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苏曼殊的交往缘起于创办《新生》杂志。1906年鲁迅弃医从文之后，开始了文学活动。他从仙台来到东京，打算创办一个杂志，取名《新生》，意为“新的生命”。为了筹办杂志，鲁迅想约集几位熟悉文字和绘画的人。
当时苏曼殊因为在国内参与反清活动遭到通缉，逃往日本，住在章太炎办的《民报》内，章太炎和陶成章就举荐了苏曼殊。苏曼殊擅长绘画、诗文和翻译，正是鲁迅办杂志需要的人才。他们一见如故，谈话投缘，就共同着手《新生》的筹备工作。苏曼殊为《新生》绘制了几幅绘画，但遗憾的是，由于资金不到位，编辑好的创刊号却不能出版。鲁迅只好将他与苏曼殊为《新生》所准备的文章和图画，推荐给同盟会河南分会创办的《河南》杂志上。像鲁迅的《人间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等，以及苏曼殊的几幅水墨画都是因为《新生》没有办成，在1907年到1908年的《河南》杂志上陆续刊出的。
鲁迅与苏曼殊的友谊，还与英国诗人拜伦有关。苏曼殊是我国第一位翻译介绍拜伦诗作的人，他曾用古体诗形式翻译过拜伦的《星耶峰耶俱无生》、《赞大海》、《去国行》、《哀希腊》、《答美人赠束发带诗》等诗作。鲁迅对拜伦的诗也很喜欢。他在1907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中，就热情地讴歌了“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西方诗人，尤其是对拜伦的生平与创作介绍得更为详细。鲁迅敬仰拜伦，认为他的诗“力足振人，语有深趣”，对本国的思想文化产生深刻影响，也寄望能对中国读者产生影响。这一点正是与苏曼殊喜欢、译介拜伦的诗是不约而同的。正是这种共同的革命旨趣，鲁迅在为文时曾几次提到苏曼殊，给与他很好的评价。
对于苏曼殊的文学创作，鲁迅一直很关注。1935年他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作的序言中，在总结“五四”前的文言小说创作成就时，鲁迅首先提到的代表性的作家就是苏曼殊。
1918年5月苏曼殊病逝于上海，终年35岁。十年后，在苏曼殊的墓碑前，有人冒名鲁迅题写了一首很拙劣的悼念苏曼殊的诗，鲁迅得知非常生气，马上写了《在上海的鲁迅启事》一文，揭穿骗局，说明真相。在这篇短文中，鲁迅称比自己小三岁的苏曼殊为“曼殊师”。并特意指出诗中的“待到它年随公去”，是自己“梦里都没有想到过”的。这就反映出鲁迅尊敬苏曼殊，他们间也有着很好的友谊，但是鲁迅对苏曼殊的“畸言怪行”和放荡不羁并不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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