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在《怀念萧珊》中深情地写道：“我按期把骨灰盒接回家里。有人劝我把她的骨灰安葬，我宁愿让骨灰盒放在我的寝室里，我感到她仍然和我在一起。她的结局将和我的结局连在一起。”这几句朴素的语言凝注着巴老对妻子萧珊30年风雨与共的深深的爱。这对伉俪结缘于文学，是对文学的执着追求使他们走在一起的。
1930年代巴金小说《家》的出版，赢得了广大读者的瞩目，特别是《爱情三部曲》出版后，巴金经常收到读者的来信，其中不乏年轻的女士，很含蓄地向他表示爱意。当时的巴金还没有将自己的婚事提到人生日程。只是出于作家对读者的感谢的心情，给读者写回信。在来信中有个署名“一个十几岁的女孩”的读者，给巴金留下深刻的印象。巴金觉得这个女孩很单纯、热情，和她保持了大约半年的通信关系。有一次她来信说：“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见面谈呢？”信中提出与巴金见面的请求，约定了时间和地点，还附上了一张这个女孩给他照片，背面写着：“给我敬爱的先生留个纪念 阿雯 1936.8.6”。这个叫“阿雯“的女孩就是后来的萧珊。因为她在兄妹中排行第三，1941年她在西南“联大”学习时，她们宿舍住着三个女孩，她年龄最小，两个师姐管她叫“小三”，后来就取其谐音“萧珊”为笔名了。
按着约定，巴金如期履约，来到新亚饭店。他们一见如故，谈得十分融洽，一点也不拘束。就连不善言辞的巴金也觉得谈得很开心。在交谈中，萧珊告诉巴金，她叫陈蕴珍，很喜欢文学，曾用“程慧”的笔名发表过作品。当时正在上海爱国女中读高中。她特别喜欢巴金的小说，对他的小说里的人物很有感触。她告诉巴金，她父亲是上海泰康食品公司的大股东，思想很古旧，处处限制她，不让她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她对巴金说：“李先生，我真想像觉慧那样离开这个古板的家庭，自己闯出一条路来！”巴金马上安慰这个18岁的女孩说：“你还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应该多读书，增长知识与才干，才能在社会上立身。”巴金的诚挚教导，使萧珊感到他们间的感情距离更近了，便寻找更多的机会与巴金会面。在交往中他们成为无所不说的忘年朋友。
有一次，她来找巴金，说她父亲准备把她嫁给一个富家子弟，问巴金她该怎么办？巴金虽说很喜欢这个女孩，可是他们的年龄相差14岁，觉得应该给予萧珊更多的选择机会，就说：“你的终身大事，还得你自己决定。”这句违心的话，使得萧珊很伤心，她没有料到巴金竟然会这样回答她。巴金的邻居见萧珊哭哭啼啼地离开了巴金家，就去问巴金怎么不就此成全了自己的婚事？巴金说：“我的意思是让她考虑，要是愿意和我生活在一起，我是没有意见的。”巴金的表白，很快就传到萧珊的耳朵里，两个人的心意相同，往来更为频繁，感情进一步升华。萧珊经常到巴金住所帮助巴金处理家务事。
淞沪战争爆发后，巴金与靳以到广州筹办文化出版社广州分社。同年萧珊高中毕业后，也来到广州，协助巴金工作。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巴金与萧珊撤退到桂林。第二年，巴金送萧珊进入西南“联大”读书，自己回到上海继续写他的小说《秋》。当时，巴金老家人口多，负担重，原来是他的三哥和他一起承担家里的生活费用。如今在战乱时期，只得依靠巴金提供生活费用，因此巴金拼命写书、译书和编书，大部分的收入都寄到四川老家，结婚的费用就显得捉襟见肘了。于是他跟萧珊商量，要她再等一二年结婚。到1944年，巴金已经40岁了，萧珊也27岁了，不能再拖了，他们就在5月8日来到贵阳花溪租了间房，举行了婚礼。
“文革”期间，巴金被关进“牛棚”，萧珊也被揪到上海文联，参加陪斗。她为了保护巴金，挨了红卫兵的铜头皮带的抽打。平时还要在人们歧视的眼光下扫大街。最终她不堪忍受折磨病倒了，患上直肠癌，于1972年8月病逝。她的死，犹如晴天霹雳，给巴金很大的打击和刺激。巴金将萧珊的骨灰盒放在自己的卧室里，床头放着萧珊翻译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作品。为了怀念爱妻萧珊，他写了《怀念萧珊》、《再忆萧珊》、《一双美丽的眼睛》等散文，深情地回顾了他与萧珊的交往和对萧珊的无限怀念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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