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生于1893年，原名梁焕鼎，字漱溟。广西桂林人，现代新儒家的开山鼻祖。他是元朝宗室帖木儿的后裔，出身于官宦家庭。中学毕业后，报考北大，没有被录取，后在《民国报》当编辑和记者时，开始对佛学产生兴趣。1916年9月，23岁的梁漱溟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引起了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注意，遂于1918年将仅有高中学历的梁漱溟聘为讲师，后又聘为教授，主讲《印度哲学》。
当时，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北大学生更是领风气之先，对打倒孔家店早已深入人心。可是梁漱溟的第一堂课就宣布说：“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不做旁的事。”学生们对这位初出茅庐的讲师却很客气，并没有像对待辜鸿铭那样起哄，反而吸引了很多学生前来听他的课。这样，他在北大一呆就是七年。
梁漱溟的学术思想，是将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它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并坚信儒学是振兴东方文明和拯救西方文明的良方。
同为国学泰斗的冯友兰比梁漱溟年幼两岁，1918年冯友兰在北大哲学系读三年级时，梁漱溟则给他们讲授印度哲学。1921年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时，冯友兰正在美国读书，他设法买到一本，读后给老师写了一封长信，很爽直地提出自己的见解，与老师商榷。梁漱溟很重视这位学生的批评，将这封信保存了60多年。冯友兰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工作。冯友兰经过孜孜矻矻的努力，广纳博取，兼收并蓄，继承和阐发了程朱理学的传统，并借鉴了西方近现代哲学的成果，建构了独特的哲学思想新儒学体系，被称作“最后一个大儒”，成为与他的老师声名并立的国学大师。
他们都为构建新儒学做出了贡献，然而，这两位国学泰斗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却鲜少联系，直到他们的晚年才有机会倾心长谈。这除了他们的性格因素之外，还与解放之初的不同处境有关。
建国后，梁漱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1953年在一次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梁漱溟即席发言，认为中共执政以后，工作重点转移大城市，城市个人生活提高很快而农民生活依然很苦。他的即席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毛泽东就不点名地批评了梁漱溟，说他是破坏工农联盟。对这样的大帽子，梁漱溟接受不了，要求与毛泽东交换意见。他们在交谈中并没有解除误会，梁漱溟为他的倔强和书生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此在学坛上几乎是销声匿迹了。
在建国后的冯友兰则随和得多，当时他也像其他的知识分子一样，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毛泽东读了他的来信非常高兴，随即给他写了回信，鼓励他“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得到了尚方宝剑，冯友兰心悦诚服地参加思想改造运动，他的命运之舟就变得一帆风顺了。
在“文革”时期，许多学者都受到冲击，冯友兰却得到了毛泽东的保护，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如果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这种表态无疑是一种护身法宝，不必担心蛮不讲理的红卫兵造反了。而梁漱溟却遭到了红卫兵的抄家，红卫兵们将他家祖宗三代的书籍、字画全都付之一炬，就连朋友赠给他的两部洋装的《辞源》，他央求留下，也未能如愿。
1973年10月在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之际，北大和清华大学的两校大批判组——“梁效”诞生，这个大批判组的顾问就有冯友兰。他一反过去的尊孔转变为批孔，这种180度的大转弯，使他立时成为新型知识分子的杰出典型。按照冯友兰的女儿宗璞的说法，当时她父亲已年近80岁，屈从于政治是为了获得写作空间，以便赶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可是，冯友兰自己却承认当年写配合批林批孔的文章，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的。
这个期间，梁漱溟却没有趁机表现自己，他在一次政协会议上作了《今天我们应该如何评价孔子》的发言：“目前批孔运动中一般流行意见，我多半不能同意。即如认为孔子护卫奴隶制之说，便不合事实。”这种表态难免引起群起而攻之的批判，在结束对他的批判时，让他表态，谈谈体会，他却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样耿直的性格和执着的精神，得到的回报却是他坎坷的命运。
1985年12月4日北大哲学系为冯友兰举行90华诞庆祝会，邀请梁漱溟出席，可是梁漱溟却借故“天气不好，不宜出门”为由予以拒绝。事后，梁漱溟给冯友兰写了封短信，说明没有出席寿筵的原因是因为冯友兰“献媚江青”，但是“如到我处来谈，则当以礼相待”。1985年12月24日，冯友兰造访梁漱溟，这两位老朋友终于会聚到一起。他们谈佛学，谈昔日北大的生活，以及晚年境遇，达到了“相逢一笑泯恩仇”的目的。1988年梁漱溟病逝时，冯友兰发表了一篇悼念文章，充分肯定了梁漱溟以发扬儒学为己任和干预犯颜直谏的精神。这种评价很贴切地体现在他为梁漱溟拟写的挽联中：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
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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