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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尽可能不去想吉尔的事；我打电话给罗杰·莱蒙兹，最后在他办公室里找到了他。我们在电话上简单谈了谈，他同意我去见他。
走出办公楼，我深深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这些天来，我很少去海湾那边的街区。我驱车到那里后，把我那辆开拓者车停在电报大街上的体育馆附近。我顺着街道走去，街道两边有不少小贩，在叫卖兜售小工艺品和汽车保险杠上的小粘贴之类的东西。太阳洒在斯普劳尔广场上，三五成群的年轻学生背着背包、脚穿凉鞋席地而坐，也有的坐在阶级上，捧着书在专心读着。
莱蒙兹的办公室在德维内尔大楼里，那是幢颇为正规的建筑物，是方形主楼边上的裙楼。“请进，门开着，”我敲他办公室门时，里边传来浓重的地中海口音。这是否预示着我要面对的是个较为刻板、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式对手？莱蒙兹教授的办公室不大，屋里杂乱地堆放着各种书籍和报刊，办公桌上十分凌乱，莱蒙兹教授靠坐在办公桌后的椅子里。他的肩膀很宽厚，皮肤有点黝黑，额头前飘挂着一束黑色的鬈发，脸上有粒浅黑色的瘤。
“啊，是博克瑟警长，”他说道，“请坐，欢迎来作客。这屋里很乱，真对不起。”屋里有股陈腐味，混杂着书籍的迂腐味和烟草味。办公桌上放着一只烟灰缸和一盒没有过滤嘴的罗思曼斯牌香烟。
我俯身坐在他对面的一张椅子里，从包里拿出名片盒，递给他一张我的名片。
“凶杀科的，”莱蒙兹读着我的名片说道，他撅起嘴唇，脸上露出专注的神情。“这么说，我想您来找我，不是为了一些无赖的小打小闹吧？”“可能也是您感兴趣的事，”我说道。“当然，您知道，这些天来海湾这一带发生了一些事吧？”他叹了口气。“是的，即使是书呆子也会偶然听到外面的风声。真是悲剧。完全是反生产力的。法农①
①弗朗兹·法农(1925—1961)：美国黑人作家、精神分析学家和社会哲学家。曾提出一种理论，认为某些神经机能病是由于社会的原因而产生，并为殖民地各族人民争取民族解放而写作，由此闻名。著有《黑皮肤、白面具》、《大地的不幸者》等书。
说过，‘暴力本身即是法官和陪审员’。然而，人们并不会对此感到十分震惊的。”莱蒙兹那种假惺惺的同情就像是牙医手中钻机的隆隆刺耳声。“您能告诉我，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吗，莱蒙兹先生？”“当然可以的，警长女士，只是您得先告诉我，您来这儿究竟有何贵干？”“是警官，”我纠正他说道。“凶杀科归我管。有人告诉我，您可能对这儿发生的事掌握有第一手的材料。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那些人竟然会把三个熟睡的人炸上天，还几乎杀死两个无辜的孩子，更把一个遇害者的内脏捣烂，以此来作为一种抗议的发泄手段。”“您刚才说‘这儿’，我想是指伯克利这宁静、充满学术氛围的校园吧，”莱蒙兹说道。
“我刚才说‘这儿’，是指那些人为非作歹的那些地方，莱蒙兹先生。”“是教授，”他回答说道。“罗曼语的兰斯·哈特荣誉教授”——我看见他眼中闪烁着微笑的光芒——“要是我们都讲究职称的话。”“您说过，您对这些谋杀并不感到震惊。”“为什么会感到震惊？”莱蒙兹耸了耸肩。“要是某个病人浑身是伤痛，有人对他说他是病了，难道他会感到震惊吗？我们这个社会被传染了病毒，警官，而传播病毒者却逍遥自在地来来往往，还在说‘什么，是我’？”“您是否知道，”他抬起脸继续说道，“那些财大气粗的跨国公司现在的产量值要比这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都大？它们在世界各地扶植起政府，维持着所谓的社会责任体系。
“又为什么，”他讥讽地笑着说道，“当我们的种族神经被触动时，我们马上会对那种道德上的叛逆行径暴跳如雷，而一旦在经济上发生这种事时，却又麻木不仁，视而不见。这是因为我们不是以被压迫者的眼光来看待问题的。我们是从强权文化来看待这种事的。从大公司的角度出发，凭电视宣传来解读的。”“对不起，”我插嘴说道，“我来这儿是为了四个遇害者的事。有人遇害，命在旦夕。”“是的，真是这样，警官。这也正是我的观点。”我强忍着，不让自己冲上去拎住他的衣领猛抽他耳光。我克制着，从包里拿出温迪·雷蒙尔学生证上贴着的那张女佣的照片，以及警局模拟画专家画的模拟像，是与乔治·本戈赛恩一起走进克利福特酒店时被监控器拍摄到的那名女子。“教授，您认识这两个女人吗？”莱蒙兹几乎要笑出声来了。“为什么我要帮你们？是我们这个国家，而非这两个女人造就了这种不公正。请告诉我，是谁犯下了更大的不公正罪行？是这两个女嫌疑犯”——他把《记事报》的头版版面扔到办公桌上的我那一边——“还是我们这个统治体系中的这些耀眼明星？”我望着报上莱托尔和本戈赛恩的照片。
“要是这些人预示着要爆发一场战争的话，”莱蒙兹哈哈笑道，“那么我说，就让这场战争爆发吧。警官，眼下流行的话是怎么说的？”他微笑着说道，“是美国人津津乐道的那句话，那就试试吧。”我放好照片，合上拍纸簿，放回包里。我站起身，感到身心俱惫。趁我还忍着，没对他动粗之前，我转身离开了那个罗曼语的兰斯·哈特荣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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