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萨德

 

  如果没有包括莫里斯·海恩在内的追随者,也许萨德至今不过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一个不入流的黄色作家。可是,在今天,已经没有人会质疑———至少在法国———萨德在文学上以及哲学上的地位。而古书市场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这位赫赫有名的萨德侯爵的价值。尤其是其当初的一些原版作品。

  法国著名的旧书商伯努瓦·弗尔若收集了其中的六本作品,同时还藏有萨德侯爵于1777年至1789年期间在万桑监狱和巴士底狱的一部分信件。书单上的第一本书是《朱斯蒂娜———美德的不幸》,这是萨德侯爵第一本付梓铅印的作品,该书标价5万2千欧元。第二本是《阿丽娜与瓦勒古尔———哲学小说》,标价3万4千欧元。赫赫有名的《卧房哲学》,标价也在5万4千欧元。

  不过最值钱的当属印数相当有限、已经基本绝迹的《新朱斯蒂娜》。该书标价20万欧元。

  (据《文汇读书周报》)

  ★萨德(SADE)小传

  萨德于1740年出生于法国一个古老殷实的贵族家庭。他长大后继承了爵位,过着有钱又有闲的生活,他所信奉的性生活原则是在性活动中没有任何禁忌。1763年他结了婚,他的妻子对他又驯服又忠心。他有五六处房子,经常雇用妓女。由于他的暴力倾向,数次遭到妓女投诉,引起警方干预。1768年,因凯勒(RoseKeller)一案(萨德诱骗和鞭打了这位找工作的女人)萨德入狱两个月。在1768年至1801年间,萨德因同类行为多次入狱。在1801年,萨德因出版《朱丝汀》和《朱丽叶特》两书再次入狱,1803年,他被诊断为“性疯狂”,转囚在精神病院,直到1814年去世。

  萨德的一生中累计有27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正如许多著名思想家对他做出的评价那样,他的思想、语言和作品具有一种疯狂的革命性和颠覆性。

  法国知识界和思想界人士一直对萨德评价很高。尤其是自由左派,甚至认为他就是自由的化身。福楼拜称他为“伟大的萨德”,说他为哲学和历史提供了“光辉的见识”。

  萨德的作品是对普遍人性的摧毁。无论是从其思想的革命性和颠覆性方面,还是从其非理性方面看,萨德对于社会学和人类思想发展史来说都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在1876年,自从艾宾将用萨德的名字创造的施虐狂(sadism)和用马索克的名字创造的受虐狂(masochism)两个概念连在一起组成虐恋(sadomasochism)这一概念之后,萨德又成为新生的心理分析学的财富。他的名字和作品当之无愧地进入了文学经典和虐恋作品经典的行列。

  萨德的故事

  萨德的小说以描写人的性行为而著称于世。

  他肆无忌惮地直接描写了人的性行为,特别是那些反常的性行为。因而,他的著作差不多成了“色情文学”的代名词,而他本人的名字则直接构成了一个与色情有关的专有名词———Sadism(性虐待狂)。

  萨德的小说与劳伦斯的小说大不相同,尽管这两位作家同样有许多性描写。劳伦斯所描写的基本上属于人的正常的、自然的性行为。这种性行为如果不是两性之间的爱情的产物的话,至少也可以说是自然的情欲吸引的结果。

  萨德给他的笔下人物安排了什么呢?萨德笔下的性行为的参与者(主要是指男性一方)会往其性对象的身上留下一些什么样的记号呢?在朱斯蒂娜(《朱斯蒂娜,或美德的厄运》一书中的女主人公)的身上,留下的是被虐待的伤痕———

  残忍的淫棍举起健壮有力的胳膊,荆条落下,鞭笞着呈现在他眼下的任意部位,先打二十五鞭,那娇红的细皮嫩肉顿时一片模糊。

  ……这个卑鄙小人把那烧红的烙铁放在了我的肩膀后面,而他的同伙则紧紧抓着我。那是通常用来给小偷们打上的烙印。

  如果这种烙印也可以被视作花朵的话,它就是“恶之花”。“恶”的花朵既是对人类的邪恶本性的诱惑,又是对人类的“美德”的亵渎。它将劳伦斯引为人类幸福之源的自然的性行为,逆转为一种令人不适和恐怖的、病态的快感。

  正因为如此,萨德的遭遇就与劳伦斯不同。这位“堕落的怪物”一生中曾8次入狱,被判过3次死刑,一生累计有27年时间是在监狱里面度过的。最后,他被当作疯子监禁于夏朗通监狱,直至死于该监狱附设的疯人院中。这些经历如果是发生在一位反对派的政治家的身上,那我们一点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但是,萨德的受迫害的经历甚至比一位政治家所遭受的还要复杂和深重。他的被囚禁的时间正巧与南非的反种族隔离运动的领袖纳尔逊·曼德拉的相等。萨德被长期监禁的原因,除了他本人的一些违法行为之外,主要还是因为他写了大量的触犯了人类的道德禁忌的小说。他前后坐过的监狱共有13处,有趣的是,其中既有国王的监狱(包括著名的巴士底狱),也有雅各宾党人的监狱,还有执政府和帝国的监狱。他的那些“色情”作品,使他几乎成了整个文明社会的共同的敌人。而对萨德的“诉讼”,似乎就是一场永远不会休庭的审判。

  更为奇妙的是,如果我们剔除萨德笔下“虐待”描写中的“性”的因素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它与我们所熟悉的许多“革命”作品十分相像。例如,朱斯蒂娜的命运与吴琼花的命运就几乎如出一辙。一个是“黑色”故事,一个是“红色”故事,但它们却是那样的相似。在这两位主人公的遭遇中,同样充满着奴役,鞭笞,徒劳的逃跑,反复落入“魔掌”,被迫的苦役,等等。她们的身上都被打上了受虐待的深深的印记,而在被解救之后,也都同样地向同情者展示身上的这些印记,作为对自己的遭遇的证据。甚至连地牢,令人恐惧的刑具等道具和场景的设置都是相同的。这一切给作品造成了一种阴沉、恐怖的“哥特式”的风格。更重要的是,在这两个故事中同样都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萨德的故事将这种关系性感化,而“红色”故事则将这种关系政治化。性与政治在“权力”这一范畴内表现出了密切的相关性。

  事实上,社会政治生活真实地再现了“萨德式”的交往关系。在社会政治生活的“游戏”中,随着政治权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改变之后,“游戏”规则和性质却没有什么变化。受虐的一方将拾起鞭子,扮演起施虐的角色,而施虐者则站到了相反的位置上。

  萨德的故事在继续。但它戴上了各种各样的“面具”———法律的、科学的、美学的和政治意识形态的。

  (张闳)

  对萨德的评价

  ★因“萨德主义”研究热咸鱼翻身的萨德在他活着的时代,被认为只是不足道的二流情色小说家。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不但巴代耶(Bataille)赞誉他为“伟大的哥特式作家”,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尔、超写实主义诗人德斯诺斯、布荷东、艾吕雅等都盛赞他为超写实主义大师,特别是性意识的探索部分。

  ★罗兰·巴特甚至拿他和普鲁斯特相比,而法国著名的七星文库丛书在1990、1995、1998年分三巨册出版了《萨德作品集》,更确定了他一代宗师的位置,掀起“萨德主义”研究热潮。

  ★巴代耶(Bataille)曾说:“对那些想深入人性底层一探究竟的人而言,萨德的作品不但值得推荐,且是必读之书。”波特莱尔(Baudelaire)则说:“欲对邪恶有所了解,必得重访萨德。”

  ★西蒙·波伏瓦在《我们有必要烧掉萨德?》一书中说:“他入狱之前是个普通人,出狱时却已成为伟大的作家。”罗兰·巴特在他的《访谈录》一书中更如此肯定地说:“阅读萨德,我向来即由此获得极大的乐趣,我并不认同于一般人所说的,认为萨德是个无聊的作家……在我们(法国)的文学当中,真正能够带给我极大之阅读欢娱,并且会想不断去重读的,除普鲁斯特之外,就数萨德一人,他们两人各站我们文学世界的两极。”

  ★在英国,萨德的声誉不像在法国那么高,他的作品主要是同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地下文学的主流中反复出现的虐恋主题相符合,成为有这种特别性倾向爱好者们的专用消遣品。女作家卡特(AngelaCarter)认为,“萨德的著作以其对浪漫的犯罪想像,以它的迫害狂风格,它的绝望,它的性恐怖,它贪得无厌的自我中心主义,它对屠杀、残害和灭绝的容忍,对现代感性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19世纪美国的知识分子对萨德也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虽然米勒(HenryMiller)说过,萨德是被人误解得最厉害的一位作家,但萨德的影响在美国一直较小。他的名声主要是作为一位淫秽色情作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施虐冲动作为对纳粹主义的一种分析,被用来解释这种集体性的野蛮现象,解释大规模的屠杀和拷问行为。

  ★萨德有很多敌人,尤其是女性。波伏瓦、米丽特(KeteMillett)、德沃金(Dworkin)以及卡特都把他视为极端的厌女主义者和男性蔑视女性的代表。她们全都认为,萨德的作品是极端反女权主义的。在他的作品中,女性的性快感是可以假装出来的,而疼痛是不能假装的,因此对于女性来说,性活动的最高形式是痛苦而不是快乐。波伏瓦的看法是,萨德的小说表现出对女性的蔑视,在他心目中,女性是低劣的、神秘的和被动的。

  《鹅毛笔》———萨德传记电影

  故事发生于1807年的法国。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萨德侯爵(乔弗瑞·拉什饰),因为所著小说中含有大量性爱情节而声名狼藉,并被当时的统治者拿破仑视为异类,关入了疯人院,由一名“心理医生”(迈克尔·凯恩饰)监视治疗。萨德没有因此改变自己的创作风格。相反,舆论和权势的压迫使他更加执著,仿佛是一种冲破传统桎梏的使命在不停的激励着他。

  经营疯人院的考尔麦神父为人大度耿直,在同德萨德长期相处中,对他渐生好感。尽管考尔麦神父也不喜欢萨德的作品,但两人还是结成挚友。期间,还有一名经常出入疯人院的少女(凯特·温斯莱特饰),她是萨德的仆人。萨德的每一部作品都是由这名少女偷偷地带到外面,得以流传于世。

  尽管萨德对抗传统文化的行为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但他创作的现实题材的小说却给予了当时人们思想上一次强烈的冲击,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该片作为一部传记类的影片,比较真实地记述了两百年前的一段历史。

  影片除了刻画萨德这位杰出的作家之外,同时也告诉告诉人们应当清楚地认识传统制度,客观地对待社会发展,否则就会让无知占据人的心灵。这也正是该片的现实意义所在。

  萨德 朱斯蒂娜 变态的世界

  Marquis de Sade,经过100多年漫长被禁的过程,终于和中国人见面了。

  关于萨德,几乎无可隐瞒,sade一词派生出sadisum和sadistic两个词,前者是性虐待狂的意思,后者是虐待的形容词。长久以来,sade这个词见诸于欧洲街边巷尾的小报闲语,几乎成为强奸和变态的同意词,法国高中低档次的人们对于萨德书中变态的场景——譬如吃屎和性虐待——同样津津乐道。

  萨德一生痴迷于纯洁的罪恶,连至亲爱人都不放过,最终在疯狂中郁郁而死。看萨德,始于《朱斯蒂娜》,那是一本真正邪恶的小说,我还未曾在其他任何一本小说里看见如此绝望的描述。

  朱斯蒂娜刚刚出场的时候被塞在一件黑色大衣里,手脚被紧紧捆绑,好象一个被送往绞刑架的包裹。这时候她开始多年以来的第一次叙述。

  朱斯蒂娜姐妹由于父母的破产不得不走上流浪的道路。姐姐毫不犹豫地投身妓院,做了婊子。妹妹朱斯蒂娜坚信上帝的万能,在放高利贷者家里苦苦地挣命。一次因为拒绝主人抢劫邻居的要求竟然被主人诬告,投入了监狱。在监狱中,强盗度布瓦建议了一个全新的犯罪哲学“铁石心肠,铁石心肠”。度布瓦劝告朱斯蒂娜,说她的美德并不建立在她[此贴涉嫌违规,请及时联系斑竹]直径的大小上。这是一个充满诱惑的世界,可是朱斯蒂娜恪守上帝的信条,在越狱后,她设法营救了被强盗们劫持的圣·佛罗郎特,后者一旦逃离危险,毫不忧郁地强奸了她,把她半裸地扔在那儿。遭受不幸的朱斯蒂娜继续着自己的信仰和不幸。她爱上的伯爵是一个同性恋,并且把毒死姑姑的罪名嫁祸给朱斯蒂娜,逃亡中的朱来到了一个医生的家里,无意中发现了医生诱奸自己10岁女儿的秘密,医生得知后恼羞成怒,在朱斯蒂娜身上留下了不能抹去的痕迹。

  朱斯蒂娜伤痕累累,尽管她连一项罪恶都没有犯过。在迷茫中她终于找到了一家修道院,在此,她希望能够得到宗教的慰藉。这一章是小说最重要的一个章节。修道院实际上一个由一群男人对于一群被绑架的女人所实施的管理制度,一个极度淫糜的地方。专制的独身者向16个训练有素的女人索取无偿的性服务,规定却恐怖得吓人:

  头发梳理不整齐:20次鞭打

  起床过晚:30次鞭打

  怀孕:100次鞭打

  这里女人的唯一隐私就是在厕所里的时间。每当一个新的姑娘进入群体,就有一个“老人”退休,即被杀害。终于,在好友翁法儿死去不久,她终于找到了逃亡的机会。在第戎,她“有幸”成为了德·热尔南德伯爵夫人的女仆。伯爵是个彻头彻尾的吸血鬼,他每天都要用放血的方式折磨自己的妻子,和每一次善意和善行的结果一样,朱斯蒂娜未能帮助善良的伯爵士夫人,终于让她衰弱致死。

  此时朱斯蒂娜进入了全书的最后一个场景,在一个残酷的假币贩子的窝点里,她必须赤裸着身体疯狂地工作,假币贩子的头领强迫她们做一个叫做“剪断绳索”的游戏,他满怀残酷地欣赏着被绞女人的痛苦表情,在最后一刻剪断绳索。变态的头领甚至以自己为取乐的目标,让朱斯蒂娜剪断自己脖子上的绳索。善良的朱斯蒂娜仍然恪守上帝的原则,作为对于善良的回报,朱斯蒂娜被关在了一个乘满尸体的大桶里。头领的离去使朱斯蒂娜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春天,新的首领相对宽容,可是就是这个时候警察冲进了窝点,杀死了男人们,并且认为朱斯蒂娜是这个团伙的成员,法官草率的判决是绞刑。

  这时候的朱斯蒂娜想着的仍然是“去避免犯罪的行为”,这种话由一个死囚犯人说出来尤其荒谬。这让人不能不想到萨德在罗斯·凯勒和马赛事件中那没有任何罪责的判决。在长期的侮辱中萨德并没有如同自己笔下的朱斯蒂娜,他变的残酷而极端,1787年时萨德在《美德与不幸》中写道“任何一个残酷的人,既没有受到上帝的惩罚,也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所有的欲望都是自然的,而且对于所有强大到足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者开放”。萨德已经允许自己的迫害者表达自己的趣味而不责怪他们,这表明着他已经在一些方面不得不与之趋同,但是他仍旧为不能含纳自己的活动而责怪社会。道德国从此由内心的责任转变为社会责任,他必须由外部强加于人,而不是发自内心。

  如同朱斯蒂娜一样的传统道德恪守者必然受到社会的抛弃,上帝只存在于这个世界。这种思想已经和唯物论相接近。萨德试图解除人们对于道义责任的承担,尽管这一点上看他无疑是一个失败者。正如雅克所说的,“在地面上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切事情,无论好坏,都写在天空那巨大的扇面上。”善良或者邪恶都不再是人们自主选择的结果。

  朱斯蒂娜的故事仍没有叙述完,她最终被自己当年那位出卖灵魂的姐姐所拯救,抹去了身上的一切耻辱,却意外地被雷电击中。事情发展到这里终于形成了一个完整而封闭的体系,简单言之就是善有恶报。这样的思想在《索多玛120天》里终于达到了极至,一切报应都是恶。孩子们添食粪便的行为不是天生的乐趣,而是萨德所谓的“第二天性”,也就是被启蒙的自身利益战胜了对于厌恶的障碍。专制者所垄断的不仅是受害人的思想和命运,甚至是受害人的无意识产物。譬如排粪时间。权力阶层可以享受各种各样的道德标准,或者各种各样的非道德标准,另一个阶层,如同朱斯蒂娜就根本没有这种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