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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玛丝洛娃的案子可能过两星期后由枢密院审理。这以前，聂赫留朵夫打算先上彼得堡，万一在枢密院败诉，那就听从写状子律师的主意，去告御状。那个律师认为，这次上诉可能毫无结果，必须有所准备，因为上诉理由不够充足。这样，玛丝洛娃就可能随同一批苦役犯在六月初旬出发。聂赫留朵夫既已决定跟随玛丝洛娃去西伯利亚，在出发以前得做好准备，现在就需要先下乡一次，把那里的事情安排妥当。
聂赫留朵夫首先乘火车到最近的库兹明斯科耶去，他在那里拥有一大片黑土的地产，那是他收入的主要来源。他在那里度过童年和少年，成年后又去过两次。有一次他奉母命把德籍管家带到那里，同他一起检查农庄经营情况，因此他早就熟悉地产的位置，熟悉农民同帐房的关系，也就是农民同地主的关系。农民同地主的关系，说得客气些，是农民完全依赖帐房，说得直率些，是农民受帐房奴役。这不是一八六一年废止的那种明目张胆的奴役，也就是一些人受一个主人的奴役，而是一切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受大地主们的共同奴役，有时还受到生活在农民中间的某些人的奴役。这一点聂赫留朵夫知道，也不可能不知道，因为农庄经营就是以这种奴役为基础，而他又亲自过问过这种经营方式。不过，聂赫留朵夫不仅知道这一点，他还知道这种经营方式是不公平的，残酷无情的。早在学生时代，他就信奉亨利·乔治的学说并热心加以宣扬。当时他就知道这个问题。根据这个学说，他把父亲留给他的土地分赠给农民，认为今天拥有土地同五十年前拥有农奴一样都是罪孽。不错，他在军队生活，养成了每年挥霍近两万卢布的习惯。复员回来后，原先信奉的学说已被置诸脑后，对他的生活不再有约束力。他非但不再思考他对财产应抱什么态度，母亲给他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而且竭力回避这些问题。不过，母亲去世后，他继承了遗产，开始管理财产，也就是管理土地，这些事又使他想到土地私有制的问题。要是在一个月以前，聂赫留朵夫会安慰自己说，要改变现行制度，他无能为力，庄园也不是他在管理。这样，他生活在远离庄园的地方，收取从那里汇来的钱，多少还能心安理得。但现在他已毅然作出决定：虽然他不久就将去西伯利亚，而且为了处理监狱里的各种麻烦问题，都需要花钱，他却不能再维持现状，而一定要加以改变，宁可自己吃亏。因此他决定自己不再经营土地，而是以低廉的租金出租给农民，使他们完全不必依赖地主。聂赫留朵夫反复拿地主同农奴主的地位进行比较，觉得地主不雇工种地而把土地租给农民，无异于农奴主把农民的徭役制改为代役租制。这样并不解决问题，但向解决问题迈出了一步，也就是压迫从比较粗暴的形式过渡到不太粗暴的形式。他就打算这样做。
聂赫留朵夫在中午时分到达库兹明斯科耶。他在生活上力求简朴，事先没有打电报回家，而在火车站雇了一辆双驾四轮马车。车夫是个小伙子，身穿黄土布长外套，腰身细长，腰身以下打褶裥的地方束着一根皮带。他照一般马车夫的习惯侧坐在驭座上，很高兴同车上的老爷攀谈。他们这样一攀谈，那匹衰老而又瘸腿的白色辕马和害气肿病的瘦骖马就可以一步一步慢慢走，那是它们求之不得的。
车夫讲起库兹明斯科耶的那个管家。他不知道车上坐的就是庄园主人。聂赫留朵夫有意不告诉他。
“好一个阔气的德国佬，”这个在城里住过、读过小说的马车夫说。他坐在驭座上，侧身对着车上的乘客，忽而握着长鞭的柄，忽而握着长鞭的梢，显然想说些文雅的话来炫耀他的知识，“他买了一辆大马车，配上三匹草黄大马，带着太太一起兜风，嘿，好不威风！”他继续说。“冬天过圣诞节，他那所大房子里摆着一棵很大的圣诞树，我送客人到他家去看见的，还有电光灯呢。全省都找不到第二家！捞的钱真是多得吓死人！他有什么事办不到，大权都在他手里嘛。据说他还买了一份好田产。”
聂赫留朵夫想，不管那德国人怎样管理他的庄园，怎样揩他的油，他都毫不在乎。但那个腰身细长的马车夫讲的话，却使他不快。他欣赏这美好的春光，眺望空中不时遮住太阳的浓云，看到春播作物的田野上到处都有农民在翻耕燕麦地，看到浓绿的草木上空飞翔着百灵鸟。树林里除了晚发的麻栎外都已盖上翠绿的萌芽，草地上散布着一群群牛马，田野上看得见耕作的农民。他看着看着，不禁心里又闷闷不乐起来。他问自己，究竟什么事使他烦恼？于是他想到车夫讲的那个德国人怎样在库兹明斯科耶主宰一切，为所欲为。
聂赫留朵夫抵达库兹明斯科耶后，着手处理事务，才克服了这种不愉快的情绪。
聂赫留朵夫查阅过帐目，同管家谈了话。那管家直率地说，亏得农民缺少土地，他们的地又夹在地主的领地当中，因此地主占了很多便宜。聂赫留朵夫听了他的话，更打定主意，不再经营农庄，而把全部土地分给农民。通过查帐和同管家谈话，他知道情况同过去一样，三分之二的好耕地是他的雇工直接用改良农具耕种的，其余三分之一土地雇农民耕种，每俄亩付五卢布，也就是说农民为了这五卢布，每俄亩土地就得犁三遍，耙三遍，播下种子，再要收割，打捆，或者把谷子送到打谷场。如果雇廉价的自由工人来做这些农活，每俄亩至少也得付十卢布工钱。农民从帐房那儿取得必需的东西，都要按最贵价格折成工役来支付。他们使用牧场、树林和土豆茎叶，都得付工役，因此农民几乎个个都欠帐房的债。这样，耕地以外的土地由雇来的农民耕种，地主所得的利益就比用五分利计算的地租收入还多四倍。
这些事聂赫留朵夫尽管早就知道，但现在听来却又觉得很新鲜。他感到惊奇的是，他们这些拥有土地的老爷怎么会看不到这种不合理的事。总管提出种种理由，认为把土地交给农民会损失全部农具，连四分之一的本钱都收不回来，又说农民会糟蹋土地，聂赫留朵夫交出土地会吃大亏。但这些理由反而使聂赫留朵夫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即把土地交给农民，使自己丧失大部分收入，正是做了一件好事。他决定趁这次回乡机会，把这件事办好。收获和出售已种下的粮食，把农具和不必要的房屋卖掉，这些事他让总管在他走后处理。现在他要总管如集库兹明斯科耶周围三村农民第二天来开会，向他们宣布自己的计划，并跟农民商定出租土地的租金。
聂赫留朵夫想到自己坚决抵制总管的意见，准备为农民作出牺牲，感到很愉快。他从帐房出来，一面考虑当前要办的事，一面绕过正房，穿过如今荒芜的花圃（总管住宅前却新辟了一个花圃），走过蒲公英丛生的草地网球场，来到菩提树夹峙的小径。以前他常在这里散步，吸雪茄，三年前漂亮的基里莫娃到他母亲家来作客，还在这里同他调过情。聂赫留朵夫考虑了一下明天对农民大致要讲些什么话，然后去找总管，同他一面喝茶，一面商量清理全部田产的问题。他在这些事上定了心，才走到这座大宅邸里平时用作客房、这次为他收拾好的房间里。
这个房间不大，但很干净，墙上挂着威尼斯风景画，两个窗子中间挂着一面镜子。房间里放着一张清洁的弹簧床，一张小桌，桌上放着一个玻璃水瓶、一盒火柴和一个灭烛器。镜子旁边有一张大桌子，桌上放着他那只盖子打开的皮箱，箱子里露出他的化妆用品盒和随身带着的几本书：一本是研究刑法的俄文书，还有一本德文书和英文书，都是同一类内容。这次下乡，他想偷空阅读这几本书，但今天已经没有时间了。他要上床睡觉，明天早点起来，准备向农民说明他的计划。
房间的一角放着一把古色古香的红木镶花圈椅。聂赫留朵夫记得这把椅子原来放在母亲卧室里，如今一看到，不禁产生一种奇特的感情。他忽然很舍不得这座快要倒塌的房子，舍不得这个荒芜的花园，这片将被砍伐的树林，以及那些畜栏、马厩、工棚、机器和牛马。那些产业虽不是他置办的，但他知道都来之不易，而且好容易才保存到今天。以前他觉得放弃那一切轻而易举，如今却又很舍不得，舍不得他的土地，舍不得他的一半收入——今后他很可能需要这些钱。于是立刻就有一种理论来支持这种感情，认为他把土地分给农民，毁掉他的庄园是愚蠢的，荒唐的。
“我不应该占有土地。我失去土地，就不能维持这个庄园。不过，如今我要到西伯利亚去，因此房子也好，庄园也好，都用不着了，”他心里有一个声音说。“这话固然不错，”他心里另一个声音说，“但是，第一，你不会在西伯利亚待一辈子。你要是结婚，就会有孩子。你完整无缺地接受这个庄园，以后你也得完整无缺地把它传给后代。你对土地负有责任。把土地交出去，把庄园毁掉，这都很容易，但重新创立这点产业可就难了。你首先得考虑你的生活，决定今后怎么过，据此再来处理你的财产。你的决心究竟有多大？再有，你现在这样做是不是真的出于良心？还是只做给人家看看，好在他们面前炫耀自己的德行？”聂赫留朵夫这样问自己。他不能不承认，人家对他的行为说长道短，会影响他的决定。他越想，问题越多，越不容易解决。为了摆脱这些思想，他在干净的床上躺下来，想好好睡一觉，到明天头脑清醒了，再来解决这些目前搅得他心烦意乱的问题。但他好久都睡不着觉，从打开的窗子里涌进清凉的空气，泻下溶溶的月光，传来一片蛙鸣，还夹杂着夜莺的鸣啭和啁啾——有几只在远处花园里，有一只就在窗下盛开的丁香花丛中。聂赫留朵夫听着夜莺的鸣啭和青蛙的聒噪，不禁想起了典狱长女儿的琴声。一想起典狱长，也就想起了玛丝洛娃，想起她说“您还是死了这条心吧”时，嘴唇不断地哆嗦，简直象鸡叫时的青蛙一般。于是那个德籍总管走下坡去捉青蛙。得把他拦住，但他不仅一个劲儿地走下坡去，而且变成了玛丝洛娃，还责备他说：“我是苦役犯，您是公爵。”“不，我不能让步，”聂赫留朵夫想着，惊醒过来，自问道：“我究竟做得对不对？我不知道，反正我也无所谓。无所谓。但该睡觉了。”他也顺着总管和玛丝洛娃走过的路往下滑，于是一切都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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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天早晨，聂赫留朵夫九点钟醒来。帐房派来伺候老爷的年轻办事员，一听见他在床上翻身，就给他送来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鞋和一杯清凉的矿泉水，并向他报告说，农民们正在集合拢来。聂赫留朵夫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头脑清醒了。昨天舍不得交出土地、清理庄园的心情已完全消失。此刻想到那种心情，反而觉得奇怪。他想到当前要办的事感到高兴和自豪。他从房间窗口望出去，看见蒲公英丛生的草地网球场。农民们遵照总管的命令聚集在那里。昨天黄昏青蛙拚命聒噪，怪不得今天天气阴晦。一早就下着温暖的濛濛细雨，没有风，树叶上、树枝上和青草上都滚动着水珠。从窗子里飘进来草木的芳香，还有久旱的泥土的气息。聂赫留朵夫一面穿衣服，一面几次三番往窗外张望，看农民纷纷集合到网球场上来。他们三三两两地走来，见面互相脱帽致意，拄着拐杖，站成一个圆圈。总管是个身强力壮、肌肉发达的年轻人，穿着一件安有绿色竖领和大钮扣的短上衣。他走来告诉聂赫留朵夫，人都到齐了，但可以让他们等一下，聂赫留朵夫不妨先喝点咖啡或红茶，这两样东西都已准备好了。
“不，我还是先去同他们见面，”聂赫留朵夫说，一想到马上就要同农民谈话，竟感到又胆怯又害臊。
他要满足农民们连想都不敢想的愿望——以低廉的地租分给他们土地，也就是说恩赐给他们，可他反而感到害臊。聂赫留朵夫走到农民面前，农民一个个脱下帽子，露出淡褐色的、鬈曲的和花白的头发，以及秃顶的脑袋，他忽然觉得十分狼狈，半天说不出话来。空中仍下着濛濛细雨，农民的头发上、胡子上和长袍绒毛上都是水珠。农民们望着老爷，等他开口，可是他却窘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种难堪的沉默由镇定沉着和刚愎自用的德国总管打破了。他自认为摸透了俄国农民的脾气，并且讲得一口漂亮的俄国话。这个吃得肥头胖耳、体格强壮的人，也象聂赫留朵夫一样，同满脸皱纹、身体枯瘦、肩胛骨从袍子里凸出来的农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听我说，现在公爵少爷要施恩给你们，要把土地交给你们自己种，可是说实在的，你们不配，”总管说。
“我们怎么不配，华西里·卡尔雷奇？难道我们没有替你干过活吗？我们一向很感激先夫人，愿她在天上平安。我们也很感激公爵少爷，他没有扔下我们，”一个喜欢饶舌的红头发农民说。
“我约你们来就是为了这件事。要是你们乐意，我打算把全部土地都交给你们，”聂赫留朵夫说。
农民都不作声，仿佛没有听懂他的话，或者不相信。
“把土地交给我们，您这是什么意思？”一个身穿腰部打褶长袍的中年农民说。
“就是租给你们，你们只要稍微付些租金就可以耕种。”
“这事太美了，”一个老头儿说。
“但租金要我们出得起才行，”另一个老头儿说。
“给土地还会不要吗！”
“种地是我们的本行，我们就是靠土地吃饭的！”
“这样您也省事些，只要收收钱就行，免得许多麻烦！”几个人同时说。
“麻烦都是你们弄出来的，”德国人说，“要是你们好好干活，能守规矩……”
“这我们可办不到，华西里·卡尔雷奇，”一个尖鼻子的瘦老头说。“你问我为什么把马放到田里，可谁存心把它放过？我从早到晚整天抡镰刀，干一天活好比干一年，夜里放马，免不了打个盹儿，马溜到你的燕麦田里，你就要剥我的皮！”
“你们应该守规矩。”
“守规矩，你说说倒轻巧，可我们做不到，”一个高个儿的中年农民说，他头发乌黑，满脸都是胡子。
“我早就对你们说过，要造一道围墙。”
“那你给我们木材，”一个外貌不扬的小个儿农民插嘴说。
“我原来就想用木头围起来，可你却把我关进牢里，喂了三个月虱子。嘿，这就叫造围墙！”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聂赫留朵夫问总管。
“村子里的头号小偷，”总管用德语说。“他年年在树林里偷树，都被人逮住。你要先学会尊重别人的财产，”总管说。
“难道我们还不尊敬你吗？”老头儿说。“我们不能不尊敬你，因为我们都捏在你的手心里，你要我们长就长，要我们短就短。”
“嗨，老兄，人家是不会欺负你们的，只要你们不欺负人家就是了。”
“哼，‘人家是不会欺负你们的’！去年夏天你打了我一记耳光，打了就打了，还有什么话说呢！跟有钱人没法讲道理，这是明摆着的事。”
“你做事只要守法就是了。”
就这样展开了一场舌战。交战双方都不太明白他们在争些什么，说些什么。只见一方满腔怒火，但因恐惧而有所克制；另一方明白自己地位优越，大权在握。聂赫留朵夫听着他们的争吵，心里很难受。他竭力想使大家回过来谈正经事，商定地租和付款期限。
“那么土地的事怎么办？你们愿意不愿意？要是把全部土地交给你们，你们出什么价钱？”
“东西是您的，价钱得由您定。”
聂赫留朵夫定了一个价钱。尽管他定的价钱比附近一带的租金要低得多，农民们还是嫌高，就开始还价。聂赫留朵夫原以为他定的价钱人家会高高兴兴接受，不料谁也没有表现出丝毫满意的样子。聂赫留朵夫断定他定的价钱对他们有利，因为在谈到由谁来承租的时候——是由全村农民来承租，还是成立一个合作社来承租，——农民分成两派，争论得很激烈。一派是想把劳动力弱、付款困难的农民排挤在外，另一派就是那些被排挤的农民。最后亏得总管出力，才讲定了价钱和付款期限。于是农民们就吵吵闹闹地走下山坡，回村子里去，聂赫留朵夫则同总管一起到帐房去拟订租约。
聂赫留朵夫的愿望和计划都实现了：农民得到了土地，付的租金比附近一带要低三成；他自己从土地上所得的收入几乎减少了一半，但对他还是绰绰有余，何况他卖掉树林、出售农具都有进款。看来一切都顺顺当当，但聂赫留朵夫总觉得有点羞愧。他看到，农民中间尽管有人对他说了一些感激的话，他们并不满足，而是指望更多的好处。结果是他自己吃了大亏，却还没有使农民满足。
第二天，在家里订了租契，签了字。聂赫留朵夫在几个推选出来的老农护送下，怀着事情没有办完的惆怅心情，坐上总管那辆被出租马车夫称为阔气的三驾马车，同那些脸上现出困惑神色、不满意地摇头的农民告了别，直奔火车站。聂赫留朵夫对自己很不满意。至于什么事不满意，他自己也说不上来，但一直觉得闷闷不乐，感到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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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聂赫留朵夫乘车离开库兹明斯科耶，来到两位姑妈让他继承的庄园，也就是他认识卡秋莎的地方。他很希望象在库兹明斯科耶那样处理这里的地产。此外，他还想尽量打听一下卡秋莎的事，以及她和他的孩子的情况：那个孩子是不是真的死了？他是怎么死的？他一早来到巴诺伏。他的马车驶进庄园，使他触目惊心的，首先是全部建筑物特别是正房那种衰败荒凉的景象。原来的绿铁皮屋顶，好久没有油漆，已锈得发红；有几块铁皮卷了边，多半是被暴风雨掀起的。正房四周的护墙板，有的已被人撬走，主要是那些钉子生锈、容易撬掉的地方。前门廊和后门廊都已朽烂倒塌，只剩下梁架。特别是后门廊，他记得尤其清楚。有几个窗子由于玻璃损坏已钉了木板。原来管家住的厢房还有厨房和马厩，都已破旧，色泽灰暗。唯独花园没有衰败，更加葱茏繁茂，枝叶扶疏，百花争妍；从墙外就可以看见樱花、苹果花和李子花盛开，白花花一片仿佛天上的浮云。编成篱笆的丁香也象十二年①前一样盛开，那年聂赫留朵夫曾和十六岁的卡秋莎一起玩捉人游戏。他在这丁香花丛里跌了一交，被荨麻刺伤了。当年索菲雅姑妈在正房旁边种的一棵落叶松，小得象木橛子，如今已长大成材，枝条上长满了柔软的黄绿色松针。河水在两岸之间奔流，流到磨坊的水闸上，哗哗地往下冲去。对岸草地上放牧着农家毛色斑驳的牛马。管家是个没有毕业的神学校学生，他笑吟吟地在院子里迎接聂赫留朵夫，笑吟吟地请他到帐房里去，又笑吟吟地走到隔板后面，仿佛用这样的笑容表示将有什么特殊的事在等着他。隔板后面有人在叽叽喳喳地谈话，随后又沉默了。马车夫领到酒钱后，叮叮噹噹地把车赶出院子，接着周围又静了下来。过了一会儿，有一个穿绣花衬衫的姑娘从窗外跑过，她赤着脚，耳朵上挂着绒球当耳环。一个农民跟在她后面跑过，大靴子的铁钉在踩实的地面上发出叮叮的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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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文是十四年前，卡秋莎的年龄是十八岁，看来同上下文有矛盾。毛德英译本改成十二年前、卡秋莎的年龄改成十六岁，比较符合全书情节，这里也仿毛德作了改动。
聂赫留朵夫坐在窗口，望着花园，听着各种声音。从双扉小窗子里飘进来春天的清新空气和翻耕地的泥土香，风轻轻地吹动他汗滋滋的额上的头发和放在刀痕累累的窗台上的便条纸。河上传来娘儿们劈里啪啦的捣衣声，此起彼落，融成一片，飘荡在阳光灿烂的河面上。磨坊那边传来流水倾泻的匀调声音。一只苍蝇从聂赫留朵夫耳边飞过，发出惊恐的响亮的嗡嗡声。
聂赫留朵夫忽然想起，很久以前，当他年纪很轻、心地还很单纯的时候，也在这儿，在磨坊有节奏的喧闹声中，听见河上的捣衣声；春风也是这样吹动他湿润的额上的头发和刀痕累累的窗台上的便条纸；而且也有这样的一只苍蝇惊恐地从他耳边飞过。他不仅想起了十八岁时的情景，而且觉得自己象当年一样朝气蓬勃，心地单纯，胸怀大志，但又觉得象梦景一样不可能重现，他感到无比惆怅。
“老爷，您什么时候吃饭哪？”管家微笑着问。
“随您的便，我不饿。我到村子里去走走。”
“您是不是先到房子里看看，房子里我都收拾得整整齐齐了。您去看看吧，要是外表上……”
“不，以后再看，请您先告诉我，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叫玛特廖娜的女人？”
玛特廖娜就是卡秋莎的姨妈。
“有，当然有，就住在村子里，我真拿她没有办法。她卖私酒。我知道这事，揭发过她，训斥过她，可是到官府告她，又不忍心：年纪大了，妇道人家，又有孙儿孙女，”管家说，脸上一直挂着微笑，想讨好东家，又满心相信东家看事情都同他一样。
“她住在哪里？我想去找找她。”
“住在村子尽头，从村边数起第三家。左边是一所砖房，她的小屋就在砖房后面。最好还是让我送您去，”管家快乐地笑着说。
“不用了，谢谢您，我自己找得着的。倒是要请您通知那些农户，叫他们来开个会，我要同他们谈谈土地的事，”聂赫留朵夫说。他打算也象在库兹明斯科耶那样，在这里同农民们处理好事情，而且最好今天晚上就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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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聂赫留朵夫走出大门，遇见一个农家姑娘。她身穿花花绿绿的围裙，耳朵上挂着绒球，迅速地迈动两只厚实的光脚板，穿过车前草和独行菜丛生的牧场，沿着一条踩实的小径跑来。她左胳膊拚命在胸前来回甩动，右胳膊紧搂住一只红毛公鸡，把它贴在肚子上，正要回家。那公鸡晃动血红的鸡冠，仿佛很镇定，只转动两只眼珠，时而伸出一只黑腿，时而又缩回去，爪子不时抓住姑娘的围裙。姑娘走近老爷身边，放慢了脚步。她走到他面前，停住脚步，脑袋往后一昂，向他鞠了个躬。直到他过去了，她才抱着公鸡往前走。聂赫留朵夫下坡来到水井那儿，遇见一个背有点驼的老太婆，身穿一件肮脏的粗布衫，挑着一担沉甸甸的装满水的木桶。老太婆小心翼翼地把两只水桶放下来，也象姑娘那样把脑袋往后一昂，对他鞠了个躬。
过了水井就是村子。天气晴朗炎热，上午十点钟就闷热得厉害，空中的浮云只偶尔遮住太阳。整条街上都弥漫着浓烈而并不难闻的畜粪味，有的是从大车上山经过的平坦坚实的路上飘来的，但主要还是从各家院子耙松的畜粪堆里冒出来的。聂赫留朵夫正好走过各家大门敞开的院子。有几个农民光着脚板，裤子和布衫上溅满粪汁，赶着大车上坡。他们不时回头望望身材魁伟的老爷，看他头上戴着灰色礼帽，缎子的帽箍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手里拄着光亮的银头曲节手杖，每走两步就拿手杖往地上一点，上坡往村子走来。那些从大田里赶着空车回来的农民，坐在驭座上颠个不停，看见街上走着这么一个与众不同的人，都向他脱帽致敬。农妇们走到大门外，或者站在台阶上，对他指指点点，目送他走过。
聂赫留朵夫走到第四户人家的大门口，停住脚步，让一辆吱吱嘎嘎响的大车从院子里驶出来。这辆大车装着畜粪，堆得很高，拍打得很结实，上面铺着一张供人坐的蒲席。一个五六岁的男孩跟在大车后面，兴高采烈地等着坐车。一个年轻的农民脚穿树皮鞋，迈着大步，把马赶出门外。一匹蓝灰色长腿马驹从大门里窜出来，看见聂赫留朵夫，吓了一跳，身子贴紧大车，腿蹭着车轮，窜到母马前面。那母马刚把大车拉到门外，低声嘶鸣着，显得心神不宁。后面还有一匹马，由一个精神矍铄的瘦老头牵出来。这老头也光着脚板，穿着条纹裤和肮脏的长布衫，隆起尖尖的肩胛骨。
等马匹上了撒满仿佛烧焦的灰黄色粪块的大路，老头又回到大门口，对聂赫留朵夫鞠了个躬。
“你是我们那两位小姐的侄儿吧？”
“是的，我是她们的侄儿。”
“欢迎欢迎。你是不是来看看我们哪？”老头兴致勃勃地说。
“对了，对了。那么，你们过得怎么样？”聂赫留朵夫回答，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啊！糟得不能再糟了，”饶舌的老头连忙拖长声音说。
“怎么会这样糟呢？”聂赫留朵夫一面走进大门，一面问。
“这算是什么日子啊？糟得不能再糟了，”老头一面说，一面跟着聂赫留朵夫走进院子，来到敞棚下畜粪已经铲掉的地方。
聂赫留朵夫也来到敞棚底下。
“你瞧，我一家老少有十二口呢，”老头继续说，指着两个手拿大叉、头巾滑下来的女人，她们站在还没有出清的粪堆上，满头大汗，裙摆掖在腰里，露出半截溅满粪汁的腿肚。
“月月都得买进六普特粮食，可是哪来的钱哪？”
“难道自己打的还不够吃吗？”
“自己打的？！”老头冷笑一声说。“我的地只能养活三口人，还吃不到圣诞节。”
“那你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这么办：一个孩子送出去做长工，又向府上借了点钱。不到大斋节就用光了，可是税还没有缴呢！”
“税要缴多少？”
“我们一户每四个月得缴十七卢布。唉，老天爷，这年头，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对付！”
“可以到你们屋里看一下吗？”聂赫留朵夫说，穿过院子，从那已经铲除畜粪的地方走到用大叉翻过、冒出强烈味儿的红棕色畜粪上。
“当然可以，请吧，”老头说。他迅速迈动脚趾缝里冒出粪汁的两只光脚，跑到聂赫留朵夫前头，给他打开小屋的门。
那两个农妇理好头巾，放下裙摆，露出好奇而恐惧的神情，瞧着袖口钉着金钮子的整洁的老爷走进来。
两个小姑娘，身穿粗布衫，从小屋里跑出来。聂赫留朵夫弯下腰，脱去帽子，进了门廊，接着又走进弥漫着食物酸味的肮脏小屋。小屋里放着两台织布机。炉灶旁站着一个老太婆，卷起袖子，露出两条又黑又瘦、青筋毕露的胳膊。
“瞧，东家少爷看我们来了，”老头说。
“哦，那太高兴了，”老太婆放下卷起的袖子，亲切地说。
“我要看看你们日子过得怎么样，”聂赫留朵夫说。
“我们日子过得怎么样，你就瞧吧。这小房子眼看就要倒了，说不定哪天会压死人。可老头子还说这房子挺不错。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天地，”大胆的老太婆神经质地晃动着脑袋，说，“马上就要开饭了。我得喂饱那些干活的人。”
“你们吃些什么呀？
“吃什么？我们的伙食好得很。第一道是面包下克瓦斯①，第二道是克瓦斯下面包，”老太婆露出蛀掉一半的牙齿，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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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家庭自制的饮料。
“不，您别开玩笑，让我看看你们今天吃些什么。”
“吃什么？”老头儿笑着说。“我们的伙食并不讲究。你给他看看，老婆子。”
老太婆摇摇头。
“你想看看我们庄稼人的伙食吗？老爷，我看你这人太仔细了。什么事都想知道。我说过，面包下克瓦斯，还有菜汤，昨天婆娘们送来几条鱼。喏，这就是菜汤，吃完汤就是土豆。”
“没有别的了？”
“还能有什么呢，最多在汤里加一点牛奶，”老太婆笑着说，然后抬起眼睛望着门口。
房门开着，门廊里挤满了人。男孩、女孩、怀抱婴儿的女人都挤在门口，瞅着这个察看庄稼人伙食的怪老爷。老太婆显然因为能同老爷周旋感到很得意。
“是啊，老爷，我们的日子糟得很，真是糟得很，”老头说。“你们跑来干什么！”他对站在门口的人嚷道。
“好吧，再见了，”聂赫留朵夫说，觉得又窘迫又羞愧，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多谢您来看望我们，”老头说。
门廊里的人互相挤紧，给聂赫留朵夫让路。聂赫留朵夫来到街上，沿着斜坡往上走。两个赤脚的男孩跟着他从门廊里出来：一个年纪大些，穿一件脏得要命的白衬衫；另一个穿一件窄小的褪色粉红衬衫。聂赫留朵夫回头对他们瞧了瞧。
“你这会儿到哪儿去？”穿白衬衫的男孩问。
“去找玛特廖娜，”他说。“你们认识她吗？”
穿粉红衬衫的小男孩不知怎的笑起来，可是岁数大些的那个一本正经地反问道：
“哪一个玛特廖娜？是很老的那一个吗？”
“对了，她很老了。”
“哦—哦，”他拖长声音说。“那是谢梅尼哈，她住在村子尽头。我们带你去。走，费吉卡，我们带他去。”
“那么马怎么办？”
“那不要紧！”
费吉卡同意了。他们三人就一起沿着街道往坡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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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聂赫留朵夫觉得同孩子们一起比同大人一起自在得多。他一路上同他们随便聊天。穿粉红衬衫的小男孩不再笑，却象那个大孩子一样懂事地说话。
“那么，你们村里谁家最穷啊？”聂赫留朵夫问。
“谁家穷？米哈伊拉穷，谢苗·玛卡罗夫穷，还有玛尔法也穷得要命。”
“还有阿尼霞，她还要穷。阿尼霞连母牛都没有一头，他们在要饭呢，”小费吉卡说。
“她没有牛，但他们家总共才三个人，可玛尔法家有五个人呢，”大孩子反驳说。
“可阿尼霞到底是个寡妇哇，”穿粉红衬衫的男孩坚持自己的意见。
“你说阿尼霞是寡妇，人家玛尔法也同寡妇一样，”大孩子接着说。“同寡妇一样，她丈夫不在家。”
“她丈夫在哪里？”聂赫留朵夫问。
“蹲监牢，喂虱子，”大孩子用老百姓惯常的说法回答。
“去年夏天他在东家树林里砍了两棵小桦树，就被送去坐牢，”穿粉红衬衫的男孩赶紧说。“到如今都关了有五个多月了，他老婆在要饭，还有三个孩子，一个害病的老太婆，”他详详细细地说。
“她住在哪儿？”聂赫留朵夫问。
“喏，就住在这个院子里，”男孩指着一所房子说。房子前面有一个非常瘦小的淡黄头发男孩。那孩子生着一双罗圈腿，身子摇摇晃晃，站在聂赫留朵夫走着的那条小路上。
“华西卡，你这淘气鬼，跑到哪儿去了？”一个穿着脏得象沾满炉灰的布衫的女人从小屋里跑出来，大声叫道。她神色惊惶地跑到聂赫留朵夫前面，一把抱起孩子就往屋里跑，仿佛怕聂赫留朵夫会欺负他似的。
这就是刚才说到的那个女人，她的丈夫因为砍伐聂赫留朵夫家树林里的小桦树而坐牢。
“那么，玛特廖娜呢，她穷吗？”聂赫留朵夫问，这时他们已经走近玛特廖娜的小屋。
“她穷什么？她在卖酒，”穿粉红衬衫的瘦男孩断然回答。
聂赫留朵夫走到玛特廖娜小屋跟前，把两个孩子打发走，自己走进门廊，又来到屋子里。玛特廖娜老婆子的小屋只有六俄尺长，要是高个子躺到炉子后面的床上，就无法伸直身子。聂赫留朵夫心里想：“卡秋莎就是在这张床上生了孩子，后来又害了病的。”玛特廖娜的整个小屋几乎被一架织布机占满。老婆子和她的孙女正在修理织布机。聂赫留朵夫进门时，头在门楣上撞了一下。另外两个孩子紧跟着东家冲进小屋，小手抓住门框，站在他后面。
“你找谁？”老婆子因织布机出了毛病，心里很不高兴，怒气冲冲地问。再说，她贩卖私酒，见了陌生人就害怕。
“我是地主。我想跟您谈谈。”
老婆子不吭声，仔细对他瞧了瞧，脸色顿时变了。
“啊呀，我的好人儿，我这傻瓜可没认出你来呀，我还以为是什么过路人呢，”玛特廖娜装出亲热的口气说。“哎哟，我的好老爷呀……”
“我想跟您单独谈谈，最好不要有外人在场，”聂赫留朵夫望着打开的门说。门口站着几个孩子，孩子后面站着一个瘦女人。她手里抱着一个脸色苍白的娃娃。那娃娃十分虚弱，但一直笑嘻嘻的，头上戴着一顶碎布缝成的小圆帽。
“有什么好看的，我来让你们知道厉害，把拐杖给我！”老婆子对站在门口的人嚷道。“把门关上，听见没有！”
孩子们都走了，抱娃娃的女人把房门关上。
“我正在琢磨：这是谁来了？原来是老爷，是我们的金子宝贝，百看不厌的美男子！”老婆子说。“你怎么光临我们这个穷地方了，也不嫌这儿脏。啊，你真象金刚钻一样好看！来吧，老爷，这儿坐，就坐在这个矮柜上吧，”她说着用围裙擦擦矮柜。“我还以为是哪个鬼溜进来了，原来是东家，是好老爷，是恩人，是养活我们的好人。你可得原谅我这老糊涂，是我瞎了眼了。”
聂赫留朵夫坐下来。老婆子站在他面前，右手托住脸颊，左手抓住尖尖的右臂肘，用唱歌一般的声音讲起来：
“老爷，你也见老了。想当年你真是棵鲜嫩鲜嫩的牛蒡，可是现在呢，简直认不出来了！你准是太操心了。”
“我是来向你打听一件事的，你还记得卡秋莎·玛丝洛娃吗？”
“卡吉琳娜吗？怎么不记得，她是我的外甥女……怎么不记得，我为了她流过多少眼泪，流过多少眼泪！那件事我全知道。我的老爷，谁在上帝面前没有作过孽？谁在皇上面前没有犯过法？年轻人嘛，就是这样的，再加喝了咖啡红茶，就让魔鬼迷了心窍。要知道，魔鬼可厉害了。有什么办法呢！你又没有把她扔掉，你赏了她钱，给了她整整一百卢布。可她干了什么啦？她就是糊涂，没有头脑。她要是听了我的话，也就会过日子了。她虽是我的外甥女，我得直说，这姑娘不走正道。我后来给她安排了一个多好的差使，可她不听话，竟然骂起东家来了。难道我们这等人可以骂老爷吗？嗐，人家就把她辞掉了。后来又到林务官家里干，日子本来也过得去，可她又不干了。”
“我想打听一下那孩子的情况。她不是在您这儿生了个孩子吗？那孩子在哪儿？”
“当年为了那娃娃我费了不少心思，我的好老爷。她那时病得可厉害，我料想她再也起不了床了。我就照规矩给孩子受了洗，把他送到育婴堂。嗯，做母亲的眼看就要死了，何必叫这小宝贝的灵魂受罪呢。换了别人，就会把娃娃撂下不管，也不会给他吃，让他死去算了。可我想还是花点力气，把他送育婴堂吧。好在还有几个钱，就打发人把他送了去。”
“有登记号码吗？”
“号码是有的，可他当时就死了。她说刚一送到，他就死了。”
“她是谁？”
“就是住在斯科罗德诺耶村的那个女人。她专干这个行当。她叫玛拉尼雅，现在死了。这女人可聪明啦，干得挺灵巧！人家把娃娃送到她家里，她就收下来养在家里，喂他吃。喂了一阵子，另外凑几个再送去。咳，我的好老爷！等凑满三四个，一起送去。她干这事可聪明了：先做一个大摇篮，好象双层床，上上下下都装娃娃。摇篮上还有把手。她就这样一下子装四个娃娃，让他们脚对着脚，脑袋不挨着脑袋，免得相碰，这样一次就送走四个。她还用几个假奶头塞在娃娃嘴里，这样他们就不会吵了。”
“后来怎么样？”
“后来，卡吉琳娜的娃娃就这么被送走了。她在家里把他养了两个礼拜的样子。那娃娃在她家里就害病了。”
“那娃娃长得好看吗？”聂赫留朵夫问。
“好看极了，再也找不着比他更好看的娃娃了。长得跟你一模一样，”老太婆一只眼睛眨了眨，说。
“他怎么会这样弱？多半是喂得很差吧？”
“哪里谈得上喂！只不过做做样子罢了。这也难怪，又不是自己的孩子。只要送到的时候活着就行。那女人说刚把他送到莫斯科，他就断气了。她连证明都带回来了，手续齐备，真是个聪明女人。”
关于他的孩子，聂赫留朵夫就只打听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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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聂赫留朵夫在小屋的门楣上和门廊的门楣上又接连碰了两次头，才来到街上。穿白衬衫的、穿灰衬衫的、穿粉红衬衫的几个孩子都在门外等他。另外有几个孩子也凑到他身边来。还有几个抱婴儿的女人也在等他，包括那个不费劲地抱着头戴碎布小圆帽、脸色苍白的娃娃的瘦女人。这娃娃的脸象个小老头，但一直现出古怪的微笑，摆动着痉挛的大拇指。聂赫留朵夫知道这是一种痛苦的笑容。他打听这个女人是谁。
“她就是我对你说的那个阿尼霞，”岁数大些的男孩说。
聂赫留朵夫转身招呼阿尼霞。
“你的日子过得怎么样？”他问。“你靠什么过活？”
“怎么过活吗？要饭，”阿尼霞说着哭起来。
模样象小老头的娃娃整个脸上浮起微笑，同时扭动两条象蚯蚓一般的细腿。
聂赫留朵夫掏出皮夹子，给了那女人十个卢布。他还没有走上两步，另一个抱娃娃的女人就追上了他，然后是一个老太婆，接着又是一个女人。她们都说自己穷，要求周济。聂赫留朵夫把皮夹子里的六十卢布零钱都散发掉，十分忧郁地走回家，也就是回到管家的厢房。管家笑眯眯地迎接他，告诉他农民将在傍晚集合。聂赫留朵夫向他道了谢，不去房间，而走到花园里，在撒满白色苹果花瓣、杂草丛生的小径上徘徊，思索着刚才见到的种种情景。
厢房周围先是静悄悄的，但过了一会儿，聂赫留朵夫听见管家房里有两个女人愤怒的争吵声，偶尔还夹杂着管家含笑的平静声音。聂赫留朵夫留神倾听。
“我已经精疲力竭了，你为什么还要撕下我脖子上的十字架①？”一个女人的愤怒声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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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基督徒常戴十字架，到死才脱下。这里的意思就是：“你为什么要逼我死？”
“你要知道，它刚闯进去，”另一个女人的声音说。“我说，你还给我吧。你何必折磨牲口，还害得我孩子没有牛奶吃！”
“你得赔钱，或者做工来抵偿，”管家若无其事地回答。
聂赫留朵夫走出花园，来到住房的台阶前。那里站着两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其中一个怀了孕，看样子快分娩了。管家身穿帆布大衣，双手插在口袋里，站在门口台阶上。两个女人一看见东家，就不作声，动手理理头上的头巾；管家从口袋里抽出手，脸上浮起了微笑。
事情是这样的：据管家说，农民常常故意把小牛甚至奶牛放到东家草场上。现在，这两个农妇的两头奶牛就在草场上被捉住，赶到这里来了。管家要罚每头奶牛三十戈比，或者做两天工抵偿。两个农妇再三说，第一，她们的奶牛是偶然闯进来的，第二，她们没有钱，第三，她们即使答应做工抵偿，也要求先立刻放还这两头牛，因为它们一早就在太阳底下烤，没有吃过一点饲料，正在那里可怜地哞哞叫。
“我向你们提过多少次了，”管家一面笑嘻嘻地说，一面回头瞧瞧聂赫留朵夫，仿佛要请他做见证似的，“要是你们回家吃午饭，一定得把牲口看好。”
“我刚跑开去看看我的娃娃，那些畜生就走掉了。”
“你既然在放牛，就不能随便走掉。”
“那么叫谁去喂娃娃呢？总不能要你去喂奶吧。”
“要是牲口真的踩坏了草场，那我们也没有话说，可是它刚跑进去，”另一个女人说。
“整个草场都被踩坏了，”管家对聂赫留朵夫说。“要是不处分她们，将来一点干草都收不到。”
“哎，别造孽了，”怀孕的女人叫道。“我的牲口从来没有被人捉住过。”
“喏，这会儿可捉住了，你要么罚款，要么做工抵偿。”
“得了，做工就做工，你快把牛放了，别把它饿死了！”她恶狠狠地嚷道。“人家没日没夜地干。我婆婆害病。我丈夫只知道灌酒。我一个人里里外外忙个没完，力气都使光了。你还要逼人家做工，也不怕罪过！”
聂赫留朵夫叫管家把牛放了，自己走到花园里继续想心事，但现在已没有什么可想的了。他觉得事情一清二楚，因此弄不懂象这样清楚的问题人家怎么看不出，他自己又怎么这样长久一直没有看出来。
“老百姓纷纷死亡。他们对死已不当一回事，因为经常有人死亡。儿童夭折，妇女从事力不胜任的繁重劳动，食品普遍不足，尤其老年人缺乏吃的东西。老百姓一步一步落入这种悲惨的境地，他们自己却没有发觉，也不怨天尤人。而我们就认为这种状况历来如此，理所当然。”现在他十分清楚，老百姓知道并经常指出，他们贫困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唯一能用来养家活口的土地被地主霸占了。他十分清楚，儿童和老人纷纷死亡，因为他们没有牛奶吃，而所以没有牛奶吃，是因为他们没有土地放牧牲口，又收不到粮食和干草。他十分清楚，老百姓的全部灾殃，或者说老百姓遭殃的主要原因，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不在他们手里，而在那些享有土地所有权、因此靠老百姓劳动过活的人手里。老百姓极其需要土地，由于缺地而死去，但土地又靠他们耕种，从土地上收获的粮食又被卖到国外去，这样地主就可以给自己买礼帽、手杖、马车、青铜摆件等东西。这一点聂赫留朵夫十分明白，就象不放马到牧场上去吃草而把它们关在围墙里，它们吃光围墙里的草就会消瘦，就会饿死一样……这种现象真是太可怕了，再也不能这样继续存在下去。必须设法消灭，至少自己不能参与其事。“我一定要想出个办法来，”他在最近一条桦树夹峙的小径上徘徊，同时想。“各种学术团体、政府机关和报纸都在讨论老百姓贫穷的原因和改善他们生活的办法，唯独忽略那种切实可靠的办法，那就是不再从他们手里夺走他们必需的土地。”他清楚地想起亨利·乔治①的基本原理，想起当年他对它的信奉，弄不懂自己怎么会把它忘记得一干二净。“土地不能成为私有财产，不能成为商品，就象水、空气和阳光一样。人人都有权享用土地，享用土地提供的一切利益。”现在他才恍然大悟，为什么他想到处理库兹明斯科耶土地的办法，就感到害臊。他在欺骗自己。他明明知道谁也无权占有土地，却还要肯定自己享有这种权利。他把一部分土地收益送给农民，但在灵魂深处知道他是没有这个权利的。今后他不打算再这样做，并且要改变库兹明斯科耶的那套办法。他心里拟定了一个方案，把土地交给农民，收取租金，并规定地租是农民的财产，由他们自己支配，缴纳税款和用作公益事业。这不是单一税②，但在现行制度下是最接近单一税的办法。不过主要是他放弃了土地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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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亨利·乔治（1839—1897）——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②亨利·乔治主张土地单一税，宣扬由资产阶级国家把土地收归国有，把地租变成交给国家的赋税。这里原文是英语。
他回到房子里，看见管家笑得特别高兴，请他吃午饭，还说什么他担心妻子在那个耳朵上戴绒球的侍女帮助下做的菜会煮得太烂，烤得太熟。
桌上铺着一块粗桌布，上面放着一块绣花手巾代替餐巾。桌上摆着一个撒克逊古瓷汤盆，盆耳已断，盆里盛着土豆鸡汤——那只时而伸出这条黑腿、时而伸出那条黑腿的公鸡已被切成块，上面还留着些鸡毛。吃完汤以后，下道菜还是那只连毛都烤焦的公鸡。然后是加了大量奶油和砂糖的煎奶渣饼。这些菜虽然并不可口，聂赫留朵夫还是吃了下去，根本没留意他在吃些什么。他正在专心致志地思索，把他从村子里带回来的烦恼都忘记了。
神色慌张、耳朵上戴绒球的姑娘每次上菜，管家的妻子总要从门缝往里张望，而管家则一直以他妻子的烹饪手艺而扬扬得意，笑得更欢了。
饭后，聂赫留朵夫好容易使管家坐定下来。为了看看自己的想法是否对头，同时也想对人家说说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他就对管家讲了把土地交给农民的方案，并且征求他的意见。管家笑笑，装出一副样子，似乎早就想到过这问题，并且乐于听取聂赫留朵夫的意见。其实地对这个方案可说是一窍不通。这倒不是因为聂赫留朵夫没有讲清楚，而是因为根据这个方案聂赫留朵夫必须为别人的利益而放弃自己的利益。管家头脑里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条，那就是人人都在损人利己。
现在聂赫留朵夫竟主张土地的全部收益应成为农民的公积金，管家就以为可能是有些话他没有听懂。
“我懂了。就是说这笔公积金的利息归您收取，是不是？”
管家满面堆笑说。
“绝对不是。您要明白，土地不能成为私有财产。”
“这话很对！”
“因此土地上的收益应归大家共享。”
“这样一来，您岂不是没有收入了？”管家收起笑容说。
“我就是不要。”
管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又笑了。现在他明白了，聂赫留朵夫这人头脑有毛病。于是他就研究聂赫留朵夫放弃土地的方案，看能不能从中找到对他有利的东西，并且断定聂赫留朵夫放弃土地，他做管家的一定能捞到好处。
不过，当他明白没有这样的可能时，他对方案就不再感兴趣，并且只是为了讨好东家，脸上才保持笑容。聂赫留朵夫看到管家不理解他，就放他走了，自己则在刀痕累累、墨迹斑斑的桌旁坐下来，动手起草他的方案。
太阳已落到新叶翠绿的菩提树后面，蚊群飞进屋里，不住叮着聂赫留朵夫。他刚写完方案草稿，就听见村子里传来牲口的叫声、吱嘎的开门声，以及来开会的农民的谈话声。聂赫留朵夫对管家说，不必叫农民到帐房来，他决定亲自到农民集合的院子里去。聂赫留朵夫匆匆喝完管家端给他的一杯茶，就往村子里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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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村长的院子里人声沸腾，但聂赫留朵夫一到，农民们就停止谈话，并且象在库兹明斯科耶那样纷纷脱下帽子。这里的农民比库兹明斯科耶的农民要穷得多。村里的姑娘和婆娘耳朵上都戴着绒球，男人则几乎个个穿着树皮鞋、土布衫和老式长外衣。有几个光着脚板，只穿一件衬衫，仿佛刚干完活回来。
聂赫留朵夫提起精神，开始讲话。他向农民们宣布，他打算把土地都交给他们。农民都不作声，脸上表情也毫无变化。
“因为我认为，”聂赫留朵夫涨红了脸说，“不种地的不应该占有土地，而且人人都有权使用土地。”
“这个当然。这话说得很对，”几个农民响应说。
聂赫留朵夫又说，土地的收入应该大家平分，因此他建议他们接受土地，付出他们自己定的价钱作为公积金，这笔公积金今后仍归他们享用。又传出一片称赞声，但农民们严肃的脸色却越来越严肃了，原来瞅着东家的眼睛都垂了下去，仿佛看穿了他的诡计，谁也不愿上当，但又不愿使他难堪。
聂赫留朵夫讲得相当明白，农民也都是懂事的，但这会儿他们不理解他的话。他们无法理解他的话，就同管家无法理解他的话一样。他们深信，维护自己利益是人类的本性。这一点不容怀疑。他们通过祖祖辈辈的经验知道，地主总是以损害农民的利益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因此，要是地主把他们召集拢来，向他们提出什么新办法，那准是想用更狡猾的手段来欺骗他们。
“那么，你们打算定个什么价钱使用土地呢？”聂赫留朵夫问。
“怎么要我们来定价钱？我们可不能定。地是您老爷的，权柄在您老爷手里，”人群中有人回答。
“不，这些钱将来都要用在你们村社的公益事业上。”
“这我们不能定。村社是村社，钱是钱。”
“你们要明白，”管家跟在聂赫留朵夫后面，想把问题解释得更清楚，含笑说，“公爵老爷把土地交给你们，要你们出一笔钱，但这笔钱又当作你们的本钱，供村社使用。”
“这号事我们太明白了，”一个牙齿脱落的老头没有抬起眼睛，怒气冲冲地说。“这事有点象银行，到时候就得付钱。我们不来这一套，因为我们已经够苦的了。再来这一套，非得破产不可。”
“这一套用不着。我们还是照老规矩办吧，”有几个人发出不满意的、甚至粗鲁的声音。
聂赫留朵夫提出要立一个契约，他将在上面签字，他们也得签字。他们听了，反对得更加激烈。
“签字干什么？以前我们怎样干活，以后还是怎样干活。
要来这一套干什么？我们都是大老粗，没有文化。”
“我们不同意，因为这一套弄不惯。以前怎么办，以后也怎么办。只要种子能取消就好了，’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所谓取消种子，就是说，照现行规矩，在对分制的农田上种子应由农民出，现在他们要求种子由地主出。
“这么说，你们拒绝这个办法，不愿接受土地罗？”聂赫留朵夫对一个年纪不老、容光焕发的赤脚农民说。这个农民身穿破旧的老式长外衣，弯着左胳膊，把他那顶破帽子举得特别直，就象士兵听到脱帽的口令拿着帽子那样。
“是，老爷，”这个农民说，显然还没有改掉士兵的习惯，一听到口令，就好象中了催眠术。
“这么说，你们的地够种啦？”聂赫留朵夫说。
“不，老爷，”这个退伍士兵装出快乐的神气回答，竭力把他那顶破帽子举在前面，仿佛要把它奉送给愿意要的人。
“嗯，你们还是把我的话好好琢磨琢磨吧，”聂赫留朵夫感到困感不解，把他的建议又说了一遍。
“我们没什么好琢磨的。我们怎么说就怎么做，”脸色阴沉、牙齿脱落的老头儿怒气冲冲地说。
“我明天还要在这儿待一天。你们要是改变主意，就派人来同我说。”
农民们什么也没有回答。
聂赫留朵夫就这样一无所获，回到帐房里。
“我老实对您说吧，公爵，”聂赫留朵夫同管家回到家里，管家说，“您同他们是谈不拢的，这些老百姓顽固得很。开起会来，他们总是固执得要命，谁也说不服他们。他们什么事情都有顾虑。那些庄稼汉，白头发的也好，黑头发的也好，尽管不同意你的办法，可人都挺聪明。他们到帐房里来，你只要请他们坐下来喝杯茶，”管家笑嘻嘻地说，“一谈起来，真是海阔天空，头头是道，活象一位大臣。可是一来开会，就换了个人，咬定一点，死不改口……”
“那么，能不能找几个最明白事理的农民到这儿来，”聂赫留朵夫说，“我想给他们详细解释解释。”
“这个行，”管家笑嘻嘻地说。
“那么就请您约他们明天来一下。”
“这都好办，我召集他们明天来就是了，”管家说，更加欢畅地笑了笑。
“瞧，他这人真鬼！”一个皮肤黝黑、胡子蓬乱的庄稼汉摇摇晃晃地骑着一匹肥马，对旁边那个身穿破旧老式长外衣、又老又瘦的庄稼汉说。那个庄稼汉所骑的马，腿上的铁绊索叮噹作响。
这两个庄稼汉夜里到大路上放马，纵容他们的马溜到地主的树林里吃草。
”‘你只要签个字，我就把土地白白送给你。’哼，他们捉弄咱们还不够吗！不成，老兄，办不到，如今我们也学乖了，”他接着说，同时叫唤一匹离群的周岁马驹。“小驹子，小驹子！”他想把马驹叫住，可是回头一看，马驹不在后面，而是往斜里闯到草场上去了。
“瞧你这狗杂种，溜到东家草场上去了，”皮肤黝黑、胡子蓬乱的庄稼汉听见那匹离群的马驹一面嘶鸣，一面在露珠滚滚、野草芳香的洼地上奔跑，踩得酸模嚓嚓发响，这样说。
“你听见吗，草场上都长满杂草了，到了休息日得打发娘儿们到对分制田里去锄草，”穿破旧老式长外衣的瘦庄稼汉说，“要不然镰刀都会割坏的。”
“他说‘你签个字吧’，”胡子蓬乱的庄稼汉继续评论东家的话。“你一签字，他就会把你一口活活吞下肚子去。”
“这话一点不错，”年纪老的那一个应和说。
他们不再说什么。只听得坚硬的大路上响起得得的马蹄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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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聂赫留朵夫回到家里，发现他们已把帐房收拾干净供他过夜。帐房里有一张高大的床，铺着鸭绒垫子，放着两个枕头，还有一条厚得卷不拢的大红双人被子，绗得很细密，带有花纹，大概是管家妻子的嫁妆。管家请聂赫留朵夫吃中午剩下的饭菜，但聂赫留朵夫谢绝了。管家对伙食粗劣和设备简陋表示歉意，然后告辞，把聂赫留朵夫一个人留在房间里。
农民们的拒绝并没有使聂赫留朵夫感到丝毫困惑。正好相反，尽管库兹明斯科耶的农民接受他的建议并再三向他道谢，而这里的农民却不信任他，甚至对他抱着敌意，他却觉得心情平静而快乐。帐房里又闷又脏。聂赫留朵夫走到户外，想到花园里去，可是一想到那个夜晚，想到侍女房间的窗户，想到后门廊，他就不愿再到那些被犯罪的往事所玷污的地方去。他又坐在门廊里，吸着那充满桦树嫩叶浓香的温暖空气，久久地眺望着暮色苍茫的花园，谛听磨坊汩汩的流水声、夜莺的鸣啭和门廊附近灌木丛里一只小鸟的单调叫声。管家窗子里的灯光熄灭了。东方，在仓房后面，初升的月亮倾泻出一片银光。空中的闪电越来越清楚地照亮鲜花盛开的蓊郁花园和颓败的房子。远处传来雷声，三分之一的天空被乌云遮住。夜莺和其他鸟类都停止了鸣叫。在磨坊的流水声中传来鹅的嘎嘎声。然后在村子里，在管家院子里，早醒的公鸡开始啼叫——每逢雷雨交加的闷热夜晚，它们总是叫得特别早。俗话说：夜晚过得好，公鸡啼得早。对聂赫留朵夫来说，那个夜晚不止过得好。对他来说，那是个欢乐幸福的夜晚。他那时还是个纯洁的少年，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幸福的夏天，种种情景如今都历历在目。他觉得现在不仅同当年一样快活，而且同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一样幸福。他不仅记得，而且重新体验到，在十四岁那年他向上帝祷告，祈求上帝向他揭示真理。他还记得，小时候怎样伏在妈妈膝盖上，哭着向她告辞，答应她永远做个好孩子，决不使她伤心。他还记得小时候同尼科连卡·伊尔捷涅夫一起说定，他们将互相帮助过高尚的生活，并尽力为一切人谋幸福。
这会儿，他想起他在库兹明斯科耶经受的诱惑：他留恋他的房子、树林、农庄和土地。如今他问自己：他是不是还舍不得那些东西？他甚至觉得奇怪，他居然会留恋那些东西。他想起白天见到的种种景象：那带着几个孩子而失去丈夫的女人，她的丈夫就是因为砍伐他聂赫留朵夫家树林里的树木而坐牢的；还有那荒唐的玛特廖娜，她居然认为或者至少口头上说：象她们那种女人理应充当东家的情妇；还有她对待孩子的态度，以及把孩子送往育婴堂的办法；那个头戴小圆帽、样子象小老头、不住地苦笑的不幸孩子，因为吃不饱而奄奄一息；那个怀孕的瘦弱女人，因为劳累过度，没有看好饥饿的奶牛而被迫为他白白做工。他又想到了监狱、阴阳头、牢房、恶臭和镣铐，同时也想到了自己的以及京城里全体贵族穷奢极欲的生活。事情一清二楚，不容怀疑。
一轮近乎圆满的明月从仓房后面升起，院子里铺满了乌黑的阴影，破房子的铁皮屋顶都被照得闪闪发亮。
一只夜莺沉默了一阵，似乎不愿辜负这皎洁的月光，又在花园里鸣啭起来。
聂赫留朵夫想起他怎样在库兹明斯科耶开始考虑自己的生活，决定今后该做些什么和怎样做。他想起他怎样被这些问题困住，无法解决，因为他对每个问题都顾虑重重。现在他又向自己提出这些问题，发现它们都很简单，不禁感到奇怪。所以变得简单，因为他现在不再考虑对他将有什么后果，甚至对这些问题不感兴趣，而只考虑照道理应该怎么办。说也奇怪，应该为自己作些什么，他简直毫无主意，可是应该为别人作些什么，他却一清二楚。现在他明白，必须把土地交给农民，因为保留土地是很可恶的。他明白，不应该撇下卡秋莎，而应该帮助她，不惜任何代价向她赎罪。他明白，必须研究、分析、理解一切同审判和刑罚有关的问题，因为他看出一些别人没有看出的事。这一切会有什么后果，他不知道，但他明白，不论是第一件事，还是第二件事，还是第三件事，他都非做不可。这种坚强的信念使他感到快乐。
乌云逼近了。现在看见的已不是远处朦胧的电光，而是照亮整个院子、破屋和倒塌门廊的明亮闪电。雷声在头上隆隆震响。鸟雀都已停止鸣叫，但树叶却飒飒地响起来，风一直吹到聂赫留朵夫坐着的门廊里，吹动了他的头发。大颗的雨点一滴一滴地落下来，敲打着牛蒡叶子和铁皮屋顶。一道明晃晃的闪电照亮整个天空，刹那间万籁俱寂。聂赫留朵夫还没来得及从一数到三，一声霹雳就在头上打响，接着空中隆隆地滚过一阵响雷。
聂赫留朵夫走进屋里。
“真的，真的，”他想。“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事情，这些事情的全部意义，我不理解，也无法理解。我为什么有两个姑妈？为什么尼科连卡死了，而我却活着？为什么世界上会有一个卡秋莎？我怎么会对她疯疯癫癫？为什么要发生那场战争？后来我怎么过起放荡的生活来？要理解这一切，理解主的全部事情，我无能为力。但执行深铭在我心灵的主的意志，那是我力所能及的。这一点我毫不怀疑。我这样做，自然就心安理得。”
滴滴答答的小雨已变成倾盆大雨，雨水从屋顶上流下来，哗哗地落到一个木桶里；闪电照亮院子和房屋，但不那么频繁了。聂赫留朵夫回到屋里，脱下衣服，躺到床上，但担心有臭虫，因为肮脏的破墙纸很可能藏着臭虫。
“是的，我不是东家而是仆人，”他这样想，心里感到高兴。
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他刚一熄灯，小虫就来咬他了。
“交出土地，到西伯利亚去，西伯利亚有的是跳蚤、臭虫、肮脏……那有什么了不起，既然得受这种罪，我也受得了。”不过，尽管有这样的心愿，他还是受不了这个罪。他起来坐到打开的窗口，欣赏着渐渐远去的乌云和重新露面的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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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聂赫留朵夫直到下半夜才睡着，因此第二天醒得很迟。
中午，七名被推选出来的庄稼汉应管家的邀请来到苹果园的苹果树下。管家安排了一张桌子和几条长凳，都是用木桩打进地里，再铺上木板搭成的。聂赫留朵夫和管家费了不少口舌才使农民戴上帽子，在板凳上坐下。那个退伍的士兵今天包着干净的包脚布，穿一双干净的树皮鞋，特别恭敬地把他那顶破帽子举在胸前，仿佛送丧一般。直到那个肩膀宽阔、相貌端正的老农戴上他的大帽子，紧了紧崭新的土布长外衣，走到长凳旁坐下，其余的人才学着他的样，戴上帽子，落坐了。这个老农留着花白的鬈曲大胡子，活象米开朗琪罗塑造的摩西①，他那光秃的前额被太阳晒得发黑，周围生着花白的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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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米开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雕塑家、画家、建筑师。《摩西》是他的著名雕塑。据《圣经》记载，摩西是古代犹太人领袖。
等大家都坐好，聂赫留朵夫也在他们对面坐下来，臂肘搁在桌上，面前摆着一张纸，他就根据纸上的提纲开始说明他的方案。
不知是因为今天农民少一些呢，还是因为聂赫留朵夫不计较个人得失而关心大家的事，他今天并不感到心慌意乱。他自然而然地主要对肩膀宽阔、留花白大胡子的老农说话，看他赞成还是反对。但聂赫留朵夫对他估计错了。这个相貌端正的老农虽然有时也赞同地点点他那具有家长气派的端庄的头，有时听到别人的反驳就皱着眉摇摇头，其实他不太懂得聂赫留朵夫的话，往往要等别的农民用他们自己的话解释一番，他才明白。倒是坐在他旁边的一个小老头比较懂得聂赫留朵夫的话。这个小老头瞎了一只眼睛，脸上几乎没有胡子，身穿一件打过补丁的土黄布紧身外衣，脚上套着一双后跟磨歪的旧皮靴。聂赫留朵夫后来知道他是个砌炉匠。这个小老头迅速地动着眉毛，留神倾听，立刻把聂赫留朵夫的话翻译一遍。那个身材矮壮、留着雪白大胡子、一双机灵的眼睛炯炯有神的老头儿也很能领会他的话，并且找各种机会插几句嘴嘲弄东家，借此卖弄自己的小聪明。退伍士兵看样子也很懂事，可惜长期的士兵生活使他头脑迟钝，而士兵的习惯又使他讲起话来叫人摸不着头脑。对这事态度最认真的是那个声音低沉、鼻子很长、蓄有一撮山羊胡子的高个子。他穿着一件干净的土布衣服和一双新树皮鞋，完全懂得聂赫留朵夫的话，而且非不得已不开口。还有两个老头儿——一个就是昨天在会上坚决反对聂赫留朵夫一切建议的牙齿脱落的老头儿；另一个老头个儿很高，头发全白，相貌和善，瘸腿，两只瘦脚用雪白的包脚布裹着，外套一双农民靴子——几乎没有开过口，虽然一直很用心地听着。
聂赫留朵夫首先说明他对土地所有制的看法。
“照我看，”他说，“土地不能买进，也不能卖出。如果可以买卖，那么有钱人就可以买进全部土地，他们就可以凭土地使用权任意夺取没有土地的人的东西。你哪怕在地上站一下，他们也要向你收钱，”他引用斯宾塞的理论补充说。
“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他的翅膀捆起来，看他还能不能上天，”留花白大胡子的老头眼睛含笑说。
“这话说得不错，”长鼻子老头声音低沉地说。
“是，老爷，”退伍的士兵说。
“有个婆娘给她的奶牛割点草，就被抓起来，送去坐牢，”
相貌和善的瘸腿老头说。
“我们自己的地在五俄里外。租地又贵得要命；付了地租，本钱都捞不回来，”牙齿脱落的老头儿怒气冲冲地补充说，“人家要我们长就长，要我们短就短，比劳役制还糟。”
“我同你们想的一样，”聂赫留朵夫说，“我认为占有土地是罪孽。所以我要把土地交出去。”
“嗯，这可是好事，”留摩西式鬈曲大胡子的老头说，显然以为聂赫留朵夫想出租土地。
“我来就是为了这事。我不想再占有土地了。现在就是要考虑一下，土地应该怎么分。”
“把地交给庄稼汉，不就成了吗？”牙齿脱落、怒容满面的老头说。
聂赫留朵夫觉得这句话含有怀疑他的诚意的味道，乍一听来叫人很不舒服。但他立刻镇静下来，赶紧说完自己要说的话。
“我是乐意交的，”他说，“可是交给谁？怎么交？交给哪些庄稼汉？还有，为什么要交给你们村社而不交给杰明斯科耶村社？”（这是邻近的一个村，那里份地很少。）
大家都不作声，只有退伍士兵说了一句：
“是，老爷。”
“那么，好吧，”聂赫留朵夫说，“你们倒说说，要是皇上说把地主的地都拿过来，分给农民……”
“难道真有这样的事吗？”牙齿脱落的老头儿说。
“没有，皇上什么也没有说。这只是我说的：要是皇上说，把地主的地都拿来交给农民，你们怎么办？”
“怎么办？把全部土地按人头平分，庄稼人有份，老爷也有份，”砌炉匠忽上忽下地迅速动着眉毛，说。
“要不又怎么办？按人头平分好了，”相貌和善、裹白色包脚布的瘸腿老头说。
大家都赞成这个办法，认为它能使人人满意。
“到底怎样按人头分呢？”聂赫留朵夫问。“做佣人的也有份吗？”
“绝对不行，老爷，”退伍士兵说，竭力想显出又快乐又有精神的样子。
不过，明白事理的高个子农民不同意他的意见。
“既然分，那就该人人有份，大家平分，”他想了想，声音低沉地回答。
“不行，”聂赫留朵夫事先就准备好反驳意见，说。“要是大家平分，那些自己不劳动不耕种的人，譬如老爷、听差、厨师、官吏、文书、所有的城里人，就个个都可以领到一份，可以把地卖给有钱人。这样土地就又集中到财主手里。那些靠自己一小块地过活的人，他们生儿育女，人口增加，土地就更加分散。财主又会把缺地的人抓在手里。”
“是，老爷，”退伍士兵赶快响应。
“那就得禁止出卖土地，只有自己耕种的人才有地，”砌炉匠怒气冲冲地打断退伍士兵说。
聂赫留朵夫反驳说，谁在为自己耕种，谁在为别人耕种，很难区别。
明白事理的高个子农民提出一个办法，就是大家用合作社方式耕种。
“凡是种地的就分，凡是不种地的就不分，”他用坚决的低音说。
对这种共产主义式方案，聂赫留朵夫也准备好了反对意见。他说，要做到这一点，就得人人有犁，人人有同样的马，谁也不能比谁差，或者马匹、犁、脱粒机和整个农场都是公有的，而要共同经营，还得大家意见一致。
“我们老百姓是死也不会同意的，”怒容满面的老头说。
“这样打架就打不完了，”眼睛含笑的白胡子老头说。“娘儿们准会彼此把眼珠都挖出来。”
“再说，土地有肥有瘦，怎么办？”聂赫留朵夫说。“凭什么有人可以分到黑土，有人只能分到粘土和砂地呢？”
“那只好把所有的地都划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大家平分，”
砌炉匠说。
聂赫留朵夫反对说，问题不在于一个村社分地，而在于各省都要普遍分。要是土地无代价分给农民，那么凭什么有人分到好地，有人只能分到坏地呢？人人都想分到好地。
“是，老爷，”退伍士兵说。
其余的人都不作声。
“因此事情并不象看起来那么简单，”聂赫留朵夫说。“这一层不光我们在考虑，许多人都在考虑。有一个叫乔治的美国人想出了一个办法。我同意他的意见。”
“反正你是东家，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有谁拦着你？你作主就是了，”怒容满面的老头儿说。
这种插话使聂赫留朵夫感到很窘，但他高兴地发现，对这种插话感到不满的，不止他一个人。
“等一下，谢苗大叔，你让他把话说完，”明白事理的农民用威严的低音说。
他这番话使聂赫留朵夫得到了鼓励，他就向他们说明亨利·乔治的单一税方案。
“土地不属于任何人，土地属于上帝，”他讲道。
“对，这话不错，”有几个人同声回答。
“土地都是公有的，人人享有同等权利。土地有好有坏，人人都想得到好地。那么，该怎样分才公平呢？该这么办：凡是分到好地的人就该按地价付钱给没有土地的人，”聂赫留朵夫自问自答。“但究竟谁应该付钱给谁，很难确定；再说村社公益事业也需要筹款。因此得这么办：凡是分到土地的人，都要按地价付钱给村社作各种用途。这样就公平合理了。你想要土地，就得付钱，好地多付些，坏地少付些。你不要土地，就不用出钱，公益金就由拿到土地的人替你付。”
“这样可合理了，”砌炉匠动动眉毛说。“谁的地好，谁就多出钱。”
“那乔治倒是个有头脑的人，”相貌端正、胡子鬈曲的老头说。
“但价钱要大家出得起才好，”高个儿农民声音低沉地说，显然已预见到下一步的问题。
“价钱不能定得太贵，也不能太便宜……要是太贵，人家付不起，就会亏空；要是太便宜，相互买卖，就会拿土地做生意。我在这里就是要把这件事办好。”
“这话很对，这话有理。行，这样办很好，”农民们说。
“他的头脑行，”肩膀宽阔、头发鬈曲的老头又说。“那个乔治！想出来的主意多好。”
“那么，要是我希望弄到一块地，该怎么办？”管家笑嘻嘻地说。
“要是有空地，您就自己拿去种吧，”聂赫留朵夫说。
“你要地干什么？没有地你也够饱的了，”眼睛含笑的老头说。
会议到此结束。
聂赫留朵夫把他的建议又说了一遍，但并不要他们当场答复，而是劝他们同大伙商量商量，再来给他答复。
农民们说他们会去同大伙商量，然后再给他答复。他们同东家告了别，心情激动地走了。他们响亮的说话声，久久地从大路上传来，越来越远。但村子里农民们的谈话声从河上传来，一直到深晚。
第二天，农民们没有干活，都在讨论东家的建议。全村分成两派：一派认为东家的建议对他们有利，没有危险；另一派认为其中有诈，但不知道诈在哪里，因此疑虑重重。不过到第三天，大家都同意东家的建议，走来向聂赫留朵夫宣布整个村社的决定。在接受东家建议上，有个老太婆的一番话起了作用。她说东家在考虑他的灵魂，他这样做是为了拯救灵魂。老头儿们同意她的话，这就打消了对东家行为有诈的忧虑。聂赫留朵夫在巴诺伏逗留期间施舍了不少钱，这也证实老太婆的解释有道理。不过，聂赫留朵夫在这里施舍钱财，起因是他第一次看到本地农民贫穷和困苦的程度，大为震惊，因此虽然知道施舍是不合理的，还是忍不住散发了一些钱。目前他手头的钱特别多，因为收到了去年出售库兹明斯科耶树林的钱，还有出卖农具的定金。
老百姓听说东家对求告的人都给了钱，顿时就有许多人从附近各村赶来求他帮助，其中主要是妇女。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该按什么原则行事，该周济谁，该给多少。他觉得既然他有的是钱，就应该周济那些确实很穷的求告者。不过，有求必应却是没有意思的。摆脱这种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一走了事。他就赶紧离开这地方。
在巴诺伏逗留的最后一天，聂赫留朵夫来到正屋，清理房子里的杂物。在清理时，他在姑妈那个配着狮头铜环的红木旧衣柜底下抽屉里找到许多信件，里面夹着一张几个人合拍的照片，上面有索菲雅姑妈、玛丽雅姑妈、做大学生时的他和卡秋莎。卡秋莎显得纯洁、娇嫩、美丽、生气勃勃。从正房的杂物中，聂赫留朵夫只取走了信件和这张照片。其余的东西都让给了磨坊主。磨坊主通过笑嘻嘻的管家的介绍，以十分之一的价钱买下这些东西，包括巴诺伏的正屋和全部家具。
聂赫留朵夫回想他在库兹明斯科耶时怎样舍不得放弃财产，感到奇怪：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思想。现在他越来越感到放下包袱的轻松愉快，并且象旅行家发现新大陆那样觉得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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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聂赫留朵夫这次回城，觉得这个城市特别新奇。傍晚，他在一片光亮的街灯下从火车站回到寓所。个个房间里都还有臭樟脑的气味，阿格拉斐娜和柯尔尼都疲劳不堪，满腔怨气，甚至为收拾衣物吵架，而那些衣物的用处就在于挂出来晾一晾，透透风，再藏起来。聂赫留朵夫的房间没有被占用，但也没有收拾好。许多箱子堵住通道，进出房间不便，因此聂赫留朵夫这时回来，显然妨碍了出于奇怪的习惯而在这里干的活。聂赫留朵夫以前也参加过这类活动，但农村的贫困在他头脑里留下深刻印象，他觉得这种活动显然是荒唐的，因此十分反感。他决定第二天就搬到旅馆去住，听凭阿格拉斐娜收拾衣物——她认为这是必要的，——直到他姐姐来了，再由她最后清理房子里的全部东西。
聂赫留朵夫第二天一早就离开这所房子，在监狱附近随便找了一家简陋、肮脏的带家具公寓，要了两个房间，吩咐仆人把他从家里挑出来的东西搬到这里，自己就去找律师。
外边天气很冷。在雷雨之后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春寒。天那么冷，风那么刺骨，聂赫留朵夫穿着薄大衣觉得身上发冷，就不断加快步伐以暖和身子。
他回忆着农村里的各种人：妇女、孩子、老人，他们的贫穷和困顿（他仿佛第一次见到似的），特别是那个模样象小老头、乱蹬着两条没有腿肚的细腿、一味苦笑的孩子。他情不自禁地拿农村的情形同城里的景象作对比。他经过肉店、鱼店、服装店，看到那么多肥头胖耳、衣冠楚楚的老板，不禁感到惊奇，仿佛第一次看见似的，因为这样的人乡下一个也没有。这些老板显然满心相信，他们千方百计哄骗不识货的顾客，不是什么坏事，而是十分有益的活动。在城里，丰衣足食的还有臀部肥大、背上钉有钮扣的私人马车夫，头戴饰丝绦制帽的看门人，头发鬈曲、身系围裙的侍女。特别显眼的是那些后脑勺剃得光光的出租马车夫，他们伸开手脚懒洋洋地靠在轻便马车上，鄙夷而好色地打量着过往行人。聂赫留朵夫看出这些人都是乡下人，他们丧失了土地，因此被迫进城。这些乡下人中间，有的善于利用城市条件，过起上等人的生活来，并且扬扬自得。但有的在城里过的生活比乡下还不如，因此也就更加可怜。聂赫留朵夫觉得那些在地下室窗口干活的鞋匠，就是这种可怜人；还有那些洗衣女工也是挺可怜的，她们身体干瘦，脸色苍白，披头散发，露出瘦胳膊，在敞开的窗前熨衣服，而从窗子里不断冒出带肥皂味的蒸汽。聂赫留朵夫遇见的两个油漆工也同样可怜，他们系着围裙，赤脚套看破鞋，从头到脚都沾满油漆。他们把袖子卷到胳膊肘以上，露出晒得黑黑的筋脉毕露的胳膊，手里提着油漆桶，不住地相互对骂。他们的脸色显得疲劳而愤怒。运货马车夫，一身灰土，脸色乌黑，坐在大板车上摇摇晃晃，也是同样的脸色。那些衣服褴褛、面孔浮肿，带着孩子站在街角要饭的男女，也是这样的脸色。聂赫留朵夫乘车经过小饭店，从窗子里望见里面的人也是这样的脸色。那儿，在几张摆满酒瓶和茶具的肮脏桌子之间，穿白衣服的堂倌正摇晃着身子，来回穿梭，桌子周围坐着些满头大汗、脸色通红而神情呆滞的人，嘴里又嚷又唱。有一个人坐在窗口，皱起眉头，努出嘴唇，眼睛呆呆地瞪着前方，仿佛在拚命回想什么事。
“他们聚集在这儿干什么呀？”聂赫留朵夫想，不由自主地吸着由寒风送来的灰尘和空气中新鲜油漆的刺鼻味儿。
在一条街上，一队运载铁器的货车在坎坷不平的路上发出可怕的隆隆声，追上了他，震得他脑袋和耳朵作痛。他加紧步子，想赶到货车前头去。在这铁器的隆隆声中，他忽然听见有人在叫他的名字。他停住脚步，看见前方不远处有一辆轻便马车，车上坐着一个军官，容光焕发，肤色滋润，留着两端翘起的八字胡子，胡子上涂过油。他热情地向聂赫留朵夫招招手，笑得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
“聂赫留朵夫！是你吗？”
聂赫留朵夫起初感到很高兴。
“啊！申包克！”他快活地说，但他立刻明白，根本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这就是当年到聂赫留朵夫姑妈家去过的申包克。聂赫留朵夫好久没有见到他了，不过听说他尽管一身是债，从步兵团调到了骑兵队，却不知凭什么法术始终待在有钱人圈子里。
他那志得意满的神气证明了这一点。
“啊，碰到你真是太好了！我眼下在城里一个熟人也没有。哎，老兄，你可见老了，”申包克跳下马车，挺挺胸说。“我是从你走路的样子认出你来的。喂，咱们一起吃饭去，怎么样？你们这儿哪家馆子好些？”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奉陪，”聂赫留朵夫回答，一心想尽快摆脱这个朋友而又不至于得罪他。“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他问。
“有事啊，老兄。有关监护的事。我现在当上监护人了。在管理萨玛诺夫的产业。说实在的，他是个财主。他得了脑软化症。可他有五万四千俄亩土地呢！”他神气活现地说，仿佛他自己拥有这么多土地。“他那份产业糟蹋得厉害。土地全都租给了农民。可是他们一个钱也不交，欠款就达八万多卢布。我去了一年就改变局面，让东家增加收入百分之七十。你说怎么样？”他得意扬扬地说。
聂赫留朵夫想起，他听人说过，申包克因为荡光了家产，还欠下一屁股债，这才通过特殊关系，当上一个挥霍成性的老财主的产业监护人。现在他就靠这种监护工作过活。
“怎样才能摆脱他而又不至于得罪他？”聂赫留朵夫一面想，一面瞧着他那张容光焕发、胡子抹油的胖脸，听着他亲切地谈论哪家饭馆的菜好，吹嘘他搞监护工作的本领。
“嗯，咱们究竟到哪儿去吃饭呢？”
“我可没工夫，”聂赫留朵夫瞧瞧表说。
“那么还有一件事。今天晚上赛马。你去不去？”
“不，我不去。”
“去吧！我自己现在没有马。但我总是赌格里沙的马。你记得吗？他养着几匹好马。你就去吧，咱们一块儿吃晚饭去。”
“晚饭我也不能吃，”聂赫留朵夫微笑着说。
“嘿，这是怎么一回事？你现在上哪儿去？要不要我送你去？”
“我去找个律师。他住在这儿，拐个弯就到，”聂赫留朵夫说。
“噢，对了，你在监狱里忙什么事吧？你在替坐牢的人说情，是吗？柯察金家的人告诉我了，”申包克笑着说。“他们已经走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倒说说！”
“对，对，这都是真的，”聂赫留朵夫回答，“但街上怎么好说呢！”
“是的，是的，你一向是个怪人。那么你去看赛马吗？”
“不，我没空去，也不想去。请你不要生气。”
“嗐，生气，哪儿的话！你现在住在哪儿？”申包克问，忽然脸色变得严肃起来，眼神停滞，眉头皱起。他显然想回忆一件什么事。聂赫留朵夫看到他脸上有一种迟钝的表情，同他刚才从饭店窗口里惊奇地望见的那个皱起眉头、努出嘴唇的人一模一样。
“天好冷啊！是吗？”
“是的，是的，很冷。”
“我买的东西在你车上吗？”申包克转身问马车夫。
“嗯，那么再见。遇见你真是高兴，真是高兴，”申包克说，接着紧紧地握了握聂赫留朵夫的手，跳上马车，把他那只戴白麂皮手套的大手举到红润的脸庞前，挥了挥，照例露出白得异样的牙齿笑了笑。
“难道我原来也是个这样的人吗？”聂赫留朵夫一面想，一面继续往律师家走去。“是的，我原来还不完全是这样，但很希望做个这样的人，这样过上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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