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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一
从玛斯连尼科夫家出来，聂赫留朵夫乘车赶到监狱，往他熟悉的典狱长家里走去。他象上次一样又听到那架蹩脚钢琴的声音，不过今天弹的不是狂想曲，而是克莱曼蒂①的练习曲，但也弹得异常有力、清楚、快速。开门的还是那个一只眼睛用纱布包着的侍女。她说上尉在家，然后把聂赫留朵夫带到小会客室。会客室里摆着一张长沙发、一张桌子和一盏大灯，灯下垫着一块毛线织成的方巾，粉红色的纸灯罩有一角被烧焦了。典狱长走进来，脸上现出惊讶和阴郁的神色。
“请问有何见教？”他一面说，一面扣上制服中间的钮扣。
“我刚才去找了副省长，这是许可证，”聂赫留朵夫把证件交给他，说。“我想看看玛丝洛娃。”
“玛尔科娃？”典狱长因琴声听不清楚，反问道。
“玛丝洛娃。”
“哦，有的！哦，有的！”
典狱长站起来，走到门口，从那里传来克莱曼蒂练习曲的华彩乐段②。
“玛露霞，你就稍微停一下吧，”他说，从口气里听出这种音乐已成了他日常生活中的一大苦恼，“简直什么也听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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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克莱曼蒂（1752—1832）——意大利作曲家，钢琴家。作有钢琴练习曲一百首，是系统的钢琴教材。
②华彩乐段（cadenze）——又译华彩经过句。在一些大型独唱曲、独奏曲和协奏曲中，插于乐曲或乐章末尾的一个结构自由的段落。
钢琴声停了。传来不知谁的不愉快的脚步声。有人往房门里张了一眼。
典狱长仿佛因音乐停止而松了一口气，点上一支淡味的粗烟卷，并且向聂赫留朵夫敬了一支。聂赫留朵夫谢绝了。
“我很想见见玛丝洛娃。”
“玛丝洛娃今天不便会客，”典狱长说。
“为什么？”
“没什么，这得怪您自己不好，”典狱长微微地笑着说。
“公爵，您不要把钱直接交给她。要是您乐意，可以交给我。她的钱还是属于她的。您昨天一定给了她钱，她就弄到了酒——这个恶习她怎么也戒不掉，——今天她喝得烂醉，醉得发酒疯了。”
“真的吗？”
“可不是，我只好采取严厉措施：把她搬到另一间牢房里。这女人本来倒安分守己。您今后再别给她钱了。他们那些人就是这样的……”
聂赫留朵夫清清楚楚地回想起昨天的情景，心里又感到害怕。
“那么，薇拉，那个政治犯，可以见见吗？”聂赫留朵夫沉默了一会儿，问。
“嗯，这可以，”典狱长说。“哎，你来做什么，”他问一个五六岁的女孩子说，她正扭过头，眼睛盯着聂赫留朵夫，向父亲走来。“瞧你要摔交了，”典狱长看见女孩向他这个做父亲的跑来，眼睛不看地面，脚在地毯上绊了一下，就笑着说。
“要是可以，我去看看她。”
“好的，可以，”典狱长抱起那个一直盯住聂赫留朵夫瞧的小女孩说，接着站起身，温柔地把女孩放下，走到前室。
典狱长接过眼睛包纱布的侍女递给他的大衣，还没有穿好，就走出门去。克莱曼蒂练习曲的华彩乐段声又清楚地响了起来。
“她原来在音乐学院里学琴，可是那边的教学法不对头。她这人倒是有才气的，”典狱长一边下楼，一边说。“她想到音乐会上演出呢。”
典狱长陪着聂赫留朵夫走到监狱门口。典狱长一走近边门，那门就立刻开了。看守们都把手举到帽沿上，目送典狱长走过去。四个剃阴阳头的人，抬着满满的便桶，在前室里遇见他们。那几个人一见典狱长，都缩拢身子。其中一个身子弯得特别低，阴沉沉地皱起眉头，一双乌黑的眼睛闪闪发亮。
“当然，有才能应该培养，不应该埋没，但是，不瞒您说，房子小，练琴招来了不少烦恼，”典狱长继续说，根本不理睬那些犯人。他拖着疲劳的步子，同聂赫留朵夫一起走进聚会室。
“您想见谁呀？”典狱长问。
“薇拉。”
“她关在塔楼里。您得等一会儿，”他对聂赫留朵夫说。
“那么我能不能先看看明肖夫母子俩？他们被控犯了纵火罪。”
“明肖夫关在二十一号牢房。行，可以把他们叫出来。”
“我不能到明肖夫牢房里去看他吗？”
“你们还是在这里见面安静些。”
“不，我觉得牢房里见面有意思些。”
“嗐，您居然觉得有意思！”
这时候，衣着讲究的副典狱长从边门走出来。
“好，您把公爵领到明肖夫牢房里。第二十一号牢房，”典狱长对副典狱长说，“然后把公爵带到办公室。我去把她叫来。
她叫什么名子？”
“薇拉，”聂赫留朵夫说。
副典狱长是个青年军官，头发淡黄，小胡子上涂过香油，周身散发出花露水的香味。
“请吧，”他笑容可掬地对聂赫留朵夫说。“您对我们这地方感兴趣吗？”
“是的，我对这个人也感兴趣。据说他落到这里是完全冤枉的。”
副典狱长耸耸肩膀。
“是的，这种事是有的，”他若无其事地说，彬彬有礼地让客人走在前头，来到宽阔而发臭的走廊里。“但有时他们也会撒谎。请。”
牢房门都没有上锁。有几个男犯待在走廊里。副典狱长向看守们点点头，眼睛瞟着犯人。那些犯人，有的身子贴着墙，溜回牢房里，有的双手贴住裤缝，象士兵那样目送长官走过去。副典狱长带着聂赫留朵夫穿过走廊，把他领到由铁门隔开的左边一条走廊里。
这条走廊比刚才那条更狭，更暗，更臭。走廊两边的牢房都上着锁。每个牢门上有个小洞，称为门眼，直径不到一寸。走廊里，除了一个神色忧郁、满脸皱纹的老看守，一个人也没有。
“明肖夫在哪个牢房？”副典狱长问看守。
“左边第八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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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二
“里面可以看看吗？”聂赫留朵夫问。
“请吧，”副典狱长笑容可掬地说，接着就向看守问了些什么。聂赫留朵夫凑近一个小洞往里看：牢房里有一个高个子年轻人，只穿一套衬衣裤，留着一小撮黑胡子，在迅速地走来走去。他一听见门外的沙沙声，抬头看了看，皱起眉头，又继续踱步。
聂赫留朵夫从另一个小洞往里望，他的眼睛正好遇到一只从里面望出来的恐惧的大眼睛，他慌忙躲开。他凑近第三个小洞，看见床上躺着一个个子矮小的人，蜷缩着身子，用囚袍蒙住脑袋。第四个牢房里坐着一个阔脸的人，脸色苍白，低垂着头，臂肘支在膝盖上。这人一听见脚步声，就抬起头来，向前看了看。他的整个脸上，特别是那双大眼睛里，现出万念俱灰的神色。他显然毫不在乎，是谁在向他张望。不论谁来看他，他显然不指望会有什么好事。聂赫留朵夫感到害怕，不再看别的牢房，就一直来到关押着明肖夫的第二十一号牢房。看守哐啷一声开了锁，推开牢门。一个脖子细长、肌肉发达的年轻人，生有一双和善的圆眼睛，留着一小撮胡子，站在床铺旁边。他现出惊惧的神色，慌忙穿上囚袍，眼睛盯着来人。特别使聂赫留朵夫感动的是他那双和善的圆眼睛，又困惑又惊惧地瞧瞧他，又瞧瞧看守，再瞧瞧副典狱长，然后又回过来瞧瞧他。
“喏，这位先生要了解了解你的案子。”
“十分感谢。”
“是的，有人给我讲了您的案子，”聂赫留朵夫走到牢房里，站在装有铁栅的肮脏窗子旁，说，“很想听您自己谈一谈。”
明肖夫也走到窗前，立刻讲起他的事来。他先是怯生生地瞧瞧副典狱长，随后胆子渐渐大起来。等到副典狱长走出牢房，到走廊里去吩咐什么事，他就毫无顾虑了。从语言和姿态上看，讲这个故事的是一个极其淳朴善良的农村小伙子。但在监狱里听一个身穿囚服的犯人亲口讲述，聂赫留朵夫觉得特别别扭。聂赫留朵夫一边听，一边打量着铺草垫的低矮床铺、钉有粗铁条的窗子、涂抹得一塌胡涂的又潮又脏的墙壁，以及这个身穿囚鞋囚服、受尽折磨的不幸的人，他那痛苦的神色和身子，心里觉得越来越难受。他不愿相信，这个极其善良的人所讲的事情是真的。他想到一个人平白无故被抓起来，硬给套上囚服，关在这个可怕的地方，就因为有人要恣意加以凌辱，他不禁感到心惊胆战。不过，想到万一这个相貌和善的人所讲的事只是欺骗和捏造，他就感到更加心惊胆战。事情是这样的：在他婚后不久，一个酒店老板就夺了他的妻子。他到处申诉告状。可是酒店老板买通了长官，官方就一直庇护他。有一次明肖夫把妻子硬拉回家，可是第二天她又跑了。于是他就上门去讨。酒店老板说他的妻子不在（他进去的时候明明看见她在里面），喝令他走开。他不走。酒店老板就伙同一名雇工把他打得头破血流。第二天，酒店老板的院子起火。明肖夫连同他的母亲被指控放火，其实他当时正在他教父家里，根本不可能放火。
“那你真的没有放过火吗？”
“老爷，我连这样的念头都不曾有过。准是那坏蛋自己放的火。据说，他刚刚保过火险。他却说我和我妈去过他家，还吓唬过他。不错，我那次把他大骂了一顿，我实在气不过。至于放火，确实没有放过。再说，起火的时候，我人也不在那里。他却硬说我和我妈在那里。他贪图保险费，自己放了火，还把罪名硬栽在我们头上。”
“真有这样的事吗？”
“老爷，我可以当着上帝的面说一句，这都是真的。您就算是我的亲爹吧！”他说着要跪下去。聂赫留朵夫好容易才把他拦住。“您把我救出去吧，要不太冤枉了，我会完蛋的，”他继续说。
明肖夫的脸颊忽然哆嗦起来，他哭了。接着他卷起囚袍袖子，用肮脏的衬衫袖子擦擦眼睛。
“你们谈完了吗？”副典狱长问。
“谈完了。那么您不要灰心，我们一定努力想办法，”聂赫留朵夫说完，走了出去。明肖夫站在门口，因此看守关上牢门时，那门正好撞在他身上。看守锁门的时候，明肖夫就从门上的小洞往外张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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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三
聂赫留朵夫沿着宽阔的走廊往回走（正是吃午饭的时候，牢房门都开着），看见许多穿淡黄囚袍、宽大短裤和棉鞋的犯人仔细打量着他，不禁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又同情这些坐牢的人，又对那些关押他们的人感到恐惧和惶惑，又因为自己对这一切冷眼旁观而害臊。
在一条走廊里，有一个人穿着棉鞋啪哒啪哒地跑过。他跑进牢房，接着就有几个人从里面跑出来，拦住聂赫留朵夫，向他鞠躬。
“对不起，老爷，不知道该怎样称呼您才好，求您替我们作主。”
“我不是长官，我什么也不知道。”
“反正都一样，求您对哪位长官说一声，”一个人怒气冲冲地说。“我们什么罪也没有，可是已经给关了一个多月了。”
“什么？这怎么会？”聂赫留朵夫问。
“您瞧，就这么把我们关在牢里。我们坐了一个多月的牢，连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是的，这是不得已，”副典狱长说，“这些人被捕是因为没有身分证，本应把他们送回原籍，可是那边的监狱遭了火灾，省政府来同我们联系，要求我们不把他们送回去。您瞧，其他各省的人都已遣送回去了，就剩下他们这批人。”
“怎么，就是因为这点事吗？”聂赫留朵夫在门口站住了，问。
一群人，大约有四十名光景，全都穿着囚服，把聂赫留朵夫和副典狱长团团围住。立刻就有几个人七嘴八舌地说起来。副典狱长制止他们说：
“由一个人说。”
人群中走出一个五十岁上下的农民，个儿很高，相貌端正。他向聂赫留朵夫解释说，他们被驱逐和关押就因为没有身分证。其实身分证他们是有的，只是过期两个礼拜了。身分证过期的事年年都有，从来没有处分过人，今年却把他们当作罪犯，在这里关了一个多月。
“我们都是泥瓦匠，是同一个作坊的。据说省里的监狱烧掉了。可这又不能怪我们。看在上帝份上，您行行好吧！”
聂赫留朵夫听着，但简直没听清那个相貌端正的老人在说些什么，因为他一直注视着一只有许多条腿的深灰色大虱子，怎样在这个泥瓦匠的络腮胡子缝里爬着。
“这怎么会呢？难道就因为这点事吗？”聂赫留朵夫问副典狱长。
“是的，这是长官们的疏忽，应该把他们遣送回乡才是，”
副典狱长说。
副典狱长的话音刚落，人群中又走出一个矮小的人，也穿着囚袍，怪模怪样地撇着嘴，讲起他们平白无故在这里受尽折磨的情况。
“我们过得比狗还不如……”他说。
“喂，喂，别说废话，闭嘴，不然要你知道……”
“要我知道什么？”个儿矮小的人不顾死活地说。“难道我们有什么罪？”
“闭嘴！”长官一声吆喝，个儿矮小的人不作声了。
“这是怎么搞的？”聂赫留朵夫走出牢房，问着自己。那些从牢门里往外看和迎面走来的犯人，用几百双眼睛盯住他，他觉得简直象穿过一排用棍棒乱打的行刑队一样。
“难道真的就这样把一大批无辜的人关起来吗？”聂赫留朵夫同副典狱长一起走出长廊，说。
“请问有什么办法？不过有许多话他们是胡说的。照他们说来，简直谁也没有罪，”副典狱长说。
“不过，刚才那些人确实没犯什么罪。”
“那些人，就算是这样吧。不过老百姓都变坏了，非严加管制不可。有些家伙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可不好惹呢。喏，昨天就有两个人非处分不可。”
“怎么处分？”聂赫留朵夫问。
“根据命令用树条抽打……”
“体罚不是已经废止了吗？”
“褫夺公权的人不在其内。对他们还是可以施行体罚的。”
聂赫留朵夫想起昨天他在门廊里等候时见到的种种情景，这才明白那场刑罚就是在那时进行的。他心里觉得又好奇，又感伤，又困惑。这种心情使他感到一阵精神上的恶心，逐渐又变成近乎生理上的恶心。这种感觉以前虽也有过，但从没象现在这样强烈。
他不再听副典狱长说话，也不再往四下里张望，就急急地离开了走廊，往办公室走去。典狱长刚才在走廊里忙别的事，忘记派人去叫薇拉。直到聂赫留朵夫走进办公室，他才想起答应过他把她找来。
“我这就打发人去把她找来，您坐一会儿，”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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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四
办公室共有两间。第一间里有一个炉膛凸出、灰泥剥落的大炉子和两扇肮脏的窗子。屋角立着一管给犯人量身高的黑尺，另一个角落挂着一幅巨大的基督像，——凡是折磨人的地方总有这种像，仿佛是对基督教义的嘲弄。这个房间里站着几个看守。另一个房间里靠墙坐着二十来个男女，有的几人一起，有的两人一对，低声交谈着。窗口放着一张写字台。
典狱长坐在写字台旁，请聂赫留朵夫在旁边一把椅子上坐下。聂赫留朵夫坐下来，开始打量屋里的人。
首先吸引他注意的是一个相貌好看的穿短上装青年。那青年站在一个上了年纪的黑眉毛女人面前，情绪激动地对她说着话，比着手势。旁边坐着一个戴蓝眼镜的老人，拉住一个穿囚衣的年轻女人的手，一动不动地听她对他讲着什么事。一个念实科中学的男孩，脸上现出惊惧的神色，眼睛一直盯住那个老人。离他们不远的角落里坐着一对情人。女的是个年纪很轻的姑娘，留着淡黄短头发，模样可爱，容光焕发，身穿一件时髦连衣裙。男的是个漂亮的小伙子，生得眉清目秀，头发鬈曲，身穿橡胶短上衣。他们两人坐在屋角喁喁私语，显然陶醉在爱情里。最靠近写字台的地方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女人，身穿黑色连衣裙，看样子是个母亲。她睁大一双眼睛，瞅着一个也穿橡胶上衣、样子象害痨病的青年。她想说话，可是喉咙被哽住，刚开口，就说不下去。那青年手里拿着一张纸，显然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怒气冲冲地不住折叠和揉搓那张纸。他们旁边坐着一个身材丰满、脸色红润的姑娘，相貌好看，但生着一双暴眼睛，身穿灰色连衣裙，外加一件短披肩。她坐在哀哀哭泣的母亲旁边，温柔地摩挲着她的肩膀。这个姑娘身上什么都美：那白净的大手，鬈曲的短发，线条清楚的鼻子和嘴唇。不过她脸上最迷人的却是那双诚挚善良象绵羊一般的深褐色眼睛。聂赫留朵夫一进去，她那双好看的眼睛就从母亲的脸上移开，同他的目光相遇。但她立刻又扭过头去，对母亲说了些什么。离开那对情人不远的地方坐着一个皮肤黝黑的男人。他头发蓬乱，脸色阴沉，正气愤地对一个象是阉割派教徒的没有胡子的探监人说话。聂赫留朵夫坐在典狱长旁边，怀着强烈的好奇心观察着周围的一切。忽然有个剃光头的男孩走到他跟前，尖声问他说：
“您在等谁？”
聂赫留朵夫听到这话感到惊奇，他对男孩瞧了一眼，看见他脸色严肃老成，眼睛活泼有神，就一本正经地回答说在等一个熟识的女人。
“怎么，她是您的妹妹吗？”男孩子问。
“不，不是妹妹，”聂赫留朵夫奇怪地回答。“那么，你是跟谁一起到这儿来的？”他问那孩子。
“我跟妈妈在一起。她是政治犯，”男孩骄傲地说。
“玛丽雅·巴夫洛夫娜，您把柯里亚带去，”典狱长说，大概觉得聂赫留朵夫同男孩谈话是违法的。
玛丽雅·巴夫洛夫娜就是引起聂赫留朵夫注意的那个生有一双绵羊眼睛的好看姑娘。她站起来，挺直高高的身子，迈着象男人一样有力的大步，向聂赫留朵夫和男孩走去。
“他问了您什么话？您是谁呀？”她问聂赫留朵夫，微微笑着，信任地瞧着他的眼睛，神气那么坦率，看来她一定对谁都是这样朴实、亲切和友好。“他什么事都想知道，”她说，对着男孩露出和蔼可亲的微笑，男孩和聂赫留朵夫看见她的微笑也都忍不住笑了。
“是的，他问我来找谁。”
“玛丽雅·巴夫洛夫娜，不准跟外面人说话。这一点您是知道的，”典狱长说。
“好的，好的，”她说，用她白净的大手拉着一直盯住他看的柯里亚的小手，回到那个害痨病青年的母亲身边。
“这是谁家的孩子啊？”聂赫留朵夫问典狱长。
“一个女政治犯的孩子，是在牢里生下的，”典狱长带点得意的口气说，似乎这是监狱里少见的奇迹。
“真的吗？”
“真的，他不久就要跟他母亲到西伯利亚去了。”
“那么这个姑娘呢？”
“我不能回答您的问题，”典狱长耸耸肩膀说。“喏，薇拉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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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五
薇拉身材矮小，又瘦又黄，头发剪得很短，生着一双善良的大眼睛，步态蹒跚地从后门走进来。
“哦，您来了，谢谢，”她握着聂赫留朵夫的手说。“您还记得我吗？我们坐下来谈吧。”
“没想到您现在会弄成这个样子。”
“嘿，我倒觉得挺好！挺好，好得不能再好了，”薇拉说，照例圆睁着她那双善良的大眼睛，怯生生地瞅着聂赫留朵夫，并且转动她那从又脏又皱的短袄领子里露出来的青筋毕露的黄瘦脖子。
聂赫留朵夫问她怎么落到这个地步。她就兴致勃勃地讲起她所从事的活动来。她的话里夹杂着“宣传”、“解体”、“团体”、“小组”、“分组”等外来语，显然认为这些外来语谁都知道，其实聂赫留朵夫却从来没有听到过。
薇拉把她的活动讲给他听，满心以为他一定很乐于知道民意党的全部秘密。聂赫留朵夫呢，瞧着她那细得可怜的脖子和她那稀疏的蓬乱头发，弄不懂她为什么要做这种事，讲这种事。他可怜她，但绝不象他可怜庄稼汉明肖夫那样，因为明肖夫是完全被冤枉关在恶臭的牢房里的。她最惹人怜悯的是她头脑里显然充满糊涂思想。她分明自认为是个女英雄，为了他们事业的成功不惜牺牲生命。其实她未必能说清楚他们的事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事业成功又是怎么一回事。
薇拉要对聂赫留朵夫讲的是这样一件事：她有一个女朋友，叫舒斯托娃，据她说并不属于她们的小组，五个月前跟她一起被捕，关在彼得保罗要塞，只因为在她家里搜出别人交给她保管的书籍和文件。薇拉认为舒斯托娃被拘禁，她要负一部分责任，因此要求交游广阔的聂赫留朵夫设法把她释放出狱。薇拉求聂赫留朵夫的另一件事，是设法替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里的古尔凯维奇说个情，让他同父母见一次面，并且弄到必要的参考书，使他可以在狱中进行学术研究。
聂赫留朵夫答应他回到彼得堡以后努力去办。
薇拉讲到她自己的经历时说，她在助产学校毕业后，就接近民意党，参加他们的活动。开头他们写传单，到工厂里宣传，一切都很顺利，但后来一个重要人物被捕，搜出了文件，其余的人也都被抓去了。
“我也被捕了，如今就要被流放出去……”她讲完了自己的事。“不过，这没什么。我觉得挺好，自己觉得心安理得，”
她说着，惨然一笑。
聂赫留朵夫问起那个生有一双绵羊般眼睛的姑娘。薇拉说她是一个将军的女儿，早已加入了革命党，她被捕是因为主动承担枪击宪兵的罪名。她住在一个秘密寓所里，那里有一架印刷机。一天夜里警察和宪兵来搜查，住在里面的人决定自卫。他们熄了灯，动手销毁罪证。警察和宪兵破门而入，地下党中有人开了枪，一个宪兵受了致命伤。宪兵队审问是谁开的枪，她就说是她开的，其实她一辈子没有拿过手枪，连蜘蛛也没有弄死过一只。罪名就这样定下来了。如今她就要去服苦役。
“真是个利他主义的好人……”薇拉称赞说。
薇拉要说的第三件事是关于玛丝洛娃的。她知道监狱里的一切事情，也知道玛丝洛娃的身世和聂赫留朵夫同她的关系。她劝聂赫留朵夫为她说情，把她转移到政治犯牢房，或者至少让她到医院里去当一名护士。现在医院里病人特别多，很需要护士。聂赫留朵夫谢谢她的好意，并说要努力照她的话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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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六
典狱长站起来宣布，探监的时间到了，必须分手。聂赫留朵夫同薇拉的谈话就这样被打断了。聂赫留朵夫起身同薇拉告别，走到门口又站住，观察着眼前的种种景象。
“各位先生，时候到了，时候到了，”典狱长说，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坐下。
典狱长的要求只是使屋里的犯人和探监的人更加紧张，他们都不想分手。有些人站起来，但还是说个不停。有些仍坐着说话。有些在那里告别，哭泣。那个害痨病的青年同他母亲的会面特别叫人感动。他一直摆弄着那张纸，但脸色越来越愤激。他竭力克制感情，免得受他母亲情绪的影响。他母亲一听说要分手，就伏在他肩膀上，放声痛哭，不住地吸着鼻子。那个生有一双绵羊眼睛的姑娘——聂赫留朵夫不由得注意着她——站在哀哭的母亲旁边，劝慰着她。那个戴蓝眼镜的老头儿，拉住女儿的手站着，一面听她说话，一面连连点头。那对年轻的情人站起来，手拉着手，默默地瞧着对方的眼睛。
“瞧，只有他们两个才开心，”穿短上衣的青年，站在聂赫留朵夫身边，也象他那样冷眼旁观着，这时指着那对情人说。
这对情人——穿橡胶上衣的小伙子和浅黄头发、模样可爱的姑娘——发觉聂赫留朵夫和那个青年在看他们，就手拉着手，伸直胳膊，身子向后仰，一面笑，一面旋舞起来。
“今儿晚上他们在这儿，在监牢里结婚，然后她跟他一起到西伯利亚去，”那个青年说。
“他是什么人？”
“是个苦役犯。就让他们俩快活快活吧，要不在这儿听着那些声音实在太难受了，”穿短上衣的青年一边听着患痨病青年的母亲的啼哭，一边又说。
“各位先生！请吧，请吧！别逼得我采取严厉的措施，”典狱长再三说。“请吧，是的，请吧！”他有气无力地说。“你们这算什么呀？时间早就到了。这样可不行啊。我最后一次对你们说，”他没精打采地重复说，一会儿点上马里兰香烟，一会儿又把它熄灭。
那些纵容一些人欺凌另一些人而又无需负责的理由，不管多么冠冕堂皇，由来已久，司空见惯，典狱长显然还是不能不承认，在造成这一屋子人痛苦上他是罪魁祸首之一，因此心情十分沉重。
最后，犯人和探监的人纷纷走散：犯人往里走，探监的人向外道门走。男人们，包括穿橡胶上衣的，患痨病的和皮肤黝黑、头发蓬乱的，都走了；玛丽雅·巴夫洛夫娜带着在狱里出生的男孩也走了。
探监的人也都走了。戴蓝眼镜的老头儿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出去，聂赫留朵夫也跟着他出去。
“是的，这里的情况真怪，”那个健谈的青年跟聂赫留朵夫一起下楼时说，仿佛他的话头刚被打断，此刻继续说下去。
“还得谢谢上尉，他真是个好心人，不死扣规章制度。让大家谈一谈，心里也好过些。”
“难道在别的监狱里不能这样探监吗？”
“嗐，根本不行。得一个一个分开来谈，还得隔一道铁栅栏。”
聂赫留朵夫同那个自称梅顿采夫的健谈青年一边谈，一边下楼。这时，典狱长带着疲劳的神色走到他们跟前。
“您要见玛丝洛娃，请明天来吧，”他说，显然想对聂赫留朵夫表示殷勤。
“太好了，”聂赫留朵夫说着就急急地走了出去。
明肖夫无缘无故饱受煎熬，真是可怕。但最可怕的与其说是肉体上的痛苦，不如说是由于他眼看那些无故折磨他的人的残忍，心里产生困惑，因此对善和上帝不再相信。可怕的是那几百个人没有一点罪，只因为身份证上有几个字不对，就受尽屈辱和苦难。可怕的是那些看守麻木不仁，他们折磨同胞兄弟，还满以为是在做一件重大有益的工作。不过，聂赫留朵夫觉得最可怕的还是那个年老体弱、心地善良的典狱长，他不得不拆散人家的母子和父女，而他们都是亲骨肉，就同他和他的子女一样。
“这究竟是为什么呀？”聂赫留朵夫问着自己，同时精神上感到极度恶心，又逐渐发展成为生理上的恶心。他每次来到监狱都有这样的感觉，但问题的答案始终没有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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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
第二天，聂赫留朵夫去找律师，把明肖夫母子的案件讲给他听，要求他替他们辩护。律师听完聂赫留朵夫的介绍，说要看一看案卷，又说事情要是确实象聂赫留朵夫所说的那样——这是很可能的，——他愿意担任辩护，而且不取分文报酬。聂赫留朵夫顺便给律师讲了那一百三十人冤枉坐牢的事，并问他这事该由谁负责，是谁的过错。律师沉默了一下，显然在考虑怎样作出正确的回答。
“是谁的过错吗？谁也没有过错，”他断然说。“您去对检察官说，他会说这是省长的过错。您去对省长说，他会说这是检察官的过错。总之，谁也没有过错。”
“我这就去找玛斯连尼科夫，对他说去。”
“哼，这没有用，”律师笑嘻嘻地反对说。“那个家伙，是个……他不是你的亲戚或者朋友吧？……他呀，我不客气说一句，是个笨蛋，又是个狡猾的畜生。”
聂赫留朵夫记起玛斯连尼科夫讲过律师的坏话，一言不发，跟他告了别，坐车去找玛斯连尼科夫。
聂赫留朵夫有两件事要求玛斯连尼科夫：一件是把玛丝洛娃调到医院去，一件是解决那一百三十名囚犯因身分证过期而坐牢的事。去向一个他瞧不起的人求情，虽然很难堪，但要达到目的，这是唯一的途径，他只得硬着头皮去做。
聂赫留朵夫乘车来到玛斯连尼科夫家，看见门口停着好几辆马车，有四轮轻便马车，有四轮弹簧马车，有轿车。他这才想起今天正好是玛斯连尼科夫夫人会客的日子，上次玛斯连尼科夫曾邀请他今天来他家。聂赫留朵夫到达这家公馆时，看见门口停着一辆轿车，一个帽子上钉有帽徽、身披短披肩的男仆正扶着一位太太走下台阶，准备上车。她提着长裙的下摆，脚穿便鞋，露出又黑又瘦的脚踝。聂赫留朵夫在停着的一排马车中认出柯察金家扯起篷的四轮马车。头发花白、脸色红润的马车夫毕恭毕敬地摘下帽子，向他这位特别熟识的老爷致意。聂赫留朵夫还没来得及问门房主人在什么地方，玛斯连尼科夫就出现在铺有地毯的楼梯上。他正好送一位贵客出来，因为那人的身分很高，他就不是把他送到梯台上，而是一直送到楼下。这位显要的军界客人一边下楼，一边用法语说市里举办摸彩会，为孤儿院募捐，这是太太小姐们做的一件有意义的事：“她们既可以借此机会玩一番，又可以募捐到钱。”
“让她们快活快活，愿上帝保佑她们……啊，聂赫留朵夫，您好！怎么好久没见到您了？”他向聂赫留朵夫招呼说。“您去向女主人问个好吧。柯察金一家也来了。还有纳丁·布克斯海夫登也来了。全市的美人都来了，”他一面说，一面微微耸起他那穿军服的肩膀，让他那个身着金绦制服的跟班替他穿上军大衣。“再见，老兄！”他又握了握玛斯连尼科夫的手。
“哦，上去吧，你来我真高兴！”玛斯连尼科夫兴奋地说，挽住聂赫留朵夫的胳膊，尽管他身体肥胖，还是敏捷地把聂赫留朵夫带上楼去。
玛斯连尼科夫所以特别兴奋，原因是那位显要人物对他青眼相看。玛斯连尼科夫在近卫军团供职，本来就接近皇室，经常同皇亲国戚交往，但恶习总是越来越厉害，上司的每次垂青总弄得玛斯连尼科夫心花怒放，得意忘形，就象一只温顺的小狗得到主人拍打、抚摩和搔耳朵那样。它会摇摇尾巴，缩成一团，扭动身子，垂下耳朵，疯疯癫癫地乱转圈子。玛斯连尼科夫此刻正处在这种状态。他根本没有注意聂赫留朵夫脸上严肃的神色，没有听他在说些什么，就硬把他拉到客厅里，聂赫留朵夫无法推辞，只得跟着他去。
“正事以后再说。只要你吩咐，我一定统统照办，”玛斯连尼科夫带着聂赫留朵夫穿过客厅说。“去向将军夫人通报一声，聂赫留朵夫公爵来了，”他一面走，一面对仆人说。那仆人就抢到他们前头，跑去通报。“你有事只要吩咐一声就行。但你一定得去看看我的太太。我上次没有带你去，挨过一顿骂了。”
等他们走进客厅，仆人已去通报了。安娜·伊格纳基耶夫娜，这位自称为将军夫人的副省长夫人，这时夹在长沙发周围的许多女帽和脑袋中间，满脸春风地向聂赫留朵夫点头致意。客厅另一头有一张桌子，桌上摆着茶具。有几位太太坐在那里喝茶，旁边站着几个男人，有军人，也有文官。男女喧闹的说话声从那边不断传来。
“您到底来了！您为什么不愿意同我们来往啊？我们什么地方得罪您了？”
安娜·伊格纳基耶夫娜用这样的话来迎接客人，表示她同聂赫留朵夫的关系非常亲密，其实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你们认识吗？认识吗？这位是别利亚夫斯卡雅太太，这位是契尔诺夫。请坐过来一点。
“米西，您到我们这一桌来吧。茶会给您送过来的……还有您……”她对那个正在同米西谈话的军官说，显然忘记他的名字了，“请到这儿来。公爵，您用茶吗？”
“我说什么也不同意，说什么也不同意！她就是不爱他嘛，”一个女人的声音说。
“她只爱油煎包子。”
“您老是说无聊的笑话，”另一个头戴高帽、身着绸缎、浑身珠光空气的太太笑着说。
“太美了，这种华夫饼干，又薄又松。您再给我们一点。”
“怎么样，您快走了吗？”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因此我们特地跑来。”
“春光可美啦，现在去乡下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米西戴着帽子，身上那件深色条纹连衣裙紧裹着她那苗条的腰肢，没有一点皱褶，仿佛她生下来就穿着这样的衣裳，显得十分美丽。她一看见聂赫留朵夫，脸就红了。
“我还以为您已经走了呢，”她对他说。
“差一点走了，”聂赫留朵夫说。“因为有事耽搁了。我到这儿来也是有事情。”
“您去看看妈妈吧。她很想见见您呢，”她嘴里这么说，心里明白这是在撒谎，而且他也懂得这一层，因此她的脸更红了。
“恐怕没有工夫了，”聂赫留朵夫冷冷地回答，竭力装作没有发觉她脸红。
米西生气地皱起眉头，耸耸肩膀，转身去同一个风度翩翩的军官周旋。那军官从她手里接过一只空茶杯，精神抖擞地把它放到另一张桌上，弄得身上的军刀不断碰撞圈椅。
“您也应该为孤儿院捐点钱哪！”
“我又没有拒绝，不过我想到摸彩会上让大家看看，我这人有多慷慨。到那时我一定要大显身手。”
“嗨，那您可得记住哇！”接着就发出一阵装腔作势的笑声。
这个会客日过得很热闹，安娜·伊格纳基耶夫娜更是兴高采烈。
“小米卡对我说过，您在忙监狱里的事。这一点我是很了解的，”她对聂赫留朵夫说（小米卡就是指她的胖丈夫玛斯连尼科夫）。“小米卡可能有其他缺点，但您要知道，他这人心地真好。他待那些不幸的囚犯就象自己的孩子。他待他们就是这样的。他这人心地真好……”
她停住了，想不出适当的字眼来形容她丈夫的善
良，——事实上，抽打犯人的命令就是他发出的。接着她笑眯眯地招呼一个走进房来的满脸皱纹、头上扎着紫色花结的老太婆。
聂赫留朵夫为了不失礼，照例说了一些客套话，然后起身向玛斯连尼科夫那儿走去。
“那么，对不起，你能听我说几句吗？”
“哦，当然！你有什么事啊？我们到这儿来吧。”
他们走进一个日本式小书房，在窗边坐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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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八
“嗯，来吧，我听候吩咐。要抽烟吗？等一下，我们别把这地方弄脏了，”玛斯连尼科夫说着拿来一个烟灰碟。“嗯，你说吧，有什么事？”
“我有两件事要麻烦你。”
“原来如此。”
玛斯连尼科夫的脸色变得阴郁而颓丧了。那种象被主人搔过耳朵的小狗一样兴奋的神色顿时消失得影踪全无。客厅里传来谈话声。一个女人说：“我绝对不相信，绝对不相信。”客厅另一头有个男人重复说：“伏伦卓娃伯爵夫人和维克多·阿普拉克辛。”再有一个方向传来喧闹的说笑声。玛斯连尼科夫一面留神听着客厅里的谈笑，一面听着聂赫留朵夫说话。
“我还是为了那个女人的事来找你，”聂赫留朵夫说。
“哦，就是那个被冤枉判罪的女人吗？我知道，我知道。”
“我求你把她调到医院里去工作。据说，可以这么办。”
玛斯连尼科夫抿紧嘴唇，考虑起来。
“恐怕不行，”他说。“不过，我去同他们商量一下，明天给你回电。”
“我听说那里病人很多，需要护士。”
“好吧，好吧。不管怎么样，我都会给你回音的。”
“那么，费神了，”聂赫留朵夫说。
客厅里传来一阵哄笑声，听上去似乎不是装出来的。
“这是维克多在作怪，”玛斯连尼科夫笑着说，“他兴致好的时候，说话总是俏皮得很。”
“再有一件事，”聂赫留朵夫说，“现在监狱里还关着一百三十个人，他们没有什么罪，就因为身分证过期了。他们在那里已经关了一个月了。”
聂赫留朵夫就说明他们是怎样被关押的。
“你怎么知道这些事？”玛斯连尼科夫问，脸上忽然现出焦虑和恼怒的神色。
“我去找一个被告，他们在走廊里把我围住，要求我……”
“你找的是哪一个被告哇？”
“一个农民，他平白无故遭到控告，我替他请了一位律师。这且不去说它。难道那些人没有犯一点罪，只因为身分证过期就该坐牢吗？……”
“这是检察官的事，”玛斯连尼科夫恼怒地打断聂赫留朵夫的话说。“这就是你所谓办事迅速、公平合理的审判制度。副检察官本来有责任视察监狱，调查在押人员是不是都合乎法律手续。可是他们什么也不干，只知道打牌。”
“那你就毫无办法吗？”聂赫留朵夫想起律师说过，省长会把责任往检察官身上推，老大不高兴地说。
“不，我会管的。我马上就去处理。”
“对她来说，这样更糟。这个苦命的女人，”客厅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她对刚刚讲的那件事显然漠不关心。
“那样更好，我把这个也带走，”另一头传来一个男人戏谑的声音，以及一个女人的嬉笑声，她似乎不肯把一件什么东西给他。
“不行，不行，说什么也不行，”女人的声音说。
“好吧，那些事让我去办吧，”玛斯连尼科夫用戴绿松石戒指的白手熄灭香烟，重复说，“现在我们到太太们那儿去吧。”
“对了，还有一件事，”聂赫留朵夫没有走进客厅，在门口站住说。“我听说昨天监牢里有人受了体罚。真有这样的事吗？”
玛斯连尼科夫脸红了。
“阿，你是说那件事吗？不，老兄，真不能放你到监狱里去，什么闲事你都要管。走吧，走吧，安娜在叫我们了，”他说着挽住聂赫留朵夫的胳膊，情绪又非常激动，就象刚才那位贵客光临时一样，但此刻不是兴高采烈，而是惊惶不安。
聂赫留朵夫从玛斯连尼利夫的臂弯里抽出胳膊，没有向谁告别，也没有说什么，脸色阴沉地穿过客厅和大厅，从站起来向他致意的男仆们面前经过，走到前厅，来到街上。
“他怎么了？你什么事得罪他了？”安娜问丈夫。
“他这是法国人作风，”有人说。
“这哪儿是法国人作风，这是祖鲁人①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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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非洲东南部一个民族。
“嗯，他向来是这样的。”
有人起身告辞，有人刚刚来到，叽叽喳喳的谈话在继续着。聂赫留朵夫的事便自然而然成了今天谈话的好话题。
聂赫留朵夫走访玛斯连尼科夫后的第二天，就收到他的来信。玛斯连尼科夫在一张印有官衔、打有火漆印的光滑厚信纸上字迹奔放地写道，关于把玛丝洛娃调到医院一事他已写信给医生，估计可以如愿以偿。信末署名是“热爱你的老同事玛斯连尼科夫”，而“玛斯连尼科夫”这个名字则是用花俏粗大的字体签署的。
“蠢货！”聂赫留朵夫忍不住说。从“同事”这两个字上特别感觉到玛斯连尼科夫对他有一种屈尊俯就的味道，表示他玛斯连尼科夫虽然担任着伤天害理的无耻职务，仍自以为是个要人。他自称是他的同事，即使不是有意奉承，至少也表示并未因自己名位显赫而目中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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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九
有一种迷信流传很广，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固定的天性：有的善良，有的凶恶，有的聪明，有的愚笨，有的热情，有的冷漠，等等。其实人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说，有些人善良的时候多于凶恶的时候，聪明的时候多于愚笨的时候，热情的时候多于冷漠的时候，或者正好相反。但要是我们说一个人善良或者聪明，说另一个人凶恶或者愚笨，那就不对了。可我们往往是这样区分人的。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人好象河流，河水都一样，到处相同，但每一条河都是有的地方河身狭窄，水流湍急，有的地方河身宽阔，水流缓慢，有的地方河水清澈，有的地方河水浑浊，有的地方河水冰凉，有的地方河水温暖。人也是这样。每一个人都具有各种人性的胚胎，有时表现这一种人性，有时表现那一种人性。他常常变得面目全非，但其实还是他本人。有些人身上的变化特别厉害。聂赫留朵夫就是这一类人。这种变化，有的出于生理原因，有的出于精神原因。聂赫留朵夫现在就处在这样的变化之中。
在法庭审判以后，在第一次探望卡秋莎以后，他体会到一种获得新生的庄严而欢乐的心情。如今这种心情已一去不返，代替它的是最近一次会面后产生的恐惧甚至嫌恶她的情绪。他决定不再抛弃她，也没有改变同她结婚的决心，只要她愿意的话，然而现在这件事却使他感到痛苦和烦恼。
在走访玛斯连尼科夫后的第二天，他又坐车到监狱去看她。
典狱长准许他同她会面，但不在办公室，也不在律师办事室，而是在女监探望室里。典狱长虽然心地善良，但这次对待聂赫留朵夫的态度不如上次热情。聂赫留朵夫同玛斯连尼科夫的两次谈话显然产生了不良后果，上级指示典狱长对这个探监人要特别警惕。
“见面是可以的，”典狱长说，“只是有关钱的事，请您务必接受我的要求……至于阁下写信提出要把她调到医院里去，那是可以的，医生也同意了。只是她自己不愿意，她说：‘要我去给那些病鬼倒便壶，我才不干呢……’您瞧，公爵，她们那帮人就是这样的，”他补充说。
聂赫留朵夫什么也没回答，只要求让他进去探望。典狱长派一个看守带他去。聂赫留朵夫就跟着他走进一间空荡荡的女监探望室。
玛丝洛娃已经在那里。她从铁栅栏后面走出来，模样文静而羞怯。她走到聂赫留朵夫紧跟前，眼睛不看他，低声说：
“请您原谅我，德米特里·伊凡为奇，前天我话说得不好。”
“可轮不到我来原谅您……”聂赫留朵夫想说，但没有说下去。
“不过您还是离开我的好，”玛丝洛娃补充说，用可怕的目光斜睨了他一眼。聂赫留朵夫在她的眼睛里又看到了紧张而愤恨的神色。
“究竟为什么我得离开您呢？”
“就该这样。”
“为什么就该这样？”
她又用他认为愤恨的目光瞅了瞅他。
“嗯，说实在的，”她说。“您还是离开我吧，我对您说的是实话。我受不了。您把您那套想法丢掉吧，”她嘴唇哆嗦地说，接着沉默了一下。“我这是实话。要不我宁可上吊。”
聂赫留朵夫觉得，她这样拒绝，表示她因为他加于她的屈辱恨他，不能饶恕他，但也夹杂着一种美好而重要的因素。她这样平心静气地再次拒绝他，这就立刻消除了聂赫留朵夫心里的种种猜疑，使他恢复了原先那种严肃、庄重和爱怜的心情。
“卡秋莎，我原先怎么说，现在还是怎么说，”他特别认真地说。“我求你同我结婚。要是你不愿意，现在不愿意，那么，我继续跟着你，你被发送到哪里，我也跟到哪里。”
“那是您的事。我没有别的话要说了，”她说，嘴唇又哆嗦起来。
聂赫留朵夫也不作声，觉得说不下去了。
“我现在先到乡下去一下，然后上彼得堡，”他终于镇定下来说。“我将为您的事……为我们的事去奔走。上帝保佑，他们会撤销原判的。”
“不撤销也没有关系。我就算不为这事，也该为别的事受这个罪……”玛丝洛娃说，他看见她好容易才忍住眼泪。“那么，您看到明肖夫了吗？”她突然问，以此来掩盖自己的激动。
“他们没有犯罪，是吗？”
“我想是的。”
“那个老太婆可好了，”她说。
聂赫留朵夫把从明肖夫那儿打听到的情况都告诉了她。
他问她还需要什么，她回答说什么也不需要。
他们又沉默了。
“哦，至于医院的事，”她忽然用那斜睨的眼睛瞅了他一眼，说，“要是您要我去，那我就去。酒我也不再喝了……”
聂赫留朵夫默默地瞧了瞧她的眼睛。她的眼睛在微笑。
“那很好，”他只能说出这样一句话来，说完就同她告别了。
“是啊，是啊，她简直换了一个人了，”聂赫留朵夫想。他消除了原来的种种疑虑，产生了一种崭新的感觉，那就是相信爱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玛丝洛娃在同聂赫留朵夫见面以后，回到臭气熏天的牢房里，脱下囚袍，坐到铺上，两手支住膝盖。牢房里只有几个人：那个原籍弗拉基米尔省、带着奶娃娃的患痨病女人，明肖夫的老母亲，以及道口工和她的两个孩子。诵经士的女儿昨天诊断有精神病，被送进了医院。其余的女人都洗衣服去了。老太婆躺在铺上睡觉；牢房门开着，几个孩子都在走廊里玩。弗拉基米尔省女人手里抱着孩子，道口工拿着一只袜子，一面手指灵敏地不断编织着，一面走到玛丝洛娃跟前。
“嗯，怎么样，见到了？”她们问。
玛丝洛娃没有回答，坐在高高的铺上，晃动着两条够不到地的腿。
“你哭什么呀？”道口工说。“千万别灰心。哎，卡秋莎！
说吧！”她两手敏捷地编织着，说。
玛丝洛娃没有回答。
“她们都洗衣服去了。据说，今天来了一大批捐献物品。
送来的东西可多了，”弗拉基米尔省女人说。
“菲纳什卡！”道口工对着门外叫道。“这淘气鬼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她说着抽出一根针，把它插在线团和袜子里，来到走廊里。
这时候，走廊里传来一片脚步声和女人说话声。住在这里的女犯都光脚穿着棉鞋，走进牢房，人人手里拿着一个白面包，有的还拿着两个。费多霞立刻走到玛丝洛娃跟前。
“怎么样，有什么事不顺心吗？”费多霞问，她那双明亮的浅蓝眼睛亲切地瞧着玛丝洛娃。“瞧，这是给我们当点心吃的，”她说着把白面包放到架子上。
“怎么，是不是他变卦了，不想同你结婚了？”柯拉勃列娃问。
“不，他没有变卦，是我不愿意，”玛丝洛娃说，“我就这样对他说了。”
“瞧你这个傻瓜！”柯拉勃列娃声音沙哑地说。
“是啊，既然不能住在一起，结婚还有什么意思呢？”费多霞说。
“那你的丈夫不是要跟你一块儿走吗？”道口工说。
“那有什么，我们是正式夫妻嘛，”费多霞说。“可他们，不能住在一起，那又何必结婚呢？”
“你自己才是傻瓜！‘何必结婚？’要是他娶了她，就会让她过富日子了。”
“他说：‘不论你被发送到哪里，我都跟你到哪里，’”玛丝洛娃说：“他去就去，不去就不去。我可不求他。现在他上彼得堡奔走去了。那边的大臣全是他的亲戚，”她继续说，“不过我还是不需要他。”
“这个当然！”柯拉勃列娃忽然同意说，一面理着她的袋子，显然在想别的事。“咱们来喝点酒怎么样？”
“我不喝了，”玛丝洛娃回答。“你们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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