任。就此看来，有两种不同的诠释，即一个思想家是站在关系到他的问题、他的命运、他的需求，甚至是他至高无上的乐趣等个人的观点上呢？或者，只是立于非个人性的，亦即他可以以一种漠然、探索的思想触手来感觉或攫取它们。就后者而言，我敢说必定不会有任何结果可言，因为非常的问题必然无法为怯懦之人或癞蛤蟆之辈所能解决，这与他们的胃口不合。为什么我从未见过任何人（即使在书籍中亦然）会在这种情形——亦即视道德为其个人之需求、感情、喜悦及情绪等诸问题——之下遵守道德？很显然的，到目前为止，道德根本就不会被视为一种问题，它一直被视为人类在猜疑、不和以及冲突之后所达到的基点，是思想家甚而可以自本身获得歇息，可以恢复其呼吸而苏醒的安宁且神圣之地。
我未曾见过任何人敢非难这种道德价值的评估。在这种关节上，我甚至不曾见过科学之好奇的尝试，以及心理学家和历史学之吹毛求疵、暗中摸索的想象力。这二者均可轻易地触及一个问题，并抓住问题的侧面；然而却陷于弄不清楚自己所掌握住的究竟是什么。
在极困难的情况下，我发现到一些为了完成价值之评估与这些情愫之来龙去脉之整个历史的目的而所仅存的资料（这和对它们的批评及伦理体系的历史大相径庭）。在一个个案中，我竭力用各种方法来鼓舞这种历史的倾向和才能，但是到目前为止，却感到似乎一切均徒劳无功。从这些道德的历史学者（尤其是英国人）处根本就学不到什么东西，几乎可以毋庸置疑的，他们本身经常会被一种界定的道德所影响，并且其行动有如穿戴甲胄者和为人随从一般地毫无意识——也许是仍旧真心诚意地重复着欧洲基督教普遍的迷信，即道德行为的特征乃是包括了自制、自贬、自我牺牲，或相互了解与同患共难。
这种前提一般的错误在于他们坚持人类，至少是文明人之间，对道德的某些主张要有相当的一致性，因此，他们归结这些主张即使是对你我而言，也是有所束缚的。或者反过来说，当他们明了道德的评价在不同的民族之间必须是有别的事实之后，他们便又归结到任何道德都没有束缚力，而这两种结论都是同等幼稚的愚见。另外，他们所犯的更难解的错误是，他们发现并批评一个民族关于自身的道德可能会有的愚蠢见解，或者是人类关于一般道德的见解（他们于是论述其来源、宗教的约束力、自由意志的迷信以及种种类似的事项）；而他们认为仅仅凭着这些行为就已经批评了道德本身。
然而“你应该……”的这种法则之价值，以及关于这种法则的种种见解是绝然不同并且各别独立的；同时还必须由错误的杂草之中将其辨别出来，而它或许早已在错误里面根深蒂固了。就好象一种药方对一个病人的价值完全系于他对药物是否有科学上的认知，或者只是认为药物正如同老妻所能给予他的帮助而已。即使是在错误中亦可能产生道德；但是就此而言，其价值问题却根本就不曾被提起。故而，迄今还没有人查验过最著名的药方（称之为道德）之价值究竟如何，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最重要的便是要先对其存疑才行，而这正是我们的工作。
三四六、疑问的注解
难道你不明白吗？说真的，想要了解我们，一番努力是不可缺少的。我们寻求适当的字汇，或者，也寻求他人的注意与听闻。我们究竟是怎样的人呢？根据比较老式的措辞来看，我们或可自称为无神论者、不言神者，甚而非道德者，然而我们却不认为这些名词就可以将我们界定清楚，这三个名词合成的层面或可适用于我们，但一般人却无从想象。对于你们这些心存怀疑的朋友，你们根本想不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心灵状态究竟如何。
不！我们对于那摆脱束缚而为自己寻求一种信仰和目标的人，或者由于其疑惑而殉难者，已不再有任何激情与痛苦的感受！我们早已完全坚信（且因为这种信念而变得冷酷无情）在这世界上没有一件是操之在神明的手中；同时也并非要依照人类的标准，一切才合理、慈悲、公正地进行，我们知道，我们所置身其中的世界乃是个邪恶、不道德而且没有人道的世界——许久以来，我们根据自己的崇高希望和意志，换句话说，即根据我们自己的需求而故意歪曲且虚伪地来解释这个事实。
人类是一种崇拜的动物，然而却也是一种怀疑的动物——因此对于这个世界并不如我们所相信的那么有价值这件事也就必然存疑了。如此地多疑！如此地哲学！我们小心翼翼地避免说破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价值的事实；对我们来说，现在的人坚信虚构的价值甚于真实世界的价值，这是十分可笑的——正由于这个缘故，我们乃又收回迈出的脚步，就如同从人类空想及无理性的错误中折回来一样，这是长久以来都不曾被认清的。
这种错误在现代的悲观主义中仍有最后的表现：在佛陀的教诲中，有一种较为古老而强烈的表白；基督教也包含在内，但是正确地说来，它比较不明显而暧昧些，不过却依旧引人注目。就“人对世界”的整个态度而言，人是否定世界的法则，同时也是评定一切事物价值的标准，是这个世界的法官。最后，他将生存本身放在天秤上衡量而发现它太轻了，因此我们逐渐领悟到这种态度的荒谬不当，并且感到恶厌。而当我们发现“人与世界”乃是平等并存，只不过由一个了不起的小字“兴”（and）将其分隔时，不禁要莞尔一笑了！
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在嘲笑的同时是否已进一步鄙视了人类？因此，在悲观主义中也鄙视了我们所认知的生存？我们难道不曾因而怀疑到迄今凭着我们的崇敬而存在的世界——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或能忍受生命——以及我们自身这个世界之间是对立的？一种关心自身的冷酷、彻底而根本的怀疑，经常使我们欧洲人对其力量更感困扰，并且藉着这种只能作二择一的选择更使我们可以轻易地面对下一代，不是祛除你的崇敬，便是祛除你自己！后者将会成为虚无主义——但前者难道就是非虚无主义了吗？这就是我们对疑问的诠释。
三四七、信仰者与其对信仰的需要
为了要夸示，一个人得要有多大的信心，他必须具有很强的“定见”，这种见解是他不希望有所动摇的，因为这样他才能掌握自己——亦是对他权力的一种测度（或者说得更明白一点，是其弱点的测度）。
在我看来，欧洲旧大陆的大多数人，目前似乎仍然需要基督教，因为信仰仍然存在。人就是这样，他可能反驳神学的教义千百次；而一旦他需要时，却又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接受它为“真实的”，这是根据圣经上有名的“权力的证据”所说的。
有些人仍然需要形而上学，但亦急切“渴望确实性”，而这种确实性目前已在多数人当中注入了科学和实证主义的形式，因而也渴望着务必要得到某种稳定的东西（然而由于这种渴望的过于迫切，而使得确实性的建立反而更缓慢、也更疏略）——即使连这点也渴望能获得一种掌握和支持；简而言之，虽不能说是弱点的本能创造了宗教、形而上学，以及各式各样的信仰，但是至少维持了它们。事实上，在这些实证哲学系统的四周，萦绕着一种悲观主义的阴郁气氛，亦即某种厌倦、宿命论、幻灭、以及对新幻灭的恐惧——或者是明示的憎恨、愤怒和无政府主义的激荡，以及任何脆弱之感情的症状或口实等。
即使是拥有我们当代最聪明之士的敏捷周全，也会在可咒的角落和巷弄中迷失，举例来说，如Vaterlanderei（这是我对主战论者的命名，法国人称之为“盲目的爱国心”，德国人则称之为（deutsch），或者如巴黎自然主义者小小的美学信条（仅仅使得自然的层面被揭发或更形显著，同时使人感到厌恶和惊愕——现在他们喜欢称这种层面为La verite vraie），或者如圣彼德堡形式的虚无主义（也就是说，在不信仰中有信仰，即使为此而殉难者亦然）；凡此皆显示了对信仰、拥护、志气及支持物之类的需要。
对于缺乏意志的人而言，最渴望、最需求的莫过于信仰了。因为作为命令的情绪意志，乃是主权和权力之间一种有差别的特征。也就是说，一个人愈是不知道应当如何下命令，便愈迫切渴望着接受命令，而且是坚决的命令——来自神祇、王公、特权阶级、医师、告白者、教义、政党意识等。由此，或许我们可以推论世界的二大宗教，佛教和基督教之所以能兴起并且迅速扩张，实在是其来有自的；即由于特异的“意志弊病”。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这两种宗教均因意志弊病所过分夸大的渴望而发扬光大——由于一种不可避免的、一句“你应该……”、一种含有失望的希望。这两种宗教在狂热分子意志薄弱的时候便成为他们的导师，因而也提供给无数人一种支持和运用意志之新的可能性，以及一种欣然的喜悦。
事实上，狂热是唯一可以激发弱者和优柔寡断者的“意志力”，以及整个知性体系的一种催眠剂；它先大量培养一种特殊的观点和特别的情感，而后才支配——基督教称此为信仰。当一个人达到他需要被命令的基本信念时，就自然成了“信仰者”。反之，一个人也可以想象得到自我决定的喜悦和力量，以及意志的自由，因此，这个精神便不需任何信仰，或任何对确实性的渴望，而习惯于藉着微薄的羁绊与可能性支撑自己，即使是在深渊的边缘也同样能振衣长啸，这种精神便是优越的自由精神。
三四八、学者的源起
欧洲的学者都来自不同的阶层与社会环境，就象一棵植物并不需要特定的土壤，故而在本质上他自然是属于民主思想的同类。然而这个起源却背叛了他本身。如果一个人将自己的目力训练到可以在知识性的书籍或科学的论述上认出学者知性的特质——他们皆有这种特质——则我们会惊异地发现几乎多半能瞥见这些学者及其家庭历史的背面，特别是其名称和职业的本质。
对于感受的表达，“终于证明了我已将它完成”，一般而言，祖先的血液与学者的本能在其可以目睹一切的隐蔽处证实了“所完成的工作”——证实的信念只不过是曾被劳工家庭景仰多年而称之为“好工作”的指标罢了。譬如：户籍员和各种办公室职员之子的主要工作便是整理各种资料，并将之放在抽屉中排列整齐。而一旦成为学者，他们便会有一种倾向，即将问题系统化之后，便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几乎可以算是解决了。有些哲学家则除了拥有一个能将事物系统化的头脑之外，便一无所有，而那种头脑还是其世袭职业所造成的一种本质。分类或归纳范畴图表的才能往往会背叛了某些事物，一个人之所以会成为其父母的子女，无非是毫无来由的。
一个倡导者的儿子，身为研究员也必然是一个倡导者，他一开始就会设法将这个观点带进他的案例中，然后再寻求站在正确的一方。人们可以由他们无邪的保证，认出新教牧师及教师的儿子——他们身为学者，当其案例被那份执着的热诚提出来的时候，他们便已认定这些案例将可获得证实与认可——他们完全惯于人们的对其信任——这要拜其父祖的“行业”之所赐！反之，一个与其商业环境及其种族历史一致的犹太人，对于人们对他的信任便绝无法习惯。就这件事情来观察犹太学者——他们全都十分强调逻辑，也就是说，藉着各种理由强使他人同意——他们知道即使种族和各阶层的偏见反对他们，即使人们不情愿相信他们，他们更须去加以征服。
事实上，没有比逻辑更为民主的了，因为逻辑丝毫不尊重个人，并且甚至能把鹰钩鼻说成直鼻。（在此顺便对逻辑思想加以说明一下，关于“清洁剂”的知性习惯，欧洲受犹太人的帮助颇大，尤其是德国人——他们很可叹地一直是一个不讲理的民族，即使在今天也是要常常“洗头”。无论犹太人的思想影响到哪里，哪里的人便会被教以更精密的分析、更敏锐的辩论，书写更清晰更精简——亦即，使一个民族能“讲理”一直是他们的习题。）
三四九、再谈学者的源起
仅仅寻求自卫的本能是一种苦恼的表征，或者也是对真实的一种限制。生命的基本天性，旨在权力的延展，每当我们考虑到这一点，便常常会怀疑自己的自卫本能且加以牺牲。当一些较为独特的哲学家，如期宾诺莎①在见过所谓自卫本能的生命特质之后，便一直处于苦恼的状态。我们的现代自然科学和期宾诺莎的理论大有关联（尤其是进化论当中，令人难以相信的“为生存而挣扎”的片面之见的教条），可能由于多数探究者的出身有很深的关系，就这一层面而言，他们和一般人无二，他们的祖先也是贫穷卑微，由直接的经验而深切了解到生活的艰难。
①斯宾诺沙（spinozal1632－1677），为犹太商之荷兰人，理性主义哲学家，由于他的生活背景与宗教背景而使他建立一套“保全自己”的哲学。
在整个英国的进化论当中，一种窒息的气氛时刻笼罩着过度拥挤的英国，贫贱之人因穷困而散发出来的气味处处可闻，但身为一个自然的研究者，他应当从那可卑的人性角落里挣脱出来：然而，即使看遍各种愚行，我们会发现，在自然中困扰苦恼的状态也并不普及，只是多余之物罢了。为生存而挣扎仅仅是一种例外，一种为了生活而暂时抑制着意志；这种挣扎无论大小，在各处都会造成优势，会增加扩张，会形成一种与权力意志一致的力量，而这正是生存的意志。
三五○、对人类之笃信致敬
与教会相抗比之于反对雕刻师的普通而肤浅的规则更具深奥而冥想的性质；也就是说，愈是多疑的坏人，由于一直不相信生命的价值，并且也怀疑自身的价值——人类的一般本能，故而使得其官能的快感和“恻隐之心”也均与他们形成对立。
整个罗马教会乃是奠基于潜存人类天性中的南欧属性的怀疑态度（在北欧常被误解），而这种怀疑的态度则又是南欧人从东方传承过来的，同时还从那种神秘而古老的亚洲学习到沉思的精神。另一方面，新教则为一主张简单、文雅、注重表面（这方面北欧人的表现就显得比南欧人肤浅）之一般略含叛逆性的宗教（指宗教改革运动后，新教之所以兴起所含的本质——译注），仅管如此，然而却是法国大革命的缘故，才首度将王权完整而庄严地交到“好人”（绵羊、骡子、鹅、以及各种肤浅的一切）的手中。
三五一、对僧侣的天性致敬
我想哲学家觉得自己与一般人（在今日社会的各阶层）对智慧的看法相差极远：慎重明辨、朴素宁静、虔诚恭敬以及乡下牧师的平易近人，凡此皆严肃而深思地疑视着生命——这也许是因为哲学家并没有尝试作和一般人或乡下牧师一样的智慧追求。哲学家大概也是最后才明白到人们应该了解与他们相距颇远且为思想家所热衷的某些事物，而这些思想家必须经常生活在最大困难与最大责任的乌云中（因此他们无法看到事物的整个底细，更不必说有什么公正无私或客观的作为了）。
一般人崇敬完全不同类型的人，而就其不同的形象去塑造一种“圣者”的理想，他们每每对这类型的人予以最高的崇拜和赞颂——这些人拥有温柔、严肃、单纯、谦虚等僧侣似的性格——一般智慧所能给与的崇拜和赞颂其他的人，还有谁能像这些人一样地普受大众的崇敬？这些人与其阶级相配，地位崇高；由于他们善良而被挑选出来，奉献并牺牲——他们自身也相信自己为上帝而牺牲——在这些人面前，人们可以不觉有罪地倾吐他的心事，可以消除他的秘密、顾虑及一些更糟的事情（“和自己沟通的人”能祛除自己的心事，作“告白”的人则可以忘掉心事）。在此有一不可缺少的，即是，对于污水和净水均需要有精神上的污垢，并且需要迅速的爱的交感，以及一颗强烈、谦逊和纯洁的心；他们乃牺牲了自己而使自己能适合这种非公共健康部门的服务，因为身为神职人员便是一种牺牲，并且永远是一种人类的牺牲。
一般人将这些因信仰而牺牲、沉默、庄严的人视为“智者”，亦就是成为圣贤之人，对其原来之“不信任”者亦改变成为“可信的”，谁会想要去剥夺人们那种表现与崇敬？不过为了对另一面亦公平起见，在哲学家眼中，神职人员依旧是被视为“人”而非“圣人”，因为最重要的，他们本身并不信仰“圣人”，而他们也已在这种信仰与迷信中找到了“人”。希腊人在创造“哲学家”这个字眼时是十分谦逊的，而让那些最为傲慢的演员套上“智者”的名词——这种极端傲慢且又自我夸耀的谦逊可说和毕达格拉斯与柏拉图如出一辙。
三五二、为何难以摆脱道德
一个赤身露骨的人通常难以入目——我说的是我们欧洲的男人（当然绝不是指欧洲女性）。如果一桌原来高高兴兴共餐的人，突然发现到他们被某种妖怪作法而脱去衣袍，我相信不仅原来的欢乐气氛会立即荡然无存，而且纵然有再好的胃口也会倒尽——似乎我们欧洲人总能摆脱这种“衣着”的伪装。
然而，“道德之士”的伪装，在道德法则及礼仪规范的表面，以及我们在责任、德行、公众情绪、荣誉和毫无私利之掩蔽下的行为，难道也不该有支持它的最好理由吗？我并非意味人性的弱点与卑怯，简言之，即是我们心中那邪恶狂野的兽性，应该加以掩饰；相反的，我的意思是，我们身为驯服的动物，甚为屈辱可耻而需要道德的掩饰——欧洲人的“内在人格”很久没有足够的劣根性可以”让自己公然被见”（因而成为美丽）。
欧洲人以道德来伪装自己，乃是因为他变成一种有病且跛足的动物，有很好的理由被驯服：因为他几乎是一种畸型、不完整、虚弱和愚蠢的东西……并非是被掠夺之动物的凶残，而是群居动物的十分平庸、忧虑与倦怠发现道德的伪装是不可缺少的。道德粉饰了欧洲人——让我们明白这一点——以更加显著而可辨明、更加重要、“神圣”的伪装——
三五三、宗教的起源
从一方面来说，宗教创始者的真正发明是建立一种特定的生活模式及日常习俗，并使人们能够接受，沉浸其中而不知倦怠：从另一方面来说，也给与这种生活模式一种解释，并以其最高之道德观念来启发人们；因此，它成为人们为之挣扎，在某些情况下甚而置其生命于不顾的至善之物。
事实上，后者的发明比前者重要：第一、此生活模式往往已经与其他的生活模式杂然并存，然而却不明白其具体化的价值。一个宗教创始者的创意与输入，通常都以他见到并择取那生活模式，并为将可被利用的事实首度予以神圣化，以及能如何将它作一个圆满的诠释而揭露出来。譬如，耶稣（或保罗）发现在罗马帝国统治下之一般人的生活，是一种谦虚、贞节与消沉的生活；他乃诠释这种生活，并给与最高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有勇气鄙视其他各种生活模式，摩拉维亚教徒①的宁静之狂热、神秘而隐藏的自信日益增加，最后终于准备好了要去“征服世界”（意指罗马及整个帝国的上层阶级）。
①摩拉维亚教（Moravian）新教教派之一的教徒，散布于捷克的Moravia地区。
佛陀也同样地发现到人类的同一类型，他发现到那些善良慈蔼的人，事实上是散布在每一阶级（指印度的种姓制度下的阶级——译注）和社会的各个阶层中——重要的是，这些人是无害的——由于怠惰、以及怠惰之人，而使他们过着节制的生活，几乎毫无所需，也毫无所求。他明白这一类型的人，由于其惰性，而不可避免地将会逐渐接受一种可允许其免于再入轮回受世俗之苦（亦即生、老、病、死等一般生命的过程）的信仰——这种“洞悉”便是他的天赋聪明。
宗教的创始者能够确实掌握住一般民众的心理，并且深深了解一种特定而平均类型的灵魂，而后者却始终未能憬悟到他们乃是同一类的人，是宗教创始者使得他们聚在一起。因此，宗教的创立永远是一种长期认知的仪式。
三五四、“人类的天赋”
当我们开始感知我们要用何种方法才能免除意识时，才会有意识——或更正确地说，便是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在这种感知之始，我们才以生理学和动物学来讨论它（因此需要两个世纪的时间来赶上莱布尼兹事先提出的暗示）。因为事实上，我们可以思考、感觉、希望和追忆，并且在各种类似的感知上均能有同样的“表现”，然而这种种却都不需要有“意识”。
整个人生就好象在镜中一样，无法看到它自己；事实上，人生中的绝大部分用不着对照镜子也一样能延续下去——即使我们的思想、感觉和自由意志的生活亦然，虽然这种论调在年纪较大的哲学家听起来会颇觉痛心。如果意识是不必要的，那么它的目的为何？如果你听我的回答，这项假设或许也毫无理由；但在我看来，意识的敏锐和力量一直都与一个人（或动物）的沟通能力成正比，而沟通能力在现实生活中又和沟通之需要成正比——后者比较不易被了解，如同个人自身主宰着沟通的技巧，并明白其需要同时还必须依赖他人的需要。但是，在我看来，这似乎与整个种族以及世代之承袭有关，日常的必需品和需要长久以来一直驱使着人们与其伙伴沟通，并迅速而敏锐地明了彼此，最后终于得到一种剩余的权力和沟通的技巧。仿佛幸好他早已有所积聚，而现在就等待着一个继承者毫无吝惜地将其挥霍（所谓的艺术家就是这些继承者，同样的，雄辩家和传道者、作家等亦然；这些人来自一长串继承的末端，总是“晚生”，而就其字面上的意思来说，他们的本性原本就是个浪费者（spuanderers）。
假如这个观察是正确的，我便可以进一步地推测，意识大体上是在必须沟通的压力下发展而成的，自始它就只有在人和人之间（特别是在上下主从的关系之间）才是必要而有用的，并且只按其实用性的比例发展。适当地说，意识仅不过是人与人之间一种联系的纲，也只有因为如此，它才会发展至今，隐士以及如野兽般的人便不需要它。事实上，我们的行为、思想、情感和情绪等，都是在意识的范围之内（至少是一部分），结果便造成一种可怕而持续的“必须”主宰人类的命运——身为最有危险的动物，他需要帮助和保护，他需要友伴，他必须能表白他的苦恼，他必须知道如何使别人明白他的意思——为了这些种种，他首先便需要“意识”，他必须“知道”自己缺乏什么、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想法。
我再重复一次，因为人就象各种生物一样，虽在不断地思考，但却不自知；思想之成为意识的本身不过是其中最小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最表面的一部分或最坏的一部分——因为这个思想的意识以语言（亦即沟通的象征）便可表示，经由此，意识的起源也就揭露出来了。简而言之，说话语言的发展及意识（并非理性本身，而是成为自我意识的理性）的发展，乃是携手并进的。更进一步地说，人与人之间，不仅只有语言扮演桥梁的工作，而且还有容貌、压力和姿态等等，我们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感觉，我们那足以稳定这些感觉并仿佛要将其置于我们自身之外的力量，凡此皆依象征之凭藉以及与他人沟通之需要的增加比例而增加。
发明象征这种工具的人通常也是自我意识较为敏锐的人；人因为是群居的动物，所以才会意识到自己——他仍然是在意识之中，而且愈来愈深刻，我的意思是说，意识并不适合属于一个单独生存的环境，而这毋宁是由于其社交与群居的天性。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因为关系着自治和群居的效用，它才得以巧妙地发展；结果，虽然其最佳之意愿乃在使每个人尽量了解自己，“知道自己”，而我们每个人却都总是会意识到自身的非个人性，亦就是它的“一般性”；我们一想到它，常认为它好象会被意识的特性所压抑——藉着其中专制自大的“人类的天赋”——并解释为对于群体的透视。
基本上说来，我们的行为乃是偏于个人、独特而且完全单一的态度（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一旦我们将其转化为意识，它们就再也不是这副模样了，……就我所知，这是所谓的现象论和透视论：动物意识的天性，涉及我们所能意识到的世界，只是表面和象征性之世界的注解——我们所意识到的一切事物皆因此而变为肤浅、贫乏与相当的笨拙；一种普遍化、一种象征、一种群体的特质，随着意识的进化，总是连结着一种巨大而彻底的曲解、虚伪、肤浅和普遍。
最后，逐渐在成长中的意识乃是一种危险，任何与最具有意识之欧洲人相处的人甚至还知道它是一种弊病。我所关心的是，我们可以测知它并非是主观和客观的对照——我将这差异留给仍然被文法（一般的形而上学）圈套所困扰的认识论学者。它亦不能称为是“事物本身”与现象的对照，因为我们还不够“明白”如何去判定这种区别。
事实上，我们并没有任何去感知的器官，或者“事实上”，我们所“知道”（或相信、或想象）的和对人类有用的益处一样多，即使我们所称之“有用”根本上只是一种信仰、一种想象、或者是一种最致命的愚行，终有一天我们会因而毁灭。
三五五、我们的“知识”概念
我在大街上得到这项解释。我听到有个人说“他认认我”，所以我自问：“人类从知识当中真正了解了什么？当他们追求“知识”时，他们想要的究竟是什么？没有比追溯已知之事更奇怪的事了。而我们这些哲学家藉着知识是否真的能了解更多的东西？所谓已知，是指我们已经习惯一般的状况，不再对之感到惊异，任何我们所习惯的规则、所有我们置身其中时会感觉安适之事物——是什么呢？我们求知的需要不就是这已知的需要吗？去发觉任何奇怪、不寻常、或疑问之事物的意志，难道已经不再使我们感到焦虑不安了吗？难道不可能是恐惧的直觉责成我们去求知吗？难道那有所领悟的人只是因为他重获安全的感觉才使他愉快吗？
有个哲学家在追溯世界之“理念”时，想象着“已知”的世界：啊，难道不是为他早已知道、熟悉这个概念吗？因为他对于“理念”的恐惧少得多——哦，这个领悟者的节制，让我们不妨来看看他们的原则，以及他们对这个谜或就此而论之世界的解答！当他们再度在事物之中或事物之间找到什么时，或者在很不幸地为我们所深知的事物之背面（例如乘法表、我们的逻辑、意志和欲望）有了任何新的发现时，就会立即感到十分地高兴！
因为，“已知之事物乃是可明了的”，对于这点他们都一致同意。即使是那些领悟者之中最慎重的人，也认为已知之事物至少比未知之事物更易于了解，譬如说，从“内在世界”以及“已认知的事实”发展到外在是经过一种极有规律的次序的，因为那是我们比较清楚的世界！错误中的错误！已知之一切是我们所习惯的，而我们所习惯的又是所有事物之中最难了解的，亦即，领悟到它是一个问题，感知它是奇怪的，遥远的，且在“我们的外部”。
自然科学的十足确实性和心理学以及意识因素之批判（大致上，这一类的学问皆被称之为非自然科学）相比较之下所得到的结论，乃是根据他们以陌生之事物作为客体的事实而定的，而这几乎就象是希望将所有不陌生的事物当作客体一样的矛盾与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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