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对中国现代文学苦难母亲形象的人性审视
作者：闵建国
关键词：母性书写人性审视文化内涵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母亲的形象丰富多彩，但最能深刻地烙印在读者脑海里的是定位在家庭关系和家庭生活中的深受父权制度压迫的苦难母亲形象系列。她们是一个与多舛命运抗争的母性群体。在经历苦难的过程中，或体现出无私奉献、忘我牺牲和仁慈厚爱等优秀品质，或表现出自私冷漠、卑微低贱与残酷可怕的丑恶行径。因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苦难母亲形象是丰富多面立体的。尤其是它颠覆了传统文化中关于母性的神话，使我们感到了母性不是神性，也不是德性，而是人性的一部分。人性的善良、恶劣、崇高、卑鄙、扭曲等在她们身上进行了充分、真实的展露，显示出丰富的文化意蕴和复杂的人性内涵。
母性圣像膜拜与人性残缺
完美的人性在于本我、自我、超我的相互协调、共生共荣。可是从人类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传统形成以来，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母性”就被赋予了无私奉献、忘我牺牲和仁慈宽厚这样的社会人格。特别是在中国，母性既承担着生儿育女的本性角色，又承担着社会的伦理责任，因而，“母爱”被视为人生的最大完满。在这样的文化积淀下，中国人心目中自然形成了鲜明的崇母倾向，尤其是对苦难中的圣母形象，人们更加顶礼膜拜，作家们也为它谱写了一首首赞美诗。但是，这些母性又被置于受支配的附属地位，她们是以丧失自我的主体性来换取天伦之乐和儿女亲情的。她们为了儿女委曲求全，克己苟安，逆来顺受，存在着人格价值判断上的倾斜与人性的贫困和简陋。
凌叔华的小说《杨妈》中的主人公，丈夫早丧，她从农村来到城里当佣人，挣钱养活儿子。她没有过高的理想和追求，能做和想做的，就是尽母亲的责任。从杨妈身上，我们感到了人性之纯、之美。但儿子非常地不争气，既不肯读书，也不愿做事，而且还常常惹是生非，与流氓为伍，最后干脆弃母而去。就是这么一个儿子，杨妈却深深“痴爱”着，对儿子终日的牵挂和无尽的思念使她形销骨立，最终竟不顾体弱多病，去道听途说的远方寻找儿子，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对于中国的母性来说，由于男权的全面压迫，造成了母性被奴化的现实，而这种现实又造成了母性自身的自我奴化和自我压抑，从而把一种外在的社会压力变成了一种内在的自我约束力。所以，在杨妈看来，她活着一点都不为自己，仅仅是为了儿子。她只有通过对儿子的爱，才能彰显自己的存在，才能确立自己生存的价值。母爱变为母性生存的惟一的意义，母性使她再也分不清自己和儿子。因此，她为了儿子，卑躬屈膝，失掉自我，成为儿子的影子。殊不知，这种盲目的母爱，不仅造成了母亲人性的残缺，也构成了对儿子成长的伤害。它由此带给我们的思索是沉重的。母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女性的存在价值？这种彻底抛弃自我、丧失母性客体存在的母爱背后，分明笼罩着“夫死从子”的传统纲常的浓重阴影，这无疑是女性成长途中的障碍，是一种维护旧秩序的退步力量。
《大堰河——我的保姆》集中描写了作者乳母一生的悲苦经历。她为了养家，替地主家奶孩子，在她身上，再清楚不过地体现着阶级性渗透在人性之中从而呈现出来的对立统一状态。屈辱苦痛的生活并没有麻木她的心胸，那里面一直隐蔽着一种人性的光辉。所以，她完全把地主家的孩子当做自己的孩子关爱，甚至比对待自己亲生的孩子还要无微不至。她的母性之美也由此显得更加耀目，爱在她身上，是那样的博大、深厚、永久、实在！所以，作者将她升华为大地般的母亲形象，诗人的思想感情也由对大堰河个人的感恩上升到对苦难深重的农村妇女和大地母亲的拥抱。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大堰河的赞美，并不是尽情的放歌，而是饱含着人性的深刻反思。作者是以一个现代人的眼光观照这位伟大的母亲的。不仅看到了她的神圣，也看到了她的“紫色的灵魂”，令人悲哀的灵魂。那就是她用笑迎接着压榨，奉献中夹杂着苟安，善良中混合着愚昧，母性中没有女性生命意识的流动与飞扬，更难感受到发自母性内心深处的颤栗与呐喊。这其实质是与封建“妇德”同构的，暴露整个父权制的社会如何歪曲了母性，如何压迫了母性的问题。
母性神话颠覆与人性本能
凡是人都有人性，而人性辩证地看都是有对立的两个方面的。即伟大、崇高、善良与渺小、卑鄙、恶劣。作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这二者在很多时候往往是同时存在的。那么，作为真正意义上存在的母性，她们自然不仅有为他人奉献的高贵品质，也有作为“人”所具有的一切杂念和情欲，如果社会过分地强调了她们的奉献和牺牲，责任和义务，她们的灵魂就会在人性的两个方面发生强烈的冲突。最终在人性本能的驱使下，她们会不顾一切地颠覆母性的神话，展示人性的固有原貌，形成一个将崇高与卑鄙结合在一起的混合母体。
《月牙儿》中的母亲曾是一位温顺、善良、吃苦耐劳的女性。她忠于丈夫，疼爱自己的女儿。但丈夫的突然死亡，使她陷入了苦难的深渊。在艰难的困境中，她承担起了养活女儿的重担。生活的重压，迫使她迈入了改嫁的门槛。可是没有几年，后夫又不知去向。看着还没有成人的女儿，她百般无奈，最终被迫走上了卖淫的道路，希望能用牺牲自己的肉体把女儿救出去。
然而，她救不了女儿，也救不了自己。在历经忧患、饱受欺凌的过程中，她人性中占主导地位的善与美逐渐被消磨，恶与丑的成分则不断滋长。于是，她违背了传统的伦理道德，用一种补偿的心理规劝女儿用与自己同样的方式去挣钱。以前是母亲出卖肉体养活女儿，现在轮到女儿出卖肉体养活母亲。所以，女儿在出卖肉体的屈辱中希望母亲给点安慰，可“妈妈连这个都忘了”，“似乎一点也不以这种生意为奇怪”。女儿告诉母亲，自己有了病，希望母亲劝女儿休息几天，母亲没有这样做。女儿问母亲：“我们老干这个吗？”母亲没言语。母亲“是饿怕了”，在她看来“什么母女不母女，什么体面不体面，钱是无情的”。因此，当女儿接客时，“她就自居为仆人，可是当客人给少了钱的时候，她张嘴就骂”。她告诉女儿，“能多弄一个是一个”，“她不顾一切的单单站在钱上了”，她的心也“渐渐的老得和钱一样的硬”。金钱成了母亲生存的惟一支柱和追求目标。那么，在这种于生存的本能之上建立起来的价值体系之中，母亲自然忘乎了母女亲情，忘乎了钱是以女儿的屈辱和人格为代价的。母性中的残酷与可怕无情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所以，作者的高明就在于他没有局限于将小说中的母亲简单塑造成封建社会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形象，还将笔端伸向母性的人性本能世界，生动、真实地展示了母性性格裂变的过程。这一人性的原貌更加强小说中母亲形象的悲剧力量。
《原野》中的焦母与儿子也属于寡母抚孤类型。她对儿子焦大星的爱也是刻骨铭心的。在她的世界里只有儿子，并将因丈夫去世而失去依托的一分情感，叠加在原有的母爱上，一起浇注给儿子。因此，这分情感具有了强烈的排他性。她曾恶狠狠地对儿媳金子说：“儿子是我的，不是你的。”“我就有这么一个儿子，他就是我的家当，现在都叫你霸占了。”于是这种强烈的占有欲和排他性的母爱成为一把利剑，直劈儿子和儿媳的幸福。她嫉妒儿子和儿媳之间的男欢女爱，不仅对金子的言行举止进行挑剔，而且妄图用迷信的办法把金子“咒死”。
这种家庭悲剧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它根源于人的感情欲望本能，是人性本身的矛盾，即超我、自我、本我之间的矛盾，及人性与社会、道德秩序与理性法则之间的冲突造成的。所以《原野》所表现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婆媳之争，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是非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它表现的是一个深刻的人性主题。它写出了焦母人性本能中具有的可怕的情爱力量和基于爱而产生的憎的力量！它写出了焦母陷入了一个连自己都无法直面的人性困境：就因为她爱儿子，她才如此地仇恨儿子爱着的女人。正是这种对儿子的“极爱”，转化成了对儿媳的“极恨”，在和儿媳无休止的感情争斗中，逐渐暴露出人性的丑陋，表达了作者对人性本质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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